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的事件。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28（次）日的陈抗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佔官署。事件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击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事件造成民众大量的伤亡。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的事件。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28（次）日的陈抗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佔官署。事件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击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事件造成民众大量的伤亡，然而伤亡数字众说纷纭，由数百人至数万人不等。

此事件亦称作「二二八大屠杀」、「二二八革命」、「二二八起义」、「二二八事变」、「二二八惨案」、「二二八民变」等。

1945年，国民政府接替日本开始统治台湾，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甫经历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著优越感 ，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骄纵专横。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况、普及教育、法治观念、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等缺乏瞭解，导致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深感失望。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人毫无军纪可言，例如乘车、用餐不付款、低价强购、赊借不认帐，乃至有偷窃、抢劫、恐吓、诈欺、调戏妇女、强姦、开枪杀人等非法情事发生，与台湾日治时期日籍军政人员的军纪严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强烈对比，也使得台湾人民愈来愈敌视国民党与长官公署，反而感到日治时期下的台湾比较良善。

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错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官员贪污腐败。在经济方面，政府一手垄断并管制物资买卖、滥印钞票，并掏空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援国共内战，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大量民众失业，台湾经济因而巨幅倒退，终至民不聊生。由于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资源控制权的人士对台湾人民的种种歧视与打压，使得台湾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庞大民怨能量总爆发。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淤，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衝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依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1947年5月26日记者会公佈的外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1958人；而监察委员杨亮功之「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则指出外省人死147人、伤1364人。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由前台湾共产党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最大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衝突稍缓，但陈仪仍请求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增援军队于3月8日起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更实施清乡。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根据行政院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总计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二二八事件纪念馆。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无关，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陈仪于3月2日向中央政府请求「派大军以平怨气」后，蒋中正于3月12日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并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喜来台宣导，白崇喜于3月17日抵台后发布了禁止军警滥杀无辜的「宣字第一号」（要求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后台湾紧接著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监禁；二二八事件数十年来成为禁忌的话题，成为后来族群对立衝突的原因。历经国民党政府多年的严密封锁与襟声，在党外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持续衝撞下，二二八事件在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已经逐渐可以公开讨论，而不必担心因为触犯禁忌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进行大量研究。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与纪念园区。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建碑并对受难者家属赔偿和恢复名誉，但台湾每年到了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前后，还是纷传抗争与蒋介石铜像及228纪念碑遭破坏之情事。

目录

事件发生背景

国民政府体制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中华民国正处训政时期，当时的政府是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制订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由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不仅指挥国民政府军（简称国军），政权与治权也完全属于该党。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

1945 日本在台北市公会堂向二战同盟国投降 October 25th, Japan Surrenders to Allies of World War II in Taipei, TAIWAN (Formosa),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佈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甲项规定，命令日军向麦帅指派的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投降< name="二二八和平週"/>，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接管台湾< name="解读二二八"/>，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礼台上悬挂著同盟国英、中、美、苏四国同等大小的国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佈向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佈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将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现今的越南北部和寮国）、台湾、澎湖等地区交由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代表同盟国军事接管<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

在日本的统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湾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然属于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使台湾人饱受压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此种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后来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1945年10月5日，「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首先率领幕僚抵台并发号施令<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结束台湾自日本宣布投降以来的「政治真空期」< name="解读二二八"/>。10月17日，陈孔达的国军七十军三千人连同政府官员，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于浙江宁波由美军运输舰载运护送至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市，满怀期望的三十万民众砌成人牆夹道欢呼热烈迎接<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name="二二八和平週"/>。1945年10月25日，陈仪将军代表麦帅委任的盟军将领蒋介石来台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的投降，于此日起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式代表同盟国接管台湾。

外省人垄断权位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满怀期望的台湾人原本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但是在台湾政治方面，行政长官陈仪本人不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还身兼军事大权，权力之大较过去的日本总督有过之无不及<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愤怒的台湾"/>f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二二八和平週"/>，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几乎由外省人垄断<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行政长官陈仪以下九个处的十八位正副处长之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自大陆返台的台籍人士（即宋斐如，殁于二二八事件）<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二二八和平週"/>；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位台籍人士，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仔」< name="二二八和平週"/>，并不受台湾人欢迎<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根据1946年11月由长官公署发表的统计，简任及简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0.82%；荐任及荐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6.63%< name="解读二二八"/>，而且在极少数的荐任、简任级台籍人士当中，大陆返台的半山就占据裡面的70%f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奉命抵台调查二二八事件的监察委员何汉文在1947年的调查报告中即指出：「服务机会不均等，如各机关高级人员以外省人居多，而台湾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name="解读二二八"/>。

此外，许多机关单位也充斥「牵亲引戚」的用人作风<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name="解读二二八"/>，案例不胜枚举，最明显的例子，如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职员为该院院长的亲戚，佔全法院职员过半数；台北县长安插两百馀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无能力，并将许多原来的人免职，即使连一般公司、工厂，也同样因为这种裙带关系，而将求职青年排除在外。《民报》于1946年10月18日的社论指出：「不论是官衔、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连下层员工都不录用」；同年9月16日的社论指出：「牵亲引戚、营私舞弊的腐败政治，台胞已讨厌了，封建性包办政治是更讨厌的」< name="解读二二八"/>。即使能谋得工作的人，也因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待遇不平等，同一级职同一工作，外省人的薪俸比较高，甚至高出一倍，这种差别待遇比起日治时期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距还大，因而台湾人对此种情况感到更为痛苦<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官员贪污腐化

自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后，贪污案件的新闻报导不断<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例如贸易局勾结商人，获利一亿多元< name="解读二二八"/>；贸易局长于百溪隐匿变卖接收的日方物资，得款数千万元<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另外，于百溪被《民报》公开爆出贪污五百万元的证据，陈仪于是派人警告《民报》，不得再揭发隐私<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专卖局长任维钧侵吞鸦片70公斤，私运香港变卖获利，并推说鸦片是被白蚁吃掉的< name="解读二二八"/>f name="愤怒的台湾"/>；陈仪旧属台北县长陆桂祥伙同裘区长变卖日方物资，得款一亿多元，事情爆发后，陆县长叫人放火把台北县政府会记室及税捐稽徵室焚毁以演灭证据<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愤怒的台湾"/>。

事件爆发之际，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1949年投共）、民政处长周一鹗（1949年投共）、财政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等陈仪在福建时期旧部被台湾人团体指责为陈周遭贪官污吏之「四凶」，导致政治黑暗、米粮外流、人民无穀为炊，被指名要求究办。其中葛敬恩被指为收受、侵吞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黄金，其女婿李卓芝担任台湾省印刷纸业公司总经理，亦涉及「劫收」台湾贪污两千馀万元。

