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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书记陈独秀原图链接来自百度图片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1]

陈独秀与李大钊被人们尊称为“南陈北李”,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初期影响力巨大,很多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都是他的门生,如毛泽东瞿秋白等。
五四運動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為五四運動的主要發起人,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及建党的特殊功勋,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书记。[1]

后因陈独秀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共产国际免除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个人经历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的评论原图链接来自搜狐网照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别墅里。

陈独秀五歲時開始在祖父的管教下讀書,自幼即才智過人,但不愛讀古書。1896年,他在十七歲時便考上了秀才,但批評科舉制度是「玩猴子」。在家人的眼中是陈独秀個玩世不恭的孩子,他的祖父斷言陳獨秀「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1]

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

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宣揚無政府主義,造成輿論之譁然!回國後,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立《新青年》综合性文化月刊。初名为《青年杂志》,次年更名為《新青年》自任總編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並不斷發表攻擊儒教和傳統道德的文章。

一如洪秀全因科舉失敗憤而造反,屢次革命不成的陳獨秀也把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都歸因於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認為需要「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才可能實現政治的改革。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這波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在當時青年人中影響很大。[1]

《青年杂志》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在《敬告青年》一文,陳獨秀開宗明義向當時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宣稱『“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希望青年人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並以此“自覺而奮斗”改造社會。』[2]

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学界有69名署名保释陈独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胡适在6年后还念念不忘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蘇俄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三月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來華,拜會因風化問題被北京大學解職的陳獨秀,邀其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9月陳獨秀主持第一次代表大會,卻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爭執。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要按自己的國情摸索。而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

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后不到職)沒有出席大會,隻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中央局書記。“一大”閉幕后,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陳獨秀投身革命后,放棄了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后,就靠組織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3]

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
原圖鏈接 來自 人民網

之后又被连续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2年3月,共產國際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奪取權力遭到陳獨秀的反對,他認為應該以民主的方式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而非如附體般潛伏於國民黨。[1]

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

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而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

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


婚姻感情情况

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半个多世纪来,褒贬不一。对于他的婚姻和爱情,世俗偏见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酸辛、苦涩和甘甜。

院试夺魁后娶发妻

1896年,陈独秀院试夺魁,中了第一名秀才。这一年,他只有18岁。家乡安庆城的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竞相托媒上门。在众多托媒提亲的人家中,陈母属意于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高晓岚)。

高大众生母早已去世,自幼随侍在父亲身边,她虽然目不识丁,但也温良驯服,颇有教养。相亲那天,陈独秀找机会瞅了高大众一眼,但见她个头倒也适中,眉目清秀,心里也就认可了。

次年冬,他们完婚,新婚燕尔,两人也能相亲相爱。可是时间长了,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且又性格迥异的人,渐渐地产生出差异和隔阂。1901年,陈独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可是,手头又资金匮乏,只得求援于妻子。这天,他以少有的温柔抚慰妻子:“大众,我就要远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应……”这个倔强刚烈的人,好听的话还未讲完,便开门见山地说:“大众,我去日本需要一笔钱,你可否将你的金镯子借与我一用。”大众细声细语地说:“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闯祸,是要杀头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儿子。”她见他默然无语,只得小声嘀咕:“我不能把金镯子给你去闯祸,它可是我高家的传家宝啊!”陈独秀没等她把话说完,便呵斥道:“没有见识的女人!”说着便甩手而去。

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

他的好友潘赞化回忆道,他们“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高大众生有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三子。她进陈家30多年,从没离过家门。1930年9月,这位朴实贤淑的妇女病逝,终年55岁。

陈独秀正为自己的婚姻苦恼、绝望的时候,一个新的女性悄然闯入他的生活,她就是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乳名小众,比大众小9岁。小众从小娇生惯养,塑就了她任达不拘、热情奔放的个性。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对独树一帜的新派人物和新鲜事物特别喜爱。此时,陈独秀已在社会上声誉鹊起,和那一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高君曼十分崇拜这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每逢寒暑假回家,她总要抽出时间看望姐姐,并借机找陈独秀攀谈。

与妻妹公然同居

这一切,高大众早已察觉,她不愿出乖露丑,只得暗自心伤。陈独秀和高君曼相爱之事很快便在乡邻间传得沸沸扬扬。1910年,陈独秀到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地理教员,将高君曼带至身边,公然同居。

