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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 | |
|---|---|
| 出生 |
1917年 天津 |
| 逝世 | 2012年6月7日 |
| 國籍 | 中國 |
| 教育程度 | 清華大學 |
| 職業 | 史學家 |
| 知名作品 |
《明清社會史論》 《讀史閱世六十年》 |
何炳棣(1917年~2012年06月07日)，浙江金華人。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1944年考取了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1945年底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西洋史，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之後，何炳棣先生逐漸轉入國史研究，成績斐然。
人物簡介
何炳棣，浙江金華羅店鎮後溪河村人，1917年生於天津，1934年就讀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從蔣廷黻、劉崇鉉、雷海宗、陳寅恪及馮友蘭等名教授學習，1938年大學畢業，旋前往大後方雲南，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六屆庚款留美公費，並於次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及及西歐史，1952年他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英國的土地問題、土地改革運動及土地政策為題，獲頒博士學位。
何炳棣獲得博士學位前，已於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3年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1965年更榮任同校湯普遜(James Wesf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學鄂宛(Irvine)分校，任歷史社科傑出訪問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其族兄何炳松，1935年-1946年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亦在史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他著有:《通史新義》《新史學》《歷史研究法《歷史教育法》《西洋史學史》《中古歐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歐洲史》《近世歐洲史》《浙東學派溯源》《程朱辯異》等十多部專著，其它零篇散幅，為數更多。
何炳棣在美國西部時間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利福尼亞州，享年95歲。 [1]
經典著作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何院士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流動，並旁及會館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兩書，已為國際學術界奉為經典著作。前者另闢蹊徑，重建中國人口的歷史真貌:後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中國會館史論》(1966)則是何院士第一本中文專着。考證出會館的創設年代為明永樂年間(1403-24)，比日本學者先前所說的嘉靖39年(1560)，要早出約140年:同時更針對前此各國學人，特別是日本學者所提會館制為'民族小群觀念特盛'表現的論斷，指出它實際是起了'促進畛域觀念的消融與大群意識的產生'作用。六、七十年代以後，何院士的興趣轉移到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中國文化的起源:兩本力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及The Cradle of the East:A n Indigenous Origins o{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均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徵，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何院士就中國古今土地數字不實的各種原因，詳加考證剖析，撰成《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1988)一書:數年後，以該書為基礎，另撰《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1955)一書，[2]
主要榮譽
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為歷史學界泰斗。1966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1997年獲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相當於院士)。由於學術貢獻厥偉，更曾於1975-76年被會員公推為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乃該學會的首位亞裔會長，也是迄今唯一的華人會長。此外，並受香港中文大學(1975)、勞倫斯(Lawrence)大學(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學(1988)贈予榮譽法學及人文科學博士的學位。
寫作態度
何炳棣早期著作多以英文撰寫，二次榮休後，始大力以中文耕耘。目下正進軍古代思想史領域，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求精求專，已撰有數篇甚具原創性的考證論文。同時也積極撰寫回憶錄，以遠大的眼光及誠懇親切的態度，現身說法，回顧讀史閱世的心路歷程，兼及師友雜憶。
治學眼光
何炳棣治學眼光非比尋常。
時間
以時間言，從公元前五千年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文化無不涉及，關注之廣，有浩瀚氣象，而解釋之新，足以撼動學術界。
題材
何炳棣[以題材言，選題一向以敢於攻堅，飲譽學林:力主研究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
