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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1821年—1907年），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後寓居蘇州。著名學者。以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學）、古文經學，諸子學見長。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校正誤文，發明古義，為士林所推重。又擅長詩詞，旁及小說、戲曲；亦工書法，尤長篆隸。其書張繼《楓橋夜泊》詩碑，為其86歲病逝前4月所書，雄渾剛健，被奉為翰墨之寶。
俞樾後受咸豐皇帝賞識，放任河南學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試題割裂經義"，因而罷官。遂移居蘇州，潛心學術達40餘載。治學以經學為主，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乃至戲曲、詩詞、小說、書法等，可謂博大精深。海內及日本、朝鮮等國向他求學者甚眾，尊之為樸學大師。所著凡五百餘卷，稱《春在堂全書》。除《群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外，其《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樓雜纂》共百卷。《清史稿》有傳。
人物生平
俞樾，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初二日出生於德清縣東郊南埭村(今乾元鎮金火村)，是時他的父親俞鴻漸在京任職 。四歲以後，因南埭鄙鄉難以從師讀書，他乃隨母親姚太夫人和哥哥俞林到母家杭州臨平求學，從故鄉出走。從此踏上與父業相襲的道路，考進士，入翰林。[1]
俞氏是德清的望族，自元末俞希賢遷居德清，先世多隱於農，故譜牒不著。至清乾隆間俞廷鑣(字昌時)及其子俞鴻漸(字依伯)只現三位聞人，俞樾是第四位。俞家雖多次遷寓，但俞樾每以德清俞氏自居，後來他親制了三枚印文，曰"德清俞氏"、"烏巾山舍"、"南埭村民"，又幾番在詩中語"吾邑烏巾山"，以示不忘德清故里及出生地。今德清縣南埭村尚存俞樾晚年主持修造之"四仙橋"，蓋橋建時他預感自己不日也將仙去，乃以"四仙"命名，四仙者，曰其遠祖、祖父、父親及他本人，並有橋聯在橋的南側:"雙槳泛輕舟，綠水瀠洄南北埭;一條橫約略，青鞍安穩往來人。"另橋北側亦有聯。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俞樾中進士第十九名。而在此前的複試中，他的表現尤為出色。這年複試的詩題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作詩，首句即不凡，曰:"花落春仍在。"此句深得主考官曾國藩賞識，曾贊:"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祁詩)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在應試詩中，俞樾詩顯屬力作，又弘揚清廷堅守家國的主旋律，遂將其名次移列第一。俞樾對曾的識拔之恩感激涕零，豈料他畢竟太書生，不善應對，不會做官。按說他至少可做到學部堂官，卻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被御史彈劾，削職歸田。
俞樾回到江南，在蘇州租屋住下，杜門撰述，"原本經典"，而向文本深處求義理，他自稱這段生活是"閉戶曾窮皓首經"。他為在蘇州的寓所主室取名"春在堂"，自雲"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倘若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可知春在堂據"花落春仍在"句演繹而來，大約同時他一面也教授弟子。咸豐十年(1860)春，彼時他主講於蘇州紫陽書院，因太平軍攻克江南大營，於是自蘇州避戰亂至德清縣新市鎮居留半月。他有個弟子童米蓀，就居新市鎮西廟前，其間陪他曾游鎮上名剎覺海寺。他對覺海寺雷書軼聞極感興趣，且予以考證。他在《右台仙館筆記》中寫道，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跡曰"酉、候、李、約、攸、利、火、謝、均、思、通"十餘字，鎮人皆言雷神所書，數百年來無人能釋，他考訂為伐木人所刻，且有岳陽樓佐證，非神仙所為。而《春在堂隨筆》中更見他對德清史地之諳熟，如德清舊有地名武林頭(在今乾元鎮)，他考證後說，"武林乃五柳之誤。《明史·地理志·湖州德清下》，有下塘巡檢司，後遷五柳港口，即其地也";又如吳江陳宋恕《春秋輿地譜》於浙江首列叟瞞，曰今湖州府武康縣，他從《左傳》、《國語》、《說文》考出，"今武康縣為防風之國則可，為叟瞞之國則不可"。