陈独秀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事业,离不开高君曼的支持和帮助。高君曼为此付出青春年华,并积劳成疾染上多种疾病,而陈独秀却很少问及她的健康和孩子的成长。一个女人独力支撑,且又传闻陈独秀另有新欢,她感到再也无法共同生活了。1925年10月,高君曼带着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来到南京居住,这对自由恋爱结成的夫妻终于决裂分手了。1931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年仅47岁。

隐居石库结识少妇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为摆脱国民党的通缉捉拿,常常是东躲西藏,居无定所,不但经济拮据,同时形单影只。他居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楼房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和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在22岁上下,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

这位女子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幼时随父母逃荒到上海,13岁便在纺织厂当童工。后来,受一流氓哄骗,同居后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就被抛弃,现在一家英美烟草公司做工。

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是,久而久之便惺惺相惜以至情投意合了。潘兰珍知道老先生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从不打听其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移送南京监禁。被囚后,他最为挂怀的是潘兰珍的生活,他致信他的学生高语罕说,“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探望一次……”在高语罕的帮助下,潘兰珍来到了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每天到监狱照料陈独秀,直至他出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9月,他和潘兰珍定居武昌,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1949年10月,潘兰珍病逝。[4]

牢狱之灾何其多

为着信仰、民主,陈独秀一生多经牢狱之灾,有据可查的被通缉八次,被捕五次。1913年讨袁失败在芜湖被盟军所捕,险被枪杀;1919年6月11日在北京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囚98天;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22年8月9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32年11月15日在上海被捕,转押南京。这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坐牢,坐的时间最长,故事最多。以牢狱之灾为线索,都可以写成一部有传奇色彩的书……

如何面对牢狱之灾,陈独秀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听得多的是很多共产党人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也对这些烈士抱着敬佩的心态的。烈士们纵然对党忠诚,但对监狱之苦多数是以坚忍的态度去面对,很难做到洒脱地看待监狱,但陈独秀以奇特的视角做到了。

陈独秀1919年6月8日写过一篇旷世奇文《研究室与监狱》。

他认为世界文明发源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不满百字的短文,既是五四时代激越的战斗号角,也是陈独秀人生追求的壮丽诗篇:为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既不妨坐那冷板凳,也不怕出生入死!

怪异而崇高的人物性格

陈独秀是20世纪的中国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

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汉奸,这些都不足以评论。

陈独秀应该是一个思想上的斗士,他是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的。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可以说奋不顾身,当四处碰壁时,他毫不气馁,一有机会就继续奋斗。他倔强刚烈,我行我素,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的资助。他如同一柄锋利的宝剑,力图将所有的旧思想旧框框一口气砸碎。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如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等事件可以说件件石破天惊,都足以证明他激烈的斗士性格。

年少不懂陈独秀,如今方知真名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陈独秀又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张宝明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多么纯真的爱情,不离不弃,令人钦羡!)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老家”这边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方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何等凛然正气!

1937 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看看先辈们的风度和雅量!令今人汗颜!)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一一拒绝,说“无功不受禄。”(前有陶渊明,后有陈独秀,今有何人也?)

送钱者是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陈独秀的拒收给人留下的是更多敬仰!此等性格和人品,历史上有几人能做到?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话说当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包括梦露在内的演艺界名流。当时,正在自己的农庄里锄草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给总统回信说:“为了吃顿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堪称打不死、炖不烂的铜豌豆。

历史王八蛋,你能奈我何?[5]

国共两党为何都容不得陈独秀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用在中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陈独秀身上,特别贴切。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却不见容于中共,而当国民党欲借其声名而示好他却不屑为伍;作为托派的重要参与者却最终宣布脱离组织。陈独秀五味杂陈的人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倔强性格,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又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被中共开除出党

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大革命后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却被中共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成败,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也与其执拗的个性相关。

1919 年3 月,在列宁的倡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险恶环境下组成的共产国际需要对它的各国组织统一领导以发挥其战斗力。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苏共就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在组建以及早期工作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但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在国共合作中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甚至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时,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以此留住国民党进行的反帝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斗争,减轻苏俄的外部压力。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即领导权问题、武装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农民“散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有“可能”,也无“必要”,要帮助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壮大,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陈独秀就与共产国际走进了殊途同归的死胡同,造成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便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没有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缺少领导艺术,没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不善于识别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中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最重要的是,中共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恰恰在这点上,陈独秀执拗的个性充分显现,使得他最终被中共所抛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陈独秀都在进行反省和思考。陈独秀说自己陷入深深的苦闷中,“一时感觉无以自处”。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特别是其领导人违背国际指示,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则认为他正是执行了国际的政策,才有如此结局。如 1926 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主张孤立、打击蒋介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鲍罗廷还特地赶到广州,与蒋介石会谈,同意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认识,使陈独秀对共产国际非常不满。陈独秀在1927 年8 月的“八七” 会议上被停止职务,1928 年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未被通知于会。

