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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書記陳獨秀原圖鏈接來自百度圖片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1]

陳獨秀與李大釗被人們尊稱為「南陳北李」,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初期影響力巨大,很多中國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都是他的門生,如毛澤東瞿秋白等。
五四運動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為五四運動的主要發起人,鑑於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及建黨的特殊功勳,被選舉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書記。[1]

後因陳獨秀犯有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被共產國際免除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逐漸退出了政治舞台。
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個人經歷

陳獨秀對巴黎和會的評論原圖鏈接來自搜狐網照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陳獨秀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城北的一間別墅里。

陳獨秀五歲時開始在祖父的管教下讀書,自幼即才智過人,但不愛讀古書。1896年,他在十七歲時便考上了秀才,但批評科舉制度是「玩猴子」。在家人的眼中是陳獨秀個玩世不恭的孩子,他的祖父斷言陳獨秀「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1]

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

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

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

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宣揚無政府主義,造成輿論之譁然!回國後,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立《新青年》綜合性文化月刊。初名為《青年雜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自任總編輯,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並不斷發表攻擊儒教和傳統道德的文章。

一如洪秀全因科舉失敗憤而造反,屢次革命不成的陳獨秀也把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都歸因於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認為需要「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才可能實現政治的改革。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這波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在當時青年人中影響很大。[1]

《青年雜誌》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在《敬告青年》一文,陳獨秀開宗明義向當時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宣稱『「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希望青年人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並以此「自覺而奮斗」改造社會。』[2]

1916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街頭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入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要求釋放陳獨秀。學界有69名署名保釋陳獨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對五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也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在各方的壓力下,陳獨秀恢復了自由。胡適在6年後還念念不忘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後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蘇俄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三月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來華,拜會因風化問題被北京大學解職的陳獨秀,邀其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9月陳獨秀主持第一次代表大會,卻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爭執。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要按自己的國情摸索。而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

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後不到職)沒有出席大會,隻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中央局書記。「一大」閉幕後,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陳獨秀投身革命後,放棄了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後,就靠組織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3]

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後排右四)
原圖鏈接 來自 人民網

之後又被連續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22年3月,共產國際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奪取權力遭到陳獨秀的反對,他認為應該以民主的方式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而非如附體般潛伏於國民黨。[1]

大革命中,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

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而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

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係——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係。

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產主義理論進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


婚姻感情情況

陳獨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對於他的歷史評價,半個多世紀來,褒貶不一。對於他的婚姻和愛情,世俗偏見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則備嘗個中酸辛、苦澀和甘甜。

院試奪魁後娶髮妻

1896年,陳獨秀院試奪魁,中了第一名秀才。這一年,他只有18歲。家鄉安慶城的幾位從不登門的名門望族和富戶人家,競相托媒上門。在眾多托媒提親的人家中,陳母屬意於安慶統領高登科的長女高大眾(高曉嵐)。

高大眾生母早已去世,自幼隨侍在父親身邊,她雖然目不識丁,但也溫良馴服,頗有教養。相親那天,陳獨秀找機會瞅了高大眾一眼,但見她個頭倒也適中,眉目清秀,心裡也就認可了。

次年冬,他們完婚,新婚燕爾,兩人也能相親相愛。可是時間長了,兩個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且又性格迥異的人,漸漸地產生出差異和隔閡。1901年,陳獨秀決定東渡日本留學,可是,手頭又資金匱乏,只得求援於妻子。這天,他以少有的溫柔撫慰妻子:「大眾,我就要遠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應……」這個倔強剛烈的人,好聽的話還未講完,便開門見山地說:「大眾,我去日本需要一筆錢,你可否將你的金鐲子借與我一用。」大眾細聲細語地說:「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闖禍,是要殺頭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兒子。」她見他默然無語,只得小聲嘀咕:「我不能把金鐲子給你去闖禍,它可是我高家的傳家寶啊!」陳獨秀沒等她把話說完,便呵斥道:「沒有見識的女人!」說着便甩手而去。

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

他的好友潘贊化回憶道,他們「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高大眾生有陳延年、陳喬年、陳松年三子。她進陳家30多年,從沒離過家門。1930年9月,這位樸實賢淑的婦女病逝,終年55歲。

