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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遠(1897-1943)，名乾學、字重遠，吉林省公主嶺市人。早年留學日本。中國實業家，知名抗日愛國人士。《新生周刊》主辦人。
簡介
1923年回國後在瀋陽開設肇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任遼寧商務總會會長。"九一八"事變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曾以記者身份在湘、鄂、川、贛、滬等地活動，鼓動民眾抗日救國。曾參與籌辦《生活日報》。1939年任新疆學院院長，後創辦宣傳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軍閥盛世才殺害。
| 杜重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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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7年1月1日 吉林省懷德縣楊大城子鳳凰嶺村 |
| 逝世 | 1943年1月1日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民族企業家、愛國志士 |
投身實業
出生於貧苦農家庭。1905年，入當地私塾讀書，學習刻苦。
1911年，考入省立兩級師範附屬中學。其間，參加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1917年，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藏前高等工業學校學習陶瓷製造專業。
1922年，組織東京留學生進行反帝示威遊行。同年春節，被推選為回國代表輾轉瀋陽、北平(今北京市)、天津等地開展反帝宣傳。
1923年春，學成回國，在瀋陽北門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機器制陶工廠――肇新窯業公司。
1927年，把磚廠改建為瓷器廠，逐漸發展成中國民族資本經營規模最大的一家窯業工廠。
宣傳抗日
1929年，當選為奉天省(今遼寧省)總商會副會長，成為東北工商界知名人士。同年，兼任張學良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襄助處理對日外交問題。與此同時，還與友人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促進了東北各地抗日運動。
1930年，參加上海全國國貨展覽會，倡導發展國貨，抵制日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遭日本關東軍通緝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參加閻寶航、高崇民、王化一發起組織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長。
積極抗日
不久，到上海，結識沈鈞儒、鄒韜奮、胡愈之等愛國人士。同時，在上海主持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提倡並發展"國貨工業，作經濟上的實際抗日"。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記者的身份在長江一帶和華南、華北等地宣傳抗日救亡，講演60餘次，並在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上發表許多見聞通訊。上海抗戰爆發後，積極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軍。
1932年春，與李公朴、胡愈之等發起籌辦《生活日報》。次年初，率領救國會宣傳隊到熱河前沿陣地宣傳鼓動抗日。
1933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後，挺身而出創辦《新生》周刊，自任總編輯和總發行人，倡導發動"一場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5月，由於《新生》周刊刊登《閒話皇帝》一文，日本帝國主義藉機挑釁，國民黨當局竟屈從日本帝國主義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將被反動當局查封的嚴重時刻，依然撰文揭露敵人的陰謀，並堅定地表示:"最後勝利不是屬於帝國主義者，到底是屬於被壓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江蘇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開審《新生》周刊案。總編輯杜重遠到庭申述刊載《閒話皇帝》一文經過。
法官開庭只問了幾句，即退入內室集議宣判;而日本駐滬總領事特派員竟蠻橫地闖進內室監視法官集議。在日方壓力下，法院當庭宣判杜重遠犯"散布文字共同誹謗罪"，判一年又兩個月，立即送監執行並不得上訴。
杜重遠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麼法律!"旁聽群眾極為忿懣，高呼"打倒賣國賤"並散發擁護《新生》周刊傳單，且用各種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擲去。一時秩序大亂，日本人及法官抱頭鼠竄而去。
被反動當局判處一年零二個月徒刑，成為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關押到上海漕河涇第二監獄後，各界愛國人士紛紛探監。消息傳出，輿論界紛紛指責日方小題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國等地華僑報紙也紛紛表示抗議，痛斥國民政府懦弱妥協。魯迅也為此向當局提出抗議，鼓舞他繼續在獄中進行抗日救國活動。入獄不久，他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繫，開始懂得一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道理律師吳凱聲藉助國內外的有利聲勢，與法庭反覆爭辯。10月，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托人帶信給楊虎城、張學良，呼籲團結抗日。
