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小六子、双喜，出生于中国奉天省海城台安縣桑林，张作霖的长子，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北洋军阀奉系军首领、北洋政府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大学名譽校長、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譽理事長、中華民國陸軍一级上将。

原圖連結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人稱“少帅”，奉系军阀領袖张作霖长子，张学良是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北洋军阀奉系军首领、北洋政府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大学名譽校長、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譽理事長、中華民國陸軍一级上将。“民国四公子”之一，享嵩壽100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向蔣中正「兵諫」，12月25日，張學良釋放蔣中正，並隨蔣中正回到南京。12月30日被判刑十年，雖然五日後即被特赦，但而後一直遭到蔣中正軟禁。國共內戰時，張學良亦被安排來臺，先後曾居住於高雄壽山、西子灣、新竹五峰鄉清泉部落。蔣經國執政時，張學良依然遭軟禁於臺北市復興崗，直到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後，九十三歲的張學良才重獲自由，定居美國夏威夷，軟禁長達半世紀，可說是被兩蔣幽禁一生。由於西安事變，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對張評價不同。台灣公共電視在張不再被軟禁後，製作一部以其口述為主之記錄片。

目录

早年經歷

出生與幼年

張學良的母親個性剛烈，他在八角台的一部馬車上出生，幼時很貧窮，母親只能睡在鋪草的炕上。他回憶10歲時，母親曾給他三十個銀元，收在一個麻袋裏，跟他說：「如果有事，你就跑去安定一點的地方，把這三十元給老人，跟他說你是張作霖的兒子，他們會帶你去省城找爸爸。」他當時問媽媽：「你上哪去？」母親說：「你別管我！」（暗喻自裁）。張學良回憶，母親剛毅的個性，曾經吵架後完全不跟父親說話。

張學良自述，自己從小體弱多病，自己都認為自己活不了。後來取個小名「雙喜」，假裝被和尚收養，用一個紙人寫下來替代丟在廟中，當作替身，雙喜這個名字就沒了，改用其他名字。他一出廟聽到頭一個名字，就成為自己小名，當時聽到有一個人喊一個小孩「小六子」，於是他的小名又改用「小六子」。

講武堂畢業

1918年，張作霖在軍糧城成立奉天陸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副司令徐樹錚，參謀長楊宇霆；9月，北洋政府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1919年3月，張作霖下令恢復開辦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東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第二團團長張學良也被調到講武堂受訓。張學良在奉天講武堂受訓期中結識戰術教官郭松齡，很快關係便亦師亦友。

1920年，張學良由講武堂以砲兵科第一名結业。張作霖升他為東三省巡閱使衛隊旅旅長，張學良力薦郭松齡兼代第二團團長。衛隊旅負責保衛張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維持治安。張學良將郭松齡一同帶至奉軍服務。7月9日，直皖戰爭起。張學良衛隊旅改為奉天第三混成旅，仍由張學良任旅長，郭松齡為該旅第二團團長。

1921年，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奉天又添編4個混成旅，吉林和黑龍江各添編2個混成旅；張景惠為察哈爾都統，汲金純為熱河都統，張學良保薦郭松齡任奉天陸軍混成第八旅旅長。

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4月，張作霖即陸續派軍入關，奉軍號稱鎮威軍，張自任總司令，孫烈臣副之，楊宇霆為參謀長，總部設軍糧城。張學良為東路軍第二梯隊司令，下轄自兼旅長之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齡第八混成旅。經過霸縣戰鬥和山海關阻擊戰，成爲了第一次直奉大戰當中，奉軍唯一取勝的部隊。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張作霖撤職查辦，裁撤東三省巡閱使一職；第二天，東三省省議會舉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6月17日，張學良和孫烈臣代表奉軍，和直軍代表王承斌，在秦皇島英國軍艦上簽訂停戰和約，終結第一次直奉戰爭。

整軍精武

張作霖為雪此戰爭失敗之恥，回到奉天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派孫烈臣為統監，張作相、姜登選為副統監，張學良為參謀長，實際由郭松齡代理。張學良負責整個東北軍調整與軍紀，史稱“整軍精武”。經過張學良2年多“整軍精武”後，東北軍軍威大振，張作霖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完敗。

第二次直奉戰爭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與姜登選的奉軍第二軍為東北軍入關的主力軍，經過張學良部隊的猛攻，奉軍突破榆關（山海關），直搗北平。直系全面潰敗，全軍覆沒，吳佩孚成爲張作霖手下，直系從此走入歷史。奉系由此一戰順利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爲北洋軍閥領導人，奉系軍事實力此時達到頂點。戰後，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戍衛總司令。

1925年6月13日，張學良奉張作霖命，率奉軍2千餘人進駐上海。上海公共租界英法當局見奉軍開入上海，聯銜向張學良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

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郭松齡反奉。郭素稱東北軍第一猛將，率領7万人直取奉天，張作霖猝不及防，準備撤守。據奉軍軍團長王鐵漢說，此時張學良率軍與郭松齡對峙在巨流河，郭手下官兵看見河對岸是張學良，紛紛棄走投奔，郭松齡頓成孤家寡人。郭又遭到日軍空襲，僅以身免，只得化裝逃跑。后被逮捕，張學良原本欲放了他，但張作霖已下令將其槍斃，郭夫婦暴屍三日。張學良痛哭失聲，幾至昏厥。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淩晨5點30分，張作霖因戰事節節失利，無法抵抗國民革命軍北伐，宣布由燕京退守山海關關外，乘火車返奉天，途經皇姑屯車站時，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稱皇姑屯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为，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但不能解釋關東軍為何要殺親日反俄的張作霖，后来俄罗斯作家普罗霍罗夫称，蘇聯特工偵知張作霖似擬退回關外，欲仿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自治或獨立的形式，蘇聯一方面因其曾結怨於張作霖收回中東鐵路之路權與收容白俄之反共勢力，另一方面擔心其與日本密切的關係與合作，故由特工進行暗殺任務。普罗霍罗夫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据中国《环球时报》调查 ，很多俄罗斯专家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普罗霍罗夫。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张学良所藏关于“皇姑屯事件”调查报告被发现，張作霖的忌日是農曆四月十七日，也是張學良的農曆生日；張學良痛苦萬分，從此不過生日，說：「從此把生日改了。」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深懷日本關東軍殺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親遺志，堅守中國領土，盡力擺脫日本軍政影響；另一方面貫徹自己一貫反對内戰，支持三民主義政治理想，宣布東北地區服從國民政府領導，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史稱東北易幟。此擧標誌北伐戰爭正式勝利結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形式上统一中华民国。