鼎臠親炙，桃李親栽，由於著作等身，聲譽日隆，不少書院都慕名請俞樾授課，一時"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其中也包括德清前溪書院與德清學子。"同治六年(1867)冬，俞樾偕姚太夫人回德清治父葬事，選址於金鵝山之原祖塋之側。以後每歲蘇杭往返，他都要繞道回德清一次，"上先人冢"。因之任教於德清前溪書院(一名周公書院，在儒學東)，只授課欠短，時斷時續。他在《自述詩》中深情寫道:"更向清溪向舊棲，一泉一石總留題。雖然忝竊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自注說:"浙江巡撫黃壽臣前輩薦余主嵊縣講席，然竟未赴。"當他已辭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於每月之朔望仍嘗親臨仙潭書院(在新市鎮)授課二次，並為之撰《仙潭書院碑記》近八百字並篆額，又書"敬業樂群"匾額一方，懸於門廳之上，視為校訓。
除祭掃、授課以外，俞樾也眷顧故鄉風物，懷思鄉人。同治八年(1869)春，他在掃墓之暇，遊覽了慈相寺、半月泉、寶慶寺、蟠龍石諸勝跡，作有一組懷古詩。同治十一年(1871)，他專往瞻拜西門城上柳侯祠，是祠供奉柳宗元祖父柳察躬，並作《柳侯祠》志之(見《民國德清縣新志》)。光緒十年(1884)，他特陪孫俞陛雲回德清趕縣試，果不出所望，中秀才第一名。光緒十三年(1887)，當故鄉拱元橋坍圮亟需重修，他慷慨出銀三百兩資助，並欣然撰《重修拱元橋碑銘》。光緒十五年(1889)，湖州各縣陷洪災，而德清尤甚，他聞之，印書一千本，以書款匯付德清賑局。他對德清的深愛愈老彌堅，一如他在晚年所撰《重建德清縣儒學記》中坦言:"余衰且老，猶倦倦然為吾桑梓之邦望也。"
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2月5日)，俞樾八十六歲，以"美名"謝世，葬西湖三台山東麓。臨終前作留別詩10首，代訃辭行。[2]
個人成就
綜述
俞樾是晚清有影響的學者。他長於經學和詩詞、小說、戲曲的研究，所作筆記搜羅甚廣，包含有中國學術史和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善詩詞，工隸書，學識淵博，對群經諸子、語文訓詁、小說筆記，撰著頗豐，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閒話》、《右台仙館筆記》、《茶香室雜鈔》等，輯為《春在堂全書》，凡500卷。[3]
小說研究
在通俗小說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修改《三俠五義》，使這部小說得以廣泛流傳。趙景深在1956年1月所作的《三俠五義》前言中說:《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1879)。1889年俞樾初見此書，認為第一回狸貓換太子"殊涉不經"，便參考《宋史》和《默記》等加以刪改;他還認為書中所敘不只三俠，"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人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就改名為《七俠五義》，與《三俠五義》並行流傳。這裡反映了俞樾關於小說的學術觀，可供歷史小說創作的參考。
他對小說的藝術研究也很精湛，趙景深又說，俞樾對於這書的評話特性也有極好的比喻:"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評話小說;如此評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一種筆墨。"如果有人寫一部《中國俗小說史》，不可不能提到俞樾。
經學研究
"通經致用"是俞樾治經治學的宗旨所在。他所謂"致用"，主要是就傳統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說，要求以傳統道德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說，強調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為"一聖二賢"。對於中國古代的各種人性論思想，他完全用一種為我所用的態度加以對待。只要不與道德教化相衝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對一些公羊學思想也進行了一定的改造與發揮，以便進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礎地位。