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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軍政大學（全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學校。學生來源最初是駐校輪訓中國工農紅軍的各級部隊幹部，後來大量招收培訓從陝甘寧邊區外奔向延安的抗日知識青年。
歷史
1931年，蘇維埃政府創建了紅軍學校，校址設在瑞金縣沙洲壩鄉大埠村的大窩。為了紀念郝西史（蘇共黨員、蘇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廣州起義中被殺害），一度將「紅軍學校」改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學校」。一共辦了五期。學校分軍事隊和政治隊，政治隊側重於政治課，主要學習法律、條例，如《土地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
1933年10月1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改編紅軍學校的命令》，把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分編為紅軍大學、第一彭楊步兵學校（陳賡任校長、劉希平任政治委員）、第二公略步兵學校（林野任校長，陳鐵生、張際春先後任政治委員）、紅軍通信學校、紅軍特科學校（培養工兵、炮兵等）、紅軍衛生學校、紅軍供給學校、游擊隊幹部學校。1933年10月17日在瑞金西郊六公里處兩座小山之間的一塊大坪上——沙洲壩大窩村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何長工，政治部主任徐夢秋，教育長周昆，訓練部長鍾偉劍，訓練部副部長盧壽椿，校務部長楊至誠。學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宣傳科長洪水。下設：高級指揮科（科長彭雪楓）、上級指揮科（科長盧壽椿）、上級政治科（科長李天柱）、上級參謀科（科長蘇進）、防空科（科長王智濤），還有一個測繪隊。學制為六個月。全校專職教員只有12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濤、何滌宙、陳時驥、蕭勁光、張如心、李翔梧、吳亮平等；另聘請了許多高水平的兼職「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革軍委總部的負責人，以及從前線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紅軍高級將領。1934年2月，何長工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後，周昆代理校長、徐夢秋代理政治委員。不久，張宗遜任校長兼政治委員。1932年1月，劉伯承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接任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紅大」缺乏教材，劉伯承從俄文翻譯出「我軍最初的戰鬥條令」，我軍的各種軍語和名詞，也由劉伯承結合我軍實際加以審定。劉伯承還把「軍官」稱呼改為指揮員，「士兵」稱為戰鬥員，「傳令兵」改為通信員，「伙夫」改為炊事員，「馬夫」改為飼養員，「挑夫」改為運輸員。至紅軍長征，紅大已招生三期，培訓學員近千人。1934年8月15日，第四期招收上級軍事科學員60人，於9月1日前報到。
紅軍長征前夕，1934年10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與紅軍第一彭楊步兵學校、紅軍第二公略步兵學校、紅軍特科學校合併為紅軍學校。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後，紅軍學校改稱紅一方面軍幹部團，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鍾偉劍（旋由畢士悌）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方強任黨總支書記，轄三個步兵營、一個特科營、一個上級幹部隊，共1480餘人。原彭楊步兵學校編為第一步兵營；原公略步兵學校編為第二步兵營；第三政治營；原特科學校編為第四特科營；原紅軍大學編為上級幹部隊；指揮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1935年8月上旬，沙窩會議決議，紅一方面軍幹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併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倪志亮任校長（未到職），何畏任政治委員，李特任教育長，劉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職），莫文驊任黨總支部書記，編有上級指揮科（科長張宗遜）、上級政治科（科長李井泉）、特科團（為原紅一方面軍幹部團，韋國清代理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畢士悌任參謀長，編有騎兵科、工兵科、炮兵科、機槍科，培養基層幹部戰士），隨右路軍行動過草地。
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為1933年7月恢復設立的紅四方面軍彭楊學校。1934年11月改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設高級班、初級班、政治班、特科班、教導隊。校長倪志亮，副校長李特。
