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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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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祖章皇帝
第二代大清皇帝
在位 1643年10月8日 –1661年2月5日
加冕 1643年10月8日
前任 太宗文皇帝皇太极
摄政 多尔衮（1643年–1650年）
济尔哈朗（1643年–1647年）
多铎（1647年–1649年）
继任 圣祖仁皇帝玄烨
中国皇帝
在位 1644年11月8日 –1661年2月5日
前任 大明庄烈愍皇帝朱由检（名义上）
大顺皇帝李自晟（实际上）
继任 大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帝）
出生 (1638-03-15)1638年3月15日
大清辽东沈阳
逝世 1661年2月5日(1661-02-05)（22岁）
大清北京紫禁城
安葬 遵化清东陵孝陵
皇后 静妃额尔德尼奔巴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康章皇后佟氏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
子嗣 牛钮
皇长女
裕宪亲王福全
和硕恭悫长公主
皇三女
大清圣祖仁皇帝玄烨
皇四女
皇五女
皇六女
荣亲王
恭亲王常颖
奇授
纯靖亲王隆禧
永干
谥号
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1661年4月22日初谥）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1723年9月1日加谥）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1736年4月21日加谥）[1]
庙号
世祖
朝代 爱新觉罗氏
父亲 大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
母亲 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
宗教 佛教

顺治皇帝（满语：ᡳᠵᡳᠰᡥᡡᠨ
ᡩᠠᠰᠠᠨ
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ijishūn dasan hūwangdi，太清：ijishvn dasan hvwangdi；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名福临（满语：ᡶᡠᠯᡳᠨ，穆麟德：fulin，太清：fulin）[2]，姓爱新觉罗氏，大清第二位皇帝，清兵入关后的首位清帝，1643年10月8日至1661年2月5日在位。议政王大臣会议于1643年9月，推举五岁的福临承袭其父皇太极帝位，同时命弩尔哈齐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和弩尔哈齐之侄郑亲王济尔哈朗二人助小皇帝辅理国政。

自1643年至1650年，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多尔衮手里。在多尔衮的领导下，清朝征服明朝的大部分故土，深入西南省份追剿南明政权，在激烈的反对中，建立了一系列被清代皇帝所沿袭的政策，如1645年颁布“剃发令”。多尔衮于1650年12月31日死后，年轻的顺治皇帝开始亲政。顺治皇帝试图打击腐败，整顿吏治，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成败参半。17世纪50年代，顺治皇帝面临着大明遗民的复明抵抗，不过至1661年，他的军队已将大清帝国最后的对手，航海家郑成功和永历皇帝朱由榔击败，郑成功和朱由榔分别于次年病死和被擒杀。顺治皇帝在22岁时因感染高度流行的天花去世，其皇位由已从天花中幸免于难的皇三子玄烨承袭，后者即康熙皇帝，统治中国六十一年。由于顺治年间的历史文献流传相对较少，因此这段时期同整个清朝历史相比显得较为鲜为人知。

顺治是清朝统治者在位期间在中国使用的年号。由于大清皇室为满洲人，统治许多蒙古部落，而这些蒙古部落曾帮助清朝征服中国，所以顺治年号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分别有对应词，如蒙古语尊号额耶尔札萨克汗（蒙古语：ᠡᠶᠡᠷᠡᠷᠢ
ᠵᠠᠰᠠᠭᠴᠢ
ᠬᠠᠭᠠᠨ，西里尔字母：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平顺统治”的可汗，即义译“顺治”）。顺治皇帝死后受供奉于太庙，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统称世祖章皇帝（满语：ᡧᡳᡯᡠ
ᡝᠯᡩᡝᠮᠪᡠᡥᡝ
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葬于清东陵的孝陵。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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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雕版印刷描绘的一名女真男子。原图说明文字解释说女真人居住在长白山附近，穿“鹿皮制鞋与带鱼鳞的服装”[3]。

16世纪80年代，数支女真部落生活在大明（1368年–1644年）东北疆域，即现代被称为中国东北或“满洲”的地区[4]。建州女真首领弩尔哈齐（1559年–1626年），自16世纪80年代迄17世纪10年代，经过三十余年的征抚，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5]。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来源于女真诸部的松散力量凝聚在黄、白、红、蓝四色旗之下，此后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此社会军事组织制度是为八旗制度[6]。弩尔哈齐将旗主交由子侄担任[7]。在1612年左右，弩尔哈齐既为让其部族人与其他支觉罗部族人相区分，又要和曾统治中国北方的女真王朝大金（1115年–1234年）拉上关系，更其部族名为爱新觉罗氏（“黄金般高贵神圣的觉罗一族”）[8]。1616年，弩尔哈齐正式宣布脱离大明建国，国号后金，建元天命[9]。他在此后若干年里夺取了大明治下的辽东大多数主要城市[10]，所向披靡，直到1626年1月，弩尔哈齐在宁远攻城之时，被驻守该地的明军指挥官袁崇焕用不久前收购的葡萄牙人的红衣大炮击败[11]。弩尔哈齐可能在宁远之战中受了致命伤，继而在战后数月逝世[12]。

弩尔哈齐之子皇太极（1592年–1643年）继续致力于其父的大业：他把权力集于自己之手，仿效大明政治制度，并完善和拓展八旗制度，在原有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13]。1629年，他率军入侵北京郊区，在此期间俘获了知道如何铸造红衣大炮的汉人工匠[14]。1635年，皇太极改称女真为“满洲”，1636年，他又将国号“后金”改为“大清”[15]。在松锦之战后的1643年，明朝已经在财政破产、瘟疫肆虐以及大饥荒导致的明末农民战争等致命危机之中摇摇欲坠[16]，清朝准备展开对明帝国的最后一击。

成为皇帝

podium.|thumb|180px|此图为大清开国皇帝皇太极朝服像。1643年10月8日，五岁的福临承袭父位，定年号顺治。]] 1643年9月21日，生前未指定储君的皇太极宾天，雏鹰般的大清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严重分裂危机[17]。数名皇位争夺者——努尔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长子和硕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和硕豫亲王多铎（两人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极之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开始逐鹿皇位[18]。皇太极的弟弟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及多尔衮（31岁）掌有正白及镶白旗，代善（60岁）掌有两红旗，而豪格（34岁）则获得其父两黄旗的支持[19]。

议政王大臣会议着手议立新帝，此会议直到军机处在18世纪20年代出现以前一直是满清的主要决策机构[20]。许多亲王、贝勒主张多尔衮这个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成为新皇帝，但多尔衮拒绝为帝，而是坚持让皇太极的一个儿子承袭父位[21]。会议接受了多尔衮的具有权势的主张，继续让皇太极的后裔继承大统，最终商议决定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承袭父位为新皇帝，但亦决定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他掌有镶蓝旗）和多尔衮作这个五岁孩子的摄政王[21]。1643年10月8日，福临正式登上大清皇帝位；定年号为“顺治”[22]。由于记载顺治年间的文献语焉不详，所以这段时期同整个清朝历史相比显得较为鲜为人知[23]。

多尔衮摄政（1643年–1650年）

入关以前

济尔哈朗是一位骁勇善战、受人尊敬的将领，但看起来对多尔衮已很快就抓到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务毫无兴趣。1644年2月17日，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向他们宣布：“嗣后，凡各衙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24]。”此后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动摇摄政统治的阴谋暴露。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褫夺亲王爵位[25]。多尔衮在此后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拥护者（大多来自黄旗），从而掌控了两白旗以外的旗[26]。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27]。

1644年初期，正当多尔衮与其谋士苦思钻研如何攻大明之时，民变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民变领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墙，促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后的万岁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28]。多尔衮的汉人谋士洪承畴和范文程闻讯，敦促满洲亲王抓住此机遇，给大明报仇雪恨，进而为大清夺取天命[29]。驻扎在长城东端山海关的大明总兵吴三桂，是多尔衮同北京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30]。此时他正被满洲人与李自成军间的武力夹得左右为难，吴三桂请求多尔衮帮助他驱逐土匪，恢复大明[31]。当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替大清效力之时，吴三桂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32]。清兵因此得到了吴三桂的精兵的辅助，后同李自成军进行一片石之战，在多尔衮最终选择用骑兵介入此战斗前，吴三桂的精兵就已和李自成军交战了数小时。5月27日，大清取得此战的决定性胜利[33]。战败的李自成军在北京洗劫数日，直至6月4日携带着所能带走的财物离京[34]。

定都

6月5日，被叛军之手肆虐了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绅及官吏迎接他们将要来到的解放者[35]。可当他们见到的是骑着马、把前额头发剃光并自称摄政王的满洲人多尔衮，而不是大明皇太子朱慈烺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吴三桂时，吃了一大惊[36]。在此场动乱之中，多尔衮将自己安置在武英殿，后者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烧大内后，唯一未被损坏的建筑[37]。旗军们被命令不许抢劫；他们的纪律约束使统治过渡到大清“出奇地顺利”[38]。然而在同时，多尔衮却声称他是为报复大明而来。他下令将大明皇族（包括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后裔）及其拥护者全部处决[39]。

6月7日，进城仅两天的多尔衮向首都的官员发布谕告。该谕告向官员们保证，如果本地居民剃发易服并且接受归降，那么他们则可以官复旧职[40]。可是在此谕告发布后的三周内，北京爆发数场农民起义，威胁大清控制首都地区。面对威胁，多尔衮不得不将此谕告废除[41]。

