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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惕思爵士，KCMG（Sir John Mansfield Addis，1914年|6月11日|1983年|7月31日），一作艾迭思，英国外交官、“中国通”和古玩收藏家，1960年至1962年任英国驻老挝大使、1963年至1970年任英国驻菲律宾大使、1972年1月出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同年3月随中英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出任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至1974年退休。艾惕思热爱中国文化，尤爱收藏明代青花瓷等中式古代瓷器。
艾惕思1938年加入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派驻地中海、北非和西非等地，战后初年曾任工党首相艾德礼的助理私人秘书。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获两度派往中国，后期担任过驻华代办处参赞兼总领事，两次在华经历加深他对中国的认识，使他成为外交部内的中国专家。
1960年，艾惕思奉派老挝出任大使，当时印度支那地区成为冷战格局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角力场，北越和南越除了在1955年起全面爆发越战以外，接壤越南的老挝也自1953年起持续爆发由该国共产主义组织巴特寮向老挝王国发动的老挝内战。艾惕思在老挝任内代表英国联同美国和法国等国，促成当地在1962年筹组联合左、中、右三派的三方联合政府，试图以中立力量稳定该国局势。可是，艾惕思同年卸任后，联合政府很快就因为内部矛盾出现不和，内战旋于翌年重燃。此后，艾惕思于1963年出任驻菲律宾大使，一任七年，到1970年调回英国。
艾惕思的仕途原本载浮载沉，但随著中英关系改善，两国达成协议在1972年3月建立大使级关系，这使他在1972年1月得以第三度调往中国，出任英国驻华代办，以候任大使一职。同年3月，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英国首任驻华大使。任内，他促进中英双方的官方和文化交流，两国除了在1973年1月和3月分别互派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对方外，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也继英国外相何谟爵士在1972年10月访华以后，于1973年6月出访英国。针对香港前途问题，他见证英方未有行使否决权，让中方要求把香港剔出联合国殖民地名单的建议在1972年11月获联合国大会通过，意味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1974年退休后，艾惕思把主要时间专注于中国古代陶瓷。事实上，早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华任职期间，他已经开始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并结识陈万里和冯先铭等中国古代陶瓷权威。自五十年代开始，他还在英国的《东方陶瓷学会学报》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古代陶瓷的学术文章。退休以后，艾惕思多次以私人身份到访中国，考察景德镇、德化县、泉州市和厦门等地的窑址和考古场地，并在当地与刘新园等不同的中国古代陶瓷学者展开交流。艾惕思退休后曾任东方陶瓷学会会长，而且是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1] 院士和大英博物馆信托人，他生前于1975年把22件具高度艺术价值的明代景德镇青花瓷捐赠予大英博物馆，身后更把遗下的中国古代陶瓷藏品尽数捐给该馆。
外交生涯
在华经历
第二次国共内战|韩战|日内瓦会议 (1954年) 大学毕业后两年，艾惕思于1938年10月以三等秘书身份获外交部聘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40年12月出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爵士的助理私人秘书，其后于1942年8月调派到盟军地中海总部任职，受时任英国驻地中海钦差麦美伦差遣担任民事联络官。在地中海初期，艾惕思主要在北非阿尔及尔工作，期间于1943年10月获擢升为二等秘书。其后，他在1944年7月调到意大利，复于同年9月调往法国巴黎。随著大战步入尾声，他于1944年12月调返伦敦外交本部，直到大战结束为止。战后，他于1945年10月被借调到财政部，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出任时任工党首相艾德礼的其中一名助理私人秘书，一任接近两年。
1947年8月，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升任一等秘书，并跟随父亲的足印前往远东，于同年11月调到中国南京任职于英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稳，最终以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同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告终。中共建政之初，中英关系前景未明，及至1950年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率先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中共与英国双方才建立起非正式的外交关系，而艾惕思也在同年2月跟随英方外交人员迁到北京办公。张琼（2005年），页58至62。可是，当英国在同年7月出兵支援联合国军和美军参与韩战，导致中英关系陷入低潮后，他于1951年6月被调返英国伦敦，出任外交部中国及韩国司助理，负责分析冷战下的两地局势。
1954年4月至7月，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在瑞士召开日内瓦会议，商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身为英国代表团团员的艾惕思也有参与。此前，北韩与南韩于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为持续三年的韩战写上休止符；至于在越南方面，法国殖民地当局由1946年起与由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而1954年3月奠边府战役爆发后，法国更在越盟步步进逼下节节败退，急欲撤出越南。在这个背景下，法国并不希望朝鲜问题拖累其撤出越南的计划，而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越南问题波及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因此两国在会议期间都不支持由南韩一方提出的统一方案，避免引起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弹，以寻求尽早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相反，会议最终却无法为两韩统一达成任何协议。
除了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日内瓦会议也为中英关系改善带来契机；会议期间，时任外相艾登在日内瓦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促成两国于1954年6月11日公布中方同意在伦敦派驻代办，而英方自1950年起派驻北京的代办，也正式获得中方承认。随著中英关系改善，艾惕思的职级于1954年9月获擢升为第六级主任，并于同月第二度被派往北京，出任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兼总领事，任内曾于1956年署任代办一职，以及于同一年获资助学习中文。艾惕思在华前后三年，到1957年8月才奉调返回英国，出任外交部南方司司长，任内于1959年获英廷颁授CMG勋衔。
升任大使
