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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座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敦煌」一詞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東漢應劭解釋。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之意。敦煌曾是中西方交通的樞紐要道,絲綢之路上的咽喉鎖鑰;是飛天藝術的故鄉、佛教藝術的殿堂,有「戈壁綠洲」、「西部明珠」之稱,被譽為「世界的敦煌」、「人類的敦煌」。 敦煌市先後被命名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際世界的中國品牌城市」、「中國自駕車旅遊十大目的地」、「2008中國魅力中小城市」、「遊客最喜愛的旅遊區」、「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

地理位置

敦煌是我國甘肅省最西端的縣級市,是河西走廊最西邊的一個城市,而河西走廊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樞紐地段,敦煌是朝西的一個出口。河西走廊從地理上講確實是一條走廊。是中國境內的古代各個民族交往的十字路口。

境內東有三危山,南有鳴沙山,西面是沙漠,與塔克拉瑪干相連,北面是戈壁,與天山余脈相接。南北高,中間低,自西南向東北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 另外,祁連山又是一個東西方向的走廊。中原的地區跟西域乃至於更遠的中亞西亞印度西亞伊朗阿拉伯乃至歐洲的交通和交往都要經過這個狹窄的河西走廊的地帶。

這裡四季分明,春季溫暖多風,夏季酷暑炎熱,秋季涼爽,冬季寒冷。年平均氣溫為9.4℃,月平均最高氣溫為24.9℃(7月),月平均最低氣溫為-9.3℃(1月),極端最高氣溫43.6℃,最低氣溫-28.5℃,年平均降雨量39.9毫米,蒸發量2490毫米,年平均無霜期142天,屬典型的暖溫帶乾旱性氣候。

敦煌在1987年改為市之前它僅僅是一個小縣。可是由於它擁有以莫高窟為主的敦煌石窟藝術,及在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了數萬件古代文書,而使這個邊遠小縣的知名度卻遠遠超出中州大郡,不但國內海外皆知,更令全國全世界欽仰。如果說樂僔在鳴沙山麓首開第一個佛窟是肇源於三危山頂佛光的啟示,有些偶然,那麼此後1000多年間敦煌石窟藝術的蓬勃發展卻是古代敦煌社會、宗教不斷演進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如果說藏經洞文書歷時千年而不毀是得益於西北氣候乾燥、水分稀少的自然地理條件,那麼如此龐博的文獻產生並封存於此處卻是敦煌經濟、文化繁榮發達所致,同樣有着歷史的必然性。因而,在「敦煌熱」勃興全球的今日,探討敦煌藝術與文化產生髮展的背景,即敦煌的歷史就不是多餘,而是必需的了。

建立簡史

探究敦煌的歷史雖然也像研習其他地區史那樣要藉助史籍與方志,但是我國傳世史書中對敦煌的記載卻遠較其他地區簡略,有時甚至出現了大段的空白。這並不是因為敦煌不夠發達、不夠重要,而是由於敦煌偏處西陲,曾長期脫離中原王朝的控制:或淪為異族領地,或自建了獨立半獨立王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狀況,中原無以聞其詳,史官無以書其狀。故而傳世史書能提供給我們的材料也就很有限了,我們必須更多依靠藏經洞出土的敦煌文書來補其不足。

敦煌文書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又是當地人書當時事的真實記錄,未經後人改篡,足資證史,也最可憑信,是不可或缺的難得史料。敦煌文書流散後,近百年來各收藏國,特別是我國學者就這些文書展開了深入研究,並藉此勾勒出了敦煌地域史的基本脈絡,使敦煌成為了我國,乃至世界上存留歷史真相最真切最豐富的地區而熠熠生輝。試想,世界上還有哪個地區保存有數量如此巨大,內容如此繁複,跨越時間如此長久的地方歷史文獻?這些文獻揭示的全方位的敦煌史是中華民族史的一個縮影,透過它,我們可以更形象生動地認知我們偉大民族成長演進的點點滴滴和方方面面。

