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省心，谥文忠，人称李中堂[注 1]、李傅相[注 2]。清朝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建立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因其尽忠辅清，才干了得而闻名。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中国近代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历经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在经济上与英国的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私人来往[1]，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2]。有研究认为李鸿章属于亲大英帝国的派别[3]。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 李鸿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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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李鸿章，1896年 | ||
大清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晋一等肃毅侯赠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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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位 | 肃毅伯，赠一等侯 | |
| 籍贯 | 安徽省合肥县 | |
| 族裔 | 汉族 | |
| 字号 | 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 | |
| 谥号 | 文忠 | |
| 出生 |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 1823年2月15日 大清安徽省合肥县 | |
| 逝世 |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1901年11月7日（78岁） 22x20px 大清顺天府 | |
| 配偶 | * 元配：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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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 | * 祖父：李殿华 | |
|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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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生平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二云[注 3]：
| “ |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
”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人，会试落第，在曾国藩府补习受教[4]；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创建淮军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西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以传播拜上帝教为途径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从广西一隅经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武装八旗绿营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严刑重赏来阻止文武百官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同年年底太平军攻破舒城，吕自杀。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封道台。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颇无规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龢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龢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怨，日后翁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战争，一败涂地[5]。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乃以此为基础）。李鸿章及淮军五虎将、援军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与湘军一起包围太平天国。
李鸿章率领淮军和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协同，1863年1月，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投降后，清军接连攻陷太仓、昆山，包围了苏州。12月，郜永宽叛变杀谭绍光投降，攻克苏州。1864年5月，淮军在常州与陈坤书率领的太平军激战，11日攻克常州。后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因功加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坐镇北洋
天津教案曾国藩处置失利，去职，被大量官民指责为“曾国贼”。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洋务运动
北洋水师
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6]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道尹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年至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机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天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7]，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8]“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9]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运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10]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10]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批准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1]）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甲午战争
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水师的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晚清用1600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5%即80万两白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3]，李凤苞回辩说，这80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
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注 4]。在陆地上，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督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1894年中日对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机关炮244/294，鱼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铁甲舰2/0，装甲巡洋舰3/1，防护巡洋舰3/8[12]。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军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丰岛海战中济远舰一枚150mm火炮击中海面被海水反弹后穿过吉野舷窗[13]，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经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的查证，麦氏不过是个拖船驾驶）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4]。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经锺琳的分析，认为由于徐到威海视察已经离大东沟海战三个月，并不能确证折中的炮弹数目就都是战前运到的，再加上国产炮弹质量低下，药包引信与弹不能配齐“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等因素。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弹药不足确实是客观的后勤不力造成，不存在“海战中弹药短缺而大量的炮弹却堆在基地里”的事。[15]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之后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9月23日李上折请求将1888年以建海军名义筹集来，实际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园基金的“海军巨款”260万两拨下，得到其中150万两[注 5][注 6]。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购买20门速射炮，但是没有资金，李鸿章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战时还未安装到位。这时北洋舰队每年得款仅130万两，亏空70万两仅能勉强运营[16]。戚其章认为之所以换装速射炮迟迟不能落实根本原因是李自己确定了缓行的方针[17]。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萧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18]然而慈禧内侄称，修园的费用只是十年间花五百万两[19]。