1936年春，國民黨當局懾於輿論壓力，將他移至虹橋療養院軟禁。同年4月，張學良特到上海探監，兩人密談了促蔣抗日問題。同年8月，楊虎城又借治牙病機會住進虹橋療養院，與他朝夕相處，共商抗日救國大計。9月，獲釋後，立即前往西安與張、楊晤談，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生。事變爆發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軟禁，並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蔣介石獲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與宋慶齡、沈鈞儒等人一起被中國共產黨推薦為聯合政府負責人。[2]
1937年"七七"事變後，冒險奔走於武漢、西北各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9月，在《抗戰》三日刊上撰文第一個介紹了周恩來的生平並刊載了周恩來、徐向前等人的言論。
1938年，在武漢、香港等地多次會見周恩來，逐步樹立起對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念。
1939年，被邀請去新疆創辦新疆學院任院長。他為此竭盡全力，聘請茅盾，薩空了、張仲實等人任教，還延請趙丹、高滔、於村、王為一等人從事文藝宣傳活動，並在內地購買了被稱為"文化列車"的3卡車書籍。與此同時，他在新疆學院開講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課，組織"新疆學生暑期工作隊"進行抗日宣傳，並經常在《反帝戰線》上發表宣傳進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辦盛世才的嫉恨。
犧牲
1940年，被軟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漢奸"、"托派"的罪名將他逮捕，後又施以30多種酷刑，逼其承認是"蘇聯間諜"、"秘密共產黨員"。但他始終堅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腸肺爛穿，大量嘔血便血，然後，又令人給他注射兩支烈性毒針，將其運至東花園數丈高牆上，再從牆頭推下殺害，並毀屍滅跡。全國解放後，中共中央曾專門派出考察團到新疆尋找其遺骨，沒有找到。
1986年，其著述結集為《杜重遠文集》出版。
杜重遠(1897~1943)吉林懷德人。早年留學日本，14歲入奉天省立兩級師範附中。21歲任小學教員。1917年以官費生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專攻窯業。1923年夏回國，集資在奉天興辦啟新窯業公司。1927年3月，由於擴建占用資金過多，幾乎無法周轉，面見張學良，張認為他是愛國能幹的實業家，撥款12萬元作為個人股本。1929年改為股份有限公司，獲免徵營業稅五年的優惠，開辦子弟學校。1927年被舉為奉天商會的副會長，成功地領導一場商民反捐稅鬥爭，又組織商民反對日本擅自在臨江設領事分館，取得勝利。1929年，改任奉天工會會長，兼司令長官公署秘書。九一八事變後，任東北民眾救國會執委會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長。他"經歷亡國的痛苦向全國民眾呼號吶喊的權利和必要"，成為《生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韜奮讚揚他的作品"感人特別的深，使讀者得到的益處特別的厚"。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他當選常務董事，該會在多處城市組織國貨公司，推動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1933年2月，京津滬愛國人士組成東北熱河後援促進會，他是領導人之一。他帶領學生宣傳隊30人和朱慶瀾、黃炎培、穆藕初等奔赴前線，他同義勇軍第二軍團總指揮王化一分別找湯玉麟、孫殿英、李贊延等東北軍將領談話，提出只有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才是唯一的出路的主張。[3]
他還在江西九江創辦光大瓷業公司，任江西省陶業管理局局長，主動接濟東北流亡學生。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後，他挺身而出，於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任主編，保留《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馬，他在每期卷首"老實話"專欄撰稿。1935年5月4日，《新生》刊載《閒話皇帝》的文章，其中提到的日本天皇是位生物學家，如果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方面有很多成就。這樣一篇文章，日本帝國主義竟挑起事端，指使上海的日本浪人抗議，搗毀商店櫥窗，要求上海市市長查封《新生》周刊，嚴懲作者和編者。在江西的杜重遠趕來上海，一面勸說作者暫避，一面準備出庭和國民黨當局斗。法庭上雖經著名律師沈鈞儒的義正詞嚴的辯護，仍然以所謂觸犯"敦促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被判處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入獄後，每天到監獄慰問的工人、學生、文化界人士、實業家、東北軍將士，絡繹不絕。1936年10月，在全國輿論壓力下，被提前釋放。出獄後即赴西安張學良處。抗戰爆發後，接受盛世才的邀請赴新疆，1939年1月任新疆學院院長。1941年5月8日被捕，被誣以"漢奸"、"陰謀暴動"的罪名，長期關押。經各方營救無效，於1943年9月一個晚上被秘密殺害。遺著有《杜重遠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