恰在这时,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百分之百的正确”。此后,陈独秀参加了托派并多次提出,在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独裁’、‘召集国民会议’等”,他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由于陈独秀的观点已经背离中共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参加托派活动,不听劝告,一意孤行,1929 年11 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陈独秀也给予关注,并提出和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非常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但对其挚友罗汉与中共接触,则未置可否。1937 年11 月,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后,反对党与陈独秀合作,并谩骂、攻击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金钱的间谍。这使陈独秀大为光火,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中央的意旨而怀恨在心。从此,他离中共越来越远,直至分道扬镳。

被国民党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大量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尤其对国民党应对日本侵略不力多加指责,并号召人民丢弃幻想,起来自救,引起国民党对他的仇视。1932 年10 月15 日,国民党逮捕了这位“久缉未归的共产党首领”。

陈独秀是一条硬汉子,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五次被捕,从未畏惧。他在监狱里做起了学术研究,潜心著述,欲“制造五十年来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陈独秀入狱后,很多人去看望他。1935 年7 月,国画大师刘海粟探望他并索要题字时,他挥毫写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相赠,其坦荡心境和刚直气节跃然纸上。1937 年8 月,因抗战时局紧迫,国民党释放了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热情投入抗战事业,虽然清贫如洗,对各方势力都保持谨慎态度。国民党人丁默、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朱家骅等都曾接近过他,或许以高官,或有意馈赠,他一一拒绝。陈独秀说,蒋介石想拉拢他,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只拥护政府抗战,其他方面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托派分子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陈其昌等在抗日问题上与陈独秀论战。还有人请他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回答“各奔前程”。1937 年11 月,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人写信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不怕孤立”。出狱后,陈独秀在组织上离开托派。

出狱一年,在与各方面的交往中,陈独秀深感失望,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被迫于1938 年8 月迁居重庆上游的闭塞小城江津,1942 年5 月病逝,享年64 岁。

陈独秀晚年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类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这种性格特点,使他能够奋力驰去,披荆斩棘,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而成就了新文化运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也成就了其不屈不挠、刚毅爽直的优秀品质。但这种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即常常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相伴随。这一面,则使陈独秀失却了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省检讨,失却了对托派理论和组织的判断,也失却了为他参与缔造的党和人民事业尽力的机会。[6]

陈独秀與胡適

陳獨秀胡適之間的友誼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

有人曾說,陳獨秀胡適之間的友誼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為二人性格迥異,還經常擺出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間化干戈為玉帛。

魯迅就曾經這樣評價二人:「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魯迅的評價,不可謂不精辟。[7]

陳獨秀總是劍拔弩張,胡適則待人溫厚平和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總是劍拔弩張,胡適則待人溫厚平和。但即便是爭論得再激烈,二人也都嚴格遵循一個原則——「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這是陳獨秀的主張,亦是胡適的觀點,因此兩人即便矛盾再大,也會「很客氣地辭別」。

相識

1915年,剛剛從日本回國創辦《青年雜誌》的陳獨秀,與亞東圖書社老闆汪孟鄒閒談。 期間汪孟鄒談到,他有位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的老鄉,文筆極佳。陳獨秀當即問道:你是說胡適之嗎? 汪孟鄒大感驚訝,後來才得知,陳獨秀早在日本留學時就曾收到一位美國留學青年的來信,當時便對他的文採大加贊賞,而這個人,就是胡適。

回國後,陳獨秀對胡適的文筆依舊念念不忘,此番聽說汪孟鄒與之是老鄉,便動起了向胡適約稿的心思。 這稿約的可謂一波三折……但也許就是緣分使然,陳獨秀和胡適這兩位素未謀面的文人,竟然在幾封書信的往來間,成就了一番傳奇的友誼。 陳、胡未曾謀面,便在《新青年》這塊陣地上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運動口號,宣揚民主與科學,諸多新思想、新理論在當時相對封閉落後的中國迅速蔓延開來,煥然一新的文字風格也為看慣了八股文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這場影響力極大的運動,也為早就想將陳獨秀招致麾下的,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添了一把火。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正式將陳獨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學長,每月發放300元薪酬給他,這對正在窮困潦倒中的陳獨秀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然而在當時的北大內部,傳統文學還佔據著主導地位。陳獨秀自覺孤助無援,他又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薦的夥伴——胡適。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陳獨秀和胡適這兩位相隔萬里的夥伴終於有了共事的機會。陳獨秀和胡適的到來,無疑讓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如虎添翼。此時的北大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舊教員,又有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人新思想的匯入,使得當時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在北大刮起,並迅速在全國流行起來。