贪污案件不仅出现在高官，连检察官、法院院长、教师都贪污，金额也不少<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就《民报》一家报纸而言，自1945年国府接管台湾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年多之间，贪污案件的报导就有五十件，若再加上其他报纸以及未曝光者，则不知其数，台湾人目睹这种情景，则感到失望与悲愤<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民报》于1946年10月26日的社论〈祖国的怀抱〉即指出：「祖国的政治文化的落后，并不使我们伤心，最使我们激愤的，是贪污舞弊，无廉无耻」< name="解读二二八"/>。

军队纪律败坏

驻台的国军因为军纪败坏，造成严重的治安问题与社会动盪< name="解读二二八"/>。许多军人除了偷窃以外，耍赖、诈欺、恐吓、调戏、抢劫、打家劫舍、强姦、杀人，无恶不做<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name="解读二二八"/>。不仅乘车不买票、买物不给钱、看戏不买票，反而开枪示威，因而惹起了无数纠纷，也激起台湾民众无法抑制的愤怒<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军人不仅洗劫台湾人、也洗劫日本人，有时不同派系的军人恰巧同时抢同一户人家，为了争夺抢劫目标而互相打斗<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军人下手的目标，除了民众以外，许多公共设施，如电话线、水道管、消防栓等都被偷走，连铁路自动开关和信号也被拆除变卖，直到发生几次严重车祸才被发觉<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军人开枪滋事的案件，屡见不鲜，仅就1946年2月上旬于《民报》报导关于军人开枪等胡作非为的新闻，就有五起<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曾任驻台国军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于回忆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上面说：「由于军队纪律废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掳掠」、「当时我已经看定了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name="解读二二八"/>。因为国军初抵台湾当时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又见到军人杀人越货、鱼肉乡民的作为，台湾民众内心遭受很大的打击<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当时的省参议员韩石泉于1956年发行的〈六十回忆录〉对此表示：「随身携枪之士兵警员特多，因此时肇事端……此实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导火线。」< name="解读二二八"/>

1946年4月18日的美国《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标题：The Tradegy of Taiwan（台湾的悲剧）指出两个只有八岁的男孩在地底下辛苦挖煤，除非透过黑市交易，否则台湾人民是绝对拿不到的。

掏空民生物资

行政长官公署让「资源委员会」将台糖公司在战后所接收的15万吨白糖，无偿转交给贸易局，运往上海出售，售款由四大家族与陈仪所属的政学系分赃殆尽，导致台湾糖价暴涨，而且比在上海还贵，并使台糖缺乏再生产资金，转而向台湾银行大量贷款，引起省参议员王添灯在议会对陈仪的愤慨指责<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愤怒的台湾"/>。天津《大公报》于1947年2月21日的社论〈请爱护台湾这片乾淨土〉指出：「就物质往来论，祖国大陆是佔了台湾的便宜的。多少糖由那里运出来，多少煤、多少香蕉、波罗蜜由那里运出来。」< name="解读二二八"/>就工厂而言，在陈仪政府接收后，许多工厂的成品、原料、机械、厂房逐一被变卖到上海，造成大量工厂的关闭，导致民生用品缺乏与大量人口失业<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另外，在台湾严重米荒之际，飢饿的台湾人在配粮处大排长龙，接收大员则将一船船的台湾白米走私到日本，换取一箱箱的黄金，中饱私囊，于是使得接收大员来到台湾没有多久就一一「五子登科」，即取得了位子、条子（金条，一说钞票）、房子、车子、女子<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愤怒的台湾"/>。中国大陆记者唐贤龙就指出：「自从国内的很多人员接管以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时那一套毛病，统统都搬到了台湾」<name="解读二二八"/>。

文化语言衝突

台湾跟中国大陆经过五十年的不同发展，两边已呈现相当大的差距<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1945年台湾每人平均分配发电容量是大陆的50倍，台湾的工业化程度也远超过大陆，台湾学龄儿童就学率也超过大陆，台湾人的识字率也超过大陆，而且40岁以下没有文盲，足以显示台湾较中国大陆有长足的进步<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蒋介石在1945年2月于重庆举办的「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班」致词时表示：「日本治台多年，成绩甚佳」。除了硬体以外，在软体方面，由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普遍养成整洁、守法、守时、负责尽职等等习惯与观念，也提升了社会文化、改变了生活品质<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但是由于台湾人长期受到日本人的压迫，对中国自然加以理想化而嚮往，后来才发现与心目中的中国差距甚大，心裡便产生不适应与失落感<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name="解读二二八"/>。至于大陆人方面。由于台湾人以福佬话和日语沟通，对于北京话相当陌生，而中国大陆来台人士面对这种语言沟通问题即产生困扰，就剥夺不懂北京话的台湾人服公职的权利<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另外，由于中国历经中日战争的缘故，使得战后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到处充满日本气息，觉得刺眼与反感< name="解读二二八"/>，来自中国大陆的接收大员并以「征服者」、「战胜者」的态度对待台湾人，使台湾人深感不平<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愤怒的台湾"/>。中国北平的《民主周刊》于1946年3月18日的〈台湾的隐忧〉文章中说：「接收人员那种耀武扬威的战胜者姿态，和一个侵略者在别人的土地上有什麽两样呢？」香港《知识青年》于1947年3月16日的文章〈台湾的灾难〉中说：「我们的接收官员都是一群带有强烈掠夺性的亲戚同乡等关系结合的封建集团，他们以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用元朝对待南人一样的态度，对待台湾同胞。」< name="解读二二八"/>由此可知，战后台湾人对于来自对岸的文化，已经产生隔阂与适应不良< name="解读二二八"/>，而双方的心结与怨愤，造成了日后的各种衝突<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统制经济掠夺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后，採取全面性的统制经济< name="解读二二八"/>。日本人所留下来的237家公司企业，六百多个单位，全被纳入长官公署所属各处室所设的27家公司来经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对樟脑、火柴、酒、淤、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然而「专卖局」所製的火柴、酒、淤品质差、价格又高，于是长官公署的专卖制度不但不能赚钱，还造成赤字，除此之外，就连许多民生物资，也都被纳入统制之列<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愤怒的台湾"/>，如此专卖统制措施，不仅不替台湾的建设著想，反而自台湾夺取利益，引起台湾人的不满。另一个统制经济的代表机构则为「贸易局」，贸易局垄断全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举凡樟脑、米、糖、盐、凤梨、石炭、铝、煤油、水泥、造纸、渔产等，凡是能赚钱的生产品，几乎全由贸易局统制，也只有贸易局可以卖，公开大赚其钱与民争利<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官员以官商勾结、亦官亦商的行径，从中获取暴利，台湾民众则广受其剥削，造成民生困苦，以及大量民众失业<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监察委员杨亮功和何汉文在1947年4月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中对此指出：「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严重通货膨胀