1935年9月上旬，由於「草地密電」事件，紅大特科團中原來中央紅軍人員跟隨中共中央及紅一、紅三軍團北上繼續長征。紅大餘下的人員在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腳木足）改組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政委何畏。
在甘肅哈達鋪鎮，中央紅軍幹部團與紅一軍團教導營合併為西北紅軍陝甘支隊隨營學校，紅一軍團教導營營長陳奇涵任校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韓振紀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
1935年11月，陝甘支隊隨營學校長徵結束後，在永平鎮與陝甘寧晉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合併為西北工農紅軍學校，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吳岱峰任副校長，郭化若任訓練處處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
陝甘寧晉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前身是1931年l0月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西北反帝抗日同盟軍政幹部訓練班。1932年2月，西北工農反帝同盟軍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軍政幹部訓練班成為軍政幹部訓練隊。1932年12月，陝甘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軍政幹部訓練隊改組為紅二十六軍隨營學校。1934年l0月，在甘肅華池南梁地區創辦了陝甘邊軍政幹部學校，劉志丹任校長，習仲勛兼任政治委員，吳岱峰任副校長。1935年7月，在陝西延川永坪鎮，成立陝甘寧晉紅軍軍政學校，校長吳岱峰，政委郭洪濤。1935年10月，學校又由永坪遷至瓦窯堡。
1936年2月，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西北工農紅軍學校擴編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對外公開招生。
1936年4月1日，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正式開學，招生600餘名，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吳岱峰任副校長，郭化若任訓練處處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設軍事指揮科、政治工作科、游擊戰爭科、特科。
1936年5月14日，毛澤東等在東征歸途於黃河西岸延長縣交口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做了《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辦紅軍學校問題：「要辦個高些的大的紅軍學校，否則將來無幹部。沒有大批幹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會犯罪。」根據會議決策，決定創辦紅軍大學，為即將到來的抗日高潮培養幹部。1936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瓦窯堡中梁山閭家大院建立，主要幹部由毛澤東從紅一方面軍抽調（當時紅二、紅四方面軍還在長征途中），校長林彪，政委毛澤東（兼任）、校黨總支書記莫文驊、教育長羅瑞卿，訓練部長劉亞樓，校務部長楊至成。一期共有1038名學員，來自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分為三個科：高級科、上級科、普通科，也稱一、二、三科。高級科、上級科學制8個月，普通科學制6個月。其中一科學員是紅軍軍級幹部和部分師級幹部，共有1個隊38名學員，包括：羅榮桓（兼一科政委）、羅瑞卿、陳光（兼一科科長）、彭雪楓、陳士榘、譚政、蘇振華、楊成武、莫文驊、趙爾陸、劉亞樓、楊立三、張愛萍、王平、彭加倫、耿飆、肖文玖、賀晉年、譚冠三、李濤、周文龍、符竹庭、劉鵬、周建屏、劉惠農、杜理卿（即許建國）、張樹才、張經武、張達志、宋裕和、郭述申（一科黨支部書記）、黃永勝、張純清（即張文彬）、鄧富連（即鄧飛）、吳富善、羅保連（後任359旅717團政治處主任）、童小鵬，以及朝鮮的武亭、越南的洪水等。二科設2個隊，訓練紅軍營、連幹部，共225人，科長周士第；以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為基礎成立三科設6個隊，主要訓練班、排幹部和部分老戰士，共800人，科長周昆，政委袁國平。1936年6月21日，高雙成部第八十六師的一部突然襲擊瓦窯堡，1936年7月紅軍大學一期的一科、二科隨中央機關遷往保安縣。保安校舍是學員自己動手挖的窯洞。三科遷駐甘肅環縣木缽寺，改為「紅大步兵學校」。
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後，1936年11月，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的高級科、上級科到達保安縣併入了紅大的一科、二科；其他隨營學校人員到達環縣併入了紅大三科。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任會師後的紅軍大學副校長、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7年2月調任援西軍司令員，並沒有到職抗大。這時，紅大一科、二科也稱紅大一分校；三科稱紅大二分校或紅大二校。為適應野戰需要，1936年11月26日紅大二校改編為「紅軍教導師」，校長周昆任師長，政委袁國平任師政委，郭化若任教育長，羅貴波任政治部主任。11月27日，教導師北上環縣參加山城堡戰役擔任阻敵任務。12月1日夜，教導師與陝甘寧邊區獨立師、尚未編入紅大二校的第二方面軍隨營學校一同夜襲曲子鎮及周邊之敵。12月6日，召開軍人大會，紅大二校此時有2000餘人編為2個團。12月下旬，步校移駐慶陽縣城。