传统说法常认为李指示给丁要“避战保船”，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偏颇和误传，如9月28日电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20]。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21]。而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注 7]。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22]梁启超则说“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马关条约
李鸿章委任争执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宗室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由于日本拒绝张荫桓和邵友濂为谈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遇刺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清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清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战争到底。
《马关条约》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贼罪名。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馀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而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肃”字[23]；但事后由于条约过于苛刻以及损害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于是三国联手干预，逼日本修改条约“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在“退还”的同时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白银赔款，很多人因此事指责李鸿章没有利用列强矛盾作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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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欧美
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24]，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他在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抨击了排华法案。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
李鸿章出使俄国
1896年4月30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李鸿章出使德国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出访，居住于柏林的凯撒大旅馆。于14日晋见了德皇威廉二世。15日李鸿章应德皇的邀请，参加德国国宴，随后参观了德国军队。 这时德国医生建议李鸿章去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此于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参加中日谈判时，被日本的刺客小山丰太郎暗枪击中左脸所留）。李鸿章亲眼在一张胶片上看见了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嵌在他左眼下的骨头上，因此大感兴趣（手术因为风险高而没有进行），并为这项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6月27日，李鸿章到德国汉堡拜访了已退休的俾斯麦。 李鸿章访问德国期间，受到德商的青睐，许多德商都希望能进一步开拓市场。
中俄密约
甲午战败，李鸿章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与沙皇俄国签署《中俄密约》，权衡之下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
时任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为此报请沙皇批准成立三百万卢布所谓“特别基金”，以抵补和授给中东铁路授让权有关费用[25]，该基金又被称为“李鸿章基金”。但之后由于维特的阻扰李鸿章仅得到小部分款项，维特的回忆录否认在圣彼得堡谈判时行贿，但未说明之后是否行贿[26]。直到1901年（中俄密约签订五年后）维特仍然在打电报给驻北京全权公使指示协定缔结后可再打五十万卢布给李鸿章[27]。时任俄罗斯陆军大臣的库罗巴特金也在日记中说维特收买了李鸿章[28]。马文忠则认为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29]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庚子之乱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北京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30]，试探光绪、慈禧两宫万一殉难之后，可能政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廷利益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著作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自我评价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31]
正面评价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孙文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
梁启超则说：“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32]。
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33]
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34][注 8]
负面评价
李鸿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龢长期不和。翁同龢曾出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鸿章，被李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回击。
1895年因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籍的士绅打算拥清抗日，爆发了乙未战争，随即败于日本。台湾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战争后写下一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两句意在讽刺李鸿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北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说法曰，刘赶三小名“羊三儿”，故讹传为“杨三”。也有说法是“杨三”指的是，苏州籍的名丑杨鸣玉。
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35]。
李鸿章访问德国，会见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问他：“你当了一辈子的中国宰相，告诉我，你有甚么足以自傲的政绩？”李鸿章就说，他怎样领导军队剿灭了太平天国和造反的捻匪。据梁启超记述，俾斯麦听了通过翻译告诉李鸿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过，我们欧洲人却认为，打仗要战胜外族人才是功劳；国内自相残杀来保持一国的稳定，我们欧洲人不拿出来谈。”[注 9]虽然俾斯麦的威望始于以武力统一德意志。俾斯麦又听李鸿章说自己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后，说“我却难以被称为‘欧洲的李鸿章’”；这话其实是在讽刺李鸿章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等其耻大辱，俾斯麦岂敢以“欧洲李鸿章”自居。