由于官场贪污舞弊、外行领导内行，厉行统制经济下，许多公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不但资金不能自给自足，还要扩充生产设备、购买原料，所需资金都向银行贷款，于是台湾银行一向以公营事业及交通事业为主。因为贷款的增加，使银行印製钞票因应，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此又再增加公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另外，由于盟军的轰炸，超过半数的工厂没有开工，接收者又不善经营，造成生产大减，加上糖、米等物资大量运往中国大陆，造成台湾可用物资大减，也促使通货膨胀<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就米价而言，自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1947年初，中国大陆物价指数最高的上海，还不及台湾的物价，同样一担米，在上海只卖二千元，在台湾要卖四千元<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而且上海的米大多数来自台湾，价格却远低于原产地<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1947年1月，一千元法币可换36元台币，到了2月，却涨至56元台币，当时在台湾的中国大陆记者唐贤龙就说：「法币在中国，几乎到处跌价，随时贬值；但在台湾却是唯一的例外。不但不涨价、不贬币，且反而大走红运，步步高升！」<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由于以不值钱的法币换台币到台湾买东西，都比在中国大陆便宜，于是中国大陆的军政机关一味地利用不值钱的法币换取台币，在台湾搜刮物资<rname="解读二二八"/>。

粮食极度匮乏

随著物价的暴涨，影响层面最大的，是紧接而来的米荒与饥荒问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1945年11月27日，长官公署为实施粮食配给制度，组织二十馀队「粮食劝徵队」到全台湾各地徵粮<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收购价还不到农民的成本，平均台湾每人每日配米8两，远低于在中国大陆国军的25两，于是台湾人一天只够吃一顿米饭，而台北市到1945年12月中旬就停止配给<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米价开始上涨时，长官公署为了平息民怨，採取限制米价以及抛售存粮，以每人每週仅配给2公斤应急，但属无济于事<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一般的公务员与平民已经无力购买米粮，只能吃番薯杂粮、地瓜叶，恒春一带的贫民则吃槟榔叶填肚。1947年2月13日，一千馀名台北市民于艋舺龙山寺游行请愿，向长官公署和市政府要求解决米荒之事，后来游行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公务员也加入游行<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人民导报》于1947年2月22日第3版报导：「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睹」<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这种「路有冻死骨」的惨况普遍发生在整个台湾<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失业问题严重

由于国民政府接收工作脱节、生产事业萎缩与停顿，以及海外台侨及战后复员的军伕纷纷回到台湾等种种因素，造成失业人口激增< name="解读二二八"/>。很多工厂因原料缺乏而关闭，接收人员为了安插中国来台人士，将公营企业的台籍员工裁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对此，长官公署没有採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反而粉饰太平，声称失业人数没有超过1万人<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根据1946年底《台湾新生报》的报导，台湾失业人口约为45万人。民众为了生活，铤而走险沦为盗贼的人数日益增加，造成治安恶化。不愿偷盗的人就沦落街头当乞丐。若不愿偷盗、行乞的人，往往以自杀结束生命<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就算有职业的人，也可能领不到薪水，在在显示战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比日治时期更加困难< name="解读二二八"/>。

歧视台湾人民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并不信任台湾人，认为他们被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 name="二二八和平週"/>《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中将事件发生原因归咎于「日本奴化教育遗毒」，认为某些台湾人死心踏地希望永远成为日本臣民}}，其误解及歧视「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当时中华民国国语为官话，而本省人不熟悉此种语言，致使本省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相关层面上遭遇不平等待遇，更造成族群隔阂< name="二二八和平週"/>。

诗人王白渊于1946年1月25日在《政经报》发表的〈告外省人诸公〉表示，许多外省人认为台人被日本奴化五十年，但台人几乎没有被奴化。他认为，不熟悉国语就是被奴化的见识「过于浅薄」，外省人对台湾省抱有殖民者似的优越感，加深了两者隔阂。< name="解读二二八"/>。《民报》于1947年2月19日的一篇〈可怕的心理破坏〉社论中写著：「（外省人）时常说我们（本省人）奴化，当初我们很愤慨，不知道指什麽为奴化，现在我们已经瞭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礼义廉耻于度外，才能够在这个『祖国化』的社会里生存」< name="解读二二八"/>。

事件爆发

缉淤血案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点半左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会同警察大队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前查获一名育有一子一女的40岁寡妇林江迈在贩卖私淤，查缉员没收林妇全部的香淤，以及身上所有的钱财。<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name="愤怒的台湾"/> 林妇表示生活困难，双脚跪地苦苦哀求至少归还其钱财，以及其馀经过缴税的专卖局公淤，不然全家人将会没有饭吃，然而查缉员不予理会。许多围观的民众纷纷加入求情，而林妇紧抱著查缉员不放，查缉员叶得根心生不耐，愤怒之下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头部，林妇顿时血流如注，满脸是血昏迷倒地。围观民众目睹林妇的遭遇后极为愤怒，蜂拥而上四处喊打，六名查缉员立即弃车分头逃逸。其中不断被路人抱住的傅学通逃到永乐钉开枪乱射，子弹击中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随后查缉员逃至永乐钉派出所，再被转送到中山堂旁的警察总局。激愤的群众六、七百人于是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后来听闻警察局人员表示六人被送往台北宪兵队看管，民众得知后于晚上九点多包围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宪兵团长张慕陶不正面回覆，并要求宪兵做出射击姿势，两边的交涉一直得不到结果<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由于过去专卖局的查缉已造成数起死伤，而这次事件又有过去缉淤伤人的累犯（即盛铁夫），民众于是在细雨中彻夜包围警察总局与宪兵队，直至天亮仍不散开<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rname="愤怒的台湾"/>。林妇的原始调查自白书影本，在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网站裡，再度呈现。

