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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長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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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900-1987 |
國籍 | 中國 |
別名 | 原名何坤 |
職業 | 革命家,軍事家,教育家 |
何長工 (1900-1987),原名何坤,湖南華容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軍事教育家, 1918年畢業於湖南長沙甲種工業學校,去北京長辛店法文專修館半工半讀,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去比利時做工。1924年回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縣、華容從事學生運動,曾任新華中學校長,並任該校中共黨委書記,創建該地區中共黨團組織。1926年秋任華容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南(縣)華(容)地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
目錄
早年生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後任連黨代表。同年9月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後上井岡山。 1928年初曾被毛澤東派到王佐部隊做政治工作。先後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二團黨代表、紅四軍三十二團黨代表兼中共寧岡中心縣委書記,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湘贛特委委員、前敵委員會常委。何長工也是朱毛會師的關鍵人物,他奉毛澤東之命到韶關尋找朱德部隊。 1929年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曾率赤衛軍等堅持井岡山鬥爭。後任紅五軍五縱隊黨代表。 1930年5月任紅八軍軍長,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參與開闢鄂東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攻打長沙的戰鬥。 1931年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 1932年3月任紅五軍團十三軍政委。 1933年10月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 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同年2月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與潘漢年一起到尋鄔筠門嶺,與反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的代表談判,達成就地停戰等五項秘密協議,後紅軍長征經過陳部防區時未遭堵截。長征初期他任軍委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遵義會議後任紅九軍團政委,曾與軍團長羅炳輝率部在側翼單獨行動,擔負掩護和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任務。紅九軍團曾受到張國燾拉攏,這是後來何長工不再被毛澤東重用的重要原因。 1936年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何長工的職位就時而由小到大,時而由大到小,他毫不介意,干一行、愛一行。 他是個留洋生,能說會寫,能力極強。秋收起義時,他由一個掌管幾十萬人口的縣團防局團總,驟變成警衛團一個小小的班長,卻一點也不以為意。他從班長、參謀、衛生隊黨代表、團黨代表、紅八軍軍長,逐漸遞升,一步一個台階。解放後,他的部下,有的與他平級,有的還高出於他,他也坦然面對。他把職務看成是黨的事業,從不擺老資格,時刻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從嚴要求自己。1955年解放軍授銜,按照何長工的早年經歷,可評大將,但因為他已脫離了軍隊職務,在地方部門工作,就沒有參與評銜。 歷任兩延(延長、延川)河防司令員兼政委,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校長兼政委、總校教育長、副校長等職。任東北軍政大學代校長。 1947年起任東北軍區軍工部部長。
建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 1952年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部長是李四光)。 1975年10月任軍政大學副校長。 1977年12月任軍事學院副院長。他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77年不遠千里返回井岡山探訪王佐的後人。在臨終前,他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岡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給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 2006年年初,何長工的遺願終於實現,袁文才、王佐已經完全被作為革命先烈來紀念了。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他還是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難忘的歲月》。