中立评价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中国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 [36]
后代
李鸿章死前，遗产都分给了后代，外孙张志沂（作家张爱玲父亲）得租界洋楼八幢，金银无数。张沂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李经毓，早年夭折。周氏于1861年病故。
李鸿章年已不惑却无子，六弟李昭庆把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其长子。李经方后任驻日本公使、邮传部左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继室夫人赵小莲，生子李经述。李鸿章死后，李经述继承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但因悲痛无比，不久就去世[37]。李经述有儿子李国杰。
李鸿章侧室莫氏生三子，李经远、李经迈、李经进。其中只有李经迈成年，后任清驻奥地利大臣、民政部右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三个女儿，其中李菊藕嫁给张佩纶填房，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是他们之孙女。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山东潍县的同知郭恩垕、江苏宜兴的主事任德和。
其他
- 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伊藤博文自传》）。但同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为当时空前苛刻之条约，签订后连其他列强都无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让出辽东半岛。
-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他早年近午才起床，一度被曾国藩责备）。每天6、7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38][39]
- 李鸿章与左宗棠素来不和，左宗棠未曾考取进士、选为翰林，死后谥号不能有“文”字。曾国藩谥为“文正”，左宗棠曾经消遣道：“曾公谥为‘文正’。我将来岂不是要被谥‘武邪’么？”不但表现其不满，也对自己无法得到“文”字谥号而自嘲。李鸿章听到此语，曾讥讽道：“刘仲璟说燕王百年后，逃不过一个‘篡’字。我说左公百年后，逃过了一个‘文’字。”左宗棠听闻风声，却又无可奈何，竟然在1875年西征时，上表朝廷，表明自己欲回京师参加会试。当时两宫听政的东西太后知道左宗棠的真正想法，于是破格不须考试，直接赐左宗棠为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暂督军务，免回燕京。所以左宗棠殁后才能谥为“文襄”。左宗棠当上军机大臣后，李鸿章私下都称他是“破天荒相公”，此“相公”意为“军机大臣”，在消遣左宗棠只考取个举人，居然做了军机大臣，实在“破天荒”。
- 李鸿章深有谋略，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要打击与左宗棠关系密切的商业钜子胡雪岩，告知上海道道员邵友濂“白银更胜白米，钱根即是命根”，所以“排左必先除胡”，胡囤积蚕丝失利，鸿章命友濂拖欠胡雪岩的款项，胡雪岩只好提领大量白银接应自家的钱庄，终至破产。
- 李鸿章因嗜食鲈鱼，时人送绰号“李鲈”。
注释
- ↑ “大学士”俗称中堂
- ↑ 李鸿章有“大学士”、“太子太傅”衔，被尊称为“傅相”。
- ↑ 此诗后来误传曾国藩除与李鸿章父亲之交情外，又对其在此诗中的才气极其欣赏，被曾国藩认为李有大志。而此诗内容也被讹传为：“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原诗参见：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 ↑ 和湘军一样，淮军近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重要官员均为李鸿章的同乡，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
- ↑ 金一南的文章宣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但这完全是断章取义，这段话出自9月23日的“请添拨备倭饷需折”，里面的内容清楚地说明了这260万两虽然挂名叫海军巨款，但是筹集时是打著海军的名义为建园服务，平时归中央发商生息将利金作为建园用，动用本金需皇帝批准，也正是因为战事恶化李才能申请到其中的一百五十万作为军费。见学术研究1985年03期《建颐和园并未动用海军巨款》和驳所谓“甲午海战中国败北主因：并非慈禧挪用军费”和[1] 。
- ↑ 关于这260万两“海军巨款”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海军筹款而只是为了修园子搞的名义工程，还可参见《河北学刊》1994.04《近代海军建设史上的一场骗局-关于设立海军衙门和宣布北洋海军成军二事的实际意义》。
- ↑ 李鸿章曾对甲午之败作出这样的分析：“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虽然左宗棠死后湘军失势，李鸿章的淮军获得了中国当时绝大部分军事资源，但是实际上可用极为有限（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朝廷的预算都是“三七开”，亦级实用三分，七分则被从中剥削了。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但这种说法可信度很低。
- ↑ 某篇文章将死在明治天皇军队之手的西乡隆盛，说成死在德川幕府军手中的文章（或书本中），这段话不知为何变成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 ↑ “诚巍巍矣！然吾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保一定，欧人所不称之。”
参考文献
引用
- ↑ 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采访大卫罗斯柴尔德
- ↑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 ↑ 3.0 3.1 牟安世《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黎东方：《细说清朝》
- ↑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馀地了。”
- ↑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1—35页。
-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18页。
-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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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10.1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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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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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81jr.org/magazine/html/220/220297.htm[失效链接]
- ↑ 肖一山《清代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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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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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祝勇 《1894，悲情李鸿章》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五页第二段
- ↑ 李鸿章曾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抨击排华法案. 民主与法制时报 (新浪新闻). 2006-07-09 [201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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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3）
- ↑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
- ↑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日涅维奇日记摘编（商务印书馆1976）
- ↑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学术界》2003年第2期）
- ↑ 参见自立军起义
- ↑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 ↑ 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二页
- ↑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p. 27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 ↑ 《维特伯爵的回忆》，维特 著，张开 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1版，p. 40.
