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昰應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李昰應（朝鮮語：이하응，1821年—1898年），字時伯，號石坡、榆屐道人、老悟樵人、海東居士等，朝鮮半島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是一名書畫家。他本貫全州李氏（王族），生於漢城（今韓國首爾），他是南延君李球第四子，朝鮮高宗李熙的生父。 李昰應早年被封為「興宣副正」，後累封至「興宣君」，1864年其子李熙即位以後晉升為「興宣大院君」（흥선대원군）。他是朝鮮王朝唯一生前獲得「大院君」爵位的人，因而一般以這個爵位來稱呼他。時人尊稱他為「大院君閤下」、「大院位大監」（這一稱呼在韓劇《明成皇后》國語版中被訛譯為「大院偉大人」）、「國太公」、「大老」等。由於當時朝鮮習慣以居住地來稱呼政界要人，而李昰應住在雲峴宮，所以俗稱「雲峴」。 李昰應先後3次執掌朝鮮國政。1864年到1873年期間，他儼然攝政，權傾朝野，對內實行改革，強化中央集權，對外厲行鎖國，克服兩次「洋擾」。後為兒媳閔妃（明成皇后）逼退，1882年利用壬午兵變重新上台，僅過一個月即被清軍抓到中國，軟禁於保定三年。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期間被日軍推上台，但僅為傀儡，四個月後因其私通清軍與東學黨東窗事發而被迫下野。他與閔妃展開了長達20多年的政治鬥爭，多數時間處於下風，但即便隱退也被內外各種勢力視為奇貨，故長期在朝鮮政壇保持較大影響力。 1895年捲入乙未事變，1896年俄館播遷後徹底退出政治舞台，1898年去世。1907年純宗即位後追尊他為「大院王」，諡號「獻懿」。 [1]
歷史評價
當時評價 朝鮮 李昰應是朝鮮半島歷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其評價可以說是毀譽參半。不過有一點是公認的，就是李昰應為人果斷，個性極強，與閔妃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埋下了朝鮮亡國的禍根。與李昰應處於大致相同時代的朝鮮人對他的評價雖然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但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惜」字。 處士黃玹評價：「乃雲峴者，流涎壯金（安東金氏）之富貴，一朝得志，淫侈驕狼，猖狂自恣，視壯金而又過之。斫傷元氣，結怨黔黎，徒以窮心土木，左袒色目（指偏袒南人），為十年事業。嗚呼！時耶？運耶？千載之下，亦必有嘆息痛恨於斯者。」 又對他的一生總結道：「昰應十年秉鈞，功罪參半。甲戌（1874）後，與明成讎隙日深，瀕危者數，杜門十數年。每國家有變，輒為眾所推挽，屢起屢躓，汔可自艾，而恩仇一念，至死不變，故人少之。然年高飽經歷，名聞外國，朝野倚為大老。及其死，遠近震悼。」 文學家金澤榮評價：「大院君才氣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其姓名，終身不忘。用事十年之間，救弊為多，然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樂權勢，好輕俠，睚眥必報。尤於倫紀之變，處之不善，使國脈凋傷，人惜之。」 史學家朴殷植在肯定李昰應執政時「府庫充溢，軍餉裕足，近民之官必擇廉白，小民安業」的同時，也指出：「大院君幾乎能國矣，而惜其學不國矣。……大院君剛猛果敢，風馳電掣。制合變通，則舊例不足存；事屬斷行，則人言不足恤。如排除權戚、霹破門閥、革軍布、撤書院之類皆出於卓絕之毅力，累世習慣之銅柱鐵壁，觸手而碎，真政治上大革命家也。……惜無其學，治內則私智自用，動多過舉；對外則排斥為主，閉鎖自瞎，卒乃變生肘腋，禍烈於國，半島中興之運遂不復焉。嗚呼！惜哉痛史始此。」
中國 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壬午兵變後用「凶狡」二字來評價李昰應，認為他「禍國殃民」、「奸狡梟傑」 ；但到兩年後甲申政變時不得不承認「昰應柄國十年，雖舉措間有貪暴，而操縱尚能自如，其才氣實非朝列所及」。 護送李昰應歸國的清廷駐朝官員袁世凱更是盛讚李昰應「與各國談，必推尊中國，其誠服之情，溢於言表；其籠絡人才，剖白事機，頃刻應變，瞭然指掌，誠東方第一人才也」。 壬午兵變時隨軍來朝鮮的清朝文人周家祿在詩歌中稱讚李昰應「雄才大略政自我，富國強兵功在民」。 中國思想家梁啓超則評價李昰應「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之計劃，性殘酷驕慢而內荏多猜，實朝鮮民族性質之代表，而亂亡之張本人也」。
日本 李昰應在當時的日本被認為是敵視近代文明的朝鮮頑固派頭子，特別是由於他早期拒絕接納日本國書，後在其主導的壬午兵變中又發生攻擊日本使館、殺死日本人之事，所以日本對他的評價偏否定。同治九年（1870年），被朝鮮拒之門外的日本外務省官員佐田白茅在上書中提到：「朝鮮有太殷君（大院君）者，國王之實父也……專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無深謀遠慮。厚稅斂畜金谷，下民莫不怨懟焉。一日舉我三十大隊，以蹂躪彼之巢窟，則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縱七擒，實易易耳。」 過了二十多年的甲午更張時期，日本駐朝公使井上馨依然對他持負面評價：「大院君七十五年來只知有支那，不知有其它，是自頂至踵完全為『頑固』二字所充滿的老翁」。 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評價李昰應：「其天資獰猛慘酷，害人無所忌憚，攝政十年之間，屢起大獄，朝野之人被處死刑者不下十萬，其陰險世所共知，又一方面而言，視其為人，好修內行，好讀書，言必稱周公孔子之道，常主張國體論，用我日本之言來形容其做派的話，就如同兼備儒者與皇學者精神之人。」 甲午更張時期，福澤承認李昰應的確「英邁」，但又說其英邁「是東洋流的英邁」，其實「不過是純然的腐敗國之普通頑固翁耳」。 曾搜集關於李昰應的大量野史傳說並撰寫《國太公之眥》一書的日本記者細井肇評價他說：「弄其專權，自立於王者之上，竊國太公之尊榮，恰如獨裁大王而不聽一切人言，治政十年，殺戮無辜二十萬人，擅長陰謀，敢於在骨肉緣戚之間迭起爆殺、毒殺、慘殺、刑殺等一切血斗之慘劇而無所顧忌。」 不過，也有日本人對李昰應持肯定評價，如曾在朝鮮生活多年並參與過乙未事變的日本記者菊池謙讓就認為李昰應是「支撐瀕臨滅亡的近代朝鮮的英雄」 ，不過又說「若使大院君如其攝政初期之志、使此英雄了解近世的智能與開國（開放國門）之大事、使此英雄成就國民統一之偉業、使此國太公恢復李朝之王室，則半島國民很可能就於亞細亞以近世之強國而保其命脈、建立使一千多萬民族自立的國家之繁榮」，對李昰應透露出遺憾與惋惜之情。
