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保羅·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 - 1945)，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出生於巴黎，中學畢業後開始就學於巴黎大學，主修英語，後入法國漢學中心學習漢語，繼入國立東方語言學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曾從師法國漢學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學習，志力於中國學研究。
E.E沙畹、伯希和是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他們的一生在中國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學術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可以說在整個世界的漢學界影響廣遠。
1906年，他與路易·威蘭特醫生和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一起被選為領導由政府資助的前往中國突厥斯坦的考古團。
第一位到敦煌的西方學者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和考察團從新疆進入敦煌，他是第一位到達敦煌的西方主要學者。他們來到莫高窟以後，進行洞窟的編號、測繪、攝影和文字記錄工作。從伯希和考察團拍攝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時間，在這百年當中，由於自然、歷史以及人為的關係，洞窟已經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有的甚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當時完好的彩塑壁畫，到了今天早已不存，但卻在伯希和圖錄中意外得到保留，彌足珍貴。[1]
伯希和以他深厚的漢學基礎，以及對中亞各族語文的辨識能力，花了三個星期，精選出藏經洞中學術價值與考古價值最高的文物。總計6000多件寫本以及200多件絹畫、織物等其他文物，共以500兩銀子購得，裝滿了十大車，浩蕩運回巴黎。[2]
發表〈敦煌石室訪書記〉
他在3月26日寫給長官色納爾（Emile Sénart）一封長信，講述他在敦煌藏經洞的完整發掘經過，此信於《法國遠東學院院刊》發表，中文譯本為〈敦煌石室訪書記〉。[3]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一行人返回敦煌，並於隔天度過了他的30歲生日。收穫滿滿的伯希和在信中寫道：「我認為，無論是從所拍攝的照片來看，還是從語言學角度來講，我們都從千佛洞獲得了人們可以希望從中得到的一切。」 伯希和於敦煌藏經洞所獲的經卷、寫本等文獻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繪畫與織品類藏於吉美博物館。[4]
伯希和返法後，曾為部分敦煌寫本編寫目錄，並將攝影師努瓦特所拍攝的紀錄照片編為《敦煌石窟圖錄》套書，至今仍是重要參考資料。
盜走敦煌文物最多的人
1900年6月22日，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4萬餘件。
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後經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的盜竊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06年至1908年，伯希和率中亞探險隊進入新疆絲綢之路北道，併到敦煌莫高窟，抄錄壁畫題記，攝製壁畫照片，又從王圓籙手中購寫本、印本經卷、文書和遺畫等6000卷，運抵巴黎，寫本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遺畫紡織品等入藏集美亞洲藝術博物館。
有關這位漢學
大師的學術貢獻及傳奇式的人生經歷，學界已是耳熟能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關這位漢學大師與法蘭西 學院漢學研究所前身—巴黎中國學院的關係，以及他如何通過該機構推動法國漢學的發展，迄今鮮為人知。
1919年，伯希和參與了巴黎中國學院的籌備工作，出席了7月25日和8月1日的二次籌備會。作為一名專業漢學家，伯氏獨具慧眼，對由中方向巴黎中國學院贈送一套《四庫全書》的方案表現出特別的興趣，認為這件事對《四庫全書》的保存和法國漢學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極力促成此事早日落實。
1920年初，巴黎中國學院行將正式成立之際，伯希和因與巴黎中國學院中方代表韓汝甲關係不和，退出巴黎中國學院的籌備工作。韓汝甲反對伯希和進入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Comité d』administration），認為他的加入會引起某些中國人政治上的反對，在遭遇如此非的冷遇之後，高傲的伯希和憤然退出籌備工作。此後，伯氏又拒絕參加巴黎中國學院中國文明課程。[5]
享譽世界的學者，也是臭名昭著的強盜
伯希和（Paull Pelliot）在國際漢學界幾乎是一個神話式的人物，也因帶走敦煌藏經洞的大量寫卷、幡畫受到眾多批評。
他是享譽世界的學者，也是臭名昭著的強盜。[6]
參考資料
[[Category:法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