- ↑ 罗文兴. 左宗棠批李鸿章：十个法国将军比不上一个李坏事. 凤凰网. [2012-04-25].
- ↑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 ↑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五：（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以哀毁身故。予承袭一等侯，拨补四品京堂李经述列入国史馆孝友传。从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也
- ↑ 李鸿章传
- ↑ 苑书义《李鸿章传》第七章
- ↑ 冀教版历史八上《洋务运动》ppt课件3[最新]http://www.docin.com/p-329530799.html
来源
研究书目
- 刘德郡、朱昌峻 编，陈绛 译：《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影视形象
外部链接
- 李鸿章专题 - 安徽文化网
参见
| 官衔 | ||
|---|---|---|
| 前任： 薛焕 |
江苏巡抚 1862 - 1865 |
继任： 刘郇膏 |
| 前任： 曾国藩 |
署理两江总督 1865 - 1866 |
继任： 曾国藩 |
| 前任： 官文 |
湖广总督 1867 - 1870 |
继任： 李瀚章 |
| 前任： 曾国藩 |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首次） 1870 - 1895 |
继任： 王文韶 |
| 前任： 谭锺麟 |
两广总督 1899 - 1900 |
继任： 陶模 |
| 前任： 荣禄 |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二次） 1900 - 1901 |
继任： 袁世凯 |
- 左宗棠
| 左宗棠 | ||
|---|---|---|
| 李鸿章
| ||
大清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二等恪靖侯加一等轻车都尉赠太傅
| ||
| 爵位 | 一等恪靖伯→二等恪靖侯 | |
| 族裔 | 汉族 | |
| 字号 | 季高、朴存、湘上农人 | |
| 谥号 | 文襄 | |
| 出生 | 1812年11月10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 | |
| 逝世 | 1885年9月5日（72岁） File:Flag of the Qing Dynasty (1862-1889).svg 大清福州府 | |
| 配偶 | 周诒端 | |
| 出身 | ||
| ||
| 经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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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注 1]， 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讨伐太平天国、洋务运动、陕甘回变、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然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后，以钦差大臣之名重整湘军督办福建、台湾海疆防务期间，壮志未酬病逝于福州，享年 73 岁。
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遍读群书，留意水利、农业，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在征讨阿古柏时，光绪帝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人物生平
左宗棠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年）。从小跟随祖父左人锦饱读诗书。[1]
19岁，左宗棠入学长沙城南书院，师从山长贺熙龄，“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2]。博览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收藏的书籍。[1] 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入赘湘潭黄荆坪辰山桂在堂周家，妻周诒端。同年左宗棠捐银钱为监生，后考取举人。此后力图进士，参加会试，三次不中，[1] 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时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他目睹时艰，在其居室为联自励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17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将他视为奇才。[1]后入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
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张亮基三顾茅庐，但左宗棠不愿为其幕客，胡林翼劝了左宗棠一番，左才勉强答应。后来张亮基调往山东，左宗棠就隐居了。骆秉章为湖南巡抚，用尽手法才让左宗棠投效。骆重用左宗棠，对他百依百顺。左宗棠因而在骆幕府中出了名，连咸丰帝都知晓，皇帝于是透过郭嵩焘联系左宗棠，要左氏出来任官，攻击太平军[3]。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克杭州，并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后致力于剿灭东南太平军残部。
1866年，在福州马尾办船厂，也就是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然而该厂从未盈利。
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
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4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破例免予考试，赐封进士﹐并命入翰林，但因大军在外，著原职行事。
1876年，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省开发等预作规划。
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
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重大事件
读书治学