1644年10月19日，多尔衮在北京大门迎接福临[42]。10月30日，六岁的福临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拜天地[43]。11月8日，福临的登基仪式正式举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将多尔衮的功绩同周公进行比较，后者为古时一个受人尊敬的摄政[44]。在登基仪式上，多尔衮的官衔由“摄政王”升为“叔父摄政王”。满语“叔父”（ecike）在此表示高于亲王的一级身份[45]。三天后，多尔衮的摄政同事济尔哈朗的官衔由“摄政王”降为“辅政叔王”[46]。多尔衮在1645年6月发布仪注规定，今后所有公文均应书写“皇叔父摄政王”称呼他，这使得多尔衮距离皇帝权威仅剩一步之遥。最终多尔衮在1648年更凌驾于小皇帝之上，称“皇父摄政王”[46]。

多尔衮进入大清新首都后的最初的一个命令是，将北京北部全部腾出，然后把它分给旗人。两黄旗分得荣耀的宫殿北部，其次，东部为两白旗，西部为两红旗，南部为两蓝旗[47]。八旗的此种布局，是为了使京城同满洲在征服中原前的故乡保持一致。此种布局“按照罗盘的指针指向，给颜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48]。”尽管大清为了加快过渡而减免税收，推迟大型建筑建造计划。但到了1648年，新来的旗人与共同生活的汉人百姓间仍有敌意[49]。而首都以外的农业用地则全部被清军圈占[50]。昔日的地主，现在却成了给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户[50]。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导致了“数十年的中断和苦难[50]。”

在1646年，多尔衮还下令重建选任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从那时起，他们效仿大明，每三年定期举行一次科举。同年，大清统治下的第一次殿试举行，大多数报考者为北方汉人，他们被提问如何使满汉同心合志[51]。1649年，考试询问“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52]？”在1660年确定减少中额前，顺治朝下每届会试的考中人数的平均为大清最高（“得到了汉人更多的支持”）[53]。

征服中原

主条目：入关战争
参见：南明

多尔衮被历史学家不同地称为“大清征服的优秀策划者”和“满洲洪业的首席建筑师”，大清在他的统治下，征服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明”的势力范围推到了遥远的中国西南地区[54]。李自成从北京逃到西安，并在后者重建指挥部。多尔衮在同年夏、秋将河北、山东抗清起义镇压后，派遣军队进入西安（陕西省）主要城市搜寻李自成[55]。1645年2月，在清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离开了西安。他被杀了——无论是死于自己之手，还是被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而误杀——1645年9月后，他在几个省份中消失了[56]。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富饶的商农区建立大明弘光政权。1645年4月初，大清从新占领的西安出发，准备向那里发起进攻[57]，南明政权的党派之争和不计其数的逃叛，阻碍了其有效抵抗能力的增强[58]。1645年5月初，数支清军席卷南方，随手夺取了徐州淮河以北的主要城市。此后不久，他们向南明北部防线的主要城市——扬州——拥去[59]。史可法面对包围，勇敢地反抗。5月20日，遭受一周炮轰的扬州被满洲人攻破，史可法依旧拒绝投降[60]。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遂下令屠杀扬州全城人民[61]。作为预期，这场大屠杀恐吓江南其他城市降服于大清[62]。而事实上南京在6月16日，即其最后的防卫者使多铎保证不会伤人后，不战而降[63]。大清在不久俘获了大明皇帝（他在翌年被处决于北京），夺取了江南包括苏州杭州的主要城市；至1645年7月初，大清与南明之间的边界被推到南方的钱塘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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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左右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名男子。汉人留辫的习惯来自多尔衮在1645年7月发布的谕令：每个男人都剃去前额的头发，把头发按照满族的髡发辫式编扎起来。

江南刚有了表面上的平静后，多尔衮便在1645年7月21日发布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洲人的髡发辫式编扎起来[65]。不服从告示者将被处以死刑[66]。对于满洲人来讲，此象征着屈服的政策，有助于他们分清敌我[67]。不过，在汉人官员和文人看来，新发型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它有悖于孔门弟子关于保持身体完整的指导）。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剃发如同丧失他们的生殖能力（：virility）[68]。由于剃发令逼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汉人联合起来反抗大清统治，所以极大地阻碍了大清的征服[69]。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前明将领李成栋分别对嘉定和松江反抗的人民进行屠杀[70]。而江阴还同约一万名清军进行了八十三天的对抗。当城门最终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时，降清明将刘良佐对全城人进行屠杀，这场屠杀造成了七万四千至十万不等的人的死亡[71]。这些大屠杀结束了长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装抵抗[72]。有几个忠诚的勤王者成了隐士，并希望着清军败溃。虽然他们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征着在继续反抗外族统治[72]。

南京沦陷后，两支明宗室建立了两个新的南明政权：一个是以福建沿岸附近为中心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键——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而另一个是浙江附近的“监国”鲁王朱以海[73]。但由于两支政权未能进行合作，使得他们已经很低的成功机率进一步降低[74]。1646年7月，贝勒博洛领导的新的南方军事活动使鲁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乱状态，继而向隆武政权发起进攻[75]。朱聿键于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处死[76]。他的养子国姓爷郑成功则随他的船队逃往台湾岛[76]。11月，江西剩余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溃，整个江西降清[77]。 1646年末，广州出现了两个新的大明皇帝：一个是年号为绍武的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𨮁，另一个为年号为永历的桂王朱由榔[77]。由于朝服不够，此后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77]。两支南明政权彼此残杀，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栋率领的一支小规模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开进广州，处死了朱聿𨮁，迫使永历朝廷逃往广西南宁[78]。然而，李成栋于1648年5月起兵抗清，与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并发起义，帮助朱由榔夺回了中国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79]。但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清军于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广中部（今河北和湖南）、江西和广东[80]。朱由榔再度逃亡[80]。最后，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统率的清军攻占广州，杀死七万多人[81]。

同时，1646年10月，豪格（福临长兄，于1643年继承斗争中失去继承权）所统率的清军抵达四川，任务是摧毁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国[82]。1647年2月2日，张献忠与清军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战时被杀[83]。1646年末抗清势力进一步向北蔓延，由一个穆斯林将领米喇印领导的武装力量反抗大清对甘州（甘肃）的统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国栋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运动[84]。他们以恢复大明为号召，攻克了甘肃的数个城镇，其中包括省会兰州在内[84]。这些起义者愿意同非穆斯林的汉人进行合作，这表明他们不是仅仅被宗教所驱使[84]。1648年，米喇印战死于水泉（今甘肃永昌水泉子村），丁国栋则被孟乔芳俘获并被多尔衮下令处决，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的穆斯林起义运动被粉碎[85]。

过渡和个人统治

肃清多尔衮集团

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在狩猎途中意外死亡，引发了一段激烈的派系斗争，开辟了深层次政治改革之路[86]。由于多尔衮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响，所以多尔衮的丧礼依帝礼，多尔衮死后获追尊为皇帝，谥号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87]。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尔衮的前部将吴拜统率下的数名白旗军官为防范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自立为新摄政而将其逮捕；之后，吴拜让福临任命自己及他的几位追随者为各部尚书，准备接管政府[88]。

同时，于1647年被褫夺摄政头衔的济尔哈朗，获得了对多尔衮统治心怀不满的旗官的支持[89]。济尔哈朗为了巩固直属皇帝的两黄旗（前两旗自清太宗开始直属皇帝）对自己的支持，争取白旗支持者，赋予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一个新名称：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统辖）[90]。于1661年成为玄烨的辅政大臣的鳌拜和苏克萨哈，是给予济尔哈朗支持的旗官，济尔哈朗以指定他们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回报[89]。

1651年2月1日，济尔哈朗宣布即将13岁的福临亲政[89]。摄政正式废止。济尔哈朗此后展开攻势。1651年3月12日，他控告多尔衮僭越皇权：多尔衮被判有罪，他获得的追尊被剥夺[89][91]。济尔哈朗继续肃清多尔衮集团前成员，为上三旗中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晋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尔衮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杀，或是被有效的从政府中清除[92]。

派系政治和反腐之争

1651年4月7日，亲政不足两个月的福临发布谕告，宣布他将从官场中肃清腐败[93]。此谕告引发了至死困扰福临的文人间的派系冲突[94]。他的最初一个举动是罢免大学士冯铨，冯铨为北方汉人，曾在1645年受弹劾，但摄政王多尔衮仍准其任职如故[95]。福临以陈名夏接替冯铨，陈名夏是个有影响力的南方汉人，同南方文人集团关系良好[96]。陈名夏尽管于1651年亦被指控以权谋私，但于1653年又重返岗位，旋即成为皇上的一个亲密的私人顾问[97]。他甚至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内阁大学士那样起草诏书[98]。同于1653年，福临将冯铨召还，但结果并非皇帝所料，冯铨的回归只是加剧了派系之争，而不是使朝廷上的南北汉官得以平衡[99]。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数次朝议中，南方人形成集团，反对北方人和满洲人[100]。1654年4月，陈名夏向北方汉人官员宁完我建议，清廷应复明代衣冠，宁完我立即向皇帝告发了他，并指控他犯有包括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和僭越皇权在内的各种罪行[101]。1654年4月27日，陈名夏被绞死[102]。

1657年11月，北京顺天省试的一场重大作弊丑闻爆出[103]。八名江南考生贿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104]。七名主考官以受贿的罪名被处以死刑，数百人被判处贬谪流放和没收财产[105]。这场丑闻很快蔓延到了南京会试，揭露了官僚制的腐败和以权谋私，许多坚持正统观念的北人官员将之归因为南方文人小团体的存在和经典学问的衰落[106]。