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成立於1936年9月，由紅二軍團教導營與紅六軍團教導營合併組建，校長劉伯承、副校長陳伯鈞、教育長陳外歐、政治部主任李干輝，設上級指揮科及第一、第二、第三營。
紅大第一期學員稱為紅大一期。一期尚未畢業，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東北軍於1936年12月15日讓出了延安城。1937年1月21日紅大一期遷入延安。1937年1月20日，紅大第二期在延安開學。從二期開始，對社會青年公開招生。二期設四個大隊，學員1362人，另駐甘肅慶陽的抗大步校1400餘人編為4個營13個隊，共2700餘人。二期的一大隊設1隊、2隊為紅軍的軍師團級幹部，學員有陳賡、羅炳輝、楊得志、張際春、胡耀邦、何長工、周子昆、賴傳珠、姬鵬飛、曾希聖、康克清、邵式平、陳奇涵、陳克寒、王諍、劉希平、劉型、劉轉連、王集成、王宗槐、樂少華、李干輝、王尚榮、譚友林、戴季英、黃春圃、謝翰文、姚喆、張罕濤、伍雲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軍、余秋里、湯平、張震、張國華、馬文波、謝振華、梁興初、蕭望東、胡立教、賀慶積、李宗貴、賴毅、王維舟、周純全、黃志勇、李中權、陳宗堯、譚政文、王波、譚家述、曹里懷、姚繼鳴等。二、三大隊設3至8隊是紅軍的連、營幹部隊，共753人。9至14隊為青年學生，共609人，編為四大隊，大隊長聶榮臻、政委董必武。另外還成立一個女生區隊，共五十九人，其中有賀子珍、康克清等長征幹部。1937年1月，駐甘肅環縣的紅大三科遷到甘肅慶陽城內，改稱抗大步兵學校，又稱慶陽步兵學校、對外稱「紅軍教導師」。1937年4月，紅軍大學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紅大二期改稱抗大二期，增設教育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林彪任校長，劉伯承任副校長（未到任），劉亞樓任教育長，傅鍾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驊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學制只經過半年就分別因西安事變、抗戰形勢高漲而提前畢業，這些畢業生很快就成為新組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骨幹。1937年8月底，抗大步兵學校已有兩期學員畢業分配，未及畢業的學員及一部分工作人員在雲陽鎮改編為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校長韋國清，政委陳明（1941年在沂蒙山反掃蕩中犧牲），教育長閻捷三，政治處主任張正光，開往山西前線，平型關戰鬥後，隨營學校與八路軍總司令部轉移到汾陽。共編學員隊七個，全校共約千餘人。1938年2月22日，隨營學校由山西洪洞縣白石村開往陝北洛川，第四隊留延安，其餘改稱抗大六大隊，大隊長韋國清、政委陳明，下設第一隊至第六隊學員700人屬於抗大第四期。
第三期就於1937年8月1日正式開學。開學以後，仍有不少新同學前來，學校決定隨到隨編隊。第三期共收學員一千三百七十二人，編為三個大隊：一大隊是軍事隊，轄一至三隊；二大隊是政治隊，轄四至六隊，四隊是軍、師一級的高幹隊，五隊隊長兼政治教員李志民。一至六隊為紅軍幹部，大多是原四方面軍的幹部，共六百一十六人。其中有李先念、王樹聲、許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傳六、曹祥仁、丁國鈺、羅舜初、李壽軒等。三大隊轄七至九隊為青年學生，共三百六十六人。另外還有一個訓練老幹部的軍事隊，一百一十二人，一個訓練新幹部的軍事隊一百一十人，一個游擊訓練隊六十七人。
第四期於1938年4月16日正式開學，同年8月至12月分批畢業。僅五至八月份，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到延安的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本期共收學員五千五百六十二人，編為八個大隊，四十三個隊。其中訓練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七個隊，九百零七人；訓練知識分子的三十一個隊，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占學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六百五十四人，編為第八大隊，張琴秋任大隊長。延安原來的校舍已容納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駐四個大隊外，還在瓦窯堡、蟠龍、甘肅的慶陽等地分駐了四個大隊。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來者不拒」。中共對投奔抗大的青年實行「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對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作家何其芳回憶：「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着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着軍服，燃燒着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各地青年赴延安，或者通過各地黨組織、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處、或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如鄒韜奮的個人介紹；或者參加延安的各學校在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並在當地的招生考試。