人物軼事
受器重與信賴
沒有誰能象何長工那樣受到毛澤東如此器重和信賴,他是幸運的。可以說,他在井岡山時期,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燦爛,光彩奪目的一段。秋收暴動期間,他與楊立三設計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爾後,他又身負重任,隻身一人前往湖南長沙,尋找黨的組織,溝通了這支弱小紅軍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繫。何長工不辱使命,苦於奔波,在廣東韶關,一次偶爾的機會,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分部隊會合,為以後朱、毛兩軍會師奠定了基礎。
典型知識分子
何長工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出過洋,留過學,當過教書先生,他出任過團防局團總。應該說,他的經歷是複雜的,具有傳奇色彩。
改造王佐
1928年春天,他尚未抖去身上的塵土,便又踏上了征程,去改造井岡山的山大王--王佐。 改造王佐部隊,他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王佐部隊的現狀,何長工並不是不了解。當毛澤東將任務交給他時,他臉上露出了難色。是接受?還是婉言拒絕?何長工犯難了。他暗自思忖:談經驗,他沒有半點;談威望,他只不過是衛生隊的黨代表,營級幹部,在他之上還有更大的官,為什麼偏偏要他去?面對着一支劣習成性的農民隊伍,他憑什麼能耐能將它改造好?何長工硬是拼着一股倔勁,勇敢接受了任務。 改造工作並不是很順利。何長工憑着自己的信念和勇氣,摸着石頭過河,經歷艱辛磨礪,嘗盡了甜酸苦辣。開始時,王佐對他並不信任,直到他幫助王佐將尹道一的部隊殲滅後,才獲得了王佐對他的信任。至此,他與王佐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關係,為這支農民武裝的改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王佐不幸遇難後,何長工悲痛不已。直到逝世前,常念及與他出生入死,共患難的戰友。全國解放後的1977年,何長工千里來尋故地,觸景傷情,當他見到王佐的後代時,不禁潸然淚下。在那黑白顛倒的文革期間,現代京劇《杜鵑山》以柯湘的形象出現舞台時,何長工感概萬千,忿憤不已。這種情感,即是對戰友的深切懷念,也是對那黑白不分年代的憤慨。
挫折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風順,也有不順心的時候,甚至於痛不欲生的時候。高潮與低潮、順利與不順利相交替。1929年的冬天,那是個非人生存的年代。井岡山上連下四十多天的大雪,平地積雪一尺多深。困境中的紅軍將士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面對敵軍二十一個團兵的進剿,何長工並不畏懼。在經過黃洋界上一場激戰後,哨口終於失守,敵人象蝗蟲似的蜂擁而至。何長工帶領他所屬部隊,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解下綁腿,從懸崖峭壁中獲得新生。然而,何長工的腿卻在這場生與死的搏鬥中留下了終生的殘疾……
家人被害
最令何長工憤慨和悲傷的莫過於敵人的殘忍。二戰時期,何長工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他的愛妻叫孟素亞,是一個知書達理、賢惠體貼的女人,何長工與她感情篤深。長沙馬日事變後,何長工告別了溫暖的家庭,捨棄了與他朝夕相處的愛妻,投身革命。那時的境況,令中國老百姓不寒而慄,到處是捉拿共產黨人的懸賞令,到處是血雨腥風,白色恐怖湮沒了整個神州大地。何長工與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抱着崇高的信仰,為着千百萬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毅然捨棄幸福的家庭。這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是令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銘記在心!
1930年,何長工與他的同僚李燦,率部隊攻克長沙,鋒芒直指湖南老家。反動派們恐慌萬丈,便蓄意將何家親屬扣為人質,最後將他們(含孟素亞、何光球、何光星)一家三十餘口全部殺害。殷紅的鮮血染紅了沱江水,何長工這位堂堂七尺男子漢,終於也落下了悲痛的淚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承受了巨大的犧牲!
先大家後小家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曾給予何長工一次機遇。然而,他放棄了。三十年代初,何長工作為紅軍的高級將領,參加了黨中央在上海召開的蘇區紅軍代表大會。受地方黨委託,他冒着生命危險,從鄂南趕至上海,並攜帶黃金,以籌集黨中央的經費。黃金為數不是太多,可它卻是蘇區人民的一片心,這裡頭凝聚着何長工等一批紅軍將士的心血!在國民黨反對派的封鎖下,紅軍生活是那樣艱苦,戰士們節衣宿食,積攢了一批黃金,這黃金是心血,是汗水,它來之不易!黨中央的負責同志為之感慨不已!
當負責同志告訴他,打算將他的妻子和兒子接到上海來時,何長工婉言謝絕了。理由很簡單:他們是湖南人,不懂上海話,且又是白區,難免會暴露。這點不充分的理由,足見他高尚的風格。他想的是黨,而不是家庭,倘若這種事情發生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世人肯定會說他是個大傻瓜,然而,他卻甘願做了這個大"傻瓜"!