围攻专卖局

由于缉淤血案未获解决，于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时，民众沿街打锣通告罢市<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在街头轮流演讲，积怨已深的市民群体展开罢工、罢市，大小商店即刻响应相继关门，市民纷纷涌上街头观看，市区挤满人群，尤其大稻埕人山人海，民心愤慨，群情激昂。上午十时许，愤怒的市民衝入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台北分局，痛殴专卖局职员，当场打死两人、殴伤四人，捣毁办公器具及玻璃，并将淤、酒、火柴、汽车等物搬出户外焚毁<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愤怒的台湾"/>。十二时许，民众前往南门专卖总局，因门户紧闭仅打破玻璃。民众又衝入前后任专卖局长的公馆捣毁器物，专卖局南门工厂亦被捣毁，因专卖局造成的民怨由此可见<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

军队镇压

援兵抵达

。]] 3月8日中午12时，张慕陶向处理委员会成员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并表示政府不会调派军队<r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而只要民众不要求解除武装<r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亦不会採取军事行动<name="解读二二八"/>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上卷"/><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到了下午2时，前往台湾调查的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和由刘雨卿领导、约7,000名兵力的整编第21师和宪兵第4团陆续自基隆港登陆<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另有3,000名兵力自高雄港登陆<name="解读二二八"/><r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由于要求以强势武力镇压动乱，部队在未靠岸前便以机枪扫射<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当天晚上，基隆市宣布戒严，部队于登陆后四处搜捕民众，主力向台北推进，沿途朝人群密集扫射<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数百人以铁丝綑绑并推入海中处决，单人则装入麻布袋丢入海裡{p|pages=240-246}}<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期间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在协调让米粮车辆通过检查哨时，遭到警方带走枪杀<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r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

晚上10时30分，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在中山堂处理委员会处理各部门事务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开会者遭到逮捕或击毙<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0-246}}<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05-116}}。隔天凌晨，宪兵第21师第1营抵达台北市后{p|pages=467-472}}，陈仪依《戒严法》宣布台北、基隆地区全面戒严{p|pages=240-246}}<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472-480}}<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部队进驻圆山地区、警备总司令部、行政长官公署、台湾银行等地<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并因士兵开火造成多人死伤< name="解读二二八"/><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接受政府号召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一百多名不满二十岁的各学校中学生，被军队拘捕押到圆山仓库广场前集体射杀，此即圆山事件<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部队之后依计画巩固基隆、台北、新竹地区<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在将台湾各地分成5个绥靖区后，南北两路部队分别向北和向南推进扫荡<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38-458}}<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54-161}}。

新竹地区展开绥靖工作时，在员树林、虎头山发生小规模武力衝突<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8-69}}。而由于陈仪曾许诺民众认为县市长不称职时，可由当地参议会推举人选、并呈报行政长官公署核淮<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02-222}}，台南市参议会和花莲县参议会在3月9日票选汤德章和张七郎为县市首长<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395-401、415-419}}<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0-246}}<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34-143}}。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 name = "陈柏言"/>{p|pages=54-61、66-68}}，将成员列为黑名单{p|pages=223-232}}<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72-480}}<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34-238、329-333}}<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20-126}}；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社<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72-480}}；审查学校职员<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72-480}}{p|pages=66-68}}<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查扣反动刊物{p|pages=66-68}}；禁止集会游行，自此控制相关报导。行政长官公署还派遣军警人员，以叛乱罪逮捕或暗杀处理委员会各部门干部<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国民大会代表、地方仕绅和社会菁英{p|pages=493-503}}<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64-269}}<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30-32}}，仅有林献堂、陈逸松、刘明等少数人倖免<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329-333}}。

北部地区

儘管前两天遭遇零星衝突，但3月10日大量部队进驻并巩固台北地区后<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54-161}}，该区镇压行动未经任何反抗便结束<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在军事当局未能有效防范、军纪不佳的情况下，警察、警备总司令部、宪兵队开始直接殴打、逮捕嫌疑人<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34-238、264-269}}<r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05-116}}，部分民众必须用金钱贿赂或特殊关说以逃脱定罪，也有不法军警藉机勒索敲诈或掠夺私人财物<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20-126}}<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39-240、290-294}}。在基隆要塞司令部司令史宏熹指挥下，所属部队与整编第21师438团第2营合作，自3月10日在基隆市区、八堵<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05-116}}<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69-273}}、社寮岛、宜兰等地区展开绥靖工作{p|pages=66-68}}。由于金山乡保安团持续包围驻守军队，第21师也紧急派兵增援金包里（金山）驻军<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而在3月10日早上，一辆载满士兵的军用卡车进入金山乡扫射路旁民众，是为金山事件。

3月10日，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在和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李瑞丰兄弟会面时，遭到宪兵逮捕而失去下落。3月11日，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在于住家遭宪兵队逮捕，并被张慕陶下令淋上汽油烧死<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264-269}}<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另外行政长官公署亦对新闻媒体展开清肃<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20-126}}，包括作为《民报》创办人的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担任《人民导报》首任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及《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鍊和总经理阮朝日等人<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分别遭到情治人员带走后失踪<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93-503}}。廖进平则在逃亡期间，在淡水遭举报而被宪兵逮捕而下落不明<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另外包括台湾信託董事长陈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施江南<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69-273}}、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新竹地方法院检查处检察官王育霖等人在也陆续失踪{p|pages=80-86、282-290}}<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另有林宗贤<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郭国基等人遭到逮捕监禁，而蒋渭川则是差点遭逮捕杀害<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93-503}}。3月12日，要塞司令部派兵至瑞芳、四脚亭、九份、金瓜石镇压<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1-482}}，并搜查私立淡水中学校<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3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在办公室遭便衣人员请去问话，之后遭到枪决<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82-290}}<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3月15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将基隆、苏澳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佈署部队<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3月24日，新竹地区更实施第二阶段绥靖工作，进行更严密的搜查武器、调查叛乱成员与户口清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8-69}}。 1947二二八事件期间遭中国国民党政权杀害的台湾嘉义市参议会副议长潘木枝 Taiwanese Deputy Speaker of Chiayi City Council Pan Mu-chih who killed by brutal kmt regime from China,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医师前往嘉义水上机场与国军和谈，却遭逮捕，被全身綑绑押赴嘉义火车站前枪毙示众，其年仅15岁的儿子潘英哲也遭国军杀害。

中部地区

3月9日，首批增援军队进驻嘉义县刘昔庄并进行扫射，造成13人死亡。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嘉义分会在推派代表前往嘉义机场会谈时，军队拘捕陈澄波等4名代表<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43-146}}<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6-487}}。在整编第21师紧急空运部分军队前往嘉义机场后{p|pages=143-146}}<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54-161}}<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驱逐包围机场的民兵并重新进驻嘉义市区<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54-161、273-275}}。尔后军队开始捕杀主张和平谈判的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成员<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6-487}}，先在3月18日于嘉义车站处死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64-269}}，3月25日处死嘉义市参议会议员潘木枝、卢炳钦、柯麟、陈澄波等人<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154-161}}<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

