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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號容庵漢族,出生於大清帝國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人稱袁項城,袁宮保,中華民國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洗心亭主人中國現代化軍隊創始人中國警政的奠基人中國司法現代化的奠基人北洋新軍最高領導人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第一位國家元首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中華帝國皇帝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行伍,後隨軍赴朝鮮參與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1],回國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清末新政[2],自道員巡撫總督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於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袁世凱逼迫大清皇帝遜位,袁世凱組建臨時政府[3][4]



袁世凱是中國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洗心亭主人中國現代化軍隊創始人中國警政的奠基人中國司法現代化的奠基人北洋新軍最高領導人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第一位國家元首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中華帝國皇帝。是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是北洋新軍最高領導人領袖[5],對近代中國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現代化以及漢族傳統文化的恢復作出過重要貢獻[6][7][需要更好來源],是中國警政的奠基人、中國司法現代化的奠基人[8][需要更好來源],對中華民國的成立起到關鍵作用[4]

成為民國首任大總統後,袁世凱進行改革,發展經濟,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但其施政引發爭議,國內爆發二次革命。中國簽署廿一條事件引發國內民眾不滿。1915袁世凱稱帝,建立中華帝國,年號洪憲,由於國內反對,袁世凱宣布退位並於1916年6月6日逝世,葬於河南安陽[9]

早年生涯

袁世凱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袁張營(今項城市千佛閣辦事處袁張營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給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復隨堂叔袁保恆燕京念書。1876年秋,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年底與沈丘于氏結婚。1878年袁保恆去世,返回項城,移住陳州,與當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結交,拜為金蘭。1879年秋,再次鄉試不中,遂棄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嶄露頭角

1882年,袁世凱23歲,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應兵變奪權;親中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傻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應拘捕,李昰應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建親軍鎮撫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鮮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外戚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進派。以金玉均激進派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指揮軍隊擊退日本軍,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10]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開始,朝鮮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引起清政府不滿。[11]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鮮國王向中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內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世凱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內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中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中日甲午戰爭[12]

小站練兵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場,袁世凱奉命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凱負責督練新軍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13]袁世凱開始了在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的練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也是北洋軍閥的雛形。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湘軍淮軍的舊制。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13]袁世凱普魯士風格曲調的《大帥練兵歌》,後來逐漸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4]小站練兵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加快了舊軍隊的淘汰,促進了清軍的近代化。[13]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凱與徐世昌張之洞等都列名參加康有為建立的強學會,並出資贊助[15]

戊戌變法

Template:2images 戊戌變法期間,以光緒帝為首的帝黨及維新派和以慈禧太后為首後黨及守舊派發生激烈爭執。手握重兵的袁世凱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賞候補侍郎,責成專講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17日,康有為接到光緒帝密詔,密詔中光緒帝認為自己皇位不保。於是康有為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要他舉兵勤王。當晚,譚嗣同與袁世凱秘密在京郊法華寺見面,譚嗣同要求袁世凱率領敢死將士數百,擁光緒帝登上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世凱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舉兵勤王有困難,「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矣。」譚嗣同無奈同意。20日,袁世凱向皇帝辭行後乘火車回天津,立刻向榮祿告密,二人商議對策[16]

也有人根據史料記載認為,戊戌時袁世凱傾向維新派,並未主動告密,[17]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罪責為族滅叛國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這只是脫身之舉。[17]

義和團

義和團山東的排行為,包括殺害無辜的外國人,用私刑處死了大量中國基督宗教信徒與西方人士,引起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1日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今菏澤市巨野縣)張家莊天主教堂的兩名德國聖言會神父能方濟(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韓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在深夜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殺死,這也是歷史上所稱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於此地的天主教聖言會受德國庇護,因此,在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武裝侵占膠澳地區後引起連鎖反應,俄、英、法等競相效尤,紛紛爭占租借地。在此期間,袁世凱先後向山東巡撫張汝梅[18]、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19]、代理營務的徐世昌[20]出謀劃策,預籌戰備。袁世凱提出的建議促使清廷認識到山東局勢的嚴重性。1899年5月1日,榮祿命令袁世凱和聶士成各率所部,開往山東境內演習。袁世凱此行的目的,公開宣布的是「藉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21],實則是遏制德軍。[22]


