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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
李富春
	原圖鏈接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出生	1900年5月22日
國籍	中國
職業	無產階級革命家
知名作品	我黨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出色領導者; 根據地和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人;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

李富春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入黨的老黨員，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奮鬥，無私奉獻，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人物簡介

李富春，新中國計劃工作和財經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00年5月22日生，湖南省長沙市人。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旅歐總支部領導人之一。1925年回國參加北伐戰爭，任北伐軍第二軍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員、代理省委書記。1927年後，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代理省委書記、上海法南區委書記，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代理省委書記。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34年參加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三軍團政委。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西滿分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委。^[1]

建國後，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重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國務院工交辦主任。是第七至十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5歲。^[2]

生平經歷

留法勤工儉學

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從留法勤工儉學開始的。在早年留法的歲月里，他從一個愛國憂民、追求新思潮的熱血青年，成長為決心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旅歐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組織建設以及統一戰線等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貧寒的教師家庭。青少年時代，他目睹國家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狀況，立下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戰鬥的志向。1919年10月，為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遠赴法國勤工儉學。

到法國後，李富春同志做過鉗工和火車司機。他深入研究法國社會問題，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士兵作調查，寫下了小說《一個法國兵的懺悔》，深刻揭露帝國主義之間相互廝殺的戰爭本質。他還發表了《法國哈佛爾施乃德工廠的華工實況》的調查報告。在深入考察法國社會和工人運動的過程中，他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逐步從信仰工學主義轉向信仰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他和李維漢等同志一起，將他參與發起建立的勤工儉學勵進會改名為工學世界社，確定「以實行社會革命為宗旨」。他積極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的運動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向法國政府秘密借款的運動等多次政治鬥爭，逐步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參與發起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擔任諾門地方支部書記，並參與編輯少共機關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為《赤光》)。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正式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歷任旅歐中國共青團執委會委員、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書記局成員、執委會委員長，努力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旅歐團員和青年。根據他的建議，旅歐中國共青團組織利用暑期在巴黎為勤工儉學學生和華工開辦了一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班，他親自在學習班對《資本論》的一些基本觀點進行通俗講解。在這段時間內，他還連續在《赤光》上發表《世界反動潮中底一線曙光》等文章，宣傳報道中國革命的情況，號召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快團結於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三大實行國共合作的決定，李富春同志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宣傳科主任，承擔起幫助國民黨開展海外宣傳和發展力量的任務。他曾經發表《國民黨的新工作》一文，明確指出，國民黨「應毅然拋棄」「聯軍閥以倒軍閥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傳、訓練和組織全國工農兵等民眾」，以打倒軍閥、組織全國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產黨員的大力推動下，國民黨旅歐支部的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離開法國到蘇聯學習，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接受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系統教育和訓練，其間先後任中國共青團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組織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宣傳部主任。留蘇期間，他繼續關注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同年夏，經組織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別將近六年的祖國。這位自遠方歸來的年輕的共產黨員，迅速投身於國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

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

大革命後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後期，李富春同志分別在國民革命軍部隊和紅軍的政治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是我黨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出色領導者。

1925年8月，從蘇聯歸國的李富春同志到達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委員。這時，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剛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為統一廣東根據地和準備北伐，開始將其統轄下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組織派遣，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副黨代表(實際負黨代表責任)兼政治部主任、軍法處處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是湘軍中分化出來的一支部隊。李富春同志到任後，迅速採取有力措施改造舊軍隊帶來的軍閥習氣和作風，建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在全軍形成了從上到下堅強有力的政治工作隊伍。第二軍的政治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部隊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視政治工作的開展。部隊在進軍途中和大戰前夕，總是及時進行動員、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親赴前線宣傳鼓動。第二軍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軍閥精銳之師，從新余之役、南昌之戰、杭州會戰到最後參加攻克南京，始終氣勢如虹，付出了巨大犧牲，卻從無畏懼，屢建戰功。回顧第二軍的光榮征戰歷程，李富春同志領導的政治工作無疑提供了根本保證。此外，更具有長遠影響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產黨人這個時期的軍隊工作實踐，為後來我們黨創建人民軍隊和獨立開展武裝鬥爭，提供了寶貴經驗，做了重要準備。正如朱德同志曾經指出的：「大革命時代，許多進行軍事運動的同志，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黨所舉辦的秘密軍事訓練班的同志，對我軍的創建是有功勞的。沒有他們所進行的軍事運動，就不能有獨立團，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廣州、湘南等起義。」

大革命失敗後，李富春同志先後在上海、香港等地堅持地下鬥爭。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前夕，因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負傷未愈，黨中央調李富春同志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職務，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緊急赴任，投入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中。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頒發《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工作的指令》，對部隊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後，李富春同志領導紅軍總政治部，又根據面臨的新任務和變化的新環境，注重提高針對性，發揮創造性，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對鞏固部隊、保持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別強調，做好政治工作，要堅持黨的領導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員的模範作用。他自己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漫漫長征路上，紅軍政治機關廣泛進行文告宣傳，在做好部隊政治工作的同時，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使長征充分發揮了「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紅軍總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表揚。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後又調任紅三軍團政委等職務，直至隨黨中央、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值得指出的是，長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參加了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多次重要會議。在遵義會議上，他嚴厲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為實際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俄界會議上，他嚴斥張國燾企圖分裂黨的嚴重錯誤，支持黨中央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作為紅軍政治工作的高級領導幹部，李富春同志為長征的勝利和艱難歲月中紅軍的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3]