陳獨秀正為自己的婚姻苦惱、絕望的時候,一個新的女性悄然闖入他的生活,她就是高大眾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乳名小眾,比大眾小9歲。小眾從小嬌生慣養,塑就了她任達不拘、熱情奔放的個性。她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學生,對獨樹一幟的新派人物和新鮮事物特別喜愛。此時,陳獨秀已在社會上聲譽鵲起,和那一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高君曼十分崇拜這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每逢寒暑假回家,她總要抽出時間看望姐姐,並藉機找陳獨秀攀談。

與妻妹公然同居

這一切,高大眾早已察覺,她不願出乖露醜,只得暗自心傷。陳獨秀和高君曼相愛之事很快便在鄉鄰間傳得沸沸揚揚。1910年,陳獨秀到杭州陸軍小學堂任地理教員,將高君曼帶至身邊,公然同居。

陳獨秀所進行的轟轟烈烈的事業,離不開高君曼的支持和幫助。高君曼為此付出青春年華,並積勞成疾染上多種疾病,而陳獨秀卻很少問及她的健康和孩子的成長。一個女人獨力支撐,且又傳聞陳獨秀另有新歡,她感到再也無法共同生活了。1925年10月,高君曼帶着兒子陳鶴年、女兒陳子美來到南京居住,這對自由戀愛結成的夫妻終於決裂分手了。1931年,高君曼病逝於南京,年僅47歲。

隱居石庫結識少婦

1930年下半年,陳獨秀為擺脫國民黨的通緝捉拿,常常是東躲西藏,居無定所,不但經濟拮据,同時形單影隻。他居住在上海熙華德路一座石庫門樓房一間簡陋的房子裡,整日閉門不出,不是讀書就是寫文章。和他相鄰而居的是一位年輕女性,年齡在22歲上下,身材嬌小,圓臉大眼,衣着乾淨,舉止拘謹,一看便知是個憨厚老實的女人。

這位女子叫潘蘭珍,江蘇南通縣人,幼時隨父母逃荒到上海,13歲便在紡織廠當童工。後來,受一流氓哄騙,同居後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後,就被拋棄,現在一家英美煙草公司做工。

一個是鰥居男子,一個是獨身少婦,雖然年齡相差近30歲,但是,久而久之便惺惺相惜以至情投意合了。潘蘭珍知道老先生有知識,能寫文章,是個做大事的人,從不打聽其身世和行蹤。她只管上班掙錢,料理老先生的飲食起居。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被移送南京監禁。被囚後,他最為掛懷的是潘蘭珍的生活,他致信他的學生高語罕說,「我真對她不起,務請先生再探望一次……」在高語罕的幫助下,潘蘭珍來到了南京,在監獄附近租了間舊房子住了下來,每天到監獄照料陳獨秀,直至他出獄。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9月,他和潘蘭珍定居武昌,並向世人宣布結為夫妻。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逝世。1949年10月,潘蘭珍病逝。[4]

牢獄之災何其多

為着信仰、民主,陳獨秀一生多經牢獄之災,有據可查的被通緝八次,被捕五次。1913年討袁失敗在蕪湖被盟軍所捕,險被槍殺;1919年6月11日在北京因散發反政府傳單,被囚98天;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22年8月9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32年11月15日在上海被捕,轉押南京。這是陳獨秀最後一次坐牢,坐的時間最長,故事最多。以牢獄之災為線索,都可以寫成一部有傳奇色彩的書……

如何面對牢獄之災,陳獨秀是獨樹一幟的。我們聽得多的是很多共產黨人在獄中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也對這些烈士抱着敬佩的心態的。烈士們縱然對黨忠誠,但對監獄之苦多數是以堅忍的態度去面對,很難做到灑脫地看待監獄,但陳獨秀以奇特的視角做到了。

陳獨秀1919年6月8日寫過一篇曠世奇文《研究室與監獄》。

他認為世界文明發源有二:一是科學實驗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這不滿百字的短文,既是五四時代激越的戰鬥號角,也是陳獨秀人生追求的壯麗詩篇:為了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既不妨坐那冷板凳,也不怕出生入死!