但是,敦煌文書並不是系統的歷史檔案,其內容的分布很不均衡。這與文書的來源和當初封閉藏經洞的原因密切相關。關於這兩點學界歷來爭論不休,一說主張洞之封閉系沙州人為避戰亂,將實用文書封存留用;一說則主張系當地人出於敬惜字紙的傳統習俗,將不適用的故紙廢棄封消。無論支持哪一種說法,我們都可以看到:藏經洞中的文物並非有系統有條理的檔案文卷,而是倉促或隨意堆積而成的集合體。這樣,這些文獻所供給後世的史料必然不夠全面均衡,換言之,我們在介紹敦煌歷史時自然要受史料局限而詳略不一。

所幸的是,敦煌文書數量至巨,涵括至廣,目前已被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漢文卷子,大量用少數民族文字寫成的文獻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些卷冊甚至還未編目公布,敦煌文書潛在的研究價值非常大。相信隨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層次的發展,我們對敦煌歷史和敦煌學本身都會有更新、更深刻的認識。

兩漢時期的敦煌

漢代是敦煌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期。正是張騫出使西域敦煌有了確切紀年的歷史。

西漢初年的漢匈關係

早在劉邦建國不久,強大的匈奴就已成為西漢封建王朝的嚴重威脅。匈奴鐵騎不斷南下寇邊,擄掠人畜、財物,破壞了西北地區的生產和居民生活,終於迫使漢朝動用武力,於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由劉邦親率大軍與匈奴激戰於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南)。結果是漢軍失利,陷入重圍,斷水斷糧7日,幾乎全軍覆沒,最後巧用陳平計策突圍,高祖等才得生還。這次的失利表明,在社會經濟凋敝,割據勢力嚴重,國力虛弱的漢初,中原王朝還無力抗擊剽悍的匈奴。所以漢初統治者不得不與匈奴言和,採用和親的政策以求苟安,將宗室女嫁給匈奴單于為閼氏,並贈送大量絲織物、酒類等,以維持和平局面。從高祖到武帝,西漢曾先後將4位公主遠嫁匈奴單于。

但是,「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西漢的妥協並沒能滿足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慾,他們仍然不斷侵擾漢朝邊地,並恣意向各方擴張其勢力範圍,特別是月氏烏孫相繼西遷後,匈奴占有了整個河西地區,對漢朝西北邊地的直接威脅更大了。河西水草豐美,是一個良好的天然牧場,河西又位居要衝,匈奴據此,南可與羌人相勾結,西可控制西域,把持住內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斷漢朝和西域的聯繫,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後,更加肆無忌憚,在西域設置了僮僕(意為奴隸)都尉征斂賦稅,大大加強了其軍力、物力。到漢武帝登極時,匈奴環處於西漢王朝的西北方,已成為漢朝最嚴重的邊患,而河西與西域正是其對西漢進擊的一隻強有力的右臂。

不過,漢武帝時的西漢已不再疲弱可欺。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後,其中央集權已得到加強和鞏固,「文景之治」的積極成果也使西漢經濟發達、國力大增,士兵、軍馬及軍械糧用都很充實,完全具備了反擊匈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壯盛之年在位執政,征討匈奴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治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張騫出使西域

為打敗強大的匈奴,漢武帝首先進行了一番周密籌劃。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一說建元三年),張騫率領100多人組成的使團,由奴隸出身的甘父做嚮導,從隴西(郡治在今甘肅臨洮南)出發西進。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張騫一行進入河西走廊後不久就被匈奴人俘獲,將他們扣留了10年,並為張騫娶妻,後來還有了孩子。但是張騫始終不忘漢廷使命,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終於逃離匈奴地區,到達大宛、康居。

張騫在其附近考察了一年多,於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踏上歸途,在經過羌人居住區時又被匈奴虜獲,直到一年多後的元朔三年,匈奴發生內亂,張騫才攜妻帶子,與甘父一同回到了漢朝。

張騫此行實地勘察了東西交通要道,開闢了著名的「絲綢之路」,書寫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輝的第一頁,同時他還帶回了有關西域等地的大量見聞和豐富知識,開闊了漢人的視野,改變了漢朝以前的地域觀念。張騫還朝後,曾就此行向漢武帝呈交了一個翔實具體的報告,詳細描述了所經各地的山川形勢、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經濟物產以及風俗習慣等,為漢朝進一步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這個報告後來被收入《漢書•西域傳》,是我國有史以來有關敦煌河西及西域地區最早的確切記載。 張騫這次出使西域歷時13載,去時100多人,歸來時卻只有他和甘父2人,為表彰他們的功績,漢武帝將他們分別封為太中大夫、奉使君。