而在3月12日下午3时，第21师登陆镇压的消息传开后，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儘管武装兵力规模最大，但是考量军队进驻台中市市区后将造成民众伤亡，而决定撤往埔里镇<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32-143}}{p|pages=163-176}}{p|pages=247-259}}<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2-485}}。其中二七部队计画牵制军队进入深山地区，以牵制部队并减少镇压伤亡{p|pages=247-259}}<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32-143}}。3月13日下午，第21师先遣部队进驻台中地区{p|pages=482-485}}，便在市区展开镇压{p|pages=70-71}}。3月14日，第21师又空运800多名第146旅第436团官兵进驻中部地区<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国民政府军队一方面逼近埔里附近的龟子头<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32-143}}，但同日遭到二七部队的拦截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2-485}}；另一方面进驻云嘉南地区展开绥靖工作，但在斗六镇街道上与陈篡地领导的游击队爆发城镇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9-541}}。因为兵力差距甚大，陈篡地决定转入嘉义县附近的小梅山展开游击战<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1-63}}<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9-541}}。

3月15日，政府军队计画从集集镇行经日月潭进入埔里镇<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32-143}}，双方在日月潭激战而互有伤亡<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3月16日，二七部队和国民政府部队双方在埔里地区爆发乌牛栏之役。二七部队警备队队长黄金岛率领数十名学生驻守在乌牛栏吊桥附近，凭藉著地利之便重创不熟悉地形的政府军队。政府军队也与陈篡地的游击队有多次激战，儘管后者遭遇重大损失<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9-541}}，但因小梅、樟湖的山区地形複杂，使得政府军队无法彻底消灭游击部队<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3月17日，面对政府军队分两路逼近，且自身弹药不足与士气浮动，二七部队决定各自解散<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之后二七部队队员分别南下加入陈篡地的游击队<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32-143}}，或是返家避难<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获悉二七部队解散后，第21师于当天进驻埔里镇{p|pages=70-71}}<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Template:P。

其他地区

1947年3月13日台湾台南市长候选人汤德章律师遭蒋中正与陈仪所属非法杀害 Lawyer and People-elected Mayoral-candidate of Tainan murdered by Chinese milita,3月13日，汤德章律师遭到国军刑求后枪决，几天之后高等法院宣判无罪。

3月8日，军队自高雄县凤山镇攻入屏东县后，当地民军纷纷解散<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33-239}}。之后军队的肃清活动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屏东分会召集人叶秋木逮捕，并在3月12日游街示众后枪毙<r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33-239}}<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9-490}}<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3月10日，高雄县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劝阻抗争游行时，反遭部队逮捕<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并与另一名遭拘留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余德仁处死。3月11日，第21师宪警人员对台南地区扫荡，逮捕过去负责维持台南市治安的候补省参议员汤德章律师<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87-489}}，在酷刑逼供后，于隔天游街后在民生绿园枪决{p|pages=247-259}}<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59-61}}，尔后法院判处无罪。其他还有新营镇镇长沉琼南遭军队酷刑而严重伤残，《兴台日报》创办人沉瑞庆则因报导各地情况而关押至军事监狱中。

3月17日，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宜兰分会会长的宜兰病院院长郭章垣遭到军方逮捕<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82-290}}，隔天枪决并掩埋至头城庆元宫前<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p|pages=30-32}}{p|pages=481-482}}。3月18日，第21师独立团与第2营分别自凤山和宜兰进驻东部地区执行绥靖工作，两队于台东县会合<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42-544}}{p|pages=72-73}}。3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向各县市要求全面清查户口、搜索民间武器、搜捕可疑嫌犯<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275-282}}<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86-192}}<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2-35}}；同时下令整编第21师拟定绥靖计画，将5个绥靖区域扩大为7个<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分别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等区<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4-536}}。绥靖区由该区最高军事主管担任司令<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4-536}}，全面管制地区交通和通讯<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75-282}}。在东部镇压过程中，军队于4月4日晚上逮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张七郎<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0-86}}，之后和其儿子张果仁、张宗仁在凤林公墓处死{p|pages=163-186}}<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0-32}}<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90-492}}。

儘管事件爆发前，澎湖县居民便与外省籍官兵关系紧张。但由于岛屿粮食欠缺，且在澎湖岛要塞司令部驻军加强防备、及地方要员协调下，该地区仅有数起骚乱{p|pages=422-424}}<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在台湾本岛展开大规模绥靖工作后，澎湖县划为马公绥靖区，由澎湖岛要塞司令部司令史文桂主持<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绥靖工作期间，澎湖县地方军警主要防范要犯潜逃各个岛屿，亦加强监控、搜捕嫌疑分子，但也发生警察局局长趁机报复而逮捕民众<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4月1日，21师独立团进驻花莲县，在此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42-544}}，之后司令部拟定绥靖计画并划定分区负责。

清乡行动

由于各地抗争部队临时组建且无完善训练<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63-176}}，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仅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抵抗<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44-549}}，各地镇压大多如期完成{p|pages=542-544}}。但部分地方则因个人恩怨和派系纠纷，发生勒索恐吓、密函陷害与计画暗杀的情况<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p|pages=534-536、542-544}}<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32-35}}。3月13日，台北市市戒严司令部公佈《戒严期间民众行动应注意事项》，陈仪并向蒋中正提交共计20人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隔天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展开肃奸工作<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86-192}}。为配合绥靖期间的武力镇压，陈仪于3月26日发佈《陈兼总司令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提出户口清查、搜捕可疑成员的清乡计画，并鼓励检举密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75-282}}<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4-536}}，过程中大量逮捕或杀害曾参与反抗行动或嫌疑者<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