他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農業及農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間的社會階層間流動、人口及資本累積等錯綜複雜、既重要又關聯性高的研究課題，俱有震驚學界的見解，曾引起有世界史眼光學者的重視和討論.以學植及訓練言，何院士說:'歷史家選題攻堅的能力，很大部分是取決於工具的多少。'他從西洋史及社會科學積極攝取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心得。養成必要時自修工具的習慣，因此能單刀直入，對明、清制度史的兩塊基石--'丁'和'畝'，賦予革命性的論斷:謂二者俱為納稅單位，與實際人口數字以及土地面積無關。何院士在撰寫《農業的起源》及Thc Cradle 0f the East時.更是從基礎功夫作起，'惡補'了不少考古學及其相關的自然科學知識，再與大量考古資料及古文獻相印證。遇上其他學科專業的問題時，絕不閉門作車，反而不恥下問，虛心向相關學門的學者請教。
方法
以方法言，因一向研究基本性的大課題，他從來不依賴孤證，尤其強調論證的積聚。撰寫Studies O)c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時，即遍檢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包括不少海內罕見珍本，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多維探索相關課題。他晚近的著作，和前期相較，表面似乎偏重微觀的細緻考證，然而深入細究以後，仍然呈現他原有作品的一大特色，亦即強調宏觀的通識綜合。何院士學貫中西，治學縱橫上下古今，把1930年代清華大學強調考證與綜合相結合的歷史學風，發揚到極致，從而譽滿全球，[3]
相關信息
何炳棣對別人的評價
有關胡適。在推崇胡適學術成就之際，何炳棣也一針見血地揭示胡適之"短":"我是從來不記日記的，日子總是平凡的多，哪有那麼多可記的?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他是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何炳棣對胡適為他題寫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稱讚。他說胡適很是用心寫，詞好書法好。這幅書法一直掛在何炳棣書房，原打算捐贈給台灣胡適紀念館保存，家鄉建何氏三傑陳列館，就把它捐給家鄉了。
有關吳晗。對吳晗因寫《海瑞罷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萬千:這是太慘了!但何炳棣也不隱瞞他對吳晗學術上一些難以苟同之處。抗戰時期，何炳棣和吳晗一起在昆明度過了西南聯大的艱辛歲月。何炳棣說，吳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對《資治通鑑》，幾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於這些基礎。但吳晗在昆明時不用功。那時他的一個親戚就和吳晗住在同一幢樓，吳晗常常打牌。何炳棣還認為對吳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適度。無獨有偶。著名詩人艾青生前也向何炳棣"批評"過吳晗，與他同在金華中學時，騎馬、打麻將、抽大煙，學校打算開除，因為吳晗語文特別好，100分，才保了下來。不過，我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重要在於是是是，非是非，不要人為地去"捧"，也不要人為地去"打"，對於歷史和歷史學家，都應是這樣。
何氏家族的巨大影響 不少人注意到何炳棣先生的個性，他的雄心萬丈、堅忍負重，等等，他自己在書中也多次說立願宏大一類的話。這可能跟他的家族有關，這個家族的功能直到何炳棣在美國成家立業、成功名後仍在發揮作用，這種家族的影響是巨大的。何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們家族裡第一個留美歸國者，長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協理和暨南大學校長，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時心中的"英雄"。何的堂侄何德奎先生跟蔣廷黻先生曾被選為中國留美學生駐美京代表，監視中國南北兩"政府"不得簽署任何賣國條約，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總辦"，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副市長。這兩位家族裡的"成功者"成功後一直不忘接濟扶持家族的親人，這種報答、反哺或說扶持的家族正義、善緣和倫理在今天的中國也並不多見。何炳棣自己也從中得益，並繼承了這種家族傳統:"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後才能顧及族務……"家族教育給予人的影響是一生的。何自承:"最使我終身不忘的是我吃飯時，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訓我:菜肉能吃儘管吃，但總要把一塊紅燒肉留到碗底最後一口吃，這樣老來才不會吃苦。 請問:有哪位國學大師能更好地使一個五六歲的兒童腦海里，滲進華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層敬始慎終的憂患意識呢?!"但何認為，家族的主要目的是在製造"成功者"。 何父一生懷才不遇，他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寄托在何炳松身上，希望何炳松能成為美國威爾遜這樣的人物;何父對兒子的教育用心更稱良苦，帶他見世面，向他闡發寫文章的真諦，教他如何立志。這種家教正處於中國傳統教育崩壞之際，但何氏一家的家教本質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科舉製取消了，但在他們眼中的"功利"世界沒有消失，"因為親老家衰，自9歲即了解留學考試已經代替了傳統科舉，成為最主要的晉身之階。"何父向兒子坦承，能供得起他念最好的小學，也供得起他念南開中學和國內較好的大學，但是絕對沒有能力供他出洋留學，"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因此可以理解，在那樣國難深重的年代裡，儘管何炳棣有血氣方剛的一面，他仍會刻苦讀書。因為家教的健全有無，使得學生做出不同的人生選擇。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人，除了各自的家教支配的社會教育外，還有學校教育，這個學校教育的成功之處在於當時中國教育和學術共同體的堅實，它是由北大、清華、南開和西南聯大等無數的校長、教授們共同參與的價值共同體。在那樣困難的時代里，進入這一共同體裡的學生多有良好的問學和人生收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