怪異而崇高的人物性格

陳獨秀是20世紀的中國至今看來仍令人唏噓的人物。他一生狂浪,風流倜儻。青年時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時創辦《新青年》,執教北大;在風氣大變、狂士輩出的民國初期,他號令「新文化運動」,將中國拉進了現代的大門。而當他發現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國的方略不得實現,就乾脆去創辦政黨……其行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

章士釗稱他是「不羈之馬」,魯迅說他是門口豎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註定是個反叛者,斗轉星移之間,成了世人眼中的機會主義者、投降派、叛徒、漢奸,這些都不足以評論。

陳獨秀應該是一個思想上的鬥士,他是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的。為了自己的信仰,他可以說奮不顧身,當四處碰壁時,他毫不氣餒,一有機會就繼續奮鬥。他倔強剛烈,我行我素,寧願受窮也不願接受朋友的資助。他如同一柄鋒利的寶劍,力圖將所有的舊思想舊框框一口氣砸碎。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如領導新文化運動,創辦《新青年》,創建中國共產黨等事件可以說件件石破天驚,都足以證明他激烈的鬥士性格。

年少不懂陳獨秀,如今方知真名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蟄居武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他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熙華德路一座貧民窟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居住下來,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

虎落平陽,分外淒涼。當時的潘蘭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正逢大革命失敗,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陳獨秀又犯下右傾錯誤,受到了黨內批判,同時還遭到國民黨的通緝捉拿,無奈地東躲西藏。婚姻生活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孑然一身。

張寶明劉雲飛在《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一書中記載說:

「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頦下的鬍鬚也颳得精光。」

「在外人眼中,他們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們是師生,但是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中也漸漸地發生轉變。年齡已不足以成二人結合的障礙。」

「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潘蘭珍終於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

經鄰居許大姐出面作媒,這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老夫少妻終於在1930年正式結婚了,後來還領養了一個女兒,隨潘蘭珍姓,叫潘鳳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經庭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報紙登出後,潘蘭珍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潘蘭珍當即辭去了工作,把女兒送往南通娘家,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間民房,靠做點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陳獨秀的牢獄生活。1937年8月,陳獨秀坐了5年監獄提前釋放,潘蘭珍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飯。(多麼純真的愛情,不離不棄,令人欽羨!)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各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同時,「老家」這邊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

兩方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相映成趣,後人評價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吧。

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給蔣介石拍電報,稱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蔣卻無動於衷,說:「獨秀雖已非共黨之首領,然近年共產黨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後不久,陳獨秀與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濘道路上陳獨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羨慕。陳獨秀說:「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為。萬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 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一片驚嘆:「革命家!」陳獨秀慷慨答問,「態度安閒,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鬨堂」。其《辯護狀》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均選為法學系教材。

審判後,55歲的「老青年」陳獨秀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後上訴,減刑為8年。即被押解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俗稱老虎橋監獄

陳獨秀將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裡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他甚至與給自己送飯的老婆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慾卻沒有犯法。」成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後人譽為真性情男人。

在監獄中,陳獨秀寫下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親自為這個在押犯人寫序。令國民黨大員們唏噓不已。

獨秀文存》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陳獨秀被關押期間,宋美齡等顯要都曾前來探望,只有胡適路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聞言急忙趕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陳獨秀托胡適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適認真操作,經常寫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獨秀視為知音。

八一三淞滬戰役後,日本戰機轟炸南京,老虎橋監獄被炸。陳獨秀幸臥桌下,沒有受傷。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陳中凡(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商請胡適等聯名保釋他。政府當局表示,本人寫悔過書,立即可辦。陳獨秀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

何等凜然正氣!

1937 年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胡適、張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為其接風洗塵。(看看先輩們的風度和雅量!令今人汗顏!)席上,周佛海請陳獨秀到國防參議會掛個名,可保後半生衣食無憂,靜下心來研究學問,陳獨秀的北大學生、時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也稟承蔣介石的旨意,動員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胡適讓他去美國寫自傳的邀請,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

同時也拒絕去延安。在武漢時,董必武曾去拜訪,並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託,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寫個書面檢討。生性狂傲的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又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麼好寫呢!」

幾經輾轉,陳獨秀帶着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牆村隱居,生活清貧悽苦、窮困潦倒。期間葉青送的200元、朱家驊贈送的5000元、蔣介石等從銀行匯的錢他都一一拒絕,說「無功不受祿。」(前有陶淵明,後有陳獨秀,今有何人也?)

送錢者是出於對陳獨秀的敬仰,而陳獨秀的拒收給人留下的是更多敬仰!此等性格和人品,歷史上有幾人能做到?