在镇压结束后，各地军队、警方与政府依警备总司令部的命令展开清乡工作，依序为高雄地区（3月7日至4月底）<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屏东地区（3月8日至4月5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基隆和宜兰地区（3月24日至4月12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台北地区（3月28日至5月16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6-539、541-542}}。同时实施邻里户长担任保证人的联保切结制度（（警总公报144号）「各区乡镇邻里及街市地区内，如潜匿有奸匪歹徒，及发生烧杀打劫扰乱情事，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出事地点一百公尺内之人民，须立卽协同逮捕之，同时报告当地驻军及警察局或地方机关，否则，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一百公尺内之人民，须受连坐处分，以包庇奸匪歹徒严究。」））{p|pages=32-35}}，及展开抚卹办理、自首自新、收缴武器{p|pages=70-71}}、情报部署等工作<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275-282}}。3月30日，行政长官公署编印《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将处理委员会视为非法团体，列出200多名参与叛乱行动的的成员。儘管对涉嫌参与抗议的学生从宽处置，政府仍批评学生受过去日本教育影响，并加强教育内容<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03-509}}。

4月1日，行政长官公署向各县市颁布《台湾省县市分区清乡计画》，要求各地订定清乡办法、搜查计画、自新手续、填办居民证、宣导要点等，以恢复学校、各机关团体、工厂、社会的秩序{p|pages=68-71、275-282}}。尔后依此命令展开清乡者有云嘉南地区（4月初开始）<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0-71}}、东部地区（4月初至10月）<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新竹地区（4月11日至6月）<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8-69}}、澎湖地区（4月14日至5月15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2-73}}。4月18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除了呈报中华民国国防部外，并要求宪兵团第4团尽速缉捕犯人。然而当中列出的30名主犯中，多人在3月10日便遭军方逮捕或枪杀。警备总司令部四月份所製作的叛逆名册，包含台北、…花莲等10地区，罗列叛逆近千名，记载姓名、职务及罪行：例如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连络组组长省参会议长黄朝琴，罪名为「参加处委会策动叛乱、拨工商银行二千万为叛徒经费」…等。

调查抚慰

绥靖和清乡期间，为舒缓民众恐慌且调查制度问题，国民政府探访、宣慰并改革制度。3月8日，监察院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便前往台湾调查{p|pages=202-222}}<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72-480}}，视察行政长官公署、军警、学校、县市政府<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28-530}}。3月10月，蒋中正在对二二八事件的首次谈话中，指控中国共产党煽动为主要原因<r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54-161}}{p|pages=247-259}}<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16-120}}。这时杨肇嘉等台籍人士前往南京市请愿<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32-136、161-169}}<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16-120}}，并于上海市召开二二八惨案报告会<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20-126}}。3月17日，蒋中正派遣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崇喜、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处长蒋经国等14人，前往台湾视察抚慰<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375-376}}。白崇喜刚抵达台湾后，便宣誓将採行宽大处理、尊重法纪、恢复秩序、进行改革等原则<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13-518}}。

白崇喜还视察各地政府机关和治安状况，与地方重要人士座谈<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18-522}}；并要求军警人员不应任意杀害或报复，嫌疑犯交军法处公正处理，青年学生亦予以免责，此举降低台籍民众伤亡{p|pages=522-528}}，另外国防部参谋本部部长陈诚也对有所干涉<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40-144}}。但儘管白崇喜向蒋中正回报不需调派第205师<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13-518}}，且下令逮捕应由警备总司令部执行，但宪兵队仍继续进行逮捕行动<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64-269}}。3月21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且成立台湾省二二八事变临时救卹委员会，对各机关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佣工发放救济金<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09-513}}；但此举并未包含普通民众，也让部分公教人员趁机向民间勒索，未能有效抚平民心<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09-513}}。

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以协助杨亮功的调查<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28-530}}。两人调查期间，亦和白崇喜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4月2日，结束宣慰工作的白崇喜返回南京市，并提出人员奖惩名单{p|pages=136-140}}。4月11日，杨亮功与何汉文返回南京市后，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报告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同日丘念台也上书表达见解<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30-534}}<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20-124}}。之后杨亮功和何汉文就政治、经济、教育、善后等撰写报告书与改革建议{p|pages=10-12、114-120}}，并向蒋中正回报<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214-220}}<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4月3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起诉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等人，误杀台北市民众陈文溪的傅学通判处死刑<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472-480}}。

善后工作

早在3月8日，蒋中正命令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拟定《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提出改制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省政府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部司令、省政府委员和处长起用台籍人士、县市长提前民选、不同省籍者于政府机关享有平等待遇、减少公营民生事业等意见<name="auto42"/>。儘管行政长官公署指控台湾共产党介入<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65-572}}，中国大陆传播媒体对二二八事件则有多种意见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55-565}}。许多中国大陆的台籍团体呼吁进行改革<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549-555}}，刘文岛等部分人士则提出批评与改善方案<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07-114}}{p|pages=588-595}}。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中正提出备忘录，批评陈仪的镇压行为且要求弹核撤换<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50-152}}，由于担心美国的贷款落空，蒋中正勉强接受撤换的意见。当各界踏伐陈仪的声音风起云涌，陈仪一手导演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县市参议会、各保甲长联名电呈中央挽留自身职位的戏码<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14-216}}。3月17日，陈仪电请蒋中正表示辞职。3月18日，蒋中正批淮请辞，并慰勉陈仪「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现拟勉从尊意」<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218}} 。3月17日、18日连续两个晚上，陈仪徵求蒋经国同意让自己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坚决拒绝<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陈仪撤职查办。4月22日，行政院院会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 name="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p|pages=247-259}}，同时由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担任首届台湾省政府主席<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4-76}}<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204-208}}{p|pages=150-152}}<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02-608}}。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政府委员、厅长和处长人选，全部22个职位中共有12名台籍人士{p|pages=74-76}}<r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02-608}}。5月11日，遭撤职的陈仪返回南京市<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08-614}}，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76-186}}<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14-220}}。

5月15日，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抵达台湾，与行政长官公署进行交接<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14-618}}。隔天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 name="auto46"/>，立即宣布解除台北和基隆的戒严，各地实施的清乡也正式结束<r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14-618}}。台湾省政府同时停止新闻、图书和邮政检查，并废除交通管制及释放被捕人员<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18-625}}；但下令在高雄市镇压的彭孟缉升任警备总司令部司令<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43-145、176-186}}<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58-263}}，军警人员亦持续展开拘捕行动。政府也未应民众要求而对事件有所调查或检讨，亦未对其他受害者有积极补偿<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625-635}}。陈仪在隔年6月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之后策动汤恩伯投靠中国共产党失败，1950年枪决于台北< name="解读二二八"/><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214-220}}< name="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p|pages=644-658}}。

舆论报导

《澳洲伯斯每日新闻|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于1947年3月31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报导。文中述及政府出动军队向每个遇见的人群射击达姆弹（dumdum）。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台湾新生报》在1947年2月28日当天即刊载了前一天的缉烟事件，并误报了林江迈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一事。28日下午亦发行号外版，报导当天民众攻入派出所、殴打专卖局职员致死及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其后持续报导省政当局处置。事件发生后被迫停刊的《民报》在28日时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为题报导。