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國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蔣介石對延安沒有進行封鎖，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暢通無阻。但到了1938年秋天，情況發生變化，蔣介石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路上分段設卡，先後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盤查行人，很多青年被抓走送入陝西的青年感化營，在咸陽北門外設立「干四團特訓總隊」。1938年至1939年，青年投奔延安抗大的潮流進入高峰，據統計當時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被安排到陝北公學、安吳堡青訓班、魯迅藝術學院等校，沒有一個人因無入學名額而被拒絕。
抗大學習內容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軍事思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和軍事常識等，還有國內外形勢教育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教育。教學方法採取啟發式、研究式和實驗式。軍事、政治、文化並重，特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學員邊學習、邊戰鬥、邊生產。
1938年11月，毛澤東在抗大幹部會上指出：六中全會以後，全中國都要有個整個的布置，教育工作也要有整個的布置，我們決定有組織有系統地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隨即，抗大總校分出幹部和學員，創辦了第一、第二分校，並開赴晉東南和晉察冀，抗大總校則改為培養八路軍比較高級幹部的學校。1938年12月，抗大召開「關於學校改變建制」幹部動員大會，毛澤東再次指出：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增加力量來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最基本的推動全盤工作的正確方針是培植幹部，去領導千百萬群眾進行抗日戰爭。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抗大陝公本校等遷到晉東南的決定》，決定抗大總校東渡黃河遷往晉東南敵後辦學，同時決定以抗大總校部分教職學員為基礎在延安建立抗大第三分校，負責培養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的幹部及接受附近省、區來校就學的青年。1939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大、陝公等學校遷移晉東南的決定》，抗大總校、陝北公學等5000人在副校長羅瑞卿帶領下遷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太行根據地）。留下四個學員隊在延安組建抗大三分校。1939年7月的抗大五期，學員數量達到一萬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學員數），其中知識青年約占學員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總校領導機關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職學員與「華北聯合大學」的教職學員共五千多人，合編為一個縱隊，挺進敵後。當時因日軍對晉東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總校臨時改變行軍路線，轉道晉察冀根據地，在河北省靈壽縣陳莊一帶休整兩個月後，才繼續向晉東南根據地挺進，於1940年2月抵達晉東南地區的武鄉縣洪水、蟠龍一帶繼續辦學。抗大總校深入敵後辦學三年，從1940年4月至1943年1月，先後開辦了第六、七、八期，為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培養了大批幹部。僅校部就大轉移過兩次：一次從山西省武鄉縣蟠龍鎮一帶轉移到黎城縣霞莊一帶；一次從黎城縣又轉移到河北省邢台縣漿水鎮一帶。一面學習，一面戰鬥，堅持教學。在此期間，先後取得了1940年10月的洪嶺戰鬥、1942年5月的反「掃蕩」戰鬥和反「蠶食」鬥爭的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各個大的根據地組建了14所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據地負責人兼任校長。這種做法隱含了和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大搞分校建設進行對壘的意味，國共雙方都在積極擴充軍校，準備軍事幹部。
1941年8月，中央軍委根據抗戰形勢和部隊發展需要，特別指示抗大總校及各分校：訓練幹部前後方要有個分工，前方訓練步兵幹部，後方則主要培養特種兵幹部。
1943年1月，為在日軍的大掃蕩中「保存骨幹、培養骨幹、迎接偉大的新時期到來」，黨中央決定抗大總校率第八期部分教職學員返回陝甘寧邊區，在環境比較安定的綏德地區繼續辦學。總校奉命除留下部分教職學員在太行山區重新組建第六分校，提前畢業部分學員就地分配工作，繼續堅持敵後鬥爭外，率一千多名教職學員衝破日軍的重重封鎖，行程一千多公里，於1943年3月上旬抵達綏德，與原抗大第三分校（1941年改稱延安軍事學院）和第二、七分校上干隊合併，進行教育訓練並開展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