義和團興起於山東後,歷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毓賢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並間接或直接地支持義和團,毓賢尤為顯著,既要防止德國等列強繼續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糾紛引起教案。列強入侵中國,嚴重影響治下中國人生計,導致反抗出現,進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強宣戰,進行擴張的出師之名。對此局勢,毓賢無力駕馭,只因懼怕洋人,所以煽動民眾鬧事。[23]這引起列強對他的不滿。1899年12月5日,美國公使康格徑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撤換毓賢,以平息山東民教糾紛,美國公使稱:「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24],不點名的推薦袁世凱代替毓賢。此意見亦符合慈禧太后及榮祿罷免毓賢、任命袁世凱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署理山東巡撫。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發,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順利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間,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興辦學校、督辦新軍、發展實業、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後來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創辦的北洋軍醫學堂成為今天中華民國最高層級的軍醫學校國防醫學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區,是中國地區率先採用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為基礎,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六鎮,後改稱為北洋陸軍重新編制,總兵額達7萬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凱在河間府舉行河間秋操,為中國地區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現代化正式野戰演習。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矚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而未能推行。幾年後,立憲聲浪風生水起,慈禧太后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而領導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經過月余準備,由袁世凱主導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爐,因對滿清親貴不利,又遭反對。慈禧又改換其他大臣繼續制定方案,最終形成對滿人官員有利的方案。[25]1907年丁未黨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因而袁世凱與張之洞替補調入朝廷,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但同時也讓他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凱的運作下,中國地區第一支新式警察隊伍,及中國地區歷史上最早的近代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隸各州試驗地方選舉、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升任攝政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職務(根據溥儀回憶錄,載灃認為其兄光緒帝係袁世凱謀害,亟思報仇,但袁掌握軍系人脈,無法斷然下手),知道形勢不利,袁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隱居時仍關心政事。

東山再起

1911年10月10日新軍陸軍第八鎮兵變,引爆武昌起義,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後相繼有多個省宣布獨立,支持反清;為取得交戰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勢力[lower-alpha 1]均主張組建中央臨時政府。清政府知道中國國內,僅有北洋軍可以抵抗叛軍,於是命陸軍大臣廕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但廕昌無力駕馭北洋軍。奕劻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英美等國公使也建議起用袁世凱,載灃見內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於10月14日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派其南下壓制起義,袁世凱一面奏請清政府停止進攻,一面表達善意,讓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議和。[26]革命黨人、相繼獨立的各省、海外華僑則都希望袁世凱贊助共和,他們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對付清廷,有的發出推舉其擔任籌備中的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的邀請。[27]如10月27日,黎元洪勸袁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11月2日,倫敦芝加哥華僑電報,稱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11月9日,革命黨人黃興以南方民軍司令名義親自致電袁世凱,將袁世凱與拿破崙和華盛頓做類比,表示若袁能直搗黃龍,南北各省都會聽命於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凱表示,只要袁「能來歸」,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就非袁莫屬。[27]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張紹曾等將領聯名向清廷施壓,請求朝廷儘快立憲,以政治變革回應南方獨立各省立憲派的訴求,史稱灤州兵諫。兵諫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國事犯(即政治犯),解除黨禁。11月1日清廷又宣佈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資政院於11月8日推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從南方抵京組建組閣,11月16日以漢族人為主的袁世凱內閣名單公布[lower-alpha 2]。11月26日,北洋軍一舉攻克漢陽,這樣既能給清政府內部主戰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談判。同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意調停戰事,願意促成袁世凱內閣與黎元洪停戰議和。在起義軍節節失利的情況下,黎元洪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與袁世凱聯絡,有意停戰,並於11月30日達成停戰協議。[26]12月2日,《時報》發表袁世凱的政見,他呼籲各方以大局為重,滿漢兩族冰釋前嫌,主張清廷君主立憲,以避免國家分裂,他會與進步黨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憲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處置妥當。他說:

大清帝國覆滅

在南方獨立各省為組建中央臨時政府召開的聯合會中,1911年12月2日《漢口會議》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2月4日的《上海會議》根據《漢口會議》的精神,決定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以虛位待袁,同時決定大總統職權暫由大元帥行使,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對。《南京會議》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師,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讓黃興代職。[27]而黃興力辭不就,組建中央臨時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相關議題,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不願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出孫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指出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29]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26]

1912年1月11日,北洋軍全體將領通電清政府,稱軍情緊急,請求王公大臣捐獻私財,毀家紓難,共濟時艱。這其實是袁世凱壓制清室主戰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凱指使奕匡在宮廷會議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國政府優待清室條例。1月16日袁世凱親自上奏隆裕太后,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號,享受歲費。在當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凱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凱後來稱病休息,但繼續讓他的親信代他逼宮。[30]1月18日,孫中山以提出《五條要約》[lower-alpha 3]的方式向袁世凱攤牌,企圖做實南京臨時政府。[26]經過反覆修改又於1月22日以公諸報端的方式將幕後談判全部曝光,勢同最後通牒,這不但令袁世凱極其尷尬和不滿,也讓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盡失顏面。[26]袁世凱以孫中山提出的條件與南北雙方協商的內容不一致為由拒絕接受,袁世凱認為,如果清帝退位後各國不能及時承認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又不能統一中國,中國便成無政府狀態,這樣就無法維持秩序,對付外人。如果孫中山一定堅持己見,他不得不作廢先前談妥之事。期間,孫中山還以出讓中國利益的方式企圖向日本借款,以籌備與袁決戰,但未能如願。[26]袁為少生枝節,屢屢向孫妥協,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同盟會最終如願以償。[26]袁世凱於是加快了逼宮的腳步,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北洋軍五十位將領發布了《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31],向隆裕太后逼宮,不久,段祺瑞又發表《乞共和第二電[31],直接挑明「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嚇隆裕太后,隆裕於2月12日頒降懿旨,接受優待條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讓他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統帝退位詔書》中說:

中華民國總統

臨時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27],2月14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後,孫中山及南京臨時政府為了防範袁世凱獨裁,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責任內閣制,孫中山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32]。袁在復電中稱自己「德薄能鮮,不敢承擔總統一職;如今北方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經反覆思量後,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電報公布後,各方輿論紛紛反對定都南京。孫中山隨後與臨時參議院討論投票決定定都地點,結果參議院以20票的壓倒多數反對定都南京,但孫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最後在黃興的威脅及吳玉章等人的疏通下,臨時參議院又重新投票,並以19票比17票的結果通過定都南京。[33]2月29日,北京兵變後,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就職,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孫中山頒布了臨時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表示擁護《臨時約法》。唐紹儀內閣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會約束袁世凱的要求,引發袁世凱的強烈不滿。6月間,唐紹儀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發表了改任王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導致責任內閣制破壞,唐紹儀及四位同盟會閣員被迫辭職。袁世凱先提出了無黨派的陸征祥組閣,因參議院反對而流產。隨後,袁世凱任命趙秉鈞代理,至此內閣被袁世凱直接控制[34]

在1913年2月舉行的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於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時人普遍認為袁世凱授意暗殺,引發全國聲討。《民權報》發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大總統之叛逆》等文,稱袁世凱為「專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慘無人道,欲真共和,重為改造」的口號。3月26日,孫中山抵達上海,與黃興會晤,號召武力討伐袁世凱,但遭到黨內人士反對,經過3個月未能組織起討伐袁世凱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凱未經國會同意,以全部鹽稅收入作為抵押,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凱發布秘密動員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開始軍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凱發最後通牒,「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並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鈞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二次革命」爆發,隨後安徽、廣東、福建、湖南、上海和重慶相繼宣告獨立。9月,馮國璋張勳攻占南京,各省相繼取消獨立,北洋勢力擴展到長江流域,孫中山、黃興、李烈鈞、胡漢民逃亡日本[35]