1812年（清朝嘉庆十七年），左宗棠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4]:414岁时，左宗棠跟着祖父在自己家的梧塘书塾读书。[4]:416岁时，左宗棠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9岁时，左宗棠开始学习写八股文。[4]:41
1826年（道光六年），左宗棠参加湖南湘阴县县试，得到第一名。[4]:411827年（道光七年），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得到第二名。[4]:41
1829年（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精研大清历史、地理（包括水利）、军事、经济，并且做了脚注和笔记，当时的八股文学子对他“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4]:41
1830年（道光十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为丁忧而回到长沙府，他曾请魏源编辑了清朝开国到道光的社会现实和经世致用的论文书《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前去贺长龄家请教，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去他家借书，贺长龄亲自登楼梯取书，并且不以为烦，每次左宗棠还书，贺长龄询问左宗棠心得体会“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厌倦”，贺长龄劝告左宗棠“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4]:41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进入南宋张浚、张拭开办的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教书的人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教书讲究“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认识了罗泽南等人，贺熙龄评价左宗棠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4]:42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书院有学子60余人，收入微薄。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途径醴陵，到安化省墓，醴陵县官吏请左宗棠写对联迎接，左宗棠写下“春……公归”，陶澍看到对联极为高兴，于是邀请左宗棠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次日，陶澍带着左宗棠周游醴陵，成为忘年之交，后来成为儿女亲家。[4]:42-43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长沙府开馆授学，女婿陶桄跟其学习，黄冕的3个儿子、周振的儿子周开锡也跟着左宗棠学习。这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回福建养病，林则徐的船从洞庭湖到湘江，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长沙，林则徐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左宗棠前来，胡林翼担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胡林翼给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当时林则徐听说后写信请左宗棠担任云贵总督幕府，但是由于左宗棠长兄的遗子办婚事，同时还要给陶家孩子上课，因为没有前行，“西望滇池，孤怀怅结”。[4]:45左宗棠接到林则徐手下的邀请后写了“湖南举人左宗棠”大红拜帖，匆匆赶到林则徐在湘江的船上，在过板时，一脚踩空，落入湘江，换完衣服，两人乘船在岳麓山下一个僻静的停泊处喝酒畅谈天下大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4]:45左宗棠后来说，“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4]:45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4]:45临别时，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4]:45
平定陕甘回乱
同治陕甘回变是于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战乱和民族仇杀。[5]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失去理智的民族仇杀。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完全镇压。
叛乱在1862年开始，左宗棠在1867年接任陕甘总督前清军处于劣势。左宗棠首先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然后左军进攻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至1869年五月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左军刘松山部等部队继续向金积堡进军，表面上归顺清廷的马化龙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粮尽援绝的马化龙最终于1870年十一月向左宗棠投降，于1871年正月被处死。[6]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6]:117-1181872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6]:119-120白彦虎与陕回残军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1873年九月，甘肃西北部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也接近粮尽，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清军并杀死投降的回军一千多人及城内除老弱妇女外的残馀回民数千人，[6]:123-124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收复新疆始末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钜，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7]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迪化”。