誅滅楊常

奉系將領楊宇霆與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欲合謀奪取軍政大權。張作霖被刺殺後，楊宇霆自以為老臣，時常對少主張學良不假辭色，動輒譏諷，諸將深以為大不敬。楊宇霆還逼迫張學良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楊宇霆、常蔭槐被張學良誘殺。處決二人後，張學良送楊、常兩家各銀元一萬元奠儀，作為撫恤金。

日本歷史學家宮脇淳子根據加藤康男所著《解謎「炸死張作霖事件」》，認為「河本大作暗殺張作霖」絕對是謊言，河本大作在爆炸之後特地拍攝照片，橋上滿鐵路軌橋樑完全掉落，橋下方是京奉鐵路，地面卻毫無傷，只有火車正上方被炸飛；張作霖替身搭乘之其他火車仍在張作霖所搭乘之火車之前後方行駛，因此炸死張作霖事件顯然是由張陣營內部人士策劃，炸藥是裝在張作霖所搭乘車輛之天花板或其他地方，這樣策劃者能在車輛抵達下方時按下開關，從而製造出爆炸。因此張學良在父親張作霖過世後隔年正式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卻私下殺害同時加入中國國民黨之楊宇霆和常蔭槐；張學良受過極佳近代教育，認為「中國應該統一」，宣稱這兩人是間諜，實際上兩人可能是炸死張作霖之執行犯。宮脇淳子確信張學良是共產國際內部人員，證據是後來共產國際頒授勳章給張學良；可參見楊奎松《張學良的「通共」與蔣介石的置若罔聞》、陳益南《「西安事變」中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等文，張學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產黨，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產國際匯報，最後以「特殊黨員」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產國際支持。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在蔣強力支持下，张執行蔣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各項權益，“強硬對抗蘇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東北特權，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蔣在戰前強調：“以蘇聯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擔心中蘇開戰。縱使萬一中蘇開戰，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萬，撥幾百萬元軍費不成問題”。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東北进攻，张領導的東北軍敗給苏军。张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蘇聯在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切回到原點。由於中原大戰隨即發生，蔣為穩住内政，也默許張對蘇妥協，以換取其對蔣中原大戰的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是，在整個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蔣介石食言，未給張事先承諾好的任何援助與補償，也體現出當時中國内憂外患。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進攻中國東北的中東路事件中，積極維護蘇聯利益，贏得共產國際讚譽。

張因此獲得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第一座青天白日勳章，此勳章是頒授給有功於保家衛國，抵禦外敵的軍職人員，表揚他保持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的貢獻。這次挫敗，影響了張學良以後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方式，張學良認為，整體國防與戰爭應由中央政府統籌，以避免戰事擴大或無謂犧牲。

中原大戰

北伐結束後，蔣見各軍閥派系猶在，希望削弱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兵力。1930年3月，反蔣派軍人聯名通電，推舉閻錫山為全國陸海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戰爆發。8月，反蔣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另立「中央」，與南京政府對抗。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決意聯軍合取蔣，雙方戰鬥激烈，死傷慘重。战争僵持阶段，双方试图争取奉系支持。

最终张、蒋協調，张学良选择支持蒋氏。9月18日，張發表「巧電」，宣佈反對中國内戰，希望各方立刻停戰。張建議被反蔣聯軍拒絕。兩日後，張派兵東北軍幾萬人入山海關，武裝調停，反蔣聯軍失敗。9月20日，蔣再電張催即日就副司令職。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通電下野，張收編接管西北軍，並進軍華北，入主燕京，勢力大增，中原大戰結束。蔣獲勝，對各地軍閥控制能力大增，而張奉系對中國影響力也廣受人知。

九一八事变

中原大戰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經濟大恐慌環境下，剛從內戰中恢復的華北及東北統一的中國主權和日本南滿鐵路的特權，衝突可能性升高。1931年5月28日，张因傷寒病住進北平協和醫院。

7月6日，張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9月6日，張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張本人說“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維護其南滿鐵路特權。事变发生后，张要求率领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導致東北淪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张率领东北军关内陕西。此时蒋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却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親自下达“不抵抗命令”。而蒋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9至10時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榮臻在事變後提出之報告（節錄）：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許，瀋陽東北方向，忽聞爆發聲音，全城池為之震，此即日軍自己炸破其南滿本線柳條溝附近鐵道之工作也，……信號聲音爆發後，余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為。……」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1946年，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宣稱東北軍不抵抗，是因為張學良接獲蔣介石命令。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学良“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張學良日後接受訪問時，多次堅持是因為他誤判情勢，下令不抵抗所致。據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曾以“銑電”密電張：「無論日本軍隊以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在中國大陸所有檔案資料館中，均找不到銑電原件檔案。在海外，21世紀的頭幾年，一度曾有人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稱“銑電”的原件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櫃中。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給竇應泰打電話詢問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為據”。據台灣歷史學家劉維開稱，他曾經翻遍台灣蔣文檔最齊全之《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也沒有找到“銑電”檔案，查無相關跡證。張晚年親口否認銑電之存在。歷史學家唐德剛曾當著張面前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所謂銑電的關鍵語句）。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後，馬君武詩作指控張學良軟弱，令張學良被稱為「不抵抗將軍」，然而馬君武這指控卻是出於兩人私怨而憑空誣告。