1960年1月，艾惕思奉派到老挝万象出任英国驻老挝大使，同年2月起兼任总领事一职，任内他见证印度支那地区陷于纷乱局面，南北越双方除了未能就统一问题达成共识，在1955年全面展开越战外，他身处的老挝也因为胡志明领导的北越介入，自1953年起爆发由该国共产主义组织巴特寮向老挝王国发动的老挝内战。他在老挝任职期间，一班中立军人更于1960年8月在首都万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亲美右翼政府，其后由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亲王出任首相，负责筹组由左、中、右三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事件中，艾惕思认为梭发那过去声望较佳，美国应给予全面支持，才能稳住局势；结果他不理会美国的顾虑，率先成功促使英政府表态承认中立派领袖梭发那筹建的政府；他后来曾私下指出，如果当时意见不获接纳，更会提出辞呈。不过，梭发那旋于同年12月被中立军人推翻，随后亲美的右派军事领袖富米•诺萨万反攻，成功击退万象的中立军人，结束军事政变。
华府一直希望把老挝培植成为对抗北越的反共基地，但艾惕思认为美国愈是要强行在老挝建立亲美或反共政权，就只会更容易被巴特寮和北越推翻；相反，他指出在老挝建立中立政府，对老挝本身和西方国家最为有益。军事政变结束后，各方在美苏等多国介入下展开多次谈判，而当时新任美国总统甘迺迪在1961年1月上台后，华府开始对富米连番军事行动失利感到忧虑，加上富米难于驾驭和合作，逐渐促使美国转而支持由中立派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美方始终对中立派的中立性存疑，又认为艾惕思对右翼的富米存有偏见。
事后，艾惕思联同美国大使温思罗普•G•布朗（Winthrop G. Brown）和法国大使皮埃尔•法莱兹（Pierre Falaize）说服老挝右翼政府暂缓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的行动，以免局势一旦恶化会影响当地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然而，联合政府内部很快就因为军队整合问题陷入不和，内战迅即于翌年重燃，更使老挝进一步卷入越战的漩涡之中。
艾惕思在万象任职仅两年，便于1962年9月以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院士身份，获英政府补送到美国深造。本身熟悉远东和印度支那地区事务的他，一心希望能够应用自己的第一身外交经验与美国学者展开交流，然而，由于他的观点不入美国社会主流，对他构成一定的困扰。他在美国深造期间也曾经展开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并于1963年出版《中印边界问题》（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一书，尽管研究是经过深入有力和详细的分析，而且研究范畴也绝不是与国际局势毫不相干，但作品始终未能在哈佛中心引起重视。
1963年8月，失意于哈佛中心的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到菲律宾马尼拉出任英国驻菲律宾大使，相比起老挝，艾惕思在那里渡过了平和的七年；在任内，他没有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首都和周边地区，相反，他热衷于走访菲律宾各个岛屿，四出访问、出席地方活动和发表演说，负责推进英国在当地的利益。他不单止在菲律宾广交好友，更差不多把那里视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到1970年，在外多年的艾惕思获调回英国伦敦，于帝国国防学院（同年改称皇家国防学院）出任高级民事讲师。
驻华大使
艾惕思热爱中国，曾经说过中国是值得“一个人要么献出一生、要么就离开的国家”（"This is a country to which one should devote one's life or go away"）；可是，自从他第一次出仕中国以后，他的“中国通”身份却成为他仕途的绊脚石，外交部内某些高层对他的中国背景怀有偏见，某程度也导致他的仕途有一段长时间未能再更上一层。另一方面，自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爆发后，中英关系原本因为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动和同年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而陷入低潮，尽管后来事件平息，但两国关系一度停滞不前。直到后来中共对西方国家释出善意，而中国与美国透过1971年展开的“乒乓外交”与美国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2月历史性访华，也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改善。〈中英建交始末：从“半建交”到“大使级” 〉（2014年7月31日）同月，中英双方随即达成协议在1972年3月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行互派大使，艾惕思遂获外交部选定接替谭森出任英国驻华代办，以候任大使一职。1972年1月，第三度出仕中国的艾惕思抵华履任代办一职，同年3月13日，他终于达成多年来的心愿，正式过渡成为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就任驻华大使后，艾惕思见证中英关系的不断改善，他除了安排保守党籍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义尔（Anthony Royle）于1972年6月访华，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等人外，同年10月再进一步安排时任外交大臣何谟爵士到北京会见姬鹏飞等人，标志著两国关系重上轨道。黎丽（2012年）随著中英关系的改善，两国也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取得一定的默契。1972年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要求将香港和澳门剔出殖民地名单。建议随后于同年6月15日获委员会通过，并转交联合国大会表决。该名单所包括的地方，均属联合国认为应该实行非殖民地化，最终迈向独立的殖民地。有关行动反映中共不承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身份，然而，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主张对华友好，结果身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没有在联合国大会行使其否决权，让建议在1972年11月8日获得大会批准。英方连番友好举动，反映出英方也同意透过外交手段，而非对待殖民地的一贯方法，来处理香港问题。
此后，艾惕思在任内推动了一系列的中英交流活动，当中包括促成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于1973年1月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访英国，以及在同年3月由贸工大臣彼得•沃克主持在北京揭幕的英国大型工业技术展览会。该次展览会有超过350家英国企业参展，展出包括航空、机械和电子等领域的产品，是外国历来在北京举办最大型的商业展览会。1973年6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出访英国，促成时任保守党籍首相希思卸任后于翌年5月以保守党党魁身份，前往中国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艾惕思在英国文化协会协助下，成功安排伦敦爱乐乐团于1973年3月到北京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管弦乐团访华演出。此外，经艾惕思的构思和建议，皇家美术学院后来还于1973年底到1974年初在伦敦伯林顿府会址举办中国文物展览会，展出上至史前时期、下至元朝的青铜器和瓷器等385件文物，全部都是由中方过去数年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