如果迪化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迪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迪化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迪化。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迪化、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迪化、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从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8] 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9]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并以新疆的前车之鉴，力谏台湾建省。
1885年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10]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11]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的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并诬告台湾道道员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12]。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近期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13][14]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5]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16]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17]
负面评价
 | 此章节未列出参考或来源。 （2013年7月4日） |
结束西捻之役，重返陕西途中，左宗棠向河南巡抚“引进”了一个名叫穆正春的总兵以帮助他进行和回民之间的沟通，因为这个总兵是穆斯林，由他和回民军进行沟通要容易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措施，然而，这个措施实施起来也有许多难处，左宗棠竟然在给河南巡抚的信中特别强调不能跟此人同行，要求他在自己到达陕西之后再单独前往，以避免引起舆论上的麻烦：
“穆镇请饬其俟弟入关后再来何如？鄙意不欲携之同行者，盖虑秦人误疑弟一意主抚，故带讲款之人回秦也。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尽杀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近时西关外民团竟有纠众杀死回人一家八口之案，并不报官。中丞（署陕西巡抚刘典——引者注）取首从五人尸诸市，而论者谓其袒回，亦可怪耳。”
相关趣闻
自鸣得意
左宗棠年轻时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小亮”等自称，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谐音猪）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18]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敬老
左宗棠与一位高官聊天，正提到一桩涉及一名68岁的老人的刑部官司，左宗棠说：“此人年岁无多，犯不著再纠结官司了罢。”希望能够对老人网开一面，这位高官却开起玩笑来：“您远征天下，杀人如麻，或许也杀过这么老的人啊！”左宗棠拍桌大骂：“你把我当成甚么人？战场上我杀人无数，可从来不杀伤兵、老人，就算是老人犯死罪的，我都还放过他。”说完，拂袖而去。
王八蛋滚出去
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行礼：“吾二品总兵，与汝四品幕僚请安？岂有此理？”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骂曾国藩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军之战时，与曾国藩时常意见相左，两人多所摩擦，所以时常批评曾国藩（曾文正），后来更是进阶到逢人就骂一下曾国藩，以作为抒发，甚至遇到曾国藩的老部下，一样骂曾国藩。薛福成说：“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曾国藩知道时常被左骂，却改编佛教《心经》“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不放在心上。
破格进士
依照惯例，未进入翰林院或内阁者，殁后不得谥号有“文”一字，一般汉人都要考中进士，方有机会入翰林或内阁，就算是翰林或内阁成员，死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文”字谥号，所以“文”字为士大夫必争的谥号。各种“文”字谥号之中，以“文正”为最高。
1872年曾国藩卒，朝廷谥为“文正”，仅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以湖南话对同乡说：“曾公谥为‘文正’。我将来岂不是要被谥‘武邪’么？”不但表现其不满，也对自己无法得到“文”字谥号而自嘲。李鸿章听到此语，曾讥讽道：“刘仲璟说燕王百年后，逃不过一个‘篡’字。我说左公百年后，逃过了一个‘文’字。”
左宗棠听闻风声，却又无可奈何，竟然在1875年西征时，上表朝廷，表明自己欲回京师参加会试。当时摄政的两宫太后知道左宗棠的真正想法，于是光绪帝敕命：“左宗棠破格不须考试，直接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暂督军务，免回燕京。”所以左宗棠殁后谥为“文襄”。
左宗棠当上军机大臣后，李鸿章私下都称他是“破天荒相公”，此“相公”意为“军机大臣”，在消遣左宗棠只考取个举人，居然做了军机大臣，实在“破天荒”。左宗棠逝世时，李鸿章送来挽联：“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颇有相惜之意。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萧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颂“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濬，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弈棋