詩云：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首先，詩中的胡蝶（蝴蝶）不但當時不在北平，終其一生根本未見過張學良。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於九一八事變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給張學良的愛將朱光沐，主婚人正是張學良。

香港歷史學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乃與其參謀何世禮、何父何東爵士晚飯：「當日張學良聽完一個電話之後，飯未吃完就離席，原來電話是報告日軍突襲瀋陽，是為「九一八事變」。」而不是與女士聚會。

而身在其時的馬君武寫出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認為是因當他聽到張學良對張伯苓辦南開大學捐贈巨款，但上門向張學良要求捐款時卻被拒，才故意誣蔑張學良，也在重視禮法的年代壞女子名節。據作家高陽所言，朱湄筠告訴他後來遇上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筆下被誣衊的朱五，「當時馬博士的窘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結果是不俟終席而遁去」。

中年經歷

放棄錦州再失熱河

1932年10月，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張學良轉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副委員長。

1933年2月25日，熱河戰役爆發，國民政府中央力促張抵抗，並協助調動八個軍組編為八個集團軍，未料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五軍軍長，張旗下東北軍系）放棄職守，再次不戰而退。

3月7日，張學良電呈中央：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不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補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

。3月10日，張發出辭職通電。

1933年5月31日，因為張無心抗日，中華民國被迫與日軍簽定《塘沽協定》停戰。

1933年至1934年間，張學良戒毒、遊歐，身形從過去清瘦而增胖。遊歐半年回國後，在廣州見了胡漢民，胡漢民勸他不要跟蔣介石合作，但當時張學良認為，法西斯才能救中國。胡漢民還對他說，汪精衛是辦外交的人，不會說真話，而胡自己則是亂說話，因此出了亂子。張學良認為，中國只能有一個領袖，那就是蔣介石。

圍剿紅軍

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6月，正當蔣第五次圍剿紅軍在江西激戰時，張在報刊上公開提出國共合作、共同救國主張。

1935年3月，任武昌行營主任。4月，蔣命令張圍剿中國工農紅軍，但卻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逐漸對蔣的調遣有所反感。9月13日，張學良由漢口飛西安，與楊虎城、邵力子等會商軍事。9月19日，張學良飛天水視察。9月20日，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之紅軍。蔣再次推張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9月21日張飛返西安，與閻錫山代表張維清商圍攻陝北紅軍，9月24日又偕楊虎城、鄧寶珊飛蘭州與朱紹良分商防共。同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此時，日軍侵華日亟，中國分離主義更是猖獗，中國共產黨反蔣反日等口號，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呼聲日益高漲。

與中國共產黨聯繫

1935年11月13日，張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奉共产国际指示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被中共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11月，張在南京參加完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曾去上海，秘密會見因「新生事件」而獲罪之東北籍人士杜重遠。張、杜是老朋友。此次見面，張向杜傾訴自己因「剿共」接連失利之苦悶，杜則勸張放棄「剿共」，走西北大聯合道路，即聯合共產黨、楊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蘇聯援助，共同抗日。11月下旬，張到上海會見尚在獄中之老友杜重遠，杜深受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胡愈之等人影響。

1935年12月，張學良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學良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窰堡同中央聯繫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説，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學良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學良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學良；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學良歷史、為人處事之特點。

西安事变之前，張已經跟中國共產黨有聯繫。2月19日，張學良把董健吾、張子華用飛機送到膚施，再由當地駐軍派騎兵護送到蘇區；2月27日，董、張到達瓦窰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並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等。張與中共合作，聲稱是因為國仇家恨，父親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死。3月2日，周恩來致電彭德懷和博古，提出對蔣、張之聯絡工作應分進行；3月4日，毛、彭致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中共願與南京政府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董帶着中共中央意見返西安見到張後，即回上海向宋慶齡覆命。張支持中國共產黨分離主義政策，認為有籌組西北大聯合之必要，反對內戰。3月中旬，博古帶張子華到山西向中央滙報告他和曾養甫接談；周恩來也到；北方局王世英也向中央滙報同楊虎城談判情況，並報告呂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養甫、諶小岑接談經過。張在旅歐期間，會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欣賞德國與意國全民團結的精神，認為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在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分析一部分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已認識到有必要抗日，但有人想挑動日蘇戰爭，所以至今中國國民黨對降日還是聯蘇仍舉棋不定；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6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電，提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滿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偏頗，不顧地方派系軍隊，當時減俸達20%，且未給予兵力補充、陣亡將士撫恤。

洛川會談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學良1月初，張學良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1月17日，中共中央社會局長李克農去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見面。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會談；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1月20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陝西洛川與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張學良會談，李說明中央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一致對外之主張。1月21日晚，張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3個小時。張密晤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克農，李表示擁張為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並暗示能獲得蘇聯軍火援助。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義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恩來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2月20日，周恩來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學良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2月25日，李克農到達洛川。2月2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

