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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英文：Humanism），是一種基於理性和仁慈的哲學理論的世界觀。作為一種生活哲學，人文主義從仁慈的人性獲得啟示，並通過理性推理來指導[1]。
人文主義以理性推理為思想基礎，以仁慈博愛為基本價值觀。個人興趣、尊嚴、思想自由、人與人之間的容忍和無暴力相處等，都是人文主義內涵範疇。同時，與人本主義心理學和人道主義關係密切。
除了一般無宗教的世俗人文主義外，也存在有宗教的人文主義，在各個主要宗教中，人文主義一般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有些人文主義還認為，人有需要參加儀式和規則，並組織一些團體來滿足這種需要。相比唯物主義，人文主義注重人的精神心靈；另一方面，人文主義注重理性。因此，有無神論的人文主義者認為，和理性精神相違背的神靈崇拜的宗教精神，並不是人文主義。[2]
目錄
定義
人文主義並沒有統一定義，因為許多不同的人自稱或被稱為人文主義者，而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對人的觀念可能不相同。有些人文主義觀念互相之間非常矛盾。
古代中國孔子時代或者古希臘時一些思想被認為是很早期的人文主義思想。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新教、天主教思想學派中也有聲稱是人文主義的派別。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義往往被稱為歷史主義，而威廉·馮·洪堡的人文主義則與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完全不同。
文藝復興時期哲學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時期科學被看作思想的根本。[3]
人文主義思想的歷史
古希臘
古希臘在西方，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也提出一些早期人文主義思想觀點。
文藝復興時期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不僅動搖中世紀社會基礎，也確立個人價值，肯定現實生活意義，促進世俗文化發展，由此形成與宗教神權文化對立之思想——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肯定人是生活創造者和主人，他們要求文學藝術表現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學為人生謀福利，教育發展人的個性，即要求把思想、感情、智慧都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因此，人文主義的學者和藝術家提倡人性以反對神性，提倡人權以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以反對人身依附。（參見《外國美術簡史》，第6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二版）
現代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對人類自身反思越發明顯。隨着冷戰開始，1960年代後，美國和西歐爆發一系列反傳統運動和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以及20世紀末崛起的LGBT權利運動後，西方國家趨向世俗化，無宗教信仰者的比例日益增加。人文主義的主張及理念，為無宗教信仰者提供一個近似宗教的信仰和價值觀。
作為概念的人文主義的歷史
在歐洲歷史和哲學史中，人文主義主要指14世紀到16世紀間，較中世紀先進之思想。今天一般歷史學家這時期文化和社會之變化稱為文藝復興，而將教育上的變化運動稱為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這個詞出現的很早，來自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羅馬作家西塞羅曾使用這個詞。德國啟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家，將人類統稱為Humanität。當時人文主義者稱自己為humanista。直到1808年，才出現Humanism這個詞。這個詞傳到東方，在日本譯為「人文主義」。後來，中國使用了日語的說法。
人文主義特點
第一個特點
第一，神學觀點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學觀點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兩者都不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與此相反，人文主義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從「人」的經驗開始。它的確認為，這是所有人都可以憑藉的唯一東西，這是對蒙田的「我是誰」問題的唯一答覆。但是，這並不排除對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學研究。
但是這說明了這一點：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們遵循的價值觀，還有甚至我們的全部知識——一樣，這都是「人」的思想、從「人」的經驗中得出來的。
第二個特點
人文主義信念的第二個特點是，每個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價值的——我們仍用文藝復興時期的話，叫做人的尊嚴——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和人權的根源就是對此的尊重。這一尊重的基礎是人的潛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這種潛在能力：那就是創造和交往的能力(語言、藝術、科學、制度)，觀察自己，進行推測、想像和辯理的能力。這些能力一旦釋放出來，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選擇和意志自由，可以改變方向，進行創新，從而打開改善自己和人類命運的可能性——我強調可能性，不是比這更多的東西，不是肯定性，而是指一種資本。