正式大總統

1913年10月6日,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中,袁世凱派手下偽裝組成的公民團數千人包圍了國會,打着「公民團」的旗幟,叫喊「今日非將公民所矚望的總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會場一步」[36]。從早上8時到晚10時,議員忍飢挨餓,連續投票3次。然而,在前兩輪投票中,袁世凱仍然分別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36],未達到法定3/4的票數規定。最後,議員被迫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37]。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後,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國會編制的《天壇憲法草案》脫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世凱10月16日在《致眾議院咨請增修約法案文》中指出臨時約法限制過苛,而臨時約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大總統有提議增修約注之權,所以爲了政務統一,要求國會擴大總統職權。但國會將大總統的提案置於勿庸討論之境地,並在此後再三拒絕聽取袁世凱的陳述。袁的意見遭國會堵塞後,他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公開陳述自己對憲法草案的意見,以爭取國會外乃至整個社會的支持。各省軍民長官在電復中均支持袁世凱的意見。[38]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根據警備司令官查獲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鈞與國民黨本部及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有密電來往勾結之實,遂發佈《解散國民黨通令》,並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內中指出:

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取消後,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會議上,袁世凱指出內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共和的內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後捲公款而逃,並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凱頒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編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

與日條約

背景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lower-alpha 4][39]

——胡適對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涉的評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凱政府要求德國把侵占的山東半島權益交還中國,遭拒。當時美國注意力已轉移至歐洲,而英國則希望日本能成為在其遠東的盟友,日本於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領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和山東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凱政府分別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兩次要求日本政府從中國撤軍。

民國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為從日本獲取資金,打算與日本軍部關係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簽訂近乎出賣中國主權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合同》。[40]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際,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號共計二十一個條款(簡稱《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條款就是以孫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讓中國主權的條款為底本,如有關漢冶萍公司的條款[40]及孫中山與森恪之間達成的以租借滿洲給日本為條件的秘密借款案。[41][42]日本還逼迫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於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經過

從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歷時105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方談判20多次。在談判中中國代表對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凱政府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並向社會各界透漏日本之無理要求,以期國際社會干涉此案,並喚起國內輿論討伐日本,國內民眾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日漸高漲,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後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讓步。5月1日中國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堅持自己的立場,於是日本政府刪除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要求。[43]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

日本政府終於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44]限5月9日下午6點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43]此時的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袁世凱認為日本已收回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各條款,其他條款已非亡國條件,為避免開戰,所以接受日本條件。他說: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凱政府5月9日在回應了日方的最後通牒後將當日定為中國國恥日,史稱五九國恥。此後,雙方分別準備簽約事宜,在條約文字內容上仍有不少折衝,最後於5月25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lower-alpha 5],總稱《中日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原案比較,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儘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46]近年來一些新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袁世凱政府還有另一重壓力,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

日置益的話讓袁世凱倍感壓力,袁世凱政府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現存一份孫中山與日本簽訂的《中日盟約[lower-alpha 6][49]。孫中山甚至承諾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擁有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50]日本以《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周旋、拚命外交之時,流亡海外的黃興等人都顧全大局,力主暫停反袁活動,一致對外。孫中山卻秘密與日本人暗中聯繫,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條》更為苛刻之條款,以換取日本的支持。[42][51]

中華帝國

1915年夏,北京政局動盪不定,共和政體以來亂象不斷,《二十一條》剛交涉結束,「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之言論不斷在社會上傳播。8月3日,由通曉中國事務的前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蘭克·約翰遜·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52]。從世界形勢看,當時採用君主立憲政體的強國亦不在少數[lower-alpha 7]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lower-alpha 8]之稱的楊度孫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發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認為,國家須一元領導才能安定,在安定環境中才能立憲,並逐漸富強。他指出,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其一:中國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難以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其二,共和國選舉總統時易動亂。[53]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團進京商討國體事宜,除少數表示擁護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須改變國體。[52]8月25日,蔡鍔等北洋軍人請願帝制。袁克定亦偽造《順天時報[lower-alpha 9],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51]

9月1日,參政院開幕,請願團紛紛向參政院請願施行君憲制。蔡鍔、沈雲沛、周家彥等人也在同日請願改變國體。袁世凱在9月6日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梁士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呈上二次請願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票決國體。[52]10月6日,參議院收到建議改國體為君憲制的各省代表請願書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計1993人於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問題投票,結果全票通過君憲制。[52]當日,各省代表請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為由婉拒。當晚,孫毓筠等人又以參政院總代表的名義呈遞二次推戴書,稱:

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56]:1416當日早上,袁世凱申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於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文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子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55],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後,擬定《新皇室規範》:

此後,中華帝國進入籌備階段[58]:7,欲改年號為洪憲,意為洪揚憲法,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鍔、唐繼堯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聯名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舉行護國運動,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後,於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鍔等人職務,稱蔡鍔討論國體問題時,曾聯合北京的高級軍官首先署名主張君主立憲,後請假出國就醫,怎會秘密回到雲南,袁世凱不相信蔡鍔欺騙自己,但無論宣布雲南獨立的通電是否受人脅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繼堯、何可澄都應承擔地方之責,蔡鍔行跡詭秘,不知遠嫌,所以將他們三人免職,聽候查辦。[59]原令如下:

中華帝國結束

蔡鍔當初多次勸進袁世凱君主立憲制,後來卻又起兵討袁,袁世凱才明白自己被蔡鍔欺騙了。[59]1915年12月雲南起義爆發後,袁世凱組織北洋軍征伐滇軍,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日本帝國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動向,袁世凱政權並不符合日本在華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後以各種手段支持反袁勢力。[lower-alpha 10][62]雖然部分官員及參政院奏請袁世凱早日登基,[lower-alpha 11]但隨着戰勢的加劇,人心不穩,黔、蜀、粵等省相繼宣布獨立,馮國璋於1916年3月18日聯合5名將軍[lower-alpha 12]發密電致各省將軍,就迅速取消帝制、懲辦禍首、停戰議和等徵求各省將軍同意。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憲國體,退回各省區推戴書,所有籌備事宜停止,中華帝國隨之流產,張一麟憶述當時情形:


袁世凱在《撤銷帝制令》中申明,民國建立以來變故紛乘,憂國人士多主張恢復帝制以結束爭端。1913年後,主張帝制的聲音不絕於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勢有變[lower-alpha 13],多數人都說若不施行君主立憲制,就不能救亡圖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後的內戰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後爭權奪利的鬥爭Royalist attack on Chaves越南緬甸一定會步其後塵。帝制論者言之有理,各界紛陳來電呼籲帝制。而自己一再聲明有維護國體之責,但主張帝制者依然堅持,所以他決定由國會解散國體,大家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他說,數千年來帝王子孫之禍不斷,而主張帝制者本意是鞏固國基,然愛國誤入歧途足以害國。反帝制者也發表了政見,但不能矯枉過正,危機國家。他望各方摒棄異見、同心協力,神州華裔不應同室操戈。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己,不怪罪他人。[63]

5月4日,梁啓超電勸段祺瑞出以果斷,勸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凱通電陳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後。馮國璋聯絡各省於5月17日組織召開《南京會議》,因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會議無果而終。[60]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體即出現病狀,報載袁病失音,疑係中毒[60]。5月16日,袁的枕骨出現疼痛症狀,飲食銳減,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顏色憔悴。6月3日病篤,飲食即吐,小便癃閉。6月5日中午袁猝暈,6月6日上午10時15分袁逝世。[60]袁謝世之日,他的書案上有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10]儘管他在遺囑中說「余之死骸勿付國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繼任者黎元洪則以「民國肇建,......(袁世凱)奠定大局,苦心擘畫,昕夕勤勞,天不假年......所有喪葬典禮......務極優隆,用符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命國務院為袁世凱舉辦一場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舊典章於一舉的國葬。令各官署、軍營、軍艦、海關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殯日全國下半旗一日,鳴砲108響,京師學校當日停課。[9]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終選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撥款50餘萬銀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萬餘銀元建成,[9]陵墓被稱為「袁林」,佔地近130畝。[64]

任內施政

文化方面

清朝入主中原後,中華傳統的禮儀風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65]漢族出身的袁世凱在恢復中華傳統文化上不遺餘力,逼宣統帝退位之後,1912年9月20日,袁世凱頒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國民尊崇倫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說: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頒布《尊崇孔聖文》,並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里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頒布《暫行祭祀冠服制》,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為主體,結合「周制」概念擬訂的祭祀冠服條例,恢復漢服式祭服,並於同年冬至北京天壇舉辦具有漢人政權特色的祭天典禮。1914年9月25日,袁世凱又頒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須在孔子誕辰之日舉行祭孔活動,並於28日舉行中華民國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動,又令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1914年11月3日,袁世凱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稱「忠孝節義」為國粹,指責亂黨破壞中國社會秩序:

另外,華人四大節日春節的設立也與袁世凱有關。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現行的春節歷史卻很短。1913年,袁世凱批准以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例行放假;而元旦改為國曆一月一日,從1914年開始實行並延續至今。[68]

軍事方面

1903年起,袁世凱開始着手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工作,在中國軍制改革、軍事教育、建軍治軍、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嘗試。在華北組建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僱傭德軍教官,創辦等兵科,設立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先後有5人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或總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創立是中國警察制度近代化的開始。[69]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甲申政變中,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率軍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70]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在山東的袁世凱兩廣李鴻章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71]

經濟方面

工業方面,他積極發展實業經濟,1905年,他出面籌錢,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自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多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麵粉廠、火柴廠、捲菸廠、造紙廠以及採煤、冶煉企業,得到長足發展。袁世凱在遭譴歸隱之後還說出「官可不做,實業不可不辦」的話。袁世凱當政時期,頒布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扶持弱勢的民族工商業,提倡國貨,增加進口稅並減少出口稅,加強國貨競爭力,擴大國貨銷售市場。[72]

農業方面,袁世凱在興辦農業教育、創設農業基金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方面做出嘗試。[73]

財政金融方面,袁世凱籌公債、整頓稅收、開辦銀行、疏通金融、改革幣制,這些舉措不僅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也促進了中國近代財政金融的現代化。[74]

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袁世凱主動對外開放,開通商埠,這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袁世凱主張引進外資和僑資,前後素志不移,這在蘇杭甬鐵路、文辭協議、中美輪船公司等問題上即有體現。經過袁世凱的治理,中央財政也有很大改觀,從民國初年的借債度日到每年庫存可余兩千萬元。[75]

教育方面

袁世凱興學重教,主張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積極倡導學子留洋。在他的努力和堅持下,中國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76],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袁世凱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51]他反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51]袁世凱曾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同時調蓬萊知縣李於鍇進行籌備,《折稿》獲光緒皇帝批准,山東大學的前身山東大學堂正式成立,為山東高等教育寫下濃重一筆。[77]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頒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規,創建學校司、提學使司、勸學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機構,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另外,他多方籌措經費,培養師資,編輯新教材,創建新式小學、中學、大學和各種軍事學堂、實業學堂等新教育設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體系,從而使河北教育擺脫了舊教育的羈絆,步入近代化的發展軌道。[78]

政治方面

袁世凱在政治層面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政體、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維護領土完整等方面。袁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袁世凱在晚清時期高舉「立憲」大旗,幾乎是孤軍奮戰請求立憲,對晚清憲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宮下,清朝皇帝退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得以成立。[4]袁世凱作為編纂官制大臣,直接參與官制改革的討論與決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舉足輕重,[79]他對文官的等級、任用、考試、懲戒、保障、甄別、恤金、待遇均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並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80]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69]袁世凱還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試行普選制開全國先河,其成效影響深遠,直隸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為當時的模範省。全國各地借鑑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地方自治之花遍地開放。[81]

禁毒禁賭

禁毒禁賭也是袁世凱的一貫主張。清末的煙館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風氣敗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預籌革除鴉片折》中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82]袁世凱所領導的直隸省設立了200餘個戒煙分所,先後剷除煙館800多個,查獲秘密販煙案1300起,在禁止種植罌粟方面,他多次頒布曉諭,倘有偷種之戶,立將煙苗划去,地畝充公。[83]當選民國總統後,袁世凱更是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期間頒布的《禁煙令》至少有七次之多[lower-alpha 14]。在禁賭方面,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制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84]直隸總督時期,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85]

評價

引自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千秋●冤獄●黨》:「……蔡元培追憶這個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罪惡,可蓋棺論定三點,第一是「官僚」,「畏強仰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侈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學究」,「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第三是「方士」,「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家族