中原式统治

福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鼓励汉人入仕，恢复了许多多尔衮摄政期间废止或排斥的中原王朝制度。他和大学士（诸如陈名夏，见上文）谈论历史、经典和政治，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新人，诸如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北方年轻汉人王熙[107]。福临于1652年颁布的《六谕》是玄烨1670年颁布的《圣谕》的前身，后者是一部“正统儒家思想的梗概”，用于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108]。顺治帝用中原王朝的一些体制改革清朝制度，于1658年恢复了翰林院和内阁。这两个机构承袭明代模式，进一步削弱满洲贵族的权力，这使得深深困扰晚明的党争问题死灰复燃成为可能[109]。

为了削弱内务府和满洲贵族的权力，1653年7月，福临设立十三衙门，后者虽由满洲人监督，但由汉族宦官而非满洲包衣阿哈掌控[110]。宦官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受严格的限制，但小皇帝用他们来制衡像皇太后和皇叔济尔哈朗这样的实权派人物的影响[111]。至1650年代后期，宦官的权力变大：他们处理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官员任命提出建议，甚至负责起草诏令[112]。由于宦官削弱了官僚集团与皇帝间的联系，满汉官员担心困扰晚明的宦官擅权局面会重现[113]。尽管皇帝尝试限制宦官权力，他最宠爱的宦官吴良辅还是于1658年陷入腐败丑闻，吴良辅于1650年代早期帮助他肃清多尔衮集团[114]。但吴良辅收受贿赂仅仅受到谴责，未能平息宦官权力膨胀引发的满洲贵族的怒火。[115]。福临死后不久，1661年3月，鳌拜和另外三位辅政大臣将十三衙门裁撤，吴良辅被处决[116]。

边疆、进贡国和对外关系

1646年，博洛率清军进入福州，发现来自琉球国和安南的使节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117]。这些朝贡使团前来拜见已倒台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而后者此时已被押送至京，最终，这些使者听从清廷命令辞归[117]。最后残存的南明抵抗势力从与安南接壤的云南撤离后，琉球王尚质于1649年首次向大清派出朝贡使团，暹罗和安南分别于1652年和1661年向大清派遣朝贡使团[117]。

同于1646年，统治吐鲁番的一名莫卧儿王公苏丹阿布·穆罕默德·海基汗派遣一支使团，请求恢复因明亡而中断的与华贸易[118]。使节团虽未受邀请便来到中国，但大清准其请求，允许其在北京和兰州进行朝贡贸易[119]。但该协议因1646年一场席卷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起义（参见前文“征服中国”末段）而中断。大清与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哈密和吐鲁番的朝贡贸易最终于1656年恢复[120]。不过在1655年，清廷宣布来自吐鲁番的朝贡使节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赐[121]。


1651年，小皇帝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后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军事帮助下，成为西藏的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122]。尽管满洲对藏传佛教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始于弩尔哈齐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请背后仍有政治原因[123]。即西藏正在成为大清西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具有影响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并未屈从于大清[124]。为了迎接这位“活佛”的到来，福临下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禅汗宫殿的遗址上[125]。经过多次邀请和外交往来，西藏领袖拿定主意，接受会见大清皇帝，1653年1月14日，达赖喇嘛抵达北京[126]。达赖喇嘛日后将此行访问的场面雕刻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后者于1645年开始建造[127]。

与此同时，在满洲人故乡北部，探险家瓦西里·波亚尔科夫（1643–1646）和叶罗菲·哈巴罗夫（1649–1653）越过罗刹国的山谷来到了黑龙江流域。1653年，莫斯科召回哈巴罗夫，委派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接替他，斯捷潘诺夫掌握了哈巴罗夫的哥萨克军队指挥权[128]。斯捷潘诺夫南下进入松花江，强迫当地原住居民诸如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交纳“牙萨克”（毛皮税），但遭到抗拒。因为满洲当地民族已向顺治皇帝朝贡[129]。1654年，斯捷潘诺夫击败从宁古塔被派遣去调查罗刹计划的小规模的满洲军队[128]。1655年，另一名清军指挥官蒙古人明安达礼在黑龙江流域的呼玛要塞击败斯捷潘诺夫军，但这还不足以追捕罗刹人[130]。不过在1658年，满洲将领沙尔虎达率四十余艘船向斯捷潘诺夫发起进攻，罗刹人大多数被击毙或生俘[128]。经过此役，黑龙江流域哥萨克地带已无太大冲突，但大清和罗刹的边境冲突则持续了下去，直至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固定了罗刹和大清之间的边界[128]。

持续打击南明活动

尽管大清在多尔衮的领导下成功将南明推到华南，但大明遗民尚未死心。1652年8月初，正在保护朱由榔的张献忠前部下李定国，从大清手中夺回桂林[131]。一月之内，广西清将大多向南明反正[132]。此后两年，尽管对湖广和广东的军事行动偶尔成功，但李定国未能夺取重要城市[131]。1653年，清廷命洪承畴负责夺回西南地区[133]。洪承畴驻扎长沙，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军力；惟在1658年底，营养充足、物资供应良好的清军分多路向桂州和云南进军[133]。1659年1月末，铎尼率清军攻陷云南府，朱由榔逃入邻近的缅甸，后者此时正由东吁王朝国王莽平德勒统治[133]。此后南明末代皇帝一直留在缅甸，直到1662年被1644年4月降满的前明将领吴三桂俘获并处决[134]。

郑成功在1646年成为明绍宗朱聿键义子，赐姓朱，故称国姓爷，1655年由明昭宗朱由榔封为延平王，亦是他继续捍卫南明的原因[135]。1659年，正当福临准备举行一场特殊的考试来庆祝他辉煌的统治和西南战役的胜利时，郑成功率领全副武装的船队驶向长江，从大清手中夺取了几座城市，进而围攻江宁（今江苏南京）[136]。当郑成功围攻江宁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时，他就大发雷霆，据说一怒之下用剑劈了宝座[136]。但南京的威胁最终解除，郑成功被清兵击退，被迫求助于东南沿海的福建省[137]。迫于清军的压力，郑成功于1661年4月攻击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的台湾岛，并死于同年夏天[138]。他的子孙依然自称为延平王，继续在台湾反抗大清统治，直至1683年顺治帝之子康熙帝派遣降将施琅讨取该岛[139]。

个性和人际关系

File:Adam Schall.jpg
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被福临亲切的称为“马发”（mafa，满语意为爷爷）。

福临于1651年亲政后，他的母亲昭圣慈寿皇太后安排儿子娶她的侄女额尔德尼奔巴，但福临废黜第一任皇后额尔德尼本巴[140]。次年，昭圣慈寿皇太后另为儿子安排了一场同蒙古科尔沁部的婚姻，这次她将自己的侄孙女嫁给福临[140]。尽管福临同样不喜欢他的第二任皇后（后世习以谥号称之为孝惠章皇后），但未能废黜皇后，皇后也未有生育[141]。约在1656年，福临开始宠幸董鄂妃，据说当时的耶稣会记述，董鄂妃是一位满洲贵族的妻子[142]。她于1657年生下一子（皇四子）。皇帝想立他为继承人，但这个孩子未及命名便于1658年初夭折[143]。

福临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不仅在天文学和科技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事和宗教问题时都向一位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的日耳曼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请教[144]。1644年末，多尔衮为制定一部尽可能精确的新历法而任用汤若望，因为他的日蚀预报比那些清廷天文学家的预报更精确[145]。多尔衮死后，汤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谊，福临用满语称他为“爷爷”[146]。在他们关系最亲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临常常驾临他的府中，和他交谈到深夜[144]。他被免除叩头礼，在北京获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因为福临担心汤若望没有继承人），但自1657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试图使清帝信仰天主教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147]。

福临亲政后，发愤学习，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够欣赏中国艺术如书法和戏曲[148]。反清知识分子顾炎武和万寿祺的一位密友归庄所作《万古愁曲》是福临最喜欢的文章之一[149]。福临“极富感情，重情钟情，至其极处”，他还能成段的引用背诵援引《西厢记》[150]。

大清与中国的概念

大清皇帝自福临开始以“中国”自居，并且在对外条约和外交文件中称清为“中国”[151]。1689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上第一次在国际法的层面上确立了“中国”的概念。

驾崩和继承

File:Smallpox virus.jpg
天花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相片，满族人对天花病毒没有免疫力。福临死于天花，他的儿子玄烨因从天花中幸存而被选为继承人。

福临最宠爱的妃子皇贵妃董鄂氏因丧子之痛，于1660年9月猝死[136]。福临为此悲痛欲绝，沮丧了数月，直至他于1661年2月2日染上天花[136]。1661年2月4日，福临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福临的知己）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到自己身边，口述遗诏[152]。同日，他7岁的皇三子玄烨可能因为从天花中幸存下来而获立为皇太子[153]。皇帝于1661年2月5日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终年22岁[136]。

满族人对天花病毒没有免疫，一旦感染天花，几乎只能等死，所以他们对天花的恐惧甚于其他任何疾病[154]。最迟1622年，他们建立了一个机构，用于研究天花病例，隔离患者避免传染[155]。在天花流行之时，皇室成员为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定期进入避痘所[156]。福临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为他年轻，而且居住于附近有传染源的大城市[156]。而事实上，根据记载，在顺治年间，至少有九次天花在北京爆发，每次爆发，都迫使福临搬到保护区。保护区为北京南部的狩猎场南苑，此前多尔衮已于17世纪40年代在那里建立了一所避痘所[157]。尽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例如规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汉族居民搬出城市——但此疾病仍旧击倒了小皇上[158]。