漢武帝時爭奪河西敦煌的軍事舉措

漢朝對匈奴的戰爭,以河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三大戰役最具重要戰略意義,其中對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敦煌河西地區的繁榮起着決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戰。漢武帝組織這場大戰役的目的就在於爭奪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漢武帝派遣青年將領霍去病統率騎兵萬餘人從隴西出發向西迂迴,漢朝軍將翻越祁連山,轉戰6日,越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東南),進擊1000多里,殺掉了匈奴折蘭王和盧侯王,活捉了渾邪王的王子,繳獲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損近萬人。

同年夏季,霍去病與公孫敖率數萬騎分兩路出北地和隴西進擊匈奴,儘管公孫敖軍在進軍途中迷失方向,使原作戰方案落空,但霍去病一路仍然取得了重大勝利。霍去病率軍大戰2000里,渡過居延澤,直逼祁連山,斬、虜匈奴3萬餘人,基本擊潰了匈奴在河西的軍事力量。

漢軍兩次戰役,使匈奴貴族受到沉重打擊。漢軍的勝利引起了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長期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和渾邪王,因在河西之戰中慘敗,遭到了匈奴單于的猜忌和怨恨,單于準備將他們召回王廷處死。休屠王和渾邪王得知大禍臨頭,便決定歸降漢朝,並派人同漢朝取得了聯繫。元狩三年秋,漢武帝派霍去病領兵相迎,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渾邪王斬殺,霍去病也率兵殺掉了匈奴譁變士兵8000多人,護送渾邪王及其部眾4萬餘人歸降漢朝。漢武帝封渾邪王及其親信數人為侯,並將投降的匈奴部眾安置在原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5郡故塞之外,稱為五屬國。至此,河西之戰大獲全勝。

河西之戰的勝利使得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走廊正式歸入了漢朝版圖,西漢王朝開始據此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並對這一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和建設。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西關係的發展

漢軍打敗匈奴之後,張騫第二次於元狩四年出使西域,以鞏固反擊匈奴的戰果。 張騫此次出使與前次相比大不一樣。首先,使團的組成規模遠較前次龐大、壯觀,它既是一個規格很高的外交使團,又是一支規模宏大的商隊。這個使團中除張騫外還有許多持節副使,可以沿途分赴各地,擴大交往範圍,其他隨員也成倍增加,共有隨從約300人,每人各備2匹馬,又攜帶着成千上萬的金幣、絲綢等貴重物品及1萬多頭牛羊,可以與所到諸國進行物資交換。其次,使者們所面對的形勢要比前次優越得多,此時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處在西漢的統治之下,使者們不必再過多擔心匈奴騎兵的襲擊,可以躍馬揚鞭,順利前行了。因而這次張騫所率的使團很快就到達了烏孫。所帶大量的物資和當地進行交易形成了貿易,人員的往來奠定東西交往的基礎。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張騫回到長安,被漢武帝拜為大行令(負責接待賓客和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高級官員,以後改為大鴻臚),第二年便去世了。 從這時起,西北各國便開始和漢朝正式交通往來,中西交往更為頻繁,使者相望於道,外國使者多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中國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起或十餘起。通過頻繁的交往,中國的文化與物產,特別是絲綢源源不斷地傳向西方,西方的火浣布等也傳入了中國。這些交往既加深了漢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間的了解,增進了友誼,促進了我國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同時也使位於絲路必經之地的敦煌變成了連接東西的交通樞紐。此後,西漢王朝對敦煌地區實行進一步的開發經營,為敦煌以後的繁榮興盛創造了條件。 可以說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對於敦煌的開發有着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因而敦煌人民從沒有忘卻張騫的功績,今日莫高窟中還存有張騫出使西域的壁畫。