在中国大陆，各报社依其立场而对此事件报导叙述差异甚大。3月1日首由非中国国民党系的《大公报》报导，其馀报社于3月2日后才有报导。亲国民党的报纸如《申报》与《东南日报》等，报导篇幅较小并强调「电讯中断」影响其讯息。其中《申报》标题称「台北已解严，缉私纷扰事件解决」。非国民党系的报纸，则在报导中指出「人民不满政府」与「军警开枪过当」，其中《文汇报》提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并认为缉私伤及人命是「暴动」发生原因。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报社报导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报》头版，并受到外国媒体（如合众国际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事件头两天的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期间陈仪政府也曾透过报纸散佈美国领事馆被攻击的消息，但事后遭美国大使馆澄清。< name="tailit"/>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裡面写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专卖与贸易政策造成，远因近因，颇为複杂。人民无组织，何以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搆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内文中说：「……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台湾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管控言论，警备总部于是将台湾十一家报社、一家印刷厂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并查扣焚燬书刊，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立即遭到逮捕或杀害。<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66-68、435-438}}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W·鲍威尔|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採访< name="tailit"/>。鲍威尔指出中国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 name="perth" />，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导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除此，在日本方面，《读卖新闻》于3月3日报导了台北暴动消息。《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Singapore Free Press）与《澳洲伯斯每日新闻|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The Daily News）等曾先后以「福尔摩沙的恐怖」（Terror in Formosa）为标题报导事件。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画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

到1949年以前，与228事件有关的新闻持续于《台湾新生报》存在，1949年后则逐渐没落< name="历史正义的困境" />。而1950年代陈仪被枪决与谢雪红相关报导，使有关于228的讯息再次被提及。之后，228议题直到1987年后才再复甦。<name="mcr"/>

后续

白色恐怖

1949年8月，中国国民党掌控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地区{p|pages=186-192、204-208}}，大量部队与中国大陆民众跟进撤退{p|pages=155-161}}，美国则在韩战后选择支持中华民国政府{p|pages=163-168}}。由于海峡两岸仍相互军事对峙，台湾地区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期间限制新闻、言论、集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单位逮捕异议人士、台湾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成员，社会处于白色恐怖< name="探索二二八" />。虽然为了安抚民心，政府对部分情节轻微的二二八事件嫌疑犯放宽处刑，但许多人之后重新因为事件而遭叛乱罪逮捕或处决<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186-192}}<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2-35}}<name = "战后台湾白色恐怖论析"/>。许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相关亲人也遭到警备总司令部监视，并有员警与宪兵进行身家访问调查。

虽然政府在1951年举办首次县市长选举 <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rp|pages=173-176}}，蒋中正在检讨在中国共产党对抗中失败的原因后，决定拔除中央与地方旧有派系的势力，重新确立个人威权地位{p|pages=86-90}}。因为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压制，许多地方人士也对政治感到不信任，不再参与体制内的选举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204-208}}<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中国国民党则有效掌控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得以进行一党专政统治，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失势后开始发展自身地方势力{p|pages=86-90}。在政府控制社会思想下，虽然经济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关批评与反对行动因政府高压统治而大幅减少< name="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p|pages=39-40}，且政府更能有效提出土地改革并发展国营企业<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79-182}。

但此举也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逐渐趋向保守，一方面长期压制民间发起的民主运动；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并查禁党外运动杂志外，还陆续以雷震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打压自由主义者与反对派人士行动<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6-90}。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则以经济利益等拢络各地方派系{p|pages=86-90}。其中透过允许经济特权的方式，使得地方派系能够在选举期间协助动员群众、汇集选票等<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86-90}。同时政府也积极透过学校教育等机关推广中华文化，试图藉此提升中国正统意识，但反而让台湾本土文化则相对遭到压抑<name="auto49"/>。

事件平反

中华民国政府原先定调二二八事件为反政府叛乱行动，认为民众受日本殖民统治后< name="解读二二八"/>{p|pages=98-104}<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pages=148-149，因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 name="auto45"/>、浪人、暴徒煽动而引发骚乱。1980年代中期，政府持续将事件列为禁忌话题，并以避免族群衝突为由禁止调查。直到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陆续出现多次民主化运动。1987年，郑南榕、李胜雄和陈永兴等人组织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name = "探索二二八"/>，对外发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提出公布实情、订定2月28日为「和平日」等诉求< name = "陈柏言"/>。和平日促进会之后在各地演讲和游行，遭到政府出动上千名镇暴部队阻挡< name = "探索二二八"/>。在海内外公民团体陆续支持下，成功迫使当时政府逐渐让步< name="auto51"/>。1988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民主进步党也加入行动<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

1989年1月，和平日促进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长老教会等团体发起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name = "历史正义的困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在民主进步党籍台湾省议员压力下，纪录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宗教界、学生、社会运动团体陆续加入后，新版历史教科书首度提及事件< name = "历史正义的困境"/>。1991年1月，民间更成立研究小组< name="auto52"/>，于同年12月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行政院则为协助善后与也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邀集学者蒐集相关资料< name = "本会简介"/>< name="历史正义的困境" />< name="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 /><name="auto52"/>。1992年2月，政府公布首份官方报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name = "本会简介"/>，但在死伤人数等处仍未取得共识< name = "历史正义的困境"/><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

1995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暨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在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落成典礼上，以国家元首身分代表政府致歉< name="auto53"/>< name = "历史正义的困境"/>。1997年，台湾历史学会、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台北市政府主办首场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时任总统的陈水扁向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细节展开研究<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7-9、95-104}，其中《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在2006年出版，指控蒋中正要为事件负起责任< name="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ages=161-169}<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但亦有其他报告认为二二八事件受到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2007年，陈水扁再次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同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正式成立。而在2010年，时任总统的马英九亦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纪念行动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新闻媒体在同年3月多次报导相关新闻。其中在3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广播，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予以肯定和支持，并在3月2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上刊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称呼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起义」，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除了对于事件抱持支持态度外，亦曾作为对台湾地区进行统战宣传的策略。1977年2月28日，中国邮政更发行《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另外陈仪因策反汤恩伯而遭枪决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曾建议追认为「爱国人士」。