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前夕，為了大反攻和為了迎接抗戰勝利後開創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學員六千多人全部畢業，大部分學員當即分赴各個抗日戰場，參加對日本侵略軍的最後一戰。1945年9月，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歷時九年多的抗大總校完成了歷史使命，宣告結束。
1945年10月，抗大總校在副校長何長工帶領下遷往東北，改名為「東北軍政大學」。各個分校則組建了華北、華東、西南等軍政大學。
學校
學校（或稱學院） 是一種為教師及學生提供教學環境的機構，並通過特定的教育方式增進對學生的知識和價值體系。現時，大部分國家設有正式的教育制度，有時更為國民提供義務教育。在正式的教育制度下，學生需在不同類型的學校接受教育。這些學校的分類因文化和制度而異，但可以總括為小學、中學和大學。小學一般為兒童而設，提供基本教育。學生在完成小學教育後，通常會就讀中學。最後，提供高等教育的學校可成為「大學」或「專科學校」。
在這些主要學校類型外，在某些國家的學生可能會在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前後在其他學校接受教育。幼兒園和幼稚園為年幼兒童而設，在小學教育前就讀。在完成中學教育後，中學生可選擇就讀大學、職業學校、專科學院或神學院。某些學生可以選擇就讀另類學校，接受有別於主流教學方法和課程的另類教育。[1]
學校也可分為政府營運和私人營運的學校。私立學校通常在政府教育未能夠提供某種教育方法或課程時設立。某些私立學校有宗教背景，在政府未能提供宗教教育時，作出額外教育，如基督教學校、伊斯蘭學校、佛教學校等。為成人而設的學校更提供專門教育，如軍事學校、商學院，等。另類學校更包括在家學校和線上學校等，使教學可以脫離傳統校舍。
歷史
位於英國東南部的坎特伯雷，建立於公元597年的國王學校，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學校之一.[2]；而中國最早的學校，據估計是在周朝。清朝後逐漸出現太學之類官方辦的學校。
學校教育的目的
在中國歷史上的周朝，學校辟雍是統治階級培養下一代品格、禮樂、讀寫和軍事技巧的場所。
但如果學校實行填鴨式教育制度，只會令學生無法吸收知識，違背學校令學生學習不同知識的理念。
常見的分級
歐洲的一些地區，高級中學（英語：Gymnasium）是中學的一種，入學的學生一般成績較突出。在德國，十三年級之後（一些地區是十二年級），將完成高級中學學習並參加德國大學入學考試（Abitur）（在奧地利和瑞士稱為Matura考試）。
在英國，學校要是指高等教育階段前的教育機構，大致上可以被分為小學（有時進一步區分為幼稚園和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校是由女王教育檢查員（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這個機構來管理的。
在北美，學校是指所有級別的教育機構，包含以下所有機構：幼稚園、小學、中學（即初級中學，英文稱middle school、intermediate school或junior high school，根據招生的學生年齡及地區而定）、高中、學院、大學及研究生院。在美國，從幼稚園到高中的所有學校都是由各州的教育局來監督的。許多早期的美國公立學校都是單間學校，一位老師在一間教室裡面教7個年級的學生。20世紀20年代起，單間學校被整理為多教室的學校，越來越多學校提供了校車運送學生。
常見的分類
在英國及北美，學校可以是部分或完全自主運作管理的機構，不一定是公立義務教育學校系統的一部份。學校可以專精於某一個領域，例如：經濟學院（如倫敦經濟學院）、舞蹈學校或記者學校。也可能基於某類學生而設立，如特殊學校、聾啞人士學校等。
批評與替代
在整個20世紀，傳統的學校受到廣泛的批評。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在他的著述《差別：對品味評價的社會批判》中說明了學校的階級結構再製機制。
學校（尤其是威權體制教育的學校）被指責對孩子的學習有更多的抑制作用而不是激勵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它使孩子產生恐懼。一些人更喜歡學生有充份自由的民主學校或其他另類教育，其他人喜歡在家自學，或參與非學校教育機構，而不去上學。
動物學校
動物學校是訓練動物的機構，有些學校訓練一般的生活常規，有些則教導專業的導盲技術。
現代學校
在現代，學校仍然是傳授知識及技能的重要場所，但因為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使部分的學生為了文憑而打混摸魚。加上部分教師認為只需把他所瞭解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就足夠，而忽略教導倫理道德，及正確的價值觀給學生。
校園設施
參見
等級分類
學校分類
學校組成
參考文獻
- ↑ Leseferdighet og skolevesen 1740–1830 (PDF). Open Digital Archive. [15 May 20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6-04-14）.
- ↑ History of the School [校史]. 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2019-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27） （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