分手

幾封書信,促成了陳獨秀胡適傳奇般的友誼。按理說,二人從素昧平生發展成知己、同事,理應有一個完美的大結局,然而二人的關係卻並未像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

胡適從美國回到上海後,曾發誓20年不談政治,20年離開政治,只從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種非政治的文化基礎,這與陳獨秀「不談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

1919年11月11日,一戰停戰的消息傳來後,陳獨秀竟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飽含情感地形容起北京市民歡慶勝利的景象。同時激情澎湃的還有蔡元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胡適,然而恰在此時,胡適的母親去世了,他「談政治」的熱忱一下子沈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來就更加熱心於文藝,所以但凡遇到陳獨秀管他要有關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幾篇了事。之後,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碰撞多了起來,分歧日漸凸顯,這引起了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胡適的不快,乃至後來二人爆發了激烈的矛盾。

胡適陳獨秀因《新青年》結緣,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終未在公眾場合表達過對對方的不滿,直到30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歷史還明確地表示他和陳獨秀之間的矛盾並非個人矛盾,而有關主義。 二人也並未因此中斷往來,恰恰相反,陳獨秀此後曾有過數次被捕的經歷,甚至差點丟了性命,正是因為胡適的出手相助,才得以化險為夷。

營救

陳獨秀胡適的關係,就像是兩條曾經匯聚於反封建主幹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時間,它們分流而去。不過,在這兩條河流中間似乎總有一些支流將它們連結,藕斷絲連的二人時而勢不兩立,時而同仇敵愾,時而在關鍵時刻為對方挺身而出。

1922年8月9日下午,陳獨秀的新居——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二號闖進了一幫不速之客。這幾個人,是法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長西戴納、督察員黃金榮、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 他們所來當然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以陳獨秀家中藏有違禁書籍的名義,將陳獨秀抓進了牢房。這並不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恐懼,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詢問筆錄,又被量了身高:一米六三。

陳獨秀被捕當晚,胡適就得知了消息,並在一個大雨過後的清晨,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時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顧少川,詳細說明陳獨秀案內的證據,並說法國人今年做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請他以此意勸告法公使,請他們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復審當天,律師博勒在公堂上說,陳獨秀家中確實有《新青年》雜誌,但他家僅有此書,並無印刷設備,因此也不違背法租界條例。就這樣,法國會審官商議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書籍一律銷毀。

第二天,顧少川秘書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胡適,胡適連聲道謝。

陳獨秀十分感念胡適搭救之恩,他寫信給對方,並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給胡適新創辦的《努力》雜誌,雖說陳獨秀的觀點依然與胡適相左,但二人拋開思想之外的情感卻從未間斷。一直以來,陳獨秀就好像是那個衝鋒在前、無所畏懼的少年,而胡適則像是一個心思縝密的長輩,窮盡所能為其搭建了一個又一個避難所。

最後的共鳴

晚年的陳獨秀,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年,剛剛出獄不久的陳獨秀去中英協會和胡適等人晤談,期間胡適對陳獨秀說:「我覺得仲甫可以進國防參政會,現在國難當頭,正是用人之際……我現在也是國防參政會參議院,仲甫若進來,我們又可以轟轟烈烈在一起乾了。」
  面對胡適的邀請,陳獨秀絲毫沒有給這位曾多次營救他的老朋友面子,直搖著頭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適聽了默不作聲,他知道陳獨秀的脾氣,也不便再強求。而這次不算愉快的會面,也成了二人此生當中最後一次晤談。

晚年的陳獨秀選擇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個小縣城,過著貧困潦倒的生活。此後,陳獨秀與胡適就沒有什麼聯繫了。然而在陳獨秀最後的日子里,乃至他去世以後,兩人在思想上的共鳴依舊沒有中斷。

 也許胡適也沒有想到,二人最後的共鳴,竟是在陳獨秀過世之後產生的。他將老友的遺著重新編輯出版,定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
 他還為這本書撰寫了一篇序言,由衷贊美老友在「最後見解」中發掘出民主真諦的意義。他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
 
 有人說,晚年的胡適變得無所畏懼,這與當年的陳獨秀頗有幾分相似。
 

1962年2月24日,72歲的胡適在台灣的一場雞尾酒會上發表演說,那場演說的內容涉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話題,他始終慷慨激昂,早已忘記自己久病初愈的身體,說到激動處他當場昏厥、後腦著地,當天便在台北醫院去世。

 晚年的陳獨秀和胡適,依然堅守著自己的思想,或筆耕不輟,或據理力爭,這讓人不禁想起梁啓超的一句名言:「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此二人,正可謂得其所哉!