1936年3月2日，張學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學良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3月4日，張便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張學良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介石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學良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恩來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恩來為代表到膚施同張學良談判，李克農也同去。張再晤李克農，請中國共產黨介紹自己代表與蘇聯直接商談軍火援助問題。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學良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張向中國共產黨黨員劉鼎反覆請教紅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之根本原因和戰略戰術。劉鼎到西安第二天，張學良在家裡接見他；張學良嚴肅地向劉鼎提出三個問題：一、我張某人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決不後人，可是你們共產黨卻駡我是不抵抗將軍，賣國投降；二、中東路事件，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那樣慘，還駡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三、在陝北，紅軍打東北軍為什麼打得那麼厲害？使東北軍遭受嚴重損失。第二天，劉鼎再次與張學良見面，劉對張説：一、張先生執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個月，日寇就占領東三省，當然遭到人民辱駡，中國共產黨與人民一樣，在這個問題，不能不表示態度；二、東北當局受蔣、日挑唆，首先挑釁，撕毁中東路共管協議，採取片面行動，蘇聯指責張先生絕非無中生有；三、東北軍在鄂豫皖和陝西，使蘇區和紅軍受到很大損失，紅軍在陝北採取自衛還擊，使東北軍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軍隊，百萬大軍都無可奈可。當天張學良就偕劉鼎和公館隨從人員飛到洛川，張行前報請南京在洛川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聲稱自己要到前方督戰，曾致電蔣説：「預定設前進指揮所於洛川，學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釋解委座兩顧之憂。」；蔣覆電稱：「陝北軍務，得弟親往督飭，立殲滅之大功，在此一舉。」周恩來參加3月20日到3月日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不排除蔣介石允許與共產黨建立聯繫之可能，沒有再次談反蔣之問題；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

洛川會談結束後，王以哲送給紅軍一批七九步槍，子彈數萬發，並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車送至紅軍防地；經過兩個月之努力，採購許多重要物資，有印鈔機和高級紙張、油墨、無線電器材、醫療器材藥品等；這些物資，都由東北軍用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轉運到雙方防地交界處，移交蘇區貿易局運到瓦窰堡；這批物資為蘇區解決許多困難，打破中國國民黨對陝北蘇區之經濟封鎖。

膚施會談

1936年4月6日，毛、彭聯名致電張學良，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窰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學良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定；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4月，張到膚施密晤周恩來，周勸張反蔣，張則勸周聯蔣。4月9日，周恩来與张在膚施会談。周恩來問張學良：「怎麼張伯苓是你的老師？」；張説：「過去我抽大烟、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張說全國之力合到一起，難以打敗日本，不要把有抗日願望而又實力最強之蔣拒之門外；張表示若勸蔣聯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張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願參與醞釀此事；二、同意紅軍集中河北，但認為紅軍在山西恐難立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綏遠，如果紅軍堅持東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東北軍與紅軍聯絡，還答應可為北上之紅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讓路，並説如果紅軍一旦與日軍接觸，他可以公開和紅軍聯合；三、蔣介石現在歧路上，根據他觀察，蔣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還不能做到反蔣，如蔣投日，當離開蔣，在未公開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蔣之命令，進駐蘇區，他主張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之錯誤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將派代表去蘇聯，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聯絡盛世才。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周恩來表示：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問題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將張之意見回去慎重研究。張提出聯蔣抗日，為中共中央所採納，與紅軍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協議。會談一直進行到4月10日晨4時才結束，雙方都很滿意；周恩來對李克農等人説：「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張學良後來對劉鼎説：「膚施會談，我太滿意了」，「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握別時，張學良贈送《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出版之中國大地圖一本，語重心長地説：「共同保衛中國。」隨後，張學良拿出二萬块銀元和十二萬法幣，支援紅軍作軍費。

聯共

這時，中共葉劍英又攜帶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約書來西安，張拿出巨額銀元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4月22日，周恩來寫親筆信給張學良，和李克農一起同劉鼎談話，把信交給劉鼎，信內稱：九日會談，「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諸同志「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信中誠懇忠告張學良「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直率之處，諸維鑒察。」幾天後，張學良和劉鼎乘專機到西安，到西安後，把劉鼎安置在公館之東樓上，對劉鼎説：「你名義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隨從軍官。你要在東北軍中多活動，並多多幫助我。」；因此，那時人們叫劉鼎為「秘書」，在張學良公館進出，張學良還親自囑咐隨從應德田和孫銘九，要好好招待和保護劉鼎，以後又給劉鼎發自衛手槍。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劉鼎到西安積極設法架設秘密電台，着手建設從西安到蘇區、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關係在西安東城中國銀行蓋的七賢莊住宅區租一個兩進四合院，做為秘密交通站；通過東北軍關係買商用交通車，把宋慶齡介紹之美國記者斯諾和馬海德大夫、潘漢年、丁玲、張子華等去蘇區，經過西安七賢莊交通站，送往洛川轉陝北；中央從陝北派鄧發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轉蘇聯，葉劍英、汪鋒、張文彬、張經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過秘密交通線。中國共產黨也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1936年6月30日，張主動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張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由於父親張作霖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7月，張學良籌建「抗日同志會」，9月正式成立，作為秘密核心組織團結東北軍，吸收有積極抗日思想分子，開始主要成員是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盧廣績、車向忱、劉瀾波、苗勃然（兩人都是中共秘密黨員）等，劉鼎也參加；以後向軍、師、旅長發展，共達70多人，張學良自任會長，聯共抗日、培養抗日幹部。7月初，張住在王曲時，把劉鼎拉去跟他説：「我的日子難過。我連想了幾天，想把隊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紅軍一起幹。……和他們糾纏有損無益，干脆撒手。遲分不如早分，與其將來被劫，不如現在主動，早下手為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來抗日。……」劉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萬火急密電報告中共黨中央，乘張專機到膚施後，步行50里到達安塞；黨中央機關剛從瓦窰堡撤向保安，得到劉鼎電報後，毛、張聞天、周恩來於7月5日趕到安塞城，立即召開會議，毛、張、周都到會，李克農也列席會議；毛最後説：「張學良敢在膚施與周恩來面談，回去宣傳抗日是大好事。……叫張學良不要和蔣介石鬧翻了，要講策略，不要太刺激他……」。劉鼎回到西安見到張，詳細談了安塞中央會議，說：「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都到會，研究了一夜，高度評價你的抗日決心和熱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要你團結全部東北軍，耐心爭取蔣介石和全國一切抗日力量。」；張耐心聽後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説：「從今以後，我要想盡一切辦法勸説蔣委員長，把他爭取到抗日陣營中來。我和委員長交情很深，我要認真利用這個地位加快步伐向他進言，爭取他幡然省悟。你們黨中央既然要我這樣辦，縱然碰釘子，或者削職為民乃至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張學良為整訓部隊軍官，商得楊虎城同意，報經蔣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創辦「西安軍官訓練團」，張任團長，楊任副團長；張接受劉鼎建議，吸收瓦窰堡紅軍大學之經驗，以政治為主，主要講抗日救國之道理；以軍事為輔，學習運動戰和游擊戰術；訓練團廢除打駡，提倡官兵平等，團結官兵。訓練團第一期張就住在王曲，親自給學員作報告，公開對學員説：「唯有對外，才能實現真正統一。」、「東北軍要站在抗日第一線，……東北土地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的，……東北軍抗日，唯有犧牲是屬於我們的。」；張、楊講話，都講抗日救國道理。劉鼎又建議張辦學兵隊，從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參加「一二·九」運動之學生到西安軍訓；張同意後，由中共秘密黨員劉瀾波、孫達生等協助招生，學兵隊由張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領導，由衛隊二營派送管理幹部；學兵隊共300多人，設在西安東門城樓上，學兵畢業後分配到各要害部門和各部隊。劉鼎還和劉瀾波等推動東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組織「東北救亡總會」，團結東北人抗日救亡；又從上海請來文化界秘密黨員吳奚如到西安，主編抗日同志會刊物《文化周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策略上之重大轉變；而洛川和膚施會談中，張學良一再認為蔣有可能抗日，應該內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見，也給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這種決策提供重要根據。9月，張向紅軍提供大量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紅軍過冬燃眉之急。