伪遗诏

2月5日夜间，福临的遗诏颁示天下，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了他年幼的儿子的辅政大臣，此四人都曾于多尔衮死后帮助济尔哈朗肃清朝廷上的多尔衮势力[159]。很难确定福临是否确实任命四位满洲贵族为辅政大臣，因为福临的遗诏显然被昭圣慈寿皇太后和此四人所篡改[160]。福临在遗诏中表示，他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而且疏远了满洲官员（自己过分信用宦官，袒护汉官），忽视了满洲亲贵和满洲传统，对皇贵妃的精神投入超过了对自己的母亲[161]。尽管福临在位时经常发布罪己诏，但这份遗诏中所谴责的政策自他亲政以来对清政府至关重要[162]。被称为鳌拜辅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间，该遗诏给了四位辅政大臣“皇权外披”，使他们的亲满政策得到支持[163]。

身后

由于朝廷没有明确宣布皇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坊间传言福临其实未死，而是因为对爱妃之死过于悲痛或是四位获任为辅政大臣的满洲贵族发动了政变，他退位隐居佛教寺院，匿名为僧[164]。因为皇帝于17世纪50年代成了佛教禅宗的狂热追随者，甚至让僧人进入皇宫，这些流言似乎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165]。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认为福临出家之谜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166]。但一位僧人记录说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严重受损，而在皇帝的葬礼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卫为其殉葬，由此来看福临之死应该并非假象[167]。

福临的遗体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为时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规模宏大的行进列队将福临的遗体运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个小丘）, 之后大量贵重物品在葬礼上被烧掉[168]。距离葬礼仅两年后的1663年，福临的遗体被运到他最后的安息之地[169]。与当时的满洲习俗相同，福临的遗体在火化后安葬[170]。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东北方的昌瑞山，后来通常称为清东陵[171]。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里的第一座陵墓[171]。

政治遗产

参见：索尼 (清朝)、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和玄烨

以福临的名义公布的假遗诏表示，他对自己放弃满洲传统深表歉意，这一表示赋予了四辅政大臣实行本土主义政策的权力[172]。鳌拜和其他三位辅政大臣援引遗诏，迅速革除了十三衙门[173]。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提升了满洲人及其包衣阿哈掌管的内务府的权力，革除翰林院，规定只有满洲人和蒙古人才能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174]。辅政大臣还向大清治下的汉人推行强硬政策：他们发动文字狱处决了江南富庶地区的十余人，并以拖欠税收的罪名对该地区的数千人处以刑罚；他们强迫东南沿海地区人口从该地迁出，以便截断郑成功的子孙统治的台湾东宁王国的粮食供给[175]。

玄烨于1669年设法囚禁鳌拜后，撤销了辅政大臣的许多政策[176]。他恢复了父亲所青睐的机构，包括使汉族官员在政府中获得重要发言权的内阁[177]。他还平定了三藩之乱[178]。内战（1673年–1681年）使清人的忠心一度受到考验，但清军最终占得上风[179]。当胜利成为定局时，1679年玄烨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了特别考试博学鸿儒科[180]。中试者被邀请参与编写官修《明史》[178]。叛乱于1681年被平定，同年，玄烨开始倡导使用人痘接种为皇家儿童预防天花[181]。郑氏家族在台湾建立的的东宁王国于1683年倒台后，清政权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178]。在多尔衮、福临和玄烨奠定的体制基础上，清朝成为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国之一”[182]。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康熙皇帝的赫赫武功带来的长时间的“满洲和平”，使大清面对19世纪列强武装侵略之时毫无准备[183]。

家族

先祖

福临生在满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184]。

后妃

尽管宗人府撰写的爱新觉罗族谱中记载的福临后妃仅有十九位，但埋葬记录显示福临的后妃至少有三十二名[188]。有十一名后妃为福临生育，福临在位时的两任皇后皆为福临母亲昭圣慈寿皇太后的堂亲。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后，通常以后妃的封号和姓氏称呼她们[189]。

皇后

  • 第一任皇后额尔德尼奔巴，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女[190][191]。1651年9月27日，册为皇后，但福临很不喜欢她。1653年9月27日降后为静妃[192][193][194][140]。
  • 第二任皇后孝惠章皇后（1641年11月5日—1718年1月7日），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孝庄文皇后侄孙女[191][195]。1654年6月7日聘为妃，7月19日，册为皇后[140]。1661年玄烨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1662年11月14日上徽号宪章皇太后[196][197][198][199]。
  • 孝康章皇后（1638年－1663年3月20日），佟氏，都统佟图赖和妻子觉罗氏之女，“尼堪”——满洲对“汉人”的称呼——女真族人曾数代同汉族人居住，在明朝时受辽宁抚顺的汉族居民同化，因此该族被满洲视为汉人而被编入汉旗而不是满旗[200]。儿子玄烨1661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1662年11月14日上徽号慈和皇太后。后世习以孝康章皇后称呼她[198][201][202]。后来佟氏族人向大清政府请愿，欲归入满军旗，1688年佟氏改为佟佳氏，自此被视为满洲人[203]。
  • 孝献端敬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1656年10月12日拟立为贤妃，11月15日册立为贤妃并拟立为皇贵妃，1657年1月20日册立为皇贵妃[204][205][206]。福临深深爱上了她，两人的儿子夭折后不久，董鄂妃就去世了，福临为此伤心不已[142]。此后不久，他就死于天花。

妃

  • 恭靖妃（死于1689年5月20日），博尔济吉特氏，浩齐特多罗鄂尔特尼郡王博罗特之女，刚入宫时册封为妃，1674年1月10日尊为皇考恭靖妃[207][208]。
  • 淑惠妃（死于1713年12月17日），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孝惠章皇后之妹。1654年6月7日聘为妃，1674年1月10日尊为皇考淑惠妃[209][210][196][208]。
  • 端顺妃（死于1709年8月1日），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一等台吉布达希之女，刚入宫时册封为妃，1674年1月10日尊为皇考端顺妃[211][208]。
  • 宁悫妃（死于1694年8月11日），董鄂氏，长史喀济海之女，刚入宫时册为庶妃，生皇次子福全，1674年1月10日尊为皇考宁悫妃[212][208][213]。
  • 贞妃（死于1661年2月5日），董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之女，孝献皇后堂姐妹。在福临死后为他殉葬，1661年3月12日追封为皇考贞妃[214][215][216]。
  • 恪妃（死于1668年1月13日），石氏，吏部左侍郎滦州人石申和妻子赵淑人之女，福临当初考察古代制度，选汉官的女儿充塞后宫，册封为妃，赐石氏居永寿宫，冠服准许用汉式，1668年1月15日追封皇考恪妃[217][218][219][220]。
  • 悼妃（死于1658年4月17日），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连尔罕亲王满珠习礼之女，孝惠章皇后之堂姑，因其年纪幼小，待年宫中，未行册封，1658年5月5日追封悼妃[221][222][223][224]。

福晋

格格

孝东陵内葬有十七位格格，分别为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赛宝格格、迈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额伦珠格格、梅格格、兰格格、明珠格格、芦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几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和朱乃格格[230]。十七名格格中包含下列五位生育子女但未封福晋之庶妃。

子女

福临的妻妾共为其生育了十四个子女[236]，但只有四子（福全、玄烨、常颖、隆禧）一女（和硕恭懿长公主）活到婚龄。和之后的大清皇帝不同，其皇子没有按辈分取名[237]。

子

女

清廷在1644年入关之前，相关资料会记录满洲女性的名字，但在1644年后这些女性人名“在玉牒和档案材料中消失了[189]。”皇女中再无一人的本名被记录下来。与其她贵族女性类似，相关资料会用皇女获得的头衔（公主）称呼她们。尽管福临的六个女儿中有五个幼年夭折，但她们在《爱新觉罗宗谱》上都有记载[189]。

  • 皇长女（1652年4月22日–1653年11月22日至12月19日之间）。庶妃陈氏出[245]。
  • 皇二女（1654年1月19日–1685年11月26日）。庶妃杨氏出，初封和硕公主，康熙年间晋封和硕恭悫长公主。1667年2月23日至3月23日之间下嫁瓜尔佳氏的纳尔杜（1676年死）[246][231][247]。
  • 皇三女（1654年1月30日–1658年4月3日至5月1日之间）。笔什赫额捏福晋出[248]。
  • 皇四女（1655年1月9日–1662年1月20日至2月17日之间）。庶妃乌苏氏出[232]。
  • 皇五女（1655年2月6日–1661年1月1日至29日之间）。庶妃王氏出[235]。
  • 皇六女（1657年11月11日–1662年3月1日至3月29日之间）。庶妃纳喇氏出[233]。