晚年的陳獨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8000稿費也退回去了。

直至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貧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絕少見於報端,機關報更是毫無登載。有報紙評論道:「如此一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陳獨秀彌留前給潘蘭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

話說當年,肯尼迪總統在白宮宴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和包括夢露在內的演藝界名流。當時,正在自己的農莊裡鋤草的意識流小說大師福克納,給總統回信說:「為了吃頓飯去白宮實在太遠了。我年邁體衰,不能長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飯。」

名士總是特立獨行、我行我素,堪稱打不死、燉不爛的銅豌豆。

歷史王八蛋,你能奈我何?[5]

國共兩黨為何都容不得陳獨秀

人們常說,「性格即命運」。這句話用在中共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陳獨秀身上,特別貼切。陳獨秀一生跌宕坎坷:作為中共的創始人卻不見容於中共,而當國民黨欲借其聲名而示好他卻不屑為伍;作為托派的重要參與者卻最終宣布脫離組織。陳獨秀五味雜陳的人生,與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作為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倔強性格,既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又影響着個人的命運。

被中共開除出黨

新文化運動後期,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與李大釗等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一起,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作為黨的領袖,陳獨秀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參與領導「五卅」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參與指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勝利,使他的革命歷史達到光輝的頂點。在大革命後期及大革命失敗以後,陳獨秀卻被中共開除黨籍。

陳獨秀的成敗,是那時中國社會的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敵我力量的對比特別是共產國際的影響等多種因素決定的,但也與其執拗的個性相關。

1919 年3 月,在列寧的倡導下,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險惡環境下組成的共產國際需要對它的各國組織統一領導以發揮其戰鬥力。共產國際與蘇聯的利益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蘇共就是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在組建以及早期工作中,得到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但共產國際從蘇聯的利益出發,在國共合作中看重國民黨、輕視共產黨,甚至在國共合作出現嚴重危機時,仍對國民黨妥協、退讓,以此留住國民党進行的反帝及其在中國代理人的鬥爭,減輕蘇俄的外部壓力。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三個問題,即領導權問題、武裝問題、農民土地問題上,陳獨秀堅持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幼稚」、農民「散漫」,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沒有「可能」,也無「必要」,要幫助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取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當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工人階級力量壯大,那時,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樣,陳獨秀就與共產國際走進了殊途同歸的死胡同,造成中國大革命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時期,便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沒有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缺少領導藝術,沒有能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也不善於識別以各種面目出現的敵人。中共只能在實踐中摸索。最重要的是,中共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繼續前行。恰恰在這點上,陳獨秀執拗的個性充分顯現,使得他最終被中共所拋棄。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以及陳獨秀都在進行反省和思考。陳獨秀說自己陷入深深的苦悶中,「一時感覺無以自處」。共產國際認為中共特別是其領導人違背國際指示,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陳獨秀則認為他正是執行了國際的政策,才有如此結局。如 1926 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陳獨秀主張孤立、打擊蔣介石,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但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鮑羅廷還特地趕到廣州,與蔣介石會談,同意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活動。

對大革命失敗責任的認識,使陳獨秀對共產國際非常不滿。陳獨秀在1927 年8 月的「八七」 會議上被停止職務,1928 年6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也未被通知於會。

恰在這時,陳獨秀接觸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論述,特別是關於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與自己的觀點不謀而合。陳獨秀稱讚「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百分之百的正確」。此後,陳獨秀參加了托派並多次提出,在革命低潮時期,我們「應該提出總的民主主義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召集國民會議』等」,他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黨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由於陳獨秀的觀點已經背離中共六大確定的方針政策,而且在組織上參加托派活動,不聽勸告,一意孤行,1929 年11 月,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陳獨秀也給予關注,並提出和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三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得知「三條件」後,非常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但對其摯友羅漢與中共接觸,則未置可否。1937 年11 月,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後,反對黨與陳獨秀合作,並謾罵、攻擊陳獨秀是拿了日本人金錢的間諜。這使陳獨秀大為光火,把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看成是中央的意旨而懷恨在心。從此,他離中共越來越遠,直至分道揚鑣。