1990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体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起立哀悼1分钟<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隔年台湾各地陆续成立二二八受者家属关怀协会，连繫相关受害者家属。到了1995年，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name="auto53"/>，决议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不过为了促进各界重视政府的过错，立法院在隔年2月25日修订《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第四条，将2月28日从纪念日改为国定假日。2006年12月8日，则规定每年和平纪念日当天，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民间机构、团体需降半旗以示追悼。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每年则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name="auto51"/>，并进行调查访问、设立奖励学金、补助教材著作、举办家属联谊活动等< name = "本会简介"/>< name="auto53"/>。

1989年，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宣告落成，为台湾首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name = "陈柏言"/><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之后各地也陆续建立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设置纪念馆。其中1995年，由行政院督建、位于台北新公园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完工< name = "本会简介"/>，并于隔年将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尔后包括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陆续成立，而在台北市、高雄市、嘉义市、屏东县、台南市、嘉义县、云林县、台中市、宜兰县、花莲县、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等处也设有相应的纪念碑或纪念公园。中华邮政则在1997年和2007年时，分别发行《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和平纪念》邮票与《二二八纪念邮票》。

台湾各地的纪念设施

县市／市	乡镇市区	成立性质	属性	名称	简介	成立时间
新北市	三重区	市立	公园	二二八和平公园		2002年
台北市	中正区	市立	纪念馆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于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时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正式开馆。建筑前身为「台北放送局」。	1997年2月28日
台北市	中正区	国立	纪念馆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週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	2007年2月28日
台北市	中正区	市立	公园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怀宁街，公园内有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原为台北新公园。	1996年2月28日
台中市	东区	市立	公园	台中市二二八纪念公园	位于台中市东区，原名东峰公园。于1984年兴建完成，1995年设立二二八纪念碑，直至2003年碑文甫确立。	1995年
台中市	大里区	市立	公园	二二八纪念公园	原名国光公园
南投县	埔里镇	县立	公园	二二八纪念公园	位于爱兰桥
云林县	古坑乡	县立	纪念碑	古坑崁脚村二二八纪念碑	位在古坑乡崁脚村公墓旁的二二八纪念碑，是全台第一座在挖获受难者遗骸地点设置的纪念碑。
云林县	古坑乡	县立	公园	二二八纪念公园	（邻接古坑绿色隧道景观公园）	2007年
嘉义市	东区	市立	公园	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	位于嘉义市大雅路二段	1996年2月28日
嘉义市	东区	市立	纪念碑	嘉义市二二八和平公园纪念碑	纪念碑为钢骨混凝土构造之「颁魂之碑」，造型取自排湾族的竹製口琴，竹製口琴的原始之声，其音单调、柔美、悠长，有以原住民的音乐，抚平历史伤口、亡灵之意。（于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之内）	1996年2月28日
嘉义市	东区	市立	纪念馆	嘉义市二二八纪念馆	（于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之内）	1996年2月28日
嘉义市	东区	市立	纪念碑	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	23|27|46.9|N|120|28|16.7|E}}）建于1989年，是全台湾最早建成的一座二二八纪念碑。	1989年8月19日
嘉义市	西区	国立	公园	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	选址于二二八事件中「血洗刘昔庄」发生地。	2009年
高雄市	盐埕区	市立	公园	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原名仁爱公园。	2006年
高雄市	冈山区	市立	公园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全台湾第一座为纪念二二八事件而建造的公园	1993年2月28日
台南市	中西区	市立	纪念公园	汤德章纪念公园	旧称大正公园、民生绿园，是全台湾唯一以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命名的纪念公园	1997年2月27日
屏东县	林边乡	私立	纪念馆	阮朝日228纪念馆	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	2002年3月23日
宜兰县		县立	纪念碑群	228宜兰印记	由宜兰县228受难者家属关怀协会前理事长吕崧海提出，希望仿德国纪念犹太人受难方式，在县内各受难地点设置纪念碑。	2016年
宜兰县	宜兰市	县立	建筑物	宜兰二二八纪念物	宜兰二二八纪念物-历史之澄镜由知名建筑师简学义设计，为一个地下化的建筑，设于宜兰运动公园南侧，佔地面积一千八百五十平方公尺。	2004年2月28日

伤亡

部分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受难经过

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只列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一小部分受难者。

伤亡人数

当时凡参与各地处委会、批评政府作为，要求政治改革者、参与抗争组织者陆续遭到逮捕和处死，当中多数未经公开审判或遭秘密处决<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 |史坚（1947年统计）||台湾人：死伤1万人以上 |- |民政厅长-蒋渭川（1950年统计）||死1万7千至1万8千人<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p|262} |- |行政院研究228事件专案小组||死1万8千至2万8千人 |-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台湾人：死1万至数万人< name="解读二二八"/>{p|195} |- |时任内政部委员-杨逸舟||死2万人、伤3万人< name="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p|124} |- |时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副领事-葛超智||死亡至少五千人，伤亡可能达2万人 |- |时任中统局科长-赵毓麟||死3万人< name="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p|262} |}

赔偿案例

有关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主要是依据立法院在1995年3月23日制定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该法律于当年4月7日公布实行< name = "本会简介"/>。行政院依此条例于隔年设置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理受害者申请赔偿事宜< name = "本会简介/><name="auto53"/><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其中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包括「死亡」、「失踪」、「伤残」、「遭受羁押」及「健康名誉受损」等类别< name = "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43-52"/>，而赔偿金比重与受害者人数略呈M型分佈< name = "228国家怎麽赔？">Template:Cite = http://p.udn.com.tw/upf/newmedia/2015 data/20150226 udn228/udn228/index.html

参考书目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赖泽涵总主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湾台北: 时报文化.1994年2月20日. ISBN 978-9571309064.
• 李筱峰.《解读二二八》.台湾台北: 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年6月.ISBN 978-9579361743.
• 张炎宪; 李筱峰; 何义麟; 黄秀政; 陈仪深; 陈翠莲; 陈志龙; 黄茂荣.《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台湾台北: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2006年1月1日. ISBN 978-9572936214.
• 王建生; 陈婉真; 陈涌泉.《1947 台湾二二八革命》. 台湾台北: 前卫出版社. 2002年4月. ISBN 978-9574452316.
• 杨逸舟; 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台湾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3月.ISBN 978-9579512213.
• 苏新.《愤怒的台湾》.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3月出版. 台湾台北:时报文化.1993年2月重刊.ISBN 957-1306010.
• 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上卷、下卷.台湾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1年8月10日.ISBN 978-9866480485.

外部连结

•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 （） 二二八事件
• （）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延伸阅读

• 杨彦骐. 走寻虎尾二二八. 2004-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