勸蔣抗日

1936年10月20日，在蔣來西安前夕，張密赴太原，向閻錫山坦述自己聯共聯蘇以便抗日之內幕，閻答應與張袂勸蔣聯共，「倘蔣不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表示把固陽等5個縣讓給紅軍。同時，蔣來前，為確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東之臨潼華清池為其行館，錢大鈞已提請前派張玉蓀到該處安排佈置，但楊虎城以「華清池離西安太遠，往來不便」為由，建議以城內九爺府為行館，張學良贊同此議。10月22日，蔣一行人飛抵西安機場，張學良要張玉蓀向蔣報告，己在城內九爺府和城外華清池準備好兩處行館，請蔣指示前往何處，蔣「楞了一下，便回頭望著」錢大鈞，錢說到華清池。當晚，張懇勸蔣聯共抗日，「歷時甚久」，兩人爭辯，蔣連駡不止，「響遏雲霄」。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陽。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10月31日，張邀閻同赴洛陽，為蔣祝壽，並聯袂勸蔣。張飛洛陽為大壽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1月初，張到葉劍英住室，商討辦法停止內戰，最後張説：「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迭打』（日文外來語「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語coup d'État，意即政變）。」；葉電告中共中央，回電讓葉轉告張「要慎重」。11月17日，蔣自洛陽親赴太原晤見閻錫山，11月18日在綏靖公署召集各機關公務員訓話，大意一切應以堅固守靜之態度沉著處理。中共屢屢致電張學良，請其遲滯進剿；11月27日，張回電説，「永不進展實難辦到」，目前只能將進剿改為封鎖，以延長時間，「速請內中早決大計」。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張如蒙所請，東北軍轉進綏遠，既能滿足東北軍強烈抗日要求，又不致與紅軍隔離，還可接通外蒙和蘇聯；蔣仍令其剿共。張請求率部增援綏遠東部，蔣未准其請。禁不住張一再懇求，始准派騎兵第七師開往綏遠作戰（該師實際上並未開去），仍未允東北軍全部出動，張深感不滿。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蘇皖閩；12月2日，張赴洛陽勸蔣，並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這是實情，當時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擔心，如繼續剿共，東北軍下層官兵就會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穩，但為完成其剿共事業，毅然答應前往。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蒋抵西安，仍住華清池。蔣向張、楊表示：一是進剿紅軍；二是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給中央軍剿共。12月7日下午，張到華清池同蔣單獨會談，説當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又説東北軍將士抗日情緒不可壓制；他表示對蔣一貫忠誠，面臨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慎重考慮；兩人爭執很久，最後蔣對張大發火説：「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12月8日上午，楊在張勸說下，去華清池向蔣進諫。蔣命令楊要「放手撤換」十七路軍中「不主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軍官」。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

張回到西安把見蔣之情況告訴楊，兩人認為蔣不會改變主意。張、楊見「苦諫」徹底失敗，商定對蔣「兵諫」。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請願活動，以推動團結抗日。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國團隊領導下，西安一萬多名大、中、小學生舉行聲勢浩大之示威遊行和召開紀念大會。蒋得知學生請願隊伍前來臨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說如果学生不聴，可採取武力行動。张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张追上學生队伍。張立即趕到去臨潼之路上對遊行學生講話，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说大家太辛苦了。他對學生説：「請你們相信我，我張學良和你們是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比你們的要求更迫切。你們的意見，我一定負責轉達到，我去講可能比你們更有份量。我保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你們的要求。」學生們同聲高呼願意為救國而流血犧牲。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學生們見張態度誠懇，就同意不去臨潼，回到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樓懇求楊虎城同意放蔣，楊仍堅持沒有保證條件不能放走蔣。楊一向尊重張，便慨然同張一起送蔣去機場。下午3時半，他們乘汽車從蔣住處出發，直奔西郊機場。张送蔣乘机离开西安，先把宋美齡送上飛機，再讓蔣喬裝到張的部隊中登機脫逃，周恩來甚至趕到機場想把他們追回來。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指挥。事變結果，蔣最終獲釋，而國民政府提前停止剿滅中國共產党，中國共產黨則宣佈停止推動分離主義與土地革命，建立蘇聯所期望的形式上中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

受審

参见：蔣介石

1936年12月30日，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军法会审。同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2月31日，张学良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當天下午，蔣呈請國民政府「予以赦免」。蔣向國民政府呈請張「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勛，努力自贖。」。