被國民黨逮捕

「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發表大量文章,猛烈抨擊國民黨,尤其對國民黨應對日本侵略不力多加指責,並號召人民丟棄幻想,起來自救,引起國民黨對他的仇視。1932 年10 月15 日,國民黨逮捕了這位「久緝未歸的共產黨首領」。

陳獨秀是一條硬漢子,一生從事政治活動,歷盡艱辛,出生入死,五次被捕,從未畏懼。他在監獄裡做起了學術研究,潛心著述,欲「製造五十年來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

陳獨秀入獄後,很多人去看望他。1935 年7 月,國畫大師劉海粟探望他並索要題字時,他揮毫寫下「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對聯相贈,其坦蕩心境和剛直氣節躍然紙上。1937 年8 月,因抗戰時局緊迫,國民黨釋放了陳獨秀。

出獄後的陳獨秀,熱情投入抗戰事業,雖然清貧如洗,對各方勢力都保持謹慎態度。國民黨人丁默、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朱家驊等都曾接近過他,或許以高官,或有意饋贈,他一一拒絕。陳獨秀說,蔣介石想拉攏他,真是「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陳獨秀只擁護政府抗戰,其他方面與國民黨沒有任何瓜葛。

托派分子鄭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陳其昌等在抗日問題上與陳獨秀論戰。還有人請他重整托派組織,陳獨秀回答「各奔前程」。1937 年11 月,他給上海托派臨委陳其昌等人寫信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絕不怕孤立」。出獄後,陳獨秀在組織上離開托派。

出獄一年,在與各方面的交往中,陳獨秀深感失望,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被迫於1938 年8 月遷居重慶上游的閉塞小城江津,1942 年5 月病逝,享年64 歲。

陳獨秀晚年承認,自己的「個性不大適宜於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他甚至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懂什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類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陳獨秀這種性格特點,使他能夠奮力馳去,披荊斬棘,不達目的不罷休,從而成就了新文化運動,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早期發展,也成就了其不屈不撓、剛毅爽直的優秀品質。但這種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即常常與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相伴隨。這一面,則使陳獨秀失卻了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反省檢討,失卻了對托派理論和組織的判斷,也失卻了為他參與締造的黨和人民事業盡力的機會。[6]

陳獨秀與胡適

陳獨秀胡適之間的友誼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

有人曾說,陳獨秀胡適之間的友誼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為二人性格迥異,還經常擺出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間化干戈為玉帛。

魯迅就曾經這樣評價二人:「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魯迅的評價,不可謂不精闢。[7]

陳獨秀總是劍拔弩張,胡適則待人溫厚平和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總是劍拔弩張,胡適則待人溫厚平和。但即便是爭論得再激烈,二人也都嚴格遵循一個原則——「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這是陳獨秀的主張,亦是胡適的觀點,因此兩人即便矛盾再大,也會「很客氣地辭別」。

相識

1915年,剛剛從日本回國創辦《青年雜誌》的陳獨秀,與亞東圖書社老闆汪孟鄒閒談。 期間汪孟鄒談到,他有位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的老鄉,文筆極佳。陳獨秀當即問道:你是說胡適之嗎? 汪孟鄒大感驚訝,後來才得知,陳獨秀早在日本留學時就曾收到一位美國留學青年的來信,當時便對他的文採大加贊賞,而這個人,就是胡適。

回國後,陳獨秀對胡適的文筆依舊念念不忘,此番聽說汪孟鄒與之是老鄉,便動起了向胡適約稿的心思。 這稿約的可謂一波三折……但也許就是緣分使然,陳獨秀和胡適這兩位素未謀面的文人,竟然在幾封書信的往來間,成就了一番傳奇的友誼。 陳、胡未曾謀面,便在《新青年》這塊陣地上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運動口號,宣揚民主與科學,諸多新思想、新理論在當時相對封閉落後的中國迅速蔓延開來,煥然一新的文字風格也為看慣了八股文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這場影響力極大的運動,也為早就想將陳獨秀招致麾下的,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添了一把火。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正式將陳獨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學長,每月發放300元薪酬給他,這對正在窮困潦倒中的陳獨秀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然而在當時的北大內部,傳統文學還佔據著主導地位。陳獨秀自覺孤助無援,他又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薦的夥伴——胡適。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陳獨秀和胡適這兩位相隔萬里的夥伴終於有了共事的機會。陳獨秀和胡適的到來,無疑讓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如虎添翼。此時的北大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舊教員,又有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人新思想的匯入,使得當時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在北大颳起,並迅速在全國流行起來。