仕途曲折
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對於官職只能上而不能下,這是常人所共有的心理。何長工的職務時升時降。土地革命戰爭時,何長工的職位,時而由小到大,時而由大到小,這種變化假如放在今天,恐怕人們是很難接受的。按何長工的資歷,他是個留洋生,能說會寫,能力極強。秋暴時,他由一個掌管幾十萬人口的縣團防局團總,驟變成警衛團一個小小的班長,旁人都為他打抱不平。說他是當團長的材料,至少也可當個營長。何長工並沒有計較這些。他從班長、參謀、衛生隊黨代表、團黨代表、紅八軍軍長,逐漸遞升,一步一個台階。對於職務,何長工是想的通的。他的部下,隨着時代的變遷,有的與他平級,有的還高出於他。他把職務看成是黨的事業,而不是當官做老爺。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他的職務時高時低,從不擺老資格,而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從嚴要求自己。
1978年,隨着改革大潮的湧來,德高望重的何老,積極支持黨中央能上能下的幹部政策,多次向黨中央打報告,主動讓賢,退居二線,在全黨作出了表率作用。何老一生中最高職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他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為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
教育事業
何長工是我黨歷史上最早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之一,曾在紅軍時期創辦過紅軍大學,後長期領導抗日軍政大學。1948年4月出任東北兵工專門學校(瀋陽建築大學、瀋陽理工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前身)校長,並親自為學校選址。解放後又創辦了北京工業學院(現為北京理工大學)。來到地質部(現為國土資源部)後,他首先從正規院校抓起,開始創辦地質教育。
由於當時北京、長春兩所地質學院組建不久,尚無校舍,當年招收的學生只能借地上課。為此,何長工親自抓選擇校址、師資調配、建校規模、重要基建物資供應等。他奔走往返,利用自己的特殊關係,爭取學校所在地省、市領導和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建校進程。一年之後,新中國地質教育的最高學府--北京地質學院(現為中國地質大學)、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教學樓竣工,學生們進入新校舍上課。
1956 年,經高教部批准,何長工決定在西南重鎮成都建立成都地質學院(現更名為成都理工大學)。籌建期間,何長工親赴成都督戰,一住就是一個月。在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設速度出乎意料,做到當年籌備,當年建設,當年開學。這種建設速度不僅是中國地質教育史上的奇蹟,而且在我國其他行業院校建設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何長工又先後領導創辦了南京、武漢、重慶、長春、西安、宣化、北京、鄭州、廣州、昆明等十所中等地質專業學校。地質教育高、中級成龍配套、地區分布布局合理,呈現出勃勃生機。
在抓正規院校建設的同時,何長工還狠抓了幹部的業務培訓。首先在北京地質學院舉辦了以部、司局級幹部為對象的"老幹部"班,請李四光等老地質學家當老師。另外,地質部各司局還舉辦了各類短訓班,並派出近萬人進入函授大學、夜大學學習。通過培訓,使領導幹部和職工的業務水平得到了提高,許多老幹部逐漸由"外行"變成了"內行",其中學得最好的是張同鈺,後任地質部副部長。到1966 年底,地質部已擁有二十萬員工的地質隊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占四分之一以上。不僅壯大了地質隊伍,而且在人員素質和技術配套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
建立事業
何長工十分重視地質勘探裝備和地質機械儀器生產。地質部建部前,這些裝備和儀器全部依靠進口,我國還沒有地質勘探裝備和機械儀器製造工業。建部後,何長工提出自己生產地質勘探裝備,他找到供應司長,讓供應司先負責籌備,"如有困難解決不了,我親自去"磕"頭請人解決"。 何長工早年留法勤工儉學時學的是機械,後來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過多年軍工部長、軍械部長,對機械很內行。他深感若按照常規從頭抓起,從建廠設計和培訓人員到最後形成製造工業,起碼需要幾十年時間。為了縮短時間,何長工根據我國實際,採取了"借雞生蛋"的辦法。1953 年,他先找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把原屬鐵道部的張家口鐵路工廠"一鍋端"過來,並加以改造擴建,1954年建成了我國第一個地質勘探裝備製造廠--張家口探礦機械廠,結束了我國沒有地質勘探裝備工業的歷史。
後來,何長工還以同樣方法求援於兄弟部門和有關省(區、市)領導,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地質部先後建立了衡陽、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等五個探礦機械廠和北京、上海、重慶等三個地質儀器廠及無錫鑽探工具廠。地質勘探裝備和機械儀器工業基本形成完整體系,產品生產初具規模。歷經仿製--自行生產設計等階段,到1966年,地質部直屬工廠生產的勘探裝備和精密機械儀器的先進水平得到公認,不僅保障了地質部門和其他地勘部門需要,而且還供應一些援外地質隊伍。我國生產的地質勘探裝備開始走出國門。
參考資料: 1. 何長工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舉行 李瑞環出席 . [2017-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