為了要解放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發揮他們的潛力，有兩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體任務或技術方面的訓練，而是喚醒對人類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認識，引發或者說培養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識。有的人生來就具有這種意識，他們的潛力就自然得到發揮。但是大多數人需要喚醒他們這種意識。因此人文主義者不僅對教育寄予核心地位的重視，而且他們也在總體上主張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礎，目的在全面發展個性和充分發揮個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個人自由。十八世紀的哲學家用理性這一武器祛除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習俗、過時的法律、權威主義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驅散了教會和整個天啟宗教的機器所利用的恐懼和迷信。他們想用改革後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國家來代替。這個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見自由的基礎上；這個國家則由代議制來治理，對於個人自由和個人創業，儘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麼程度，是十九世紀早期和二十世紀各有不同的看法的問題，這說明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人文主義傳統，把它看成是一場持續的辯論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可以指望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在它的某個發展階段贊同自由放任政策，我們也能指望這個傳統在後來某個階段反對這種政策，而且用提倡社會改革，限制經濟權力，為不能自謀生計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來擴大自由，作為國家干預的辯解。在國家干預應該達到什麼程度——以及可以達到什麼程度而不致產生反效果 ——的問題上的這種意見分歧，仍是人文主義傳統的一個特點。這遠遠不是弱點，相反，這種能夠適應社會和環境變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變的正統思想相比，在我看來倒是一個優點。
第三個特點
人文主義傳統的第三個特點是它始終對思想十分重視，它一方面認為，思想不能孤立於它們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來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們簡單地歸結為替個人經濟利益或階級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衝動作辯解。馬克斯韋伯關于思想、環境、利益的相互滲透的概念，是最接近於總結人文主義關于思想 的看法的，即它們既不是完全獨立的，也不是自發派生的。
從十四世紀彼特拉克大聲疾呼反對經院哲學開始，人文主義就表現出它不信任哲學體系——不論是神學體系--形而上學體系，還是唯物主義體系——中關於抽象思想 的縝密推敲。它重視理性，不是因為理性建立體系的能力，而是為了理性在具體人生經驗中所遇到的問題——道德的、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問題——上的批判性和實用性的應用。
為了同樣的原因，人文主義偏向於歷史的解釋方法，而不是哲學分析的解釋方法，或者，至少，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是兩者的結合，把普遍的人生經驗同這些經驗在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現聯繫起來。它不想把自己的價值和象徵性強加於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爾文派的、伊斯蘭教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或象徵那樣，相反，它認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條，不論是古希臘的還是中國的、羅馬的、法國的、印度的文明，它們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認真對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據它們自身的條件來了解它們。即使當我們不能接受它們作為我們自己的文明時，或者由於它們不容異見的偏狹性而使我們被迫捍衛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我們也應當這樣做。
人文主義當初在十四、十五世紀的意大利開始時，就是抱着這樣一個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復遙遠的希臘和羅馬的古人世界。四個世紀以後，歌德重複了這個經驗，從中得出靈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藝術。古代希臘思想、文學和藝術的活力遠遠沒有耗絕，這可以從俄底浦斯神話對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舊有着魅力看出來。
我們可能感到遺憾，因為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許許多多受過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觸到了。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學習其他國家人民的語言，他們的歷史，他們的藝術和他們的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國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論他們是古代希臘人，還是中國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們自己社會的早期階段中去，這樣的努力不應該讓它消失。這種移情的藝術，狄爾泰叫做verstehen（理解），對人文主義教育是極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種除了自己這一時代和文化以外對其他時代和文化都一無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極大的價值。