分手

幾封書信,促成了陳獨秀胡適傳奇般的友誼。按理說,二人從素昧平生發展成知己、同事,理應有一個完美的大結局,然而二人的關係卻並未像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

胡適從美國回到上海後,曾發誓20年不談政治,20年離開政治,只從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種非政治的文化基礎,這與陳獨秀「不談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

1919年11月11日,一戰停戰的消息傳來後,陳獨秀竟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飽含情感地形容起北京市民歡慶勝利的景象。同時激情澎湃的還有蔡元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胡適,然而恰在此時,胡適的母親去世了,他「談政治」的熱忱一下子沈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來就更加熱心於文藝,所以但凡遇到陳獨秀管他要有關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幾篇了事。之後,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碰撞多了起來,分歧日漸凸顯,這引起了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胡適的不快,乃至後來二人爆發了激烈的矛盾。

胡適陳獨秀因《新青年》結緣,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終未在公眾場合表達過對對方的不滿,直到30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歷史還明確地表示他和陳獨秀之間的矛盾並非個人矛盾,而有關主義。 二人也並未因此中斷往來,恰恰相反,陳獨秀此後曾有過數次被捕的經歷,甚至差點丟了性命,正是因為胡適的出手相助,才得以化險為夷。

營救

陳獨秀胡適的關係,就像是兩條曾經匯聚於反封建主幹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時間,它們分流而去。不過,在這兩條河流中間似乎總有一些支流將它們連結,藕斷絲連的二人時而勢不兩立,時而同仇敵愾,時而在關鍵時刻為對方挺身而出。

1922年8月9日下午,陳獨秀的新居——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二號闖進了一幫不速之客。這幾個人,是法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長西戴納、督察員黃金榮、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 他們所來當然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以陳獨秀家中藏有違禁書籍的名義,將陳獨秀抓進了牢房。這並不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恐懼,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詢問筆錄,又被量了身高:一米六三。

陳獨秀被捕當晚,胡適就得知了消息,並在一個大雨過後的清晨,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時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顧少川,詳細說明陳獨秀案內的證據,並說法國人今年做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請他以此意勸告法公使,請他們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復審當天,律師博勒在公堂上說,陳獨秀家中確實有《新青年》雜誌,但他家僅有此書,並無印刷設備,因此也不違背法租界條例。就這樣,法國會審官商議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書籍一律銷毀。

第二天,顧少川秘書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胡適,胡適連聲道謝。

陳獨秀十分感念胡適搭救之恩,他寫信給對方,並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給胡適新創辦的《努力》雜誌,雖說陳獨秀的觀點依然與胡適相左,但二人拋開思想之外的情感卻從未間斷。一直以來,陳獨秀就好像是那個衝鋒在前、無所畏懼的少年,而胡適則像是一個心思縝密的長輩,窮盡所能為其搭建了一個又一個避難所。

最後的共鳴

晚年的陳獨秀,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年,剛剛出獄不久的陳獨秀去中英協會和胡適等人晤談,期間胡適對陳獨秀說:「我覺得仲甫可以進國防參政會,現在國難當頭,正是用人之際……我現在也是國防參政會參議院,仲甫若進來,我們又可以轟轟烈烈在一起乾了。」
  面對胡適的邀請,陳獨秀絲毫沒有給這位曾多次營救他的老朋友面子,直搖著頭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適聽了默不作聲,他知道陳獨秀的脾氣,也不便再強求。而這次不算愉快的會面,也成了二人此生當中最後一次晤談。

晚年的陳獨秀選擇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個小縣城,過著貧困潦倒的生活。此後,陳獨秀與胡適就沒有什麼聯繫了。然而在陳獨秀最後的日子裡,乃至他去世以後,兩人在思想上的共鳴依舊沒有中斷。

 也許胡適也沒有想到,二人最後的共鳴,竟是在陳獨秀過世之後產生的。他將老友的遺著重新編輯出版,定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
 他還為這本書撰寫了一篇序言,由衷贊美老友在「最後見解」中發掘出民主真諦的意義。他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
 
 有人說,晚年的胡適變得無所畏懼,這與當年的陳獨秀頗有幾分相似。
 

1962年2月24日,72歲的胡適在台灣的一場雞尾酒會上發表演說,那場演說的內容涉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話題,他始終慷慨激昂,早已忘記自己久病初愈的身體,說到激動處他當場昏厥、後腦著地,當天便在台北醫院去世。

 晚年的陳獨秀和胡適,依然堅守著自己的思想,或筆耕不輟,或據理力爭,這讓人不禁想起梁啓超的一句名言:「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此二人,正可謂得其所哉!