袁世凱一妻九妾,有十七個兒子、十五個女兒、二十八個孫子、三十一個孫女,兒孫總和達九十一人。

年(1899年)石印本

  • 袁世凱 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緒廿八年壬寅二月昌言報館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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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世凱撰,襟霞閣主編,袁世凱家書,上海:共和書局,1925年
  • 平如衡,袁世凱家書 (第七版),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袁世凱奏摺專輯,台北:廣文,1970年
  • Lo Hui-min (ed.)(1976)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1: 189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 Hui-min (ed.)(1978)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2: 1912-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澳]駱惠敏編,陳霞飛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
  • 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袁世凱奏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佚名撰,中日交涉紀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 袁世凱家書,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1990年
  • 天津市檔案館輯,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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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
  • 袁靜雪袁克齊著,袁世凱秘辛,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影視形象

註釋

  1. 包括:1,資產階級革命派;2,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的革命黨;3,積極聯合革命勢力鼓動各省宣布獨立自治的立憲派。
  2. 其成員是: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部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梁啟超譚學衡熙彥梁如浩榮勳分任各部副臣。
  3. 1、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於其臣;2、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3、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4、文即向參議院辭職,宣布定期解職。5、請參議院公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如此方於事實上完善。
  4. 胡適還發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愛國學生」運動,稱學生們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
  5. 《關於山東省之條約》的附屬換文:《關於山東事項之換文》、《關於山東開埠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的附屬換文:《關於旅大南滿安奉期限之換文》、《關於東部內蒙古開埠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開礦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鐵路課稅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聘用顧問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商租解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課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條約第二至第五條延期實行之換文》;另外有《關於漢冶萍事項之換文》、《關於福建事項之換文》、《關於交還膠澳之換文》3件換文。[45]
  6. 《中日盟約》是在當年3月出版的《民族評論》中被揭露的,當時外界似乎已有所聞。1915年2月15日在上海發行的《正誼》雜誌刊登的來函中對《中日盟約》進行指責:「然借異虐同之舉,引狼拒虎之謀,前為天良所不容,後為智計所不許。」[48]
  7.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 未定義名稱為 jzlx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8. 指楊度、孫毓筠、李燮和、劉師培、胡瑛、嚴復、梁士詒、張鎮芳等十三人,合稱「十三太保」
  9. 此事被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和女兒袁叔楨無意中發現,袁世凱曾責袁克定「欺父誤國」[54]
  10. 1916年1月9日,孫中山電告上海總機關部,日政府派青木海軍中將來滬,囑與聯絡;[60]1916年1月19日,大隈重信內閣通過了注意中國南方動亂的決議;[61]1916年2月19日,孫中山與日人久原房之助訂立借款七十萬日元;[60]1916年2月21日,大陸政策急先鋒田中義一向岡市之助建議採取手段讓袁世凱退出並扶植日本的政治勢力;1916年3月1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晤梁啓超,商討袁事,並為設法赴廣西;[60]1916年3月7日,大隈重信內閣決定要袁世凱退出權力圈,因為袁世凱不能保障日本在華利益;[62]1916年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電告外務省,日本人策動宗社黨起事;1916年3月30日,日本太倉喜八郎以百萬日元資助前清肅親王善耆的宗社黨;1916年5月4日,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得到日本資助,從青島到濰縣,攻擊東城。
  11. 電請或奏請袁世凱早日登位的有:1916年1月2日,李純電請;1916年1月5日,倪嗣沖電請;1916年1月7日,段芝貴、陸榮廷、趙倜、孟恩遠電請;1916年1月10日,參政院奏請,王占元、湯薌銘、靳雲鵬等電請,陳籙電奏外蒙活佛及官府已遵用洪憲年號;1916年1月11日,朱慶瀾、閻錫山、陳宧、張勳電請。[60]
  12. 包括: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江西將軍李純、長江巡閱使張勳。[60]
  13. 指1915年《二十一條》,日本企圖殖民中國。
  14. 可供查證的7次《禁煙令》頒布日期分別為:1912年6月11日,1912年12月25日,1912年12月28日,1913年10月27日,1915年5月12日,1915年7月17日,19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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