养女

福临的三名养女均为满清皇室成员的次女，和顺、柔嘉、端敏分别为三人的封号，而非名字[189]。

参考文献

引用

  1. ↑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四
  2. ↑ 满语意思是“天命、秉受（名词）”。（《满汉大辞典》，安双成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1065页）
  3. ↑ Wakeman 1985，第34页。
  4. ↑ Roth Li 2002，第25–26页。
  5. ↑ Roth Li 2002，第29–30页（女真统一战争）和第40页（夺权）。
  6. ↑ Roth Li 2002，第34页。
  7. ↑ Roth Li 2002，第36页。
  8. ↑ Roth Li 2002，第28页。
  9. ↑ Roth Li 2002，第37页。
  10. ↑ Roth Li 2002，第42页。
  11. ↑ Roth Li 2002，第46页。
  12. ↑ Roth Li 2002，第51页。
  13. ↑ Elliott 2001，第63页。
  14. ↑ Roth Li 2002，第29–30页。
  15. ↑ Roth Li 2002，第63页。
  16. ↑ Elliott 2001，第64页（准备攻明）； Spence 1999，第21–24页（晚明的崩溃）。
  17. ↑ Oxnam 1975（第38页）、 Wakeman 1985（第297页）和 宫宝利 2010（第51页）中的皇太极的死亡日期均为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 Dennerline 2002（第74页）给出的日期是9月8日。
  18. ↑ Rawski 1998，第98页。
  19. ↑ Rawski 1998，第99页（关于白旗和黄旗）； Dennerline 2002，第79页（宗室亲王年龄及其所掌旗表）。
  20. ↑ Dennerline 2002，第77页（召开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 Hucker 1985，第266页（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前期最具影响力的决策机构”）； Bartlett 1991，第1页（军机处在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权力上升，隐然执政之府矣）。
  21. ↑ 21.0 21.1 Dennerline 2002，第78页。
  22. ↑ Fang 1943a，第255页。
  23. ↑ Dennerline 2002，第73页。
  24. ↑ Wakeman 1985，第299页。
  25. ↑ Wakeman 1985，第300页，注释231。
  26. ↑ Dennerline 2002，第79页。
  27. ↑ Roth Li 2002，第71页。
  28. ↑ Mote 1999，第809页。
  29. ↑ Wakeman 1985，第304页； Dennerline 2002，第81页。
  30. ↑ Wakeman 1985，第290页。
  31. ↑ Wakeman 1985，第304页。
  32. ↑ Wakeman 1985，第308页。
  33. ↑ Wakeman 1985，第311–12页。
  34. ↑ Wakeman 1985，第313页； Mote 1999，第817页。
  35. ↑ Wakeman 1985，第313页。
  36. ↑ Wakeman 1985，第314页（他们都以为等的人是吴三桂和太子）和第315页（见到意料之外的多尔衮时的反应）。
  37. ↑ Wakeman 1985，第315页。
  38. ↑ Naquin 2000，第289页。
  39. ↑ Mote 1999，第818页。
  40. ↑ Wakeman 1985，第416页； Mote 1999，第828页。
  41. ↑ Wakeman 1985，第420–22页（说明这些问题的原因，并称多尔衮在6月25日发布谕告将此谕告废除）。 宫宝利 2010，第84页给出的日期是6月28日。
  42. ↑ Wakeman 1985，第857页。
  43. ↑ Wakeman 1985，第858页。
  44. ↑ Wakeman 1985，第858页和第860页（“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
  45. ↑ Wakeman 1985，第860–61页和第861页，注释31。
  46. ↑ 46.0 46.1 Wakeman 1985，第861页。
  47. ↑ 参见 Naquin 2000，第356页和 Elliott 2001，第103页地图。
  48. ↑ Oxnam 1975，第170页
  49. ↑ Naquin 2000，第289–91页。
  50. ↑ 50.0 50.1 50.2 Naquin 2000，第291页。
  51. ↑ Elman 2002，第389页。
  52. ↑ 引自 Elman 2002，第389–90页。
  53. ↑ Man-Cheong 2004，第7页，表1.1（清朝每届会试中额）； Wakeman 1985，第954页（高中额的原因）； Elman 2001，第169页（1660年减少中额）。
  54. ↑ Dai 2009，第15页。
  55. ↑ Wakeman 1985，第483页（李自成在西安重建指挥部）和第501页（河北、山东起义以及反李自成新运动）。
  56. ↑ Wakeman 1985，第501–7页。
  57. ↑ 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 Wakeman 1985，第521页）。他在同一天向西安出发( Struve 1988，第657页）。福王在1644年6月19日加冕为大明皇帝（ Wakeman 1985，第346页； Struve 1988，第644页）。
  58. ↑ 关于党政削弱弘光朝廷的实例，参见 Wakeman 1985，第523–43页。数件叛变之事见 Wakeman 1985，第543–45页所述。
  59. ↑ Wakeman 1985，第522页（夺取徐州）； Struve 1988，第657页（聚集扬州）。
  60. ↑ Struve 1988，第657页。
  61. ↑ Zarrow 1993，第131页。
  62. ↑ Struve 1988，第657页（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江南）； Zarrow 2004a，各处（扬州十日为晚清所使用的名称)。
  63. ↑ Struve 1988，第660页。
  64. ↑ Struve 1988，第660页（1645年7月上旬攻占苏杭；新边界）； Wakeman 1985，第580页 （6月17日左右俘获皇帝，后者后来逝于北京）。
  65. ↑ Wakeman 1985，第647页； Struve 1988，第662页； Dennerline 2002，第87页（其称此告示是“多尔衮一生中颁布地最不合时宜”的告示）。
  66. ↑ Kuhn 1990，第12页。
  67. ↑ Wakeman 1985，第647页（“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
  68. ↑ Wakeman 1985，第648–49页（官员和文人）和第650页（普通人）。在《孝经》中，孔子引用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清代以前，成年男性汉人通常没有削发，而是把头发盘一个顶髻。
  69. ↑ Struve 1988，第662–63页（“打破了清军征服的势头”）； Wakeman 1975，第56页（“剃发令异于平常的那些法令，它引起了1645年的江南反抗活动”）； Wakeman 1985，第650页（“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
  70. ↑ Wakeman 1975，第78页。
  71. ↑ Wakeman 1975，第83页。
  72. ↑ 72.0 72.1 Wakeman 1985，第674页.
  73. ↑ Struve 1988，第665页（唐王活动情况）和第666页（鲁王活动情况）。
  74. ↑ Struve 1988, 第667–69页（合作失败），第669-74页（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75. ↑ Struve 1988，第675页。
  76. ↑ 76.0 76.1 Struve 1988，第676页。
  77. ↑ 77.0 77.1 77.2 Wakeman 1985，第737页。
  78. ↑ Wakeman 1985，第738页。
  79. ↑ Wakeman 1985，第765–66页。
  80. ↑ 80.0 80.1 Wakeman 1985，第767页。
  81. ↑ Wakeman 1985，第767–68页。
  82. ↑ Dai 2009，第17页。
  83. ↑ Dai 2009，第17–18页。
  84. ↑ 84.0 84.1 84.2 Rawski 1979，第191页。
  85. ↑ Larsen & Numata 1943，第572页（孟乔芳，反叛领袖之死）； Rawski 1979，第192页。
  86. ↑ Oxnam 1975，第47页（“激烈的派系斗争”“清初最激烈和最复杂的派系斗争”)； Wakeman 1985，第892–93页（多尔衮的死亡日期和死因）和第907页（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清代制度改革高潮”）。
  87. ↑ Oxnam 1975，第47–48页。
  88. ↑ Oxnam 1975，第47页。
  89. ↑ 89.0 89.1 89.2 89.3 Oxnam 1975，第48页。
  90. ↑ Elliott 2001，第79页（满语；“皇帝的个人财产”)； Oxnam 1975，第48页（济尔哈朗此举的时间和动机）。
  91. ↑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
  92. ↑ Oxnam 1975，第49页。
  93. ↑ Dennerline 2002，第106页。
  94. ↑ Dennerline 2002，第107页。
  95. ↑ Dennerline 2002，第106页（1651年罢免冯铨）； Wakeman 1985，第865–72页（1645年肃清冯铨失败）。
  96. ↑ Dennerline 2002，第107页（“文人团体联盟”）； Wakeman 1985，第865页。
  97. ↑ Dennerline 2002，第108–9页。
  98. ↑ Dennerline 2002，第109页。
  99. ↑ Wakeman 1985，第958页。
  100. ↑ Wakeman 1985，第959–74页（这些案例的详述）。
  101. ↑ Wakeman 1985，第976页（1654年4月，宁完我) 第977–81页（对陈名夏罪名的长时间讨论）。
  102. ↑ Wakeman 1985，第985–86页。
  103. ↑ 宫宝利 2010，第295页给出的时间为1657年11月30日。
  104. ↑ Wakeman 1985，第1004页，注释38。
  105. ↑ Ho 1962，第191–92页
  106. ↑ Wakeman 1985，第1004–5页。
  107. ↑ Dennerline 2002，第109页（与陈名夏讨论的话题）和第112页（王熙）。
  108. ↑ Mair 1985，第326页（“梗概”）； Oxnam 1975，第115–16页。
  109. ↑ Dennerline 2002，第113页。
  110. ↑ Wakeman 1985，第931页（“十三衙门”）； Rawski 1998，第163页（“十三衙门”由满人监督）。
  111. ↑ Dennerline 2002，第113页； Oxnam 1975，第52–53页。
  112. ↑ Wakeman 1985，第931页（起草诏令）； Oxnam 1975，第52页。
  113. ↑ Oxnam 1975，第52页（通过他的官员孤立皇帝）； Kessler 1976，第27页。
  114. ↑ Wakeman 1985，第1016页； Kessler 1976，第27页； Oxnam 1975，第54页。
  115. ↑ Oxnam 1975，第52–53页。
  116. ↑ Kessler 1976，第27页； Rawski 1998，第163页（具体日期）。
  117. ↑ 117.0 117.1 117.2 Wills 1984，第40页。
  118. ↑ Kim 2008，第109页。
  119. ↑ Kim 2008，第109页（“未经要求”；贸易区位）； Rossabi 1979，第190页（旧进贡体系的制约）。
  120. ↑ Rossabi 1979，第192页。
  121. ↑ Kim 2008，第111页。
  122. ↑ Rawski 1998，第250页（宗教和世俗统治权统一）。
  123. ↑ Rawski 1998，第251页（满清保护藏传佛教之始）。
  124. ↑ Zarrow 2004b，第187页，注释5（邀请达赖喇嘛的政治原因）。
  125. ↑ Wakeman 1985，第929页，注释81（琼华岛和原薛禅汗宫殿）； Naquin 2000，第309页（为喇嘛的访问做准备，“白塔”）。
  126. ↑ 西方学者似乎未能就达赖喇嘛访问日期达成一致：参见 Wakeman 1985，第929页，注释81（“1651年”）； Crossley 1999，第239页（“1651年”）； Naquin 2000，第311页和473页（“1652年”）； Benard 2004，第134页，注释23（“1652年”）； Zarrow 2004b，第187页，注释5（“1652年至1653年之间”）； Rawski 1998，第252页（“1653年”）； Berger 2003，第57页。不过，《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清晰的表明，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癸丑（1653年1月14日）到达北京，并于顺治十年二月二十日丁巳（1653年3月19日）离京。
  127. ↑ Naquin 2000，第473页； Chayet 2004，第40页（布达拉宫开始施工日期）。
  128. ↑ 128.0 128.1 128.2 128.3 Fang 1943b，第632页。
  129. ↑ Тураев 1995（俄史料音译顺治为俄语Шуньчжи）。
  130. ↑ Kennedy 1943，第576页（蒙古人）； Fang 1943b，第632页（胜利，“但未能巩固成果”）。
  131. ↑ 131.0 131.1 Struve 1988，第704页。
  132. ↑ Wakeman 1985，第973页，注释194。