他將《白虎通》中的"三統"論與董仲舒的"三統"論結合起來，從而淡化了"運次"在"三統"循環中的"規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發揮"眾所歸往謂之王"的思想，強調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對公羊學中的"三世"說也進行了重大修正，認為"三世"進化到一定階段，由於諸夏的道德達到很高的水平，"夷"、"狄"與諸夏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不再有融入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嚴。為解決這一思想與當時時代趨勢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調和。可以說，保守傳統道德、擔承"守先待後"的文化使命，成為俞樾所有學術活動的基礎。
俞樾的群經、諸子研究，以乾嘉皖派漢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和治學門徑為依歸，要求"原本經典"、"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重建詁經精舍記》，載《春在堂雜文》)，反對空談義理和迂曲之言，特別重視"因聲求義"和"以意逆志"的法則。在此基礎上，其治經治學又形成了自己"以疑存疑"、大膽置疑的學術個性和風格。在他看來，不管某種觀點成立的理由多麼不充分，只要能獲得至少一條材料的支持，就應該兩存其說。在《詁經精舍自課文》和《經課續編》中，他常常就同一論題出示多個答案，例如"皋比解"，他以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列出了結論迥異的五種答案。因此之故，在俞樾的著作中，既存在兩存其說的情況，也存在據孤證以立異的情況，還存在自我否定的情況。這些都應該從其"以疑存疑"的立場來理解。對俞樾這一學術風格的評價，學術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章太炎、黃侃等抱有微詞，梁啓超、劉師培、宋恕等似乎傾向於贊同的態度，錢玄同則大力提倡。客觀地說，"疑則闕"與"以疑存疑"屬於不同的學術風格，兩者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任何學者都要受自身的學識修養和思想立場的局限，自以為有"十分之見"的結論未必絕對正確，而"疑則闕"則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貴的材料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化為烏有，後世學者因此便失去對同一問題加以重新研究的機會和條件。"以疑存疑"、大膽置疑則能給後學者留下更廣的研究空間和更多的研究思路。[4]
俞樾長於經學研究，一生著述豐富。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書，為乾嘉學派後期代表作;《春在堂隨筆》、《茶春室叢鈔》等筆記，搜羅甚廣，保存了豐富的學術史和文學史資料。
書法作品
俞樾工書法有江聲之風，以篆、隸法作真書，善以隸筆作楷書，別具一格。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尤工大字。如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江蘇巡撫陳龍重修寒山寺時，有感於滄桑變遷，古碑不存，便請俞樾手書了這第三塊《楓橋夜泊》石碑。其時，俞樾雖已八十六歲高齡，仍以其飽滿的情懷，穩重的章法，渾圓的筆意，揮灑淋漓，一氣呵成。俞樾作書後數十天，便倏然長逝了。所題詩碑成為絕筆。這塊由俞樾補書詩碑名擅當時，拓本流傳甚廣，古雅拙樸。
人物軼事
廢除中醫
俞樾被認為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他提出"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觀點。他在治經之餘，對中醫藥學也有所研究，且能處方治病。在《春在堂全書·讀書余錄》中，有"內經素問"篇四十八條，乃俞氏校讀《素問》所做的札記，也是他用考據學方法對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進行"探賾索隱"、"辨訛正誤"的結晶。基於對中醫的理解，為他的"廢醫存藥"思想的產生埋下理論的根苗。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著《廢醫論》和《醫藥說》中。《廢醫論》和《醫藥說》基本涵蓋了俞樾的醫學觀點，即"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結論，實際上構成了近代"廢醫存藥"思想的濫觴。家庭的不幸成為俞樾憤而議廢醫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無助又是促成他撰寫《醫藥說》的重要動機。[5]