被囚禁的后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密電國民政府，請特赦張學良。1月4日，林森主持召開第二十二次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張特赦，發佈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過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張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之生活。徒刑有期限；交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严加管束，管束没有期限。莫德惠、劉哲、戢翼翹自北平應邀至南京，勸慰張學良。1月7日，蔣致書張學良，提出陝、甘軍事善後辦法，要旨為：東北軍應集中甘肅，由張學良推薦一人率領前往；二、楊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使其行使綏靖職權；囑其與顧祝同切商辦法，餘應照已發電令辦理；並謂「請由兄手諭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張學良致函蔣，提出解決陝、甘問題意見書，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謂：「甲、剿匪：一、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二、調虎城出洋考察養病半年，不開缺，以孫蔚如代理。……三、余（張學良）陪同墨三（顧祝同）到洛陽，最好到潼關或臨潼，由啟予（商震）或龐炳勳派兵陪同前往，請虎城及各軍長來會商」、「乙、匪不剿：一、調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劉經扶（劉峙）為西北行營主任。……二、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良（張學良）幫助整理完畢，良願去讀書」。张的囚禁之地曾五次变更。1月13日，張學良在賀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嶺學校內；蔣以修訂之善後方案送張學良徵求意見。張學良由南京乘專機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1月23日，經蔣同意後，戴笠陪同李志剛至雪竇寺中國旅行社往見張學良與趙庵，張慨嘆說：「蔣先生是不會讓我回去的，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我估計除非全面抗日，東北軍還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則是不能出去的。」2月17日，國民政府令准蔣所請，張學良着予恢復公權。2月22日，王樹常、莫德惠過杭州赴溪口訪張學良。3月30日，于學忠赴奉化往見張學良。

1937年9月中秋节，张学良到妙高台過節，晚上寫信給蒋介石，請求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蔣介石撤退台灣之際，楊虎城全家被殺，張學良則是先押解到台灣。張學良晚年表示，蔣原本是要槍斃他的，是蔣宋美齡求情，他不明白為何要這麼對待楊虎城。他曾勸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出國，回國沒有好處。1949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當時于右任建議他放了張學良與楊虎城，蔣不耐煩的說，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兩人關在哪裡。之後蔣就下令殺掉楊虎城一家。蔣原本也想殺了張學良，而是蔣宋美齡表示，若你對張學良不利，我立刻離開台灣、公布這些事情。張學良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些事，是美國公使派人抄的這些對話給他看的。

臺灣高雄與新竹幽禁生活及言論

1946年國共兩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曾提出釋放張，但未獲蔣同意。隨即逐步發生第二次國共內戰。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10月底，張被帶離重慶。11月1日，張與趙一荻被送達臺北松山機場，在臺灣繼續軟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轉移至新竹縣五峰鄉井上温泉。1947年5月9日，國民政府委員莫德惠赴台灣，以私人資格探視張學良。1949年，先搬至高雄壽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溫泉，直至1958年。直到1957年10月，張移至高雄西子灣。二二八事件時，張學良住所被封鎖，命令暴民來劫時即殺掉張學良，缺乏食物，張學良曾回憶當時是靠原住民給蕃薯才有飯吃。 張學良生前表示他最愛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樂。 張學良住在高雄壽山「高雄 小白宮」期間，張學良兩度被軟禁在高雄。一次是1949年開始定居高雄壽山,之後再次到高雄西子灣。 根據壽山風景區管理處2012年公開的歷史資料，當年張所住的高雄高爾夫球場，是日據時期台灣兩座高爾夫球場之一。建築由折下吉延設計，他是日本造園界先驅，也是庭園營造大師，曾設計明治神宮內外苑。張學良所住的是球場南側的軍官俱樂部屋，為一棟兩樓層日式建築，因為外牆是白色被稱為「小白宮」。俱樂部屋於1934年1月8月動工，同年4月30日完工，由日本總督府高雄州土木課營繕系設計，壁體使用珊瑚化石（當地稱「咕咾石」）砌築，一樓是拱狀迴廊，二樓有陽台可俯瞰高雄港灣。居住在這裡的張學良，被40人的警衛隊嚴加看管。在高雄期間，張學良還曾小住位於西子灣的寓所，稱這是「20餘年來最舒適的處所」。 1959年，台灣軍方陸軍第二軍團編組成立壽山指揮所，後來由陸戰隊接管壽山要塞，原先的高爾夫球場也被改為如今的壽山靶場，而張學良的故居迄今仍保有大致外觀。 1957年初，张尊蔣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蔣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蔣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齡，稱起居飲食，一切舒適，惟當前國勢艱難，同胞多處水深火熱，而张蒙此優厚待遇，實感不安，不知何以報國。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開始解除「管束」（即軟禁），可以外出旅行、購物、上館子和會客，但皆需事先請示且受到監視。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變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蔣中正写信，聲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蔣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稱：「西安事變發生時，張三十六歲。張在回憶錄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回首一生，張自問做了最錯的事，就是在西安事變中，姑息了共產黨。往後數十年，隔岸目睹中華民族盡歷空前的苦難，張氏最是羞悔。」

晚年經歷

張移往臺北就醫。1961年秋，当张被解禁后，移居自行選擇新建一座小别墅，在臺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70號復興岡居所。

1919年，張作霖命張學良和遼寧省梨樹縣商會會長于文斗女兒于鳳至結緍。張學良與原配夫人于鳳至，生三子一女。後有情妇“趙四小姐”。

張學良久被軟禁，很自然對宗教發生興趣，他最早篤信佛教，並看一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甚至在新竹時，還與一些佛教法師一起討論佛法。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宋美齡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興趣，就說要領導張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宋先感化趙四小姐成為虔誠基督徒，漸漸張自己也就相信。張早年讀教會學校，據說曾受洗。1955年，張皈依基督教。