敦煌郡的設立

西漢占有河西地區以後,為施行有效統治,於元狩二年設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區設立「酒泉玉門都尉」,隸屬於鄰近的酒泉郡。隨着中西交通的發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故數年後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設張掖郡和敦煌郡,與先設的二郡合稱「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認為四郡的設立次第是先酒泉、張掖,後敦煌、武威)。敦煌郡的建立是敦煌史上的大事,是敦煌正式劃歸漢帝國版圖的開始,是確立敦煌在中華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關鍵一步,而敦煌有確切紀年的歷史也始於敦煌郡的建立。

東漢時期敦煌的經濟與文化

敦煌郡建立後,漢朝還修築了郡城外圍的塞城、天田,是環衛郡城的重要屏障。敦煌郡設立的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同時也為敦煌地區的和平發展創造了條件。漢政府實行一系列經濟、農業、畜牧業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的進步,絲綢之路的暢通更促進了敦煌商業的發展。歷史上敦煌的盛衰,始終與絲路的順暢與否及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狀況密切相關。

東漢是敦煌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兩漢之際中原動盪不安,而河西,特別是敦煌卻相對富足穩定,這種局面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前往避難,他們帶來了中原優秀的文化傳統,使敦煌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很快趕上了內地的發展水平,甚至還湧現出一些碩儒大家,為全國和後世推崇。那時的敦煌文化名人首推張奐張芝父子。張奐出生於儒林世家,不僅是有名的清官,更是著名的學者。他輟官後閉門講學,授徒千人,對儒學在敦煌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貢獻。張芝是張奐的長子,好學善書,尤精草書。他習學名家崔瑗、杜操的草書,創製了今草和遊絲草。其書體精勁絕倫,被後人稱為「一筆飛白」,他本人更被尊為「草聖」。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對他的書跡讚羨不已。東漢時的學術多為家學傳承,非世家大族不能為。張氏一門名人迭出,張芝弟弟張昶的書法也十分精妙。此外東漢末年敦煌還出了一位博士侯瑾。他自幼孤貧,苦學成才,曾作《矯世論》譏諷時弊,又著《漢皇德傳》30篇,記漢光武帝至沖帝100多年間的史事。河西人民敬慕侯瑾的德才,尊他為「侯君」。

敦煌莫高窟藝術篇

由於東西方的貫通以敦煌為中心的絲綢之路上,生活着各個民族的人們,外來文化在這裡得到了發展,莫高窟也因此而誕生。 它始建於十六國時期,據記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樂僔路經此山,忽見金光閃爍,如現萬佛,於是便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為「莫高窟」。由於統治者信崇佛教,石窟的建造得到王公貴族們的支持,發展較快,隨着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旺,到武則天時有洞窟千餘個。

元朝以後,隨着絲綢之路的廢棄,莫高窟也停止興建並逐漸湮沒於世人的視野中。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後,這裡才重新為人注意。近代,人們通常稱其為「千佛洞」。

敦煌壁畫主要分為尊像畫、經變畫、佛教故事畫、供養人畫、圖案畫、山水畫以及傳統神話故事畫等 此外,敦煌壁畫中還有花鳥畫、建築畫、器物畫、動物畫以及表現道教題材的故事。品種繁多、豐富多彩。

從人物來說,敦煌壁畫中的人物形象種類較多,形象鮮明。 從故事情節來說,敦煌壁畫中保存了大量的連環畫。 從篇幅來說,敦煌壁畫篇幅宏大,令人嘆為觀止 從繪畫風格來說,敦煌壁畫在各個時代都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敦煌壁畫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會貫通的產物。它既能突出西域文化的野性之美,也能描繪東方文化的清秀之風。它既有接近現實的寫實主義作品,也有優美高雅的浪漫主義作品。它們反映了說法、傳教、修行等宗教生活的內容,涵蓋了舞蹈、建築、戰爭、狩獵、耕織、婚喪嫁娶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記錄了佛教東傳的歷史變化,保存了中西交流的文化史實。它們宏偉瑰麗、博大精深、神韻兼得、天生化成,是當之無愧的「戈壁灘上的歷史捲軸」、「牆壁上的圖書館」。它們從中西文化的張力中成功地尋找到了新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五代以前的畫作大多都已不存,它們的重見天日,為中國繪畫史增添了生命力,使那些被歷史塵封的中華文明瑰寶重放光輝,更是藝術的殿堂,是中國貢獻與全人類的藝術寶庫。[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