家庭變故
俞樾19歲與姚夫人成親，二人一生恩愛，伉儷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這個本該幸福美滿的家庭因為一連串的病患而蒙上悲涼的陰影。大約從1860年開始，疾病和災難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後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遺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幾近成廢。1872年，時任福寧太守的俞樾的長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並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瘋狂的襲擾這個家庭。
最讓俞樾遭受重創的莫過於姚夫人的去世、長子早亡和次女繡孫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樓，悼亡歌哭，有'月到舊時明出，與誰同依欄干'之感"。他將夫人歸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側築室三間，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從此以後，他"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唯"雜記平時所見所聞，以銷暇日"。清光緒八年(1882年)俞樾作《雙齒冢志銘》。又作《雙齒冢詩》，表達了對亡妻的無盡思念。長子紹萊在任直隸省北運河同應、英年早卒。兩子一死一廢，未能繼承父業不說，給俞樾帶來的創痛不可謂不深。
1882年俞樾最疼愛的小女繡孫又突然病逝。繡孫聰穎超群，十歲能詩，深得老父鍾愛。子女相繼命喪，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後，俞樾悲傷交加，幾近崩潰。俞樾一連寫下15首催人淚下的悼亡詩。這些詩句無不清晰地表達了俞樾的悲愴之情。妻離子散，哀歌陣陣，很難想像一個花甲老人能夠承受一連串的打擊。他在《哭孫婦彭氏》一詩中寫到:"老夫何罪又何辜，總坐虛名誤此軀，泡夢電雲十年內，鰥寡孤獨一家俱，自知佳世應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轉為痴兒長太息，從今誰與奉盤盂。"流露出人生的哀嘆和無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頻頻照臨，家境的災難，中醫藥的無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嘆人生噩運，懷疑甚至遷怒中醫。在經受接二連三的重創之後，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寫《俞樓雜纂》時已感"意氣頹唐，衰病交作"。在這種對生活幾乎失去信心的無奈心態下，作者有感而發，專列"廢醫"一章，"憤然"提出廢除中醫中藥，是情緒化的自然流露。[6]
夫妻情深
在世人的印象中，俞樾是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是革命家章太炎的老師，更是寫下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書》的大儒。可是這樣一位大學者，他其實也是個有情有義的好男人，而他背後的那個女人，可敬可愛更是不遜芸娘。
俞樾的結髮妻子叫文玉，是他青梅竹馬的表姐，1839年，俞樾十九歲，他與這位打下就定下娃娃親的童年夥伴成了婚。兩人雖然情深意重，但無奈輾轉流徙多年，家境窘澀，俞樾不得已和妻子住到了岳父家。沒能力給妻兒一個真正的家，俞樾滿心愧疚:文玉卻善解人意安慰他，"吾終當與君創造一好家居耳。"
考取功名前多年，俞樾一直四處教書，文玉在家侍奉老人，撫養孩子，她每次給俞樾寫信都說家裡一切都安好，讓他照顧好自己，從不寫一點難處和壓力。1850年，在得知丈夫部考第一的喜訊後，文玉在信中回了一首詩，"耐得人間雪與霜，百花頭上爾先香。清風自有神仙骨，冷艷偏宜到玉堂。"既是恭喜，又是提醒他要像梅花一樣傲骨錚錚。