語言和通過談話，通過文學、戲劇、演講、歌曲進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義 傳統中核心的東西。幽默也是，從希臘的瓶瓮畫家到查利·卓別林，這是最有特點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別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處的困境的悲劇——同時也看到它的喜劇一面的能力。
藝術與人文主義有着一種特殊的血緣關係，這除了適用於文學和戲劇以外，也適用於音樂、舞蹈以及其他非口頭藝術如繪畫、雕塑、陶瓷，因為它們有着逾越不同語言的障礙進行交往的力量。
在十七世紀，維柯曾經指出，象徵和神話表達了—個社會的信念和價值觀，這可以從有關誕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經驗的風俗和習慣中看出來，也可以從一個社會的有關財產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這裡又是一個極其豐富的泉源，人文學的研究和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為此提供途徑，人文主義傳統也可由此汲取營養。
另外，人文主義也可以是一種理念。
人文主義討論中有一個最古老的題目在古人中間已經很熟悉。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復了討論，那就是積極活躍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優孰劣。在逆境的時候，比如在—黨專政之下生活，很少有機會可以進行公開活動，那麼，當然我們會認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尋找一個避難所和靜止點是人文主義傳統的自然表現。這是蒙田在十六世紀宗教戰爭中的態度，又是生活在獨裁專政下許多異見分子經歷中一再重複的行為，不論這種獨裁專政是右派的還是左派的。
但是人文主義者的意見還是偏向於積極活躍的生活，爭取掌握命運，在邪惡面前進行抵抗，而不是聽天由命。
人文主義宗教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義這些概念來分析中國思想的話，就不難發現，中國的宗教和人文主義傳統都源遠流長，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義正是儒學產生的思想背景。我以為，孔子對它們的取捨，已經基本決定了儒學的性質。所以，判斷儒學是宗教，還是人文主義，抑或人文主義宗教等等，必須首先探討中國傳統的宗教和人文主義。
提起中國傳統宗教，人們自然會聯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牟鍾鑒教授發現，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還有「一種大的宗教一直作為正宗信仰而為社會上下普遍接受並綿延數千年而不絕」，這就是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或原生型宗教。
牟教授指出：「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為羽翼，以其他多種鬼神崇拜為補充，形成相對穩固的郊社制度、宗廟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為中國宗法等級社會禮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繫社會秩序和家族體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國人心靈的精神源泉。」
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的發現和提出，是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貢獻。
早在中國跨入文明時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時期，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就已經形成了，並成為後來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宗教。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儘管此教在形態上發生了某些變化，但其基本特點沒變，其國教的性質也沒變。可以說，在滿清覆滅之前，它一直是中國人的主流宗教。
相對而言，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形成就晚得多了，時當殷周之際。
王國維先生率先提出，殷周之際中國文化發生過一場巨大變革，後來學者們普遍認為那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我則以為，它首先是一場宗教批判運動，人文主義運動，然後才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
以文王、周公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歷史，對傳統宗教進行了一次深刻、徹底的反思，終於發現並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於常」，甚至「天不可信」。至於夏、殷兩代的廢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原來，社會發展變化的最終根據，並不是神秘莫測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棄天命，注重人事，顯然是對傳統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徹底批判，標誌着中國人文主義的形成。
不過，在這同時，文化精英們又巧妙地將這些人文主義成果納入宗教的體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主張「以德配天」。在這裡，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過能夠根據人的德行揚善罰惡而已。
另外，周公還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禮儀制度，用人文主義成果來強化宗法性傳統宗教。這一切都意味着宗教改革。
