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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出生 1926年9月10日
職業 歷史學家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歷史學家。江蘇常熟人。1946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1952年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1973年轉而研究清前期歷史。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長。曾任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有《簡明清史》、《中國通史》、《二十世紀中華學案》、《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戴逸卷》、《清通鑑》、《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辭典》等。

人物簡介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中國歷史學家。原名戴秉衡,江蘇常熟人。1946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歷史系。1949年後,先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問題教研室、中國歷史教研室,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任副教授、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黨史系副主任。1978年任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長。曾任校圖書館館長、中國史學會會長及多種社會兼職。1981年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從事中共黨史教學,自1952年起,始進行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執教同時,潛心研究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問題,均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陸續問世。1958年,撰寫出版《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受到史學界和讀者的好評。1973年始,又轉而研究清前期歷史。主編《簡明清史》第一、二冊,1986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優秀教材,並於1987年榮獲吳玉章學術基金會歷史學優秀著作獎。此外,還主編有多卷本的《清代人物傳稿》(下卷),《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上)》等。[1]

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長、歷史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歷史學會第四、五屆會長,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三屆副主任。1986年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和人民教師獎章。專於清史、中國近現代史。2011年4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2013年12月17日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

2024年1月24日上午8時12分,歷史學家戴逸去世,享年98歲。 [3]

名字的由來

戴逸原名戴秉衡,內戰爆發後,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特務緝捕,被時任北大校長胡適親自保釋出獄後,22歲的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連夜逃離北京,奔赴解放區。「戴逸」之名由此而來。

「當時規定凡是到解放軍區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麼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其實對於戴逸而言,這個「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時候意味着「超逸」。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脫了世俗悲喜,安心於浩瀚史冊,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書。[4]

人物生平

早年就學於蘇州中學、常熟中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

1947年加入民青,當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又參加進步社團南北社、孑民圖書館。

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為躲避政治迫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大,前往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十七班學習,年底轉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

全國解放後,華北大學進入北京並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在學校任教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編寫了《中國抗戰史演義》一書,通俗地介紹了八年抗戰的歷史。

1952年,調往新組建的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並着手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和《北洋海軍》等書。

1955年,被提升為副教授,兼任吳玉章校長的學術秘書,後又擔任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

1959年,曾參加全國群英會。

1960年,因在越南綜合大學授課,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勳章。

1961年,被推舉為高教戰線先進工作者。

1965年,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時年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

十年動亂期間,被下放到江西餘江縣「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他和一部分同志撥歸北京師範大學,在這期間,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後,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評定為教授。

1980年和1984年,主編《簡明清史》,1985年獲吳玉章科研獎。

1982年,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博士生導師。

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養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幹,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

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9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

1992年,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成員。

1994年,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並因長期從事教育事業,為人師表、兢兢業業,在教書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而獲得香港柏寧頓金球獎。

1995年,獲北京市社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2002年8月,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能夠為此盡綿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5]

2011年4月14日,戴逸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並參加了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的儀式和座談。

2013年12月17日,經專家提名、工作小組初選、遴選委員會遴選和基金委員會投票通過,戴逸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人民幣。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壽辰,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戴逸與清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探討戴逸先生在史學界特別是對清史學科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共商推動清史學科在中國人民大學乃至全國的發展之計。

2024年1月24日上午8時12分,著名歷史學家戴逸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2024年1月30日,戴逸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6]

秉筆直書

有人贊他「戴公桃李滿天下」,他笑一笑,說自己只是普通教師;有人稱他清史泰斗、史學重鎮,他搖搖頭,道自己只是一個修史人。他是戴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名歷史學家。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位史學家的一生也如一段歷史,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跌宕起伏。52歲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76歲披掛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歲高齡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託,生命之安宅,幾十年來,他寢於斯,食於斯,學於斯,行於斯。他為我們展示這個封建王朝的機遇和命運,為我們分析這段300年興盛衰亡歷史的殷鑑與啟迪,還為我們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光影。

鏡里朱顫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談及家國,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說誰能想到我們的國家,區區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從曾經的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發展到今天的繁榮昌盛;對比歷史,他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光,我們是幸福的一代,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談及正風反腐,他說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這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他為我們列舉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敗舉措,也客觀分析舉措背後的來龍去脈與利弊得失。他對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交口稱讚,也坦言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股勁不能松,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這是戴老對自己年少讀書情景的描述,憶及啟蒙自己的師長和相伴學海的友人,他的語聲儘是懷念。這位自孩童時就鍾情文史的大家,無愧於「讀書的一生,筆墨的一生」。

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戴老的這句話在耳邊久久難以忘懷。[7]

人物成就

抗戰史研究

《中國抗戰史演義》作於1951年,在全國剛剛解放,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況下,這本普及型讀物發揮了很好的社會效益。

近代史研究

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先從思想理論角度寫歷史的近代史著作,敘述了一個個歷史運動,以及運動的產生和失敗的原因。在書中,戴逸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對兩次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結構嚴謹、論證縝密,貼緊時代發展脈絡,關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重大課題,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順暢、合理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借鑑。

清史研究

從1978年起,戴逸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餘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戴逸利用中、俄雙方大量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文獻,再現了條約談判的全過程,為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和備要,其重要性在於以嶄新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中國研究清朝邊疆史的先河。[8]

清史編纂

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既還原歷史真實,又要反映時代精神: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於學術創新:既要理清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又要聯繫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史實為依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觀臆斷。要使新《清史》成為一部觀點鮮明、內容充實、史料豐富、文筆生動的高水平的史書,儘量使思想性與學術性達到完美統一,使新《清史》成為傳世佳作。並在編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養出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清史專家。

教育

在戴逸擔任博士生導師期間,他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培養了30名博士,其他的學生不計其數,人們稱之「戴公桃李滿天下」,其中不少已成為著名的清史研究專家。他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先後榮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獎章、吳玉章獎章和香港柏宇頓中國教育基金會首屆金球獎等榮譽。

主要著作

《清代人物傳稿》 戴逸、林言椒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戴逸、羅明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乾隆帝及其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二十六史大辭典》 戴逸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語冰集》 論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項目,遼海出版社    《清通鑑》 戴逸、李文海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清史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年

人物評價

戴逸教授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後期歷史的清史大家,無論是以其個人學術成果開拓重要研究領域,還是以其聲望與影響推動中國清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他都卓有建樹。(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遴選委員會)

戴逸先生和張卓元先生心懷祖國,言傳身教,桃李滿天下,取得了一系列優秀成果;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保持對學術的熱愛和追求,不追風,不趕潮,獨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動;(國務院副總理 馬 凱)

戴逸老師的學術成就得益於兩個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說他有非常結實的文史底子,闡發見識有厚度,青年時代就得到諸位史學前輩的賞識不是偶然的。通是說他學識廣博,不狹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所長 羅明教授)

戴逸的獨特之處在於兩個方面的貫通,一是縱向的前後通,按史學界通行的劃分,清史以1840年為界劃歸兩端,之前為古代史,之後為近代史,以往是兩批人分頭搞,戴老師則前後都搞。二是從橫向左右通,他編撰《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學術視野開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任總編輯 王俊義) 

視頻

[中紀委視頻發布3]G1、莫用三爺-戴逸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