根據地和解放區財政經濟傑出領導人

原圖鏈接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後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負責財經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國抗日戰爭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過的。這個時期，他不僅一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還是黨中央財政經濟部門的負責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面對繁重的任務，他表現出高超的領導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歲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協助陳雲同志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協助任弼時同志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事務，在領導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由於日軍作戰逐步轉向敵後戰場、國民黨實行封鎖政策，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根據地的財政經濟與軍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黨中央號召「自己動手」，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即生產運動，後來也稱大生產運動)。1939年初，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李富春同志受命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後兼中央財政經濟部副部長和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擔負起直接領導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具體組織生產運動的重任。他親自部署和進行動員，使生產運動在邊區迅速地開展起來。黨政軍機關、團體、學校，按伙食單位先後成立了領導生產的指導機構，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李富春同志還親自部署各單位投入開荒突擊戰鬥，保證適時播種，帶頭收集肥料，到田間施肥、除草、灌水，並大力推動開闢南泥灣，為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持續數年的生產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困難的局面得到很本改變。

在負責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和組織生產運動期間，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閃光的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兩利」的原則，並在工作中加以應用。這些理論和實踐的探索，為毛澤東同志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富春同志赴東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財經委員會書記，後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東北局副書記、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務，並曾經負責哈爾濱市的領導工作。

在此期間，李富春同志先後主持以及協助陳雲同志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包括負責軍隊後勤工作)，在統一東北財經，城市接管，恢復和建設東北工業基地，解放東北全境、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推動東北率先實現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諸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實際領導工作中，他深刻闡明「一切為着解放戰爭的勝利」這一戰時財經工作的特點，提出了「發展經濟，支援戰爭；依靠群眾，軍民兼顧；統一籌劃，分工負責；精密計劃，結成整體」的財經方針。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的顯著區別，明確提出了決不能把過去在農村工作中的許多做法搬到城市裡來，以及一定要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等真知灼見。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他高度重視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護城市、防止破壞、保護工商業、恢復生產放在首位的正確方針。在陳雲、李富春等同志領導下，東北解放區國民經濟特別是工業生產順利恢復發展，成為全國的榜樣，對黨中央制定革命勝利後全國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經驗。^[4]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國家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他協助周恩來、陳雲同志領導經濟工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現國家工業化做出了卓越貢獻。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東北調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重工業部部長(1953年9月兼國家計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1956年黨的八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領導者。

李富春同志參加了新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開拓意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實施。作為編制「一五」計劃的全程參加者，從國內前期準備、赴蘇聯進行長達半年多的談判，到爭取蘇聯相關援助的重要協定的簽字，他歷盡艱辛，付出大量心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制訂好計劃，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甚至徹夜不眠。「一五」計劃中，由蘇聯援建的156個工程項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親自負責這些項目的組織實施。每個項目都由他主持討論，作出決定，簽報中央。從編制設計、審查設計任務書，到選擇廠址、組織施工、設備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親自領導指揮下，「一五」計劃156項(實際施工為150項)建設工程，除極個別項目因故未達到原定規模外，都實現了預期目標，技術經濟指標達到設計要求，工程效果堪稱一流。像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這樣的大項目，從設計施工到建成投產，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其成就為世人所矚目。「一五」計劃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繼「一五」計劃之後，李富春同志又參加了「二五」、「三五」計劃和其他重要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規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落實，提出和踐行了許多科學指導原則和工作方法，如：重視調查研究，尊重經濟規律，注意總結經驗；經濟建設要從實際出發，對生產、建設、生活統籌兼顧，全面安排；重視經濟效益和經濟核算；注意綜合平衡；等等。這些原則和方法，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仍然不失指導和借鑑意義。

李富春同志在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具有積極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則性的重要意見和建議，得到中央採納後成為黨的指導方針。1953年9月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他針對當時財政經濟的嚴峻形勢，向中央提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建議。中央根據他的建議，及時採取了有關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來等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還要加上一個「省」字，經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針。當「大躍進」給我國經濟造成嚴重困難時，1960年七八月間他提出應該用幾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的主張，得到周恩來同志支持，後來中央制定實施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3年初經濟形勢初見好轉後，他又提出繼續貫徹八字方針的建議，被中央採納，為實現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持續平穩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全國混亂的局勢中，李富春同志協助周恩來同志主管經濟工作。他千方百計排除干擾，抓生產、抓經濟，先後主持起草和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並支持有關部門起草《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力圖防止社會生產秩序受到進一步的衝擊和破壞。他還協助周恩來同志在保護受迫害的領導幹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氣，為黨為國操勞，卻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斷責難和衝擊，在1967年初所謂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誣為「黑俱樂部主任」，受到嚴重迫害。對此，李富春同志橫眉冷對，據理鬥爭，始終心念全局。即使最後已經不能參加領導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牽掛着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四個現代化，關心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和命運。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憂慮中因病去世。同月，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行追悼會，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詞，對他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家庭成員

夫人：蔡暢。^[5]

蔡暢（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女權主義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領導人之一。

蔡暢是紅軍長征年齡最大的女紅軍，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和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七至十一屆中央委員。

女兒：李特特

人物評價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了黨和人民，奉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以卓越的功績，高尚的品德，優良的作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豐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歲寒松與柏，忠貞照千古。」詩人趙朴初為他題寫的詩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實寫照。李富春同志永遠活在黨和人民心中。

人物故居

李富春故居現位於長沙市天心區三興街，是磚木結構的二層民居。1938年毀於文夕大火，後按原貌重建。

人物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