1961年初，在蔣家同意下，才遷入自己出資蓋的兩層樓房，位於台北市復興三路70號，是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1964年張正式皈依基督教，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規則，也為保全張學良在臺灣安全，于鳳至被迫提出离婚。1964年7月4日，張在台北與趙一荻正式舉行婚禮。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蒋经国仍然没有释放张，是执行蒋遗志。

1982年10月17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近據匪報透露共匪又放出邀請張學良返回大陸參加其父張作霖墓園重修典禮之空言此類統戰邪惡匪必層出不窮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亦唯有作如是觀耳晚秋寒意深至懇母親起居倍加珍護肅叩福安兒」

10月2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

「……張漢卿在東北人心中尚有其影響力此所以詭匪尚有利用者也若統戰熱化時漢卿默然無聲則又可大做其文章余數十年中為其排難開脫說項在靈心上引介其信仰上帝再憶漢卿曾對汝痛苦流涕悔其當初鑄成大錯諒需要其可為我億萬大陸受難同胞作一嚴正表示根據事實痛斥共匪偽譎害人之毒辣對其個人亦是有利其可對中國歷史有一交代且須在交代中預防匪方謂並非出諸自願等妄言故須斥文中事前杜絶之猶如余對廖函先予預防其反擊及可能濫言故對匪毒先打防疾劑也母」

10月22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關於共匪企圖邀請張學良返回大陸參加張作霖墓園重修儀式之說係香港匪文匯報十月十日轉載匪英文中國日報試探性之消息目前匪尚無進一步之動作而張學良亦尚一無所知大人所示當依情況發展謀求對策專肅奉稟敬叩福安兒」

赴美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執政後，繼續軟禁張學良，直到1990年。1990年6月1日，台灣各界人士為張重獲自由並於圓山飯店九十壽辰舉行隆重慶祝，在當時接受訪問，他說道，自己虛度了90年、對國家社會人民毫無建樹，慚愧萬分，哪有什麼壽可以做，他還引述聖經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1991年3月10日，張攜夫人赴美国探访親友。6月初，返回台北。1993年4月，受聘為东北大学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譽理事長。1993年12月15日，張學良夫婦定居夏威夷。1994年獲得綠卡，长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趙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享年100岁。10月19日，總統府明令褒揚，褒揚令全文為：

　　東北耆宿張學良，早預戎行，勇略聿昭，英雋秀發，蜚聲於時。民國十七年臨危授命，主政東北，懷民族大義，秉愛國志節，勇拒日人威逼利誘，毅然宣布易幟，擁護中央，促成統一，奠定訓政時期建設根基。旋於中原大戰期間，通電支持國民政府，調停各方，止息戰禍，厥功至偉。綜其生平，愛國情殷，慷慨貞固；淡泊恬靜，壽登期頤。遽聞殂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統　陳水扁　　　

张虽然長壽，却始終没有回中國東北老家，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关系的政治原因。

轶事

張作霖起初並不支持張學良就讀講武堂，因為軍人的危險性太高，張學良說：「父親最反對我當兵，他要我學別的甚麼東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說：『軍人是賭腦袋的，幾個活著回家？』我堅持，他也順了我，說：『你這麼倔，要便要罷，記得把腦袋懸在褲腰帶上，隨時準備送給人家。』」另一方面，張作霖怕張學良喫不了苦，曾對張學良說：「甚麼？你要上講武堂？你別給我丟人了！你去了幾天，幹不了再出來？你在講武堂要能畢業的話，回來我就給你當營長！」

張學良在東北時為了要自製汽車，曾購買一台瑞雪汽車，拆解後設法讓辽宁迫击炮厂製作，最後在1931年5月問世，汽車名稱為「民生號」。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張學良十分欽佩李登輝，認為他是個很好的基督徒，又是個很好的學者，無論甚麼事，李登輝都有很好的研究。

張學良对宋美龄滿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蔣、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两人往来信函反映其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張學良說，他少年時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也在教會學校讀書，「早就受洗過了」，不過當時主要是在教會練習英文與打籃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沒信仰基督教。事實上張學良起初篤信佛教，在軟禁期間時常與佛教法師討論佛法、禪理。張學良因為宋美龄的傳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後為紀念改信基督，曾請美國畫家油畫一幅基督像，並在晚年將此畫贈與其副官。

張與夫人在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崗的故居，已改建為主題公園「少帥禪園」，供遊人體驗當年張氏夫婦的生活，及品嚐張氏生前最愛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張在講武堂教官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壓力過大借毒排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年，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傳教士米勒耳醫師（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米勒耳醫師给张打上抗生剂。在其戒毒后，张捐10萬塊银元帮他。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台灣的訪問，是由郭冠英與周玉蔻聯合執行，製作電視紀錄片《世紀行過》。後來又與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製作《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瀋陽事變」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沒有「第一手」交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也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張學良相关内容）。

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張在接受華視採訪時說：“我不願意寫歷史，我說假話？——有意思麽？那我寫什麽給後人？我寫自己好，臭表功？我寫別人不好，那更不能！還有好多我有忌諱，我不能把這些話都說出來。事實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長官、我的父親，還有我的朋友、我的敵人。比方説對馮玉祥，我對馮玉祥知道得最詳細，我不願意說這些事情，我不應該說這些。”“我不能罵我自己，罵我自己人家也不信，何必呢？我看人家寫好多回憶錄，我就笑一笑，那有什麽意思呢？歷史是別人來寫，不是我自己來寫。”“評論就讓別人去評論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爭權奪利過嗎？我從來沒為我自己爭權奪利過，我能給國家，給人民貢獻，我盡我力量。我個人地位，我隨便怎樣，我就走開，就完了。”

1989年中，張主動在歷史教授王冀（王樹常子）說西安事變是因為蔣說要用機關槍打學生而起。张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蔣，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家庭

