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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

景教

图片来自jgospel

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现今的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年之间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

目录

起源概述

神学争论

东方亚述教会分裂的引发与教士聂斯脱里有关，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基督论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英语：conjunction；希腊语：sunapheia）[1][2]，指耶稣为“二位二性的结合”（二性指神性、人性﹚，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诞神女”等称号的质疑。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召开后，多个派别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裁定为异端，被革除主教职务，驱逐出教会。四年后，聂氏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逐出国境，最终客死埃及。然而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遂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此后，聂斯脱里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重用，盛极一时。498年，聂斯脱里派正式脱离正统教会，更名为“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教会”，以中亚地区为中心进行宣教。

632年，伊斯兰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吞并波斯。在762年前后，聂斯脱里派主教得阿拉伯哈里发信任和保护，遂将聂派根据地从波斯移到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盛极一时。至6世纪末时，聂派流行于康居及突厥等地。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Dahlem Berlin Mai 2006 061.聂斯脱里派神职人员正在列队前进，来自新疆柏孜克里克洞窟壁画。

 
景教教义。

辩诬与和解

1539年宗教改革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3]。

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的状况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聂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后，它的学说再次重新被神学家广为探讨[4]。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5]，达成解除两派彼此之间的嫌隙。

传入中国之经过

Jesus Christ into Jerusalem, with a Female Figure in T'ang Costume, Chotscho, Sinkiang.|高昌景教教堂附近出土之景教绢画残片，上绘手持十字杖的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像和一位身着唐朝服饰的女信徒，似乎是描绘圣枝节。

5世纪末，聂派信众迁往波斯，曾先后以迦勒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名义宣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6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聂斯脱里教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6][7][8]，当聂派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说英语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lang|en|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 lang|en|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lang|en|Oriental和lang|en|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聂斯脱里派相抵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自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有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教士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协助中兴大臣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福音已传至部份海陆大邑，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法难后，趋于式微。这是由于景教的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和贵族的庇护，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法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事，据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9]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存余著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内地和蒙古地区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蛮三部族皆信奉景教[10]，其实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遗民。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尼阁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来源请求]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1289年尼阁四世派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率宣教士数人抵达中国[11]。当时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的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12]、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其中镇江大兴国寺系舍宅兴建[13]，金山十字寺为占用原有佛寺，[14]。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师扫马（曾奉命出使至欧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畏吾儿裔大公牧首马·雅八阿罗诃三世（担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16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2010月10月5日，东方亚述教会主教Mar Awa Royel与Genard Lazar神父和Allen Youssefi执事由美国抵达香港，探访在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会面后，他们以东方亚述教会的礼仪举行了圣餐。这次的探访可说是数百年来的首次。[15]

所在国文化对景教的影响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为瑜罕难法王；其余如教堂叫作“伽蓝”（或“寺”）、教士自然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上帝耶和华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术语，以“天尊”称之。圣灵则以叙利亚文Ruhada qudsa音译，叫作“卢诃宁俱沙”。耶稣则以弥赛亚的称号，唤作“皇子弥施诃”[16]。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摄（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景教于唐代中国时期之基本教义

景教基本教义[17]：

  • 不承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 不用圣像，但保留十字架。
  • 不承认罗马天主教会所谓：死后涤罪说。但礼敬祖先。
  • 反对圣餐化体说。
  • 教务总管，不得食肉。
  • 大总管，总主教，主教可以娶妻。
  • 教务大总管，由馆长三人中相互选举而生

景教于唐代时期的介斋日

  • 四旬斋
  • 圣徒斋
  • 圣母迁移斋
  • 也里牙斋
  • 通告节斋
  • 尼尼微斋
  • 圣母斋[18]。

景教组织

在八世纪末的时候，提摩太一世主教长在位时，就已经奠定了中世纪景教在跨越亚洲大陆的发展基础。为了使得教会内部的组织更加的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增加传教的效率，提摩太一世就将主教团和总主教的上层结构重新的组合，分别选出负责教会内部事务的都主教和负责宣教的都主教。

内部都主教

负责教会内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终听命于主教长。当主教长去世之后，负责统理挑选新主教长的过程。

宣教都主教

更准确的名称是“对外都主教”，他们是负责对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为他们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地区，所在选举主教长的时也都无法参加，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受到波斯母会的影响。在当时主要的都主教是位于“雷尔”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而更早之前，因为提摩太一世的重组而经由选择诞生变为负责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维达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国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也设立了新的宣教的都主教。在蒙古统治的时间，沿着丝绸之路设置了五个都主教处：哈烈、撒马儿汗、喀什加尔、阿力麻里和位于畏吾儿境内的纳加夫，后者在喀什加尔以北。而最后在忽必烈的统治期间，在中国的北京蒙右新都设了一所都主教处。而在那个时候宣教都主教则可以获得权力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在当中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会吏长来协助他，他们通常都是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来的。[19]

中国景教文物

福建泉州出土大批景教文物：

  • 1940年泉州出土汉文、叙利亚文也里可温碑
  • 1941年泉州出土回纥文景教徒墓碑
  • 1943年、1946年泉州出土叙利亚文景教墓碑
  • 1946年泉州出土景教徒墓档垛石
  • 1948年泉州出土八思巴文景教碑
  • 1953年泉州出土奉使波斯碑
  • 1975年泉州出土景教徒拱形墓碑
  • 1984年泉州出土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温碑

此外，在中国各地也出土不少景教文物：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参见

参考文献

  1. ↑ 系统神学概论讲义(第52页)
  2. ↑ 《再议聂斯多留基督论》
  3. ↑ 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11-16.
  4. ↑ 吴昶兴，〈再议涅斯多留基督论〉，《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学术年刊》，2006
  5. ↑ 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
  6. ↑ | author = 林梅村、宋妮雅 | = http://dsr.nii.ac.jp/narratives/discovery/09/index.html.zh | title = 《景教艺术在西域之发现》 | accessdate = 2008-10-28}}
  7. ↑ 《洛阳伽蓝记》卷四：“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
  8. ↑ 《资治通鉴》卷一四七：“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
  9. ↑ 中国阿拉伯关系史
  10. ↑ 伯希和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升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187-1
  11. ↑ 冯承钧译 《多桑蒙古史》　第三卷第四章 327-328 上海书店出版社 ISBN 7-80622-798-9
  12. ↑ 《元典章》卷三十三
  13. ↑ 《镇江大兴国寺记》
  14. ↑ 《至顺镇江志》卷十
  15. ↑ The Return to China
  16. ↑ 吴其昱：〈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09-11.，《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 ↑ 朱谦之 著：《中国景教》第135-136页 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2626-2
  18. ↑ 朱谦之 著：《中国景教》第135页 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2626-2
  19. ↑ 莫菲尔 著，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译：《亚洲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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