  133. ↑ 133.0 133.1 133.2 Dennerline 2002，第117页。
  134. ↑ Struve 1988，第710页。
  135. ↑ Spence 2002，第136页。
  136. ↑ 136.0 136.1 136.2 136.3 136.4 Dennerline 2002，第118页。
  137. ↑ Wakeman 1985，第1048–49页。
  138. ↑ Spence 2002，第136–37页。
  139. ↑ Spence 2002，第146页。
  140. ↑ 140.0 140.1 140.2 140.3 Gates & Fang 1943，第300页。
  141. ↑ Wu 1979，第36页。
  142. ↑ 142.0 142.1 Wu 1979，第15–16页。
  143. ↑ Wu 1979，第16页。
  144. ↑ 144.0 144.1 Spence 1969，第19页。
  145. ↑ Oxnam 1975，第54页； Wakeman 1985，第858页，注释24。
  146. ↑ Spence 1969，第19页； Wakeman 1985，第929页，注释82。
  147. ↑ Spence 1969，第19页（特权列表）； Fang 1943a，第258页（皈依佛教的日期）。
  148. ↑ 周汝昌 1992。
  149. ↑ Wakeman 1984，第631页，注释2。
  150. ↑ 周汝昌 1992。
  151. ↑ Zhao 2006，第7页。
  152. ↑ Oxnam 1975，第205页。
  153. ↑ Spence 2002，第125页。注释说玄烨生于1654年5月，那时还不满七岁。 Spence 2002和 Oxnam 1975（第1页）仍然说他此时“七岁”。 Dennerline 2002，第119页和 Rawski 1998，第99页表明他此时“不满七岁”。在中国文献中，玄烨即位时被说成八岁（ Oxnam 1975，第62页）。
  154. ↑ Perdue 2005，第47页（“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感染者会死去”）； Chang 2002，第196页（最令满族人恐惧的疾病）。
  155. ↑ Chang 2002，第180页。
  156. ↑ 156.0 156.1 Chang 2002，第181页。
  157. ↑ Naquin 2000，第311页（南苑被用为狩猎场所）； Chang 2002，第181页（爆发次数）和第192页（多尔衮在南苑建立避痘所）。
  158. ↑ Naquin 2000，第296页（规定迫使汉族居民迁出城市）。
  159. ↑ Oxnam 1975，第48页（四人帮助济尔哈朗），第50页（遗诏公布之日）和第62页（任命四辅政大臣）； Kessler 1976，第21页（于17世纪50年代帮助清除多尔衮派）。
  160. ↑ 历史学家认为，福临的遗诏是被篡改的或伪造的。参见 Oxnam 1975，第62–63页和第205-7页； Kessler 1976，第20页； Wakeman 1985，第1015页； Dennerline 2002，第119页； Spence 2002，第126页。
  161. ↑ Oxnam 1975，第52页。
  162. ↑ Oxnam 1975，第51页（皇帝发布“罪己诏”）和第52页（论顺治年间中心统治政策）。
  163. ↑ Oxnam 1975，第63页。
  164. ↑ Spence 2002，第125页。
  165. ↑ Fang 1943a，第258页（皇帝1657年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Dennerline 2002，第118页（皇帝1659年献身于佛教；僧人在宫中生活）。
  166. ↑ 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1935）。另两大疑案分别是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之谜和清世宗胤禛篡夺其父清圣祖玄烨皇位之谜。
  167. ↑ Oxnam 1975，第205页（僧人的日记，援引自中国历史学家孟森的一项旧研究）； Spence 2002，第125页（两名殉葬者）。
  168. ↑ Standaert 2008，第73–74页。
  169. ↑ Standaert 2008，第75页。
  170. ↑ Elliott 2001，第477页，注释122（列举几种研究和一手文献）。与此类似，皇太极和福临的两个皇后都在死后火葬（ Elliott 2001，第264页）。
  171. ↑ 171.0 171.1 171.2 Fang 1943a，第258页。
  172. ↑ Kessler 1976，第26页； Oxnam 1975，第63页。
  173. ↑ Oxnam 1975，第65页。
  174. ↑ Oxnam 1975，第71页（议政王大臣会议人员详述）； Spence 2002，第126–27页（其他机构）。
  175. ↑ Kessler 1976，第31–32页（明史案），第33–36页（江南奏销案）和第39–46页（迁海令）。
  176. ↑ Spence 2002，第133页。
  177. ↑ Kessler 1976，第30页（于1670年恢复）。
  178. ↑ 178.0 178.1 178.2 Spence 2002，第122页
  179. ↑ Spence 2002，第140–43页（战役详情）。
  180. ↑ Li 2010，第153页。
  181. ↑ Rawski 1998，第113页（1681年开始倡导使用人痘接种）。
  182. ↑ Dennerline 2002，第73页（引证）； Wakeman 1985，第1125页（牢固基础，疆域辽阔、文化灿烂）
  183. ↑ Wakeman 1985，第1127页
  184. ↑ 184.0 184.1 Rawski 1998，第113页。
  185. ↑ Dennerline 2002，第75页（早清爱新觉罗家族男性成员表及福临为皇太极第九子）。
  186. ↑ Rawski 1998，第135页（其本名布木布泰、父名、尊为皇太后的日期及谥号）。
  187. ↑ 《星源集庆》：“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叶赫那喇氏，杨吉努贝勒之女，乙亥年生，戊子年九月来归，癸卯年九月廿七庚辰日崩，寿廿九岁，越三岁奉安赫图阿喇尼雅满山关，天命九年四月迁葬奉天阳鲁山，天聪三年二月再迁奉安盛京福陵，崇德元年丙子追上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顺治元年九月升祔太庙，十四年十月升祔奉天殿。康熙元年壬寅四月改上尊谥曰孝慈昭宪敬顺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仁徽二字，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懿德二字，即今谥。”
  188. ↑ 参见 Rawski 1998，第141页表。
  189. ↑ 189.0 189.1 189.2 189.3 Rawski 1998，第129页。
  190. ↑ 《清皇室四谱》卷二：“废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太宗孝庄文皇后亲侄女也。初，摄政王多尔衮为帝纳聘。顺治八年正月，吴克善送女京师，八月立为皇后。后年未详，时世祖年十四岁。十年八月，诏以册立三载，志意不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
  191. ↑ 191.0 191.1 《蒙古游牧记》卷一：“札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游牧奥巴叔父莽古斯以女归太宗文皇帝，是为孝端文皇后。追封莽古斯和硕福亲王，妻封福妃。孝端文皇后崩，莽古斯子宰桑，宰桑之长子乌克善请以女弟为继室，是为孝庄文皇后。追封宰桑和硕忠亲王，妻封贤妃子。乌克善封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之仲弟察罕子绰尔济复以女归世祖章皇帝，是为孝惠章皇后。顺治十八年封绰尔济多罗贝勒。”
  192. ↑ 《星源集庆》：“静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顺治八年八月立为皇后，十年八月诏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
  193. ↑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顺治八年......八月......戊午，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皇后。”
  194. ↑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顺治十年......八月......己丑，谕礼部：‘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195. ↑ 《清皇室四谱》卷二：“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镇国公后封贝勒绰尔济女，实世祖废皇后从侄女也。”
  196. ↑ 196.0 196.1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三：“十一年五月......壬辰。上还宫。聘科尔沁国镇国公绰尔济女为妃。”
  197. ↑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四：“顺治十一年......六月......甲戌，册立科尔沁国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册文曰：‘朕惟两仪作配，后德肇于坤承。百世延禧，王化基于内则。义偕资始，位正安贞。咨尔博尔济锦氏，乃科尔沁国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川岳钟祥，睢麟媲美。柔嘉成性，允符天伣之祯。淑慎为仪，式兆月恒之庆。兹仰承懿命，以册宝立尔为皇后，其尚助隆孝养，克叶雝和，茂衍昌炽于本支，共荐馨香于宗庙。钦哉！宝文曰：皇后之宝。’”
  198. ↑ 198.0 198.1 《清圣祖实录》卷七：“康熙元年......冬十月......甲辰，以尊上太皇太后、仁宪皇太后、慈和皇太后尊号颁诏天下。”
  199. ↑ 《星源集庆》：“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多罗贝勒绰尔济之女，崇德六年辛巳十月初三日生，顺治十一年六月立为皇后，十八年圣祖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康熙元年十月恭上徽号曰仁宪皇太后，四年九月加上恪顺二字，六年十一月加上诚惠二字，十五年正月加上纯淑二字，廿年十二月加上端禧二字，徽号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廿八年十二月移居宁寿宫。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初六日崩，寿七十七岁。五十七年戊戌三月恭上谥号曰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四月奉安孝东陵，十二月升祔太庙奉先殿。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上慈淑二字。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上恭安二字，即今谥。”
  200. ↑ Crossley 1999，第56页。
  201. ↑ 《星源集庆》：“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佟佳氏。都统承恩公图赖之女，崇德三年戊寅生，初入宫册为妃，康熙元年十月恭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康熙二年癸卯二月十一日崩，寿廿四岁，五月恭上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崇天育圣皇后，六月奉安孝陵。九年庚戌五月追上尊谥孝康章皇后，升祔太庙，七月升祔奉先殿。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上温穆二字，乾隆元年丙辰加上端靖二字，即今谥。”
  202. ↑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一月......壬子。......上率内大臣侍卫等临孝康章皇后母佟夫人觉罗氏丧，奠酒举哀毕，回宫，随赐银一万两、缎百疋、鞍马十匹。”
  203. ↑ Elliott 2001，第87页。
  204. ↑ 《星源集庆》：“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栋鄂氏，内大臣功封三等伯鄂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八月册封为贤妃，十二月晋封皇贵妃，行册立礼。顺治十七年庚子八月十九日崩，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康熙二年二月奉安孝陵，不祔。”
  205. ↑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丙申八月.....庚子，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壸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九月......甲戌，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册封礼。’”
  206. ↑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五：“顺治十三年丙申十二月......戊寅，以册封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遣内大臣公爱星阿告祭太庙。”
  207. ↑ 《星源集庆》：“恭靖妃，浩奇特博尔济吉特氏，多罗鄂尔特尼郡王博罗特之女，初入宫，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为恭靖妃，康熙二十八年已巳四月初二日薨。”
  208. ↑ 208.0 208.1 208.2 208.3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己亥，谕内阁：‘朕奉太皇太后慈上旨曰：‘世祖章皇帝博尔济金氏三妃及董鄂氏妃，久在宫闱，敬谨夙着，宜加封号，以表令仪。朕恪遵慈谕，今尊皇考妃博尔济金氏曰皇考恭靖妃，皇考妃博尔济金氏曰皇考淑惠妃，皇考妃博尔济金氏曰皇考端顺妃，皇考妃董鄂氏曰皇考宁谧妃。着会同礼部，详议典礼以闻。’”