• 祖父：张有财=祖母：王氏
• 外祖父：赵占元
  • 父：张作霖=母：赵春桂
    • 姐：张首芳
    • 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谷瑞玉(妾)
      • 長子：张闾珣 (于氏生)
      • 次子：张闾玗 (于氏生)
      • 三子：张闾琪 (于氏生)
      • 長女：张闾瑛 (于氏生)=陶鹏飞
      • 四子：张闾琳 (赵氏生)=陈淑贞
        • 長孫：张居信
        • 次孫：张居仰
    • 二弟：张学铭 (1908年-1983年)=姚夫人，朱洛筠
    • 三弟：张学曾
    • 四弟：张学思
    • 五弟：张学森
      • 侄女：张闾蘅，自1967年开始就长期照顾张学良的生活，至张学良在夏威夷逝世。
      • 侄女： 张闾芝
    • 六弟：张学俊，1973年在台湾去世，曾供职于军统；
    • 七弟：张学英，贫病交加在香港去世；
    • 八弟：张学铨，一直留在天津，1992年去世。
      • 侄女：张闾娥(姚氏生)
      • 侄子：张元冲，张鹏

評價

張學良晚年自評：「我們張家父子，若不是爲了愛國，會有這種下場嗎？」他對他自己發動「西安事變」是是非非自我批評，也是非不定，雖然他在口頭上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因此多數中華民國人認為張學良為賣國賊。唐德剛說這是張親口向他，但張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亂，他自己早就槍斃他們。因此他被蔣關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親如骨肉」，是抗日救國統帥、民族大英雄。他在幽居台北時寫《懺悔錄》開場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處事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

唐德剛：「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張最難能可貴，是在情場、戰場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学良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應：「張學良與楊虎城當年身為國民黨將領，不僅沒有積極剿共，還以非常手段挾持統帥，這種行為幾乎等於是『軍事政變』，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應該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沒有所謂『平反』的問題。」

劉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蔣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汪精衛：「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於敌手……」

柏楊：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将张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同时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观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先生具有一定声望。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胡適：「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蔣中正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大家多读点书吧。”

卜寧：張學良就是一個花花公子，紈絝子弟。小時候不學無術，吃喝嫖賭。長大後，眼見父親被日本人炸死，東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國仇家恨於不顧，率領兵強馬壯的東北軍狼狽逃入關內，把東北的土地拱手讓與日本關東軍。彼時東北軍幾十萬將士之實力完全可以與關東軍幾萬人奮死一戰也。張學良在東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蔣中正之國民政府，入關後又背叛蔣中正，投靠共產黨。晚年後又背棄中華民族，投入基督上帝懷抱。此君完全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膽識，沒有主見，出爾反爾，背信棄義之小人也，比吳三桂有過而無不及也。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宋美齡於1980年10月2日函電蔣經國：「……密經國覽近日共匪連續報導對張漢卿頌揚備至並謂漢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共匪對西安事變所以強聒不舍不外圖利用此事為一懸案造成公論為統戰之新穎口號及資料否則時有四十餘年何必再提況漢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經常研究聖經復極有領悟共匪今後所能運用者乃不外當時軍事法庭審訊之判決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管教十年漢卿當時受共產黨之誘惑所為固屬荒唐勝利後大陸淪沉其當時魯莽逆行影響殊大毫無疑義但被能及時幡然覺悟且在千鈞一髮中説服疑忌百出之楊虎城使父親生還再次領導應戰中國有史以來抗禦敵虜之成功又令全國人民不由然而然自動放爆竹慶祝脱險且令許多半獨立省份之軍人驀覺父親乃唯一可領導抗戰之領袖除共匪之八路軍新四軍不聽命令外各軍人大體上言均能除門户之分團結以赴此乃西安事變不幸中之最大收獲固非張漢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產生之奇跡我政府以往對宣傳及闡明政策方針方面向遜共匪豈袛一籌汝所諗知故余意不必正駁斥袛須……彼參加公開會集多予露面則對共匪之伎倆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樣想法否母十月二日」

西安事變時與蔣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張玉蓀稱：「自劫持起至護送返京止，這段時間內，應該說是完全在張學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凌虐他的俘獲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蔣）自己寫的，或是夫人（宋美齡）寫的，以至侍從人員傳述的，和我們自己所目睹的，張對於委座，執禮甚恭，始終不衰，見面必行軍禮，報告始終站立着，離去必敬禮而去。在臨潼驪山（捉蔣）下山時， 吹崇敬的『三番號』，臨離開西安機場時，一定要隨機護送返回南京，以明責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毀譽於不顧。頗有慷慨就義，承擔一切之俠義精神。」

影視形象

年份	劇名	飾演演員
电影
1981年	《西安事变》，中國大陸电影	金安歌
2017年	《建軍大業》，中國大陸电影	韓庚
電視劇
1984年	《少帅传奇》，中國大陸電視劇	寇振海
1987年	《少帥春秋》，中國大陸電視劇	寇振海
1989年	《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中國大陸電視劇	陈剑飞
1994年	《张学良与郭松龄》，中國大陸電視劇	寇振海
1999年	《张学良将军》，中國大陸電視劇	尤勇
2002年	《张学良》，中國大陸電視劇	刘劲
2007年	《西安事变》，中國大陸電視劇	胡军
2013年	《毛泽东》，中國大陸電視劇	于濱
2015年	《少帥》，中國大陸電視劇	文章

研究書目

• 傅虹霖 著，王海晨 等 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 西村成雄 著，史桂芳 等 譯：《張學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劉心皇 輯註，王鐵漢 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
• 司馬桑敦 著：《張學良評傳》，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年7月1日出版。
• 《東北年鑑》，瀋陽，1931年
• 郭大鳴 著：「先兄郭松齡將軍傳」，《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二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托托（託啟明）著：《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8年1月1日，ISBN 978-7-80723-294-0
• 張學良 口述，唐德剛 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初版。
•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