生活軼事--陳獨秀學歷造假事件

陳獨秀與蔡元培原圖鏈接來自百度照片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全文後附履歷一份: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這份公函1月11日發出,13日范源廉就簽發「教育部令」第3號:「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此令。」

蔡元培急急忙忙辦理陳獨秀的任職手續,一方面,是北京大學文科的工作急需學長,另一方面,也是有點心虛,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因為公函中所附的陳獨秀「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履歷,都是假的,也可以說,是蔡元培為應付教育部的官僚而為陳獨秀編造的。

陳獨秀根本就不曾畢業於什麼日本大學 。陳獨秀一生5次東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時間都不長,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更沒有在所謂「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1901年10月,陳獨秀首次赴日留學,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日語,就讀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

陳獨秀第二次東渡日本,是與潘贊化相伴進成城學校(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陸軍科。陳獨秀與同學湯爾和都關心時事政治,遂結成好友。湯爾和尤為賞識陳獨秀的膽識和為人處事,埋下十幾年後推薦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伏筆。1906年暑假,陳獨秀第三次到日本,與蘇曼殊結伴,純屬暑假旅遊。暑假過後,陳獨秀和蘇曼殊一起回國,在皖江中學任教。陳獨秀利用「蕪湖圖書社聯絡黨人,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巡撫恩銘『欲窮治之,羽書連下』,陳獨秀被迫於1907年春又到日本東京,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 1914年7月,東渡日本,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這是陳獨秀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去日本。陳獨秀一生雖到過日本5次,但沒有進入過「日本東京日本大學」,完全不可能「畢業」。

另外,陳獨秀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職。安徽公學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學。1904年冬,遷回蕪湖改名為安徽公學。陳獨秀是遷校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熱心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辦為安徽公學,但陳獨秀並沒有在校內任職。這一時期,他一方面熱衷編輯《安徽俗話報》,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來的房子裡,天天跟隨楊篤生等人試驗炸藥,研究暗殺。陳獨秀與蔡元培因此相識並結下友誼。陳獨秀也沒有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安徽高等學校由陳獨秀主持創辦,但陳獨秀只擔任過教務長,沒有擔任過校長。

陳獨秀也強調自己沒有「學位頭銜」,「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蔡元培之所以要拿這麼一份不確切的履歷遞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證陳獨秀順利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是抱着整頓北京大學的決心出任校長的,而且立意從文科整頓做起,延聘教員從聘請文科學長開始。文科學長不但必須是「積學與熱心的教員」,還必須具有革新的思想,勇於「整頓」的革命的精神。陳獨秀當時「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8]