  209. ↑ 《清皇室四谱》卷二：“淑惠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章皇后之妹。顺治十一年五月，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尊封皇考淑惠妃。五十二年癸巳十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余。”
  210. ↑ 《星源集庆》：“淑惠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贝勒绰尔济之女，顺治十一年五月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为淑惠妃，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月三十日薨。”
  211. ↑ 《星源集庆》：“端顺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一等台吉布达希之女，初入宫，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为端顺妃，康熙四十八年已丑六月二十六日薨。”
  212. ↑ 《星源集庆》：“宁悫妃，董鄂氏，长史喀济海之女，初为庶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为宁悫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六月二十一日薨。”
  213. ↑ 213.0 213.1 《星源集庆》：“第二子和硕裕宪亲王福全，顺治十年癸巳七月十七日丑时生，母宁悫妃栋鄂氏，喀济海之女。康熙六年正月恩封和硕裕亲王，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六月二十六日薨，年五十一岁，谥曰宪。定例凡恩封立官亲王褫降至奉恩镇国公止准其世袭罔替，此爵系恩封，褫降之爵。裕宪亲王七世孙继善于道光十六年十月降袭至奉恩镇国公，其次袭至裕宪亲王第九世孙恒字辈，魁璋现袭奉恩镇国公。”
  214. ↑ 《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谕礼部：‘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贞妃。所有应行礼仪，尔部察例具奏。’”
  215. ↑ 《星源集庆》：“贞妃，栋鄂氏，轻车都尉巴度之女，初入侍宫中，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以身殉世祖，二月追封为贞妃。”
  216. ↑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八：“鲁克素，正白旗人，和和理同族，世居董鄂地方，国初时同弟屯布率四百人来归，本名伦布，太祖髙皇帝赐名鲁克素，编佐领，令次子席尔泰统之......席尔泰之长子拉都由闲散过北京，擒斩贼哨兵二人，征锦州击败杏山马歩兵，后征宁逺阵亡，赠云骑尉，亲弟巴都承袭......又鲁克素之长子席汉由骑都尉兼佐领追杀卓农额驸属下逃去之防古，又攻朝鲜叆阳城偕二十人先登，克之，进攻三塔击贼，阵亡优赠三等轻车都尉，其次子鄂硕承袭......以鄂硕系端敬皇后父特恩封三等伯。”
  217. ↑ 《星源集庆》：“恪妃，石氏，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初，世祖稽古制，选汉官女备六宫，妃与焉。赐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三十日薨，追封恪妃。”
  218. ↑ 《滦州志》卷十五：“石申，字仲生，明副使维岳子。顺治丙戌进土，改庶青士......先是，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选汉宫女备六宫。申女及箅，承恩赐居永寿宫，宫服用汉式。敕召申娄赵淑人乘肩舆入西华门；至右门下舆入宫行家人礼。恩赐重筵，赐绸缎赏赉有加。后封恪妃。”
  219. ↑ 《国朝谥法考》：“石妃，礼部侍郎石申之女，康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谥曰恪。”。
  220. ↑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一：“妃石氏，侍郎石申女，康熙六年十二月追封皇考恪妃。”
  221. ↑ 《星源集庆》：“悼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达尔罕亲王满珠习礼之女，顺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十五日薨，追封悼妃。”
  222. ↑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十五：“顺治十五年......三月......壬寅，谕礼部：‘科尔沁巴图鲁王之女，选进宫中，因待年未行册封，今遽尔长逝，朕心深切轸悼，宜追封为妃，其封号及应行典礼，尔部即察例议奏。’......四月......戊午，追封科尔沁国巴图鲁王女为悼妃。”
  223. ↑ 《清皇室四谱》卷二：“赠悼妃博尔济锦氏，科尔沁连尔汉亲王曼珠习礼之女，孝惠章皇后之姑也。待年宫中，顺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十五日卒，追封为悼妃。”
  224. ↑ 《蒙古游牧记》卷一：“乌克善季弟满珠习礼尚郡主，授和硕额驸。天聪二年，征察哈尔，以功赐号达尔汉巴图鲁，崇德元年以功封札萨克巴图鲁郡王。顺治九年叙讨讦极思功，晋达尔汉号。十六年晋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康熙四年子和塔嗣，去巴图鲁号，世袭罔替。”
  225. ↑ 《星源集庆》：“庶妃穆克图氏，云骑尉伍喀之女。”
  226. ↑ 226.0 226.1 《星源集庆》：“第八子永干，无嗣，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廿三日辰时生，母庶妃穆克图氏，云骑尉伍喀之女，康熙六年丁未十二月初二日卯时卒，年八岁。”
  227. ↑ 227.0 227.1 《星源集庆》：“世祖章皇帝位下八子，第一子牛钮，无嗣，顺治八年辛卯十月初一日子时生，母庶妃巴氏。牛钮于顺治九年壬辰正月三十日辰时卒，年二岁。”
  228. ↑ 228.0 228.1 《星源集庆》：“第六子奇授，无嗣，顺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廿一日申时生，母庶妃唐氏，康熙四年已巳十一月初六日亥时卒年七岁。”
  229. ↑ 229.0 229.1 《星源集庆》：“和硕纯靖亲王隆禧，无嗣，顺治十七年庚子四月二十二日丑时生，母庶妃钮氏，康熙十三年正月封和硕纯亲王，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十五日申时薨，年廿岁，谥曰靖。”
  230. ↑ 顺治陵墓谜案 （中文）. 
  231. ↑ 231.0 231.1 《星源集庆》：“第二女和硕恭悫长公主，顺治十年癸巳十二月初二日子时生，母庶妃杨氏，康熙时初封和硕公主，六年丁未二月指配瓜儿佳氏领侍卫内大臣巴哈之女纳尔杜为额驸，是月下嫁。公主于康熙廿四年乙丑十月薨，年卅三岁。额驸于康熙八年五月因鳌拜获罪革职，后复起用，卒年未详。”
  232. ↑ 232.0 232.1 《星源集庆》：“第四女，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子时生，母庶妃乌苏氏，顺治十八年辛丑三月卒，年八岁。”
  233. ↑ 233.0 233.1 《星源集庆》：“第六女，顺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六日子时生，母庶妃纳喇氏，顺治十八年辛丑二月卒，年五岁。”
  234. ↑ 234.0 234.1 《星源集庆》：“第五子和硕恭亲王常颖，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初四日申时生，母庶妃陈氏。康熙十年正月封和硕恭亲王，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六月初七日薨，年四十七岁。恭亲王常颖五世孙晋隆袭奉恩，缘事革爵。晋隆之胞兄晋昌袭奉恩辅国公至恭亲王常颖九世孙德茂现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235. ↑ 235.0 235.1 《星源集庆》：“第五女，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三十日戌时生，母庶妃王氏，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卒，年七岁。”
  236. ↑ 参见 Rawski 1998，第142页表。
  237. ↑ 参见 Rawski 1998，第112表页。
  238. ↑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一：“康熙六年丁未春正月......己丑，封世祖章皇帝第二子福全为和硕裕亲王。”
  239. ↑ 《星源集庆》：“第三子圣祖仁皇帝。”
  240. ↑ 《星源集庆》：“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顺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戊申日丁巳时诞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都统奉恩公图赖之女。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九己未日即位，壬寅纪元康熙。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十三甲午日戌时崩，在位六十一年，寿六十九岁。雍正元年癸卯二月恭上尊谥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九月奉安景陵，是月升袱太庙奉先殿，是年十一月配享天坛，二年甲辰正月配享祈年坛，五月配享地坛。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上中和二字，即今谥。”
  241. ↑ 《星源集庆》：“第四子追封和硕荣亲王，未有名，无嗣，顺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七日丑时生，母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三等伯鄂硕之女。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廿四日寅时薨，年二岁，三月追封为和硕荣亲王。”
  242. ↑ 李治亭 2003，第594–95页。
  243. ↑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五：“康熙十年辛亥春正月......癸酉，册封世祖章皇帝第五子常宁为和硕恭亲王。”
  244. ↑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庚寅，封世祖章皇帝子隆禧为和硕纯亲王”
  245. ↑ 《星源集庆》：“第一女，顺治九年壬辰三月十五日子时生，母庶妃陈氏，顺治十年癸己十月卒，年二岁。”
  246. ↑ Rawski 1998，第148页（年份）；《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康熙六年二月，下嫁给讷尔杜。纳尔杜，瓜尔佳氏，官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以从父太师、辅政大臣鳌拜得罪，坐夺官。寻复起。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少师，卒。”
  247. ↑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丁巳朔......下嫁镶黄旗讷尔杜和硕恭悫长公主薨，遣官致祭。”
  248. ↑ 《星源集庆》：“第三女，顺治十年癸巳十二月十三日辰时生，母庶妃巴氏，顺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卒，年六岁。”
  249. ↑ 《星源集庆》：“世祖章皇帝抚兄一女太宗第五房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第二女和硕和顺公主，顺治五年戊子八月廿二日生，母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之嫡福晋纳喇氏，议政大臣轻车都尉费扬古之女，抚养宫中。顺治十七年庚子六月封和硕和顺公主，指配尚氏平南敬王尚可喜第七子三等子爵尚之隆为额驸，是月下嫁。公主于康熙卅年辛未十一月薨，年四十四岁。额驸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薨。”
  250. ↑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三：“康熙三十年......十二月......戊子......下嫁额驸尚之隆和硕和顺公主薨逝，遣官致祭。”
  251. ↑ 《星源集庆》：“世祖章皇帝抚从兄一女太祖第七房追封和硕饶余敏亲王阿巴泰第四子多罗安郡王岳乐第二女和硕柔嘉公主，顺治九年壬辰五月初六日子时生，母多罗安郡王岳乐之继福晋纳喇氏，轻车都尉达尔呼他之女，抚养宫中，封和硕柔嘉公主。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指配耿氏靖南王耿精忠之弟封授三等子爵耿聚忠为额驸，是月下嫁。公主于康熙十二年癸丑七月薨，年廿二岁。额驸于康熙廿六年丁卯二月卒，谥曰悫敏。”
  252. ↑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七月......己卯。下嫁和硕额驸耿聚忠和硕柔嘉公主薨。遣官致祭。”
  253. ↑ 《星源集庆》：“世祖章皇帝抚从兄一女显祖第三房追封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六子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之二子和硕简纯亲王济度第二女固伦端敏公主，顺治十年癸巳六月十三日卯时生，母和硕简纯亲王济度之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特氏，多罗贝勒绰尔济之女，抚养宫中，封和硕端敏公主。康熙九年庚戌九月指配科尔沁博尔济锦特氏达尔汉亲王额驸满珠锡礼之孙班第为额驸，是月下嫁。额驸于康熙十年三月袭封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四十九年庚申五月薨。公主于雍正元年二月晋封固伦端敏公主，于雍正七年乙酉五月十八日薨，年七十七岁。”