周公等文化精英們之所以一方面進行宗教批判，開創人文主義，另一方面又將人文主義納入宗教，進行宗教改革，大概是由於宗法性傳統宗教一直作為國教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教化功能，也就是說他們是出於社會、政治、信仰等方面的考慮。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現象，在周初以後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義合為一體，共同組成了主流意識形態；或者說宗教和人文主義一體兩面，分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關於這個特點，相傳文王所作的《周易》一書表現得最為明顯。從馬王堆帛書《要》篇得知，孔子早已發現《周易》的內容包含三個層面，即贊、數和德。其中，贊和數屬於宗教，德屬於人文主義。
形上學是哲學的命脈，或者說具有形上學的思想才可稱得上哲學，而先秦的形上學便是子貢所說的「性與天道」。以是觀之，西周時期人文主義的核心是一個「德」字。此「德」字不是後來的「德性」，而是「德行」，乃形下概念。故知當時的人文主義非形上學，則非哲學。
值得注意的是，從《詩經》、《左傳》等文獻看，西周春秋之際，人文主義有了實質性的進展，這就是性與天道問題的提出，或者說人性論和與之相對應的義理之天的形成。人之所以有「德行」，是因為有「德性」，而「德性」是天所賦予的，這個「天」就是義理之天，它是當時人文主義的最高概念。人文主義的義理之天和宗教的主宰之天相抗衡，便逐漸拉開了人文主義和宗教的距離，二者所組成的一體也逐漸演變為兩體，終於它們都相對獨立了。
儘管如此，由於歷史淵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為兩種性質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人文主義和宗教之間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並導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說，這種人文主義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質，這種宗教也含有人文主義的因素和性質。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宗教可以稱為「人文主義宗教」，這種人文主義也可稱為「宗教人文主義」。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將這種人文主義當作宗教，並冠之以「人文主義宗教」，或者將這種宗教當作人文主義，並冠之以「宗教人文主義」，都是不合適的，因為宗教因素之於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因素之於宗教，都居於相當次要的地位，並非主流，故不可以之定性命名。
以上所述宗教和人文主義兩大傳統正是儒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那麼，儒學是屬於宗教的傳統，還是屬於人文主義的傳統呢？儒學的產生當然標誌着先秦人文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從孔子對《周易》內容三個層面的取捨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他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如果進一步觀察整個儒學發展史的話，就不難發現，儒學無疑是兩千餘年以來中國人文主義巨潮的主流。
總之，儒學是人文主義，不是宗教。它有宗教因素，或者說有宗教性，因此可以稱為宗教人文主義，但不能稱為人文主義宗教。它不但是一種關於哲學、倫理、社會、政治等方面的理論，也是一種人生學說，一套信仰體系，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代替宗教的作用。
文藝復興之父
彼特拉克（Petrarca，Francesco，1304～1374），意大利詩人。1304年7月20日生於阿雷佐城，1374年7月19日卒於阿爾夸。父親是佛羅倫薩的望族、律師。他自幼隨父親流亡法國，後攻讀法學。
父親逝世後專心從事文學活動，並週遊歐洲各國。他還當過神甫，有機會出入教會、宮廷，觀察生活，追求知識，最早提出以「人學」對抗「神學」，是西方文藝復興第一個人文主義者，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
中國的人文主義思想
中國遠古時代已形成人文精神雛形。
《易經》中已經有明確記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觀測天文星象，把握時間變化；觀察人情世故、風俗習慣、信仰等，施行教化改造和引導，有效控制地域空間，成就天下一統。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是《易經》人文精神核心思想。最高的善意志，如水一樣柔順，滋潤萬物；如大地一樣寬容，滋養蒼生。水和土地在《易經》屬至陰或至柔，表現一種深邃無窮的包容力和博大精深的智慧。
有明確文字和史料記載，中國人文主義思想可追溯到三代時期。
商、周之際，原來神靈崇拜風氣濃厚的殷商宗教社會在周代逐漸產生出理性思想，有了「天命靡常」、「惟命不於常」乃至「天不可信」等觀念。
周公在《易經》基礎上演化出《周易》，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主張「以德配天」。崇尚德化政治，重德行揚善罰惡。
周公還制定一整套祭祀禮儀制度，以人文精神結合原始氏族種族圖騰和祖先崇拜傳統，優化宗法制傳統。制定完備的法典《周禮》，相當於現在的民法典。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敬天愛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思想，便是早期人文主義思想雛形。
到春秋時期，老子自然天道觀進一步發展，創立的道家思想，《道德經》其實是對《易經》得註解，甚至選擇性吸收，並對《易經》中隱晦哲理，系統地概括「道」和「德」之學術。
孔子吸納《道德經》和《易經》思想，把「道」和「德」概念定義為「仁」和「禮」，對《易經》平民化和政治改良，孔子的「仁」、「智」、「泛愛眾」、「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進一步奠定人文主義思想。
劉心武認為，十八世紀中期，中國文學家曹雪芹在紅樓夢通過塑造弱勢人物賈迎春的多舛命運也體現了人文主義關懷。
視頻1：人文主義的社會
參見
概念
代表著作
- 《神曲》
視頻2：以人為本和人文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