西方 當時的歐美人對李昰應的評價多針對其氣質和性格，隨其立場而褒貶不一。丙寅邪獄前夕的法國主教張敬一評價他說：「大院君身材不算太魁梧，清癯而硬朗，他的眼睛總是閃爍着光芒，令人望而生畏，性格急躁而好讀書。統治新政府的大院君雖然革除一切積弊，但卻任意作惡，殺人無數。因為搞不清他會以什麼理由來殺人，所以儘管我們暫未遭受這個惡人所降下的災禍，但我不放心。」 英國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寫道：「我曾見過大院君，那時他雖已老，而充滿活力與充沛精力的姿態、銳利的眼光，以及精力旺盛的行動，這些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大韓帝國皇室關係密切的美國人訖法（胡默·赫爾伯特）對李昰應的評價是：「他是具有堅強的個性和傲慢的氣質的人物，老百姓雖然憎恨他，但同時永遠尊敬他，實際上他是登上近代朝鮮政壇的強人。當他遭到不論道德、經濟、政治的問題還是親族間的問題，不管多麼艱難，不顧一切只向自己想要的目標推行到底，他的最大的特徵就在於他具有這種不屈不撓的鬥志。」 英國記者麥肯基評價「大院君無疑是當時在遠東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身高約5英尺6英寸，腰板挺直，精力充沛，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是一個統治人民的真正領導者」。 [2]
後世評價
到了現代，史學界對李昰應的評價有較大爭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朝鮮通史》中評價李昰應「是個地地道道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者」，「他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使朝鮮繼續停留在落後的封建階段，挽救搖搖欲墜的李朝封建統治制度」，但又肯定李昰應加強國防的措施「順應了朝鮮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勢力的愛國鬥爭要求，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近來朝鮮認為李昰應「本應該把國家引向近代化的道路，能動地進行對外活動，但他卻認為閉關自守的政策才是維持封建國家的唯一出路。……在朝鮮封建國家還沒有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大院君閉關自守的政策，雖在當時阻止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維持國家的獨立方面，多少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落西山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他統治期間，封建制度所面臨的危機和階級矛盾越來越深化」。 韓國史學界對李昰應的評價褒貶不一，有的否定李昰應，認為他整頓傳統秩序、加強專制王權的改革逆歷史潮流而動，阻礙了韓國的近代化之路，因此稱他為「保守的實用主義政治家乃至反歷史的保守政治家」 ，尤其對他的鎖國政策痛加批判，比如學者柳國鉉認為「大院君的鎖國政策並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礎上所制定的對應，只不過是迫於形勢的發展而做出的反應。尤其是大院君將艱難擊退西洋人，暫時克服洋患視為獨善其身的方法，從而更加頑固地堅持閉關自守，鄙視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認定為野蠻的敵人和有害的東西，這是大院君的一大錯覺和局限。」他指出，「如果大院君能夠以縱觀世界與歷史的慧眼，合理地實施對外政策，則不至於在此後的一個世紀韓民族經歷那麼多恥辱和痛苦。」 另一種觀點則對李昰應予以肯定，認為他執政時期，可從抵抗外勢侵略、保護國家主權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國家的性質；正因為在此期間對傳統社會的弊端進行果斷的改革，從而為近代轉型準備基礎，促進了朝鮮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進程。比如韓國早期著名歷史學家李瑄根、曹直亮等評價李昰應是「近代傾向的改革家乃至獨裁者」。 有韓國學者認為，對李昰應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觀的影響，理應對李昰應重新評價。比如延甲洙透過分析李昰應與西洋各國接觸的事實，指出李昰應並非簡單的鎖國主義者，他實際上主張在強化國力以後自主開放，反對的只是歐美對朝鮮的無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條件下的鎖國政策是李昰應面臨民族危機所採取的果斷的政策。 韓國歷史學家李泰鎮更是指出對李昰應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詆毀，以此來襯托日本使朝鮮「開化」的「功績」，對李昰應最先使用「鎖國」一詞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這種殖民地史觀需要徹底的批判。 李昰應的玄孫李清曾出資建立石坡學術研究院，整理李昰應的相關史料，並於2005年出版了《興宣大院君史料匯編》（共4卷）。主持編輯工作的韓國中央大學教授權錫奉表示：「做編輯工作的同時認識到大院君的一生充滿榮辱和戲劇性，再次感悟到解讀他本人並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