民间相传左宗棠下围棋的趣事。
左宗棠围棋棋艺高超，少有敌手，有次他在官邸附近，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著：“天下国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过狂妄，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家丁将那块招牌拆掉，但并未跟老人吐露身分。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见老人居然还又悬挂起了那牌子，于是生气，要拆那牌子。老人说：“先试试君艺何如？”左只好跟老人下棋，但是这次竟然三战三败，被打得落花流水。左回家睡了一夜，第二天再去，仍然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进步如此快速？
老人笑著回答：“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已凯旋，我就不必客气了。”左不相信，又逼迫老人对奕了好几盘，都输了。左说：“我下棋的功夫真的不如他，只是嘴巴自以为厉害而已”，心服口服，赏赐给老人许多银两。
孝廉最好
相传左宗棠为总督时，曾召集官吏饮宴，只有一个李姓同知是孝廉（举人），其他人都是进士。左宗棠自己也只有举人功名，于是打算自嘲嘲人：“李司马，孝廉功名足乎，何不取进士？”李姓同知回答：“孝廉最好。”左笑说：“谄也。余亦孝廉。”李曰：“非也。如中进士，高者为翰林，日日小楷如蝇。低者作县令，夜夜记帐秤银。作举人，每三年到燕京游赏一番，如苏文定公恢弘其志气，再不济，燕都多平康之游，如苏三之佳偶矣，取苏三犹胜取进士。”左宗棠大笑：“若此，君何必为同知？无须写字秤银乎？”，李同知回答：“不为同知，岂能在公之座上乎？”左宗棠又大笑，而后推举李同知，升为知府。
左宗棠鸡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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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祖父：左逢圣
- 曾祖母：蒋氏
- 祖父：左人锦
- 祖母：杨氏
- 父：左观澜（1778-1830）
- 母：余氏（1775-1827）
- 妻：周诒端，字筠心（1812-1870），湘潭黄荆坪辰山人
- 长兄：左宗棫（1799-1823）
- 二哥：左宗植（1804-1872）
- 长女：左孝瑜（1833生），字慎娟，适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诗草》。[19]
- 次女：左孝琪（1834-1873），字静斋，著有《猗兰室诗草》。
- 三女：左孝琳（1837生），字湘娵，适湘潭黎福昌，著有《琼华阁诗草》。
- 四女：左孝瑸（1837生），字少华，适湘潭周翼标，著有《淡如斋遗诗》。
- 长子：左孝威（1846-1873），字子重。
- 次子：左孝宽（1847生）
- 三子：左孝勋（1853生）
- 四子：左孝同（1857-1924），字子异。
脚注
参考资料
- ↑ 1.0 1.1 1.2 1.3 《湖湘人物：左宗棠》. 湖南图书馆官方网 （中文（简体））.
- ↑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 ↑ 清史稿/卷412/列传一百九十九: 咸丰初，广西盗起，张亮基巡抚湖南，礼辟不就。胡林翼敦劝之，乃出。叙守长沙功，由知县擢同知直隶州。张亮基移抚山东，左宗棠归隐梓木洞。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倚之如左右手。僚属白事，辄问：“季高先生，云何？”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而名日闻。同里郭嵩焘官编修，一日，文宗召问：“若识举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几何矣？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谕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胡林翼闻而喜曰：“梦卜夐求时至矣！”
-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马道宗. 《冰鉴》图文版. 北京市: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年. ISBN 7-80145-585-1 （中文（简体））.
- ↑ 同治回乱的前前后后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11-09.
- ↑ 6.0 6.1 6.2 6.3 李恩涵。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事变中的主要战役，《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
- ↑ http://www.personal.psu.edu/faculty/g/j/gjs4/textbooks/175/ch10_main.htm
- ↑ 若米尼认为“占领伊犁与乌苏里这样一些破烂地方，补偿不了我们的军费”《俄国在东方》P144
- ↑ 若米尼说“如果（英国人哥登）的意见正确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不能冒险引起中华帝国崩溃的又一理由，因为那样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可怕的不可知的未来”《俄国在东方》P148
- ↑ 《中法战争》七 P401
- ↑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P13
- ↑ 台湾记忆 Taiwan Memory--国家图书馆：刘璈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2-12-28
- ↑ 左宗棠：每天进步多一点 命运爱你多一点. 和讯网. [2013] （中文（简体））.
-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新华网. [2013] （中文（简体））.
- ↑ 《左宗棠：唐太宗以来维护领土功劳最大者》. 腾讯网. [2010年12月21日] （中文（简体））.
- ↑ 《河海昆仑录》. 9787226023594: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第276页 （中文（简体））.
- ↑ 《王震将军评左宗棠：屠夫还是功臣？》. 凤凰网. [2008年9月8日] （中文（简体））.
- ↑ 《清稗类钞·讥讽类》
- ↑ 湖南古代女性作家摭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