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

為什麼說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歷史人物浩如煙海,憑什麼說陳獨秀爭議最大呢?這是由陳獨秀超絕的影響力和功過是非難有統一定論的鮮明特色決定的,下面分別從功與過兩個方面進行簡述:
一,陳獨秀卓越的歷史貢獻及世人的曲解
1,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着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人們由於受到陳獨秀所犯錯誤的影響,認識不到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關鍵作用,往往把陳獨秀籠統地和黨內其他人士如李大釗、蔡元培等歸為一類,這就無疑弱化了他作為發起者和領導者的特殊意義。
2,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麼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3,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4,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現在說,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說法不準確。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僅僅這一條,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與李大釗相比,陳獨秀更傾向於實際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被眾人推選為首任總書記的。
5,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現在我們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這是不科學的,毛澤東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從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領導集體,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陳獨秀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一代領導集體,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黨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綱領,黨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基本思想,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黨的隊伍也從50多人迅速發展到6萬多人,為後來的革命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其功勞是不容抹殺的。
6,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對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夠超越,仍閃耀着真理的光輝,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7,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政論家。他的政論文章汪洋恣肆、尖銳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傑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給人很多啟發。
8,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他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如果不是後來轉向政治鬥爭,他無疑會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之一。所謂一個表率,是說他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後人做出了傑出的表率。
以上這幾個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陳獨秀兼而有之。毫無疑問,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政治家和傑出的編輯出版家、大學者,是20世紀與孫中山、毛澤東等具有同等重要歷史地位的中國最傑出的偉大人物之一。如果說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位傑出人物,那麼陳獨秀就是20世紀中國的第二位傑出人物。隨着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相信他的歷史地位會越來越高,最終會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能夠千古留名的少數人之一。
二、陳獨秀的錯誤及眾人的曲解
1,"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帽子
現在,戴在陳獨秀頭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帽子已經被摘掉,中共中央批准的權威黨史改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好像比原來的錯誤減輕了一點。但就實而論,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帽子,也不符合歷史實際,因為這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推卸責任而硬扣到陳獨秀頭上的。說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就給人造成陳獨秀搞機會主義、搞投機的印象。其實,陳獨秀是一個毫無心計、光明磊落的人,根本沒有搞什麼機會主義,沒有進行投機。他的錯誤,不過是執行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其實質是教條主義。 而且有的所謂錯誤,還應該進行深入的分析,例如現在仍然指責的陳獨秀對當時工農運動過火行為的批評,筆者認為陳獨秀就是正確的。因為在統一戰線的條件下,不能不照顧到聯合者的利益。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也是反對過火行為,極力維護統一戰線的。為什麼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政策充分肯定,高度評價,對陳獨秀則橫加指責,徹底否定呢?對於歷史的評價,應該堅持一個標準,而不能實行兩個標準。
2,"托派"的是是非非
陳獨秀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後來參加過"托派"。有的學者指出,"托派"主張也是對中國革命的一種探索,雖然是一種錯誤的探索。俄國已經給托洛茨基平了反,我們為什麼還要抓住這一點不放呢?陳獨秀後來被開除出黨,很多人都認為是因為他參加了"托派"。但有的學者已經指出,他被開除出黨,主要是因為他反對李立三"畢其功於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劃,反對在中東路問題上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歷史已經證明,李立三"畢其功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劃是錯誤的,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也是錯誤的。因此,開除陳獨秀的黨籍也是完全錯誤的,應該予以平反。
陳獨秀之所以會犯錯誤,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本質上是一個書生、學者,而不是一個善於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經驗和手段。搞政治,什麼手段都可以採取,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是一點書生氣都要不得的。對於那種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像陳獨秀這樣的書生、學者是應付不了的,往往會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他和瞿秋白一樣,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都是一個悲劇。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誤會。
三、陳獨秀的爭議總評
陳獨秀之所以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因為他犯過嚴重錯誤。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有幾個沒有犯過嚴重錯誤呢?就拿功勞最大的毛澤東來說,同樣也犯過嚴重的錯誤,他的錯誤甚至比陳獨秀的錯誤更為嚴重。 拿陳獨秀和毛澤東相比,他們的功勞同樣偉大:一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一個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有些方面超過了陳獨秀,如新民主主義理論、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哲學思想等,但有的方面則遠遠不如陳獨秀,如對民主、科學等遠遠不如陳獨秀那樣重視。因此,如果拿同一個標準來衡量陳獨秀、毛澤東兩個人,就可以看出他們同樣都是偉大的歷史人物,都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應該給予同等的歷史地位,不能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社會應該全面恢復陳獨秀的聲譽、公正評價陳獨秀,舉辦陳獨秀誕辰日紀念活動,讓對歷史、對人民有巨大貢獻的人受到後人的敬仰!

家庭成員狀況

原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於安慶。

配偶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於南京。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於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曾居於上海。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於上海。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長期隱居蜀中,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產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弔唁。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與姐姐陳子美為一母所生,母親高君曼,妻子許桂馨。在北大讀書期間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1938年底,陳鶴年攜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戰爭期間又回內地。抗戰勝利後,再度帶全家定居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

傳有孫子陳仲勁(父親不明),曾在抗戰時期參加「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三總隊,後經商,稱祖父對他說「千萬不要搞政治」。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於上海楊浦區。

視頻鏈接

陳獨秀在1921年—紀實—視頻高清在線觀看-優酷

  

一部演繹了陳獨秀, 李大釗二人如何提出建立共產黨的電影

陳獨秀-微電影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