生活轶事--陈独秀学历造假事件

陈独秀与蔡元培原图链接来自百度照片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全文后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是与潘赞化相伴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事,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 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

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的,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8]

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浩如烟海,凭什么说陈独秀争议最大呢?这是由陈独秀超绝的影响力和功过是非难有统一定论的鲜明特色决定的,下面分别从功与过两个方面进行简述:
一,陈独秀卓越的历史贡献及世人的曲解
1,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人们由于受到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影响,认识不到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往往把陈独秀笼统地和党内其他人士如李大钊、蔡元培等归为一类,这就无疑弱化了他作为发起者和领导者的特殊意义。
2,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3,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4,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更倾向于实际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被众人推选为首任总书记的。
5,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现在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领导集体,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6,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7,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8,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所谓一个表率,是说他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以上这几个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陈独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20世纪与孙中山、毛泽东等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相信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
二、陈独秀的错误及众人的曲解
1,"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
现在,戴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已经被摘掉,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改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好像比原来的错误减轻了一点。但就实而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推卸责任而硬扣到陈独秀头上的。说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给人造成陈独秀搞机会主义、搞投机的印象。其实,陈独秀是一个毫无心计、光明磊落的人,根本没有搞什么机会主义,没有进行投机。他的错误,不过是执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其实质是教条主义。 而且有的所谓错误,还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现在仍然指责的陈独秀对当时工农运动过火行为的批评,笔者认为陈独秀就是正确的。因为在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不能不照顾到联合者的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也是反对过火行为,极力维护统一战线的。为什么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政策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对陈独秀则横加指责,彻底否定呢?对于历史的评价,应该坚持一个标准,而不能实行两个标准。
2,"托派"的是是非非
陈独秀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后来参加过"托派"。有的学者指出,"托派"主张也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探索,虽然是一种错误的探索。俄国已经给托洛茨基平了反,我们为什么还要抓住这一点不放呢?陈独秀后来被开除出党,很多人都认为是因为他参加了"托派"。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他被开除出党,主要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反对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经证明,李立三"毕其功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是错误的,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也是错误的。因此,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
陈独秀之所以会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本质上是一个书生、学者,而不是一个善于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经验和手段。搞政治,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是一点书生气都要不得的。对于那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像陈独秀这样的书生、学者是应付不了的,往往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和瞿秋白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都是一个悲剧。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三、陈独秀的争议总评
陈独秀之所以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因为他犯过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有几个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呢?就拿功劳最大的毛泽东来说,同样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甚至比陈独秀的错误更为严重。 拿陈独秀和毛泽东相比,他们的功劳同样伟大:一个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有些方面超过了陈独秀,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哲学思想等,但有的方面则远远不如陈独秀,如对民主、科学等远远不如陈独秀那样重视。因此,如果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陈独秀、毛泽东两个人,就可以看出他们同样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不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社会应该全面恢复陈独秀的声誉、公正评价陈独秀,举办陈独秀诞辰日纪念活动,让对历史、对人民有巨大贡献的人受到后人的敬仰!

家庭成员状况

原配高晓岚(高大众)(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庆。

配偶高君曼(高小众)(1888年-1931年),高晓岚同父异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兰珍(1908年-1949年),江苏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曾居于上海。

长子陈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高晓岚之子。

长女陈玉莹(陈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陈乔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就义。

三子陈光美(1907年-1999年),长期隐居蜀中,由于历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认是陈独秀儿子。

四子陈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幼女陈子美(1912年-2004年),妇产科医生。文革时经香港前往美加地区,后常住美国行医。她逝世后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前去吊唁。

幼子陈鹤年(1913年-2000年),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

传有孙子陈仲劲(父亲不明),曾在抗战时期参加“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第三总队,后经商,称祖父对他说“千万不要搞政治”。

养女潘凤仙,随潘兰珍姓,现居于上海杨浦区。

视频链接

陈独秀在1921年—纪实—视频高清在线观看-优酷

  

一部演绎了陈独秀, 李大钊二人如何提出建立共产党的电影

陈独秀-微电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