来源

主要研究
其他作品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SBN 0-520-08645-7 .
  • Benard, Elisabeth,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Tibetan Buddhism, (编)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23–35, 2004, ISBN 0-415-32006-2 .
  •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ISBN 0-8248-2563-2 .
  • Chang, Chia-fe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2002, 57 (2): 177–97, PMID 11995595, doi:10.1093/jhmas/57.2.177 .
  •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ISBN 978-0-674-02454-0 .
  • Chayet, Anne, Architectural wonderland: an empire of fictions, (编)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33–52, 2004, ISBN 0-415-32006-2 .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ISBN 0-520-21566-4 .
  • 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ISBN 978-0-295-98952-5 .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 0-8047-4684-2 .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ISBN 0-520-21509-5 .
  • Elman, Benjamin A., The Social Roles of Literati in Early to Mid-Ch'ing, (编)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0–427, 2002, ISBN 0-521-24334-3 .
  • Fang, Chao-ying, Šarhûda（沙尔虎达）, (编)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632, 1943b .
  • Finnane, Antonia, Yangzhou: A Central Place in the Qing Empire（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 (编) Cooke Johnson, Linda,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 117–50, 1993, ISBN 0-7914-1423-X .
  • Gates, M. Jean; Fang, Chao-ying, Hsiao-chuang Wên Huang-hou（孝庄文皇后）, (编)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00–1, 1943 .
  • 宫宝利 (编), 顺治事典,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34-0018-3 .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ISBN 0-231-05161-1 .
  •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0-8047-1193-3 .
  • Kennedy, George A., Minggadari（明安达礼）, (编)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6, 1943 .
  • Kessler, Lawrence D.,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ISBN 0-226-43203-3 .
  • Kim, Kwangmin,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ISBN 9781109101263 .
  •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慌）,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674-82152-1 .
  • Lach, Donald F.; van Kley, Edwin J.,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Book Four, East Asia（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第四册东亚）,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SBN 978-0-226-46734-4 .
  • Larsen, E. S.; Numata, Tomoo, Mêng Ch'iao-fang（孟乔芳）, (编)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2, 1943 .
  • Li, Wai-yee, Early Qing to 1723, (编) Kang-i Sun Chang;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I: From 1375（剑桥中国文学史（卷下），1375年之后）,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244, 2010, ISBN 978-0-521-11677-0  (2-volume set).
  • 李治亭, 清朝通史: 顺治分卷,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ISBN 7-80047-380-5 .
  • Mair, Victor H.,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编) Johnson, David,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5–59, 1985, ISBN 0-520-06172-1 .
  • Man-Cheong, Iona D., The Class of 1761: Examinations, State, and El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0-8047-4146-8 .
  •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674-44515-5 .
  •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ISBN 0-520-21991-0 .
  • Oxnam, Robert B.,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ISBN 0-226-64244-5 .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674-01684-X .
  • Luciano Petech, La pretesa ambasciata di Shah Jahan alla Cin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51, XXVI: 第124–27页 （意大利语） .
  • 赵尔巽等, 清史稿 .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宫廷社会史）,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ISBN 0-520-22837-5 .
  • Rossabi, Morris, 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 (编) Spence, Jonathan D.; Wills, John E., Jr.,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7–99, 1979, ISBN 0-300-02672-2 .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编)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pence, Jonathan D.,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1620–1960（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9, ISBN 0-14-005528-2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寻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K'ang-hsi Reign, (编)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0–8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tandaert, Nicolas,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ISBN 978-0-295-98810-8 .
  • Вадим Турае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КУПЮР В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РУССКИХ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ЕВ XVII, (编) A.R. Artemyev等, Русские первопроходц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VII — XIX вв.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Hǎishēnwǎi: Rossiĭskaia akademiia nauk, Dalʹnevostochnoe otd-nie, 1995, ISBN 5744204024 .
  • Wakeman, Frederic,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编)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43–85, 1975, ISBN 0-520-02597-0 .
  • Wakeman, Frederic,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43 (4): 631–65, JSTOR 2057148, doi:10.2307/2057148 .
  • Wills, John E.,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SBN 0-674-24776-0 .
  • Wu, Silas H. L.,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ISBN 0-674-65625-3 .
  • Zarrow, Peter,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2004a, 16 (2): 67–107, doi:10.1353/ham.2004.0013 .
  • Zarrow, Peter (trans.), Qianlong's inscription on the founding of the Temple of the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of Mt Sumeru (Xumifushou miao), (编)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85–87, 2004b, ISBN 0-415-32006-2 .
  •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Sage Publications). January 2006, 32 (Number 1): 3 [2014-04-17]. JSTOR 20062627. doi:10.1177/009770040528234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3-25）. 
  • 周汝昌, 曹雪芹新传, 外文出版社, 1992, ISBN 9787119015491 .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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