然而，仕途剛剛開始，俞樾就因"試題割裂"被彈劾而罷官回鄉，永不再用。沒有一句責怪的話，文玉默默的陪着他，溫言軟語，但求他淡忘胸中的苦楚。
1858年，文玉四十八歲的時候，一家人定居蘇州，俞樾從此再不問時事，一心治學。多年的風餐露宿漂泊艱辛，讓文玉很早就開始掉牙。把妻子的落牙細心包好，俞樾心痛不已。
1874年，曲園建成，這是俞樾和文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家，憶起當年，兩人相對唏噓。可是，幸福的晚年並沒有持續多久，1879年，文玉病倒了，她與俞樾道別:"吾不起矣，君亦暮年，善自保重。"1881年的時候，六十一歲的俞樾也開始掉牙了，他把落齒與那顆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齒收到一起，一同埋在杭州俞樓後面，取名為"雙齒冢"。"他日好留蓬顆在，當年同咬菜根來。"憶起亡妻，俞樾眼神迷離，迷離如幼時的青梅往事。[7]
家族成員
俞氏一族自元末希賢公起，居曲園已四百餘年，世以務農為生，至俞樾祖父始耕讀傳家。
祖父:俞廷鑣(1725-1797)，字昌時，號南莊。自奉儉素，而性好施與。篤志於學，著有《四書評本》，後由俞樾集資刊刻。
父親:俞鴻漸(1781-1846)，字儀伯，號澗花，又號三硬蘆圩耕叟。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人，赴會試十一次而不售。通經史、善詩文，著有《印雪軒文鈔》三卷、《印雪軒詩鈔》十六卷、《印雪軒隨筆》四卷、《讀三國志隨筆》一卷。
夫人:姚文玉(1820-1879)，為俞樾表姐。姚氏熟讀詩書，著有詩集《含章集》，後自焚毀。
曾孫:俞平伯。[8]
人物評價
瑞安孫詒讓在《哀世丈俞曲園》輓聯中稱:一代碩師，名當在嘉定、高郵而上，方冀耄期集慶，齊算喬松，何因夢兆嗟叱，讀兩平議遺書，樸學銷沉同墮淚，卅年私淑，愧末列趙商、張逸之班，況復父執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歸化鶴，拈三大帙手墨，餘生孤露更吞聲。
人民網(《關於俞樾的幾點認識》):俞樾是一位通儒，涉獵範圍廣泛，其學術成就以"通"見長。單就其著述而言，在具體領域的研究方面，與後世學者的成果相比，似乎不那麼精深。但就俞樾而言，其學術地位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研究成果方面，更體現在傳統學術的傳承方面。他本人一再強調，其學術以"梯梁後學"為取向。俞樾的三部代表作完成於1864至1868年，對其後一、二十年的傳統學術發展有着重要影響。[9]
章太炎在《俞先生傳》:浙江樸學……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10]
人物紀念
俞樾故居
曲園，俞樾故居，位於人民路馬醫科43號，1963年被列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俞樾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友人資助，購得馬醫科巷西大學士潘世恩故宅廢地，親自規劃，構屋30餘楹，作為起居、著述之處。在居住區之西北原有隙地如曲尺形，取老子"曲則全"之意，構築小園取名"曲園"，宅門懸李鴻章書"德清余太史著書之廬"橫匾。建築的主要部分取名為"春在堂"。
故居占地共2800平方米，正宅居中，自南而北分五進，其東又建配房若干，與正宅之間以備弄分隔有相互溝通。其西、北為亭園部分，形成一曲尺形，對正宅形成半包圍格局。正宅門廳和轎廳皆為三間。第三進為全宅的主廳，名"樂知堂"，面闊三間，進深五界，為全宅唯一大木結構採用扁作抬梁式的建築，用料較為粗壯，裝飾樸素簡潔。這裡為俞樾當年接待貴賓和舉行生日祝壽等喜慶活動的場所。第四、五進為內宅，即居住用房，與主廳間以封火山牆相隔，中間以石庫門相通;均面闊五間，以東西兩廂貫通前後，組成一四合院。樂知堂西為春在堂，面闊三間，進深四界。堂前綴湖石，植梧桐，為俞樾當年以文會友和講學之處。南面為"小竹里館"，為當年俞樾讀書之處，館南小院栽竹。春在堂北突出一歇山頂小軒，名"認春軒"。軒北雜植花木，疊湖石小山為屏，中有山洞蜿蜒。穿山洞有折，東北隅為面闊兩間的"艮宦"，乃昔日琴
室。循廊西行，有書房三間，名"達齋"。出達齋沿廊南行，有一小亭，三面環水，池名"曲池"，亭名"曲水"。池東假山上有"回峰閣"與亭相對，假山中原有小門與內宅相通。亭南曲廊通春在堂。小園面積僅200平方米，建廊置亭，結構布局曲折多變，頗有小中見大之奇。[11]
其他故居
曲園老人俞樾在蘇州的故居，除了大家熟知的馬醫科巷的曲園外，還有三處，不太為人所知，那就是飲馬橋畔狀元石蘊玉的五柳園、紫陽書院和大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