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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喬樅(1809~1869)

《魯詩遺說考》六卷。清代陳喬樅撰。陳喬樅（1809～1869）字樸園，一字樹滋，著名儒學家，侯官（今福州）人，為著名儒學家陳壽祺（1771－1834）之子。年十七，舉於鄉。七上春官不第，以大挑分江西，歷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著袁州、臨江、撫州諸府。用經術飭吏治，居官有聲。

據本書自序稱，“先大夫出所撰三家詩，遺命足其業”，說明陳壽祺 只採集三家遺說，但未作進一步考訂。陳喬樅繼承父業，編成本書。書中首先列出魯詩敘錄，引用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陳喬樅認為，申公魯詩受於浮丘伯，而浮丘伯是荀卿再傳弟子，這些均見於《漢書》，則陸璣所述即為魯詩授受源流，後人認為此節文字是指毛詩，是因為時代久遠以訛傳訛。這一說法恐不足信。陳喬樅認為根牟子授荀卿、大毛公得自荀卿，均無證據。這一世系表大概是毛詩後立時為顯示高於三家詩而杜撰的。陳喬樅根據司馬遷從師孔安國即認為所學為魯詩，根據劉向世傳魯詩即認為其所著《說苑》、《新序》 、《列女傳》 所引之詩必為魯詩，以及認為《爾雅》 出自魯詩，均缺乏證據。但如果對這些說法均棄之不信，可採輯的魯詩遺說也就寥寥無幾了。《周南》『肅肅兔罝』一句，沿用《徐幹中論》 稱此為魯詩，但《中論 ·法像篇》稱『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將“肅肅”解釋為敬，這與焦贛《焦氏易林》載齊詩『兔罝之容，不失其恭』是一致的，何以證明此句是魯非齊。儘管如此，此書仍為魯詩遺說集大成者。現存《皇清經解續編》本。

漢時齊人辕固（?－?），又名辕固生所傳的詩經。西漢齊國耏水（今山東省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人。漢景帝時官至博士、清河王太傅，成為官學。開創《詩經》的《齊詩》詩派。一些齊人因研究《詩經》而仕途顯貴，都是轅固弟子。此後傳『齊詩』的有夏侯始昌、後蒼、翼奉、蕭望之、匡衡等。

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和楚漢戰爭中，散失了很多先秦古籍。但《詩經》 由於是口頭傳誦的詩，因此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漢代傳習《詩經》的學者有『魯詩』（魯人申培）、『齊詩』（齊人轅固生）、『韓詩』（燕人韓嬰）、『毛詩』（趙人毛公），即後世所謂的『四家詩』。前三家在西漢時代即已立於「學官」（即由朝廷立為正式的學習科目）置博士，魏晉以后，三家詩先后亡佚。《毛詩》出現得較晚，東漢時方立於「學官」。魏晉以后直到現在，通行的《詩經》即為『毛詩』。四家詩均在注釋中力圖宣揚儒家思想，但對詩之解釋大同小異。但毛詩一派卻後來居上，影響頗大。

《毛詩》盛行，魯、齊、韓三家詩便逐漸衰落，傳習的人少了，後來本子也先後失傳了。現在我們所讀到的乃是《毛詩》，即由漢代毛公所講解和留傳下來的本子。

而《魯詩遺說考》便是清代文人陳喬樅對魯詩的研究考證之作。

後世評價

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李霖)

• 一、輯佚之學

　　 三家詩之亡也久矣。三家詩學昉自南宋王應麟（1223－1296）之《詩考》，極盛於清，有嚴虞惇、惠棟、餘蕭客之學，有范家相（1715？－1769）之學、阮元（1764－1849）之學、馮登府（1780－1841）之學，有宋綿初、沈清瑞、臧庸、迮鶴壽、李富孫、魏源、丁晏、蔣曰豫、顧震福之學，《集疏》一出而眾書廢。今人徵引三家詩，多以王先謙（1842－1918）《詩三家義集疏》為本。王氏《集疏》以《毛詩》為經，三家詩說為註，疏中標明詩說出處，折衷眾論，自謂“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故名之曰《集疏》。 王書太半實因襲陳壽祺（1771－1834）、陳喬樅（1809－1869）父子《三家詩遺說考》。《遺說考》書分魯、齊、韓三部，每查一句之各家詩說，輒須前後翻檢，又不載《毛詩》原文，殊不若王書便利。

　　 　　 王應麟《詩考》一卷，韓詩略具規模，魯、齊寥寥數條而已。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十卷《源流》一卷，阮元《三家詩補遺》三卷，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三家詩遺說》八卷《補》一卷，諸書卷帙雖增，而所輯齊詩之規模距韓詩相去懸殊，一如《詩考》舊觀。至陳喬樅著《魯詩遺說考》六卷《敘錄》一卷，《齊詩遺說考》四卷《敘錄》一卷，《韓詩遺說考》五卷《敘錄》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三家間之規模始相匹敵。三家之詩輯至喬樅乃陡然大備。而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所收三家詩說多仍陳輯，新增不多。

　　

　　 應麟所輯韓詩，多直接援引《韓詩外傳》、《文選注》、《釋文》諸書，魯詩亦直引古籍舊注與魯詩殘碑，皆班然可考。惟齊詩早亡，顯見者最少，惟採翼、匡齊詩家言。與《毛詩》不同而又不能辨別家數之詩文詩義，附入《詩異字異義》，篇幅不亞於所輯韓詩。《後序》雲“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又云“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皆引前人之說以存疑，而劉、鄭二氏之詩說，實歸入《詩異字異義》，其審慎如此。

　　

　　 比至於清，范家相以向、歆、《淮南子》詩說入魯詩，因其家世；以《史記》所載詩說入魯詩，因史遷曾問故於孔安國，安國，魯申公弟子；以蔡邕之詩說入魯詩，因其定魯碑之事。董仲舒、班固、楊雄、鄭玄之詩說歸屬，則莫能定論。阮元繼踵其後，復以班固、桓寬所傳為魯詩。阮氏書刻於身後，喬樅未見。馮登府既廣覽范家相、趙懷玉、盧文弨、汪照、宋徠初諸家之作，复遍檢經史，旁及漢碑，以補諸家未備。其上承王應麟、下啟陳喬樅，及立說之前後變化，見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範、阮、馮新輯之詩說，以魯、韓二家為主，齊詩仍有未逮。洎陳氏父子出，歸康成《禮》注入齊，以為禮家師說均用齊詩，作《齊詩遺說考》四卷，三家詩之輯佚始稱大成。而昔日應麟猜測之辭，範、阮、馮疑惑之論，至喬樅終定於一是。試以南宋應麟所見之古籍，比於清人，孰寡孰多？而清人所輯三家佚文，卷帙累增，至喬樅而蔚為大觀，所恃者無他，惟其輯佚之方法已有不同耳。

　　

　　 應麟直引群籍“韓詩曰”、“韓詩某作某”、“薛君曰”云云以入韓詩，乃輯佚之基礎，無所謂方法。王吉學韓詩、匡衡習齊詩，皆史傳所明言，應麟援以入韓、齊，是為有法。至其疑楚元王習魯詩則劉向亦習魯詩，康成曾習韓詩則注《禮》亦用韓說，則有法而不敢自信，僅歸入《詩異字異義》。劉向之家派，先儒或能信之，而以《禮》注為齊詩，則至喬樅方敢定論。陳喬樅輯佚三家，上溯先秦舊籍，下逮六朝字書，靡不條分縷析，各得其所。前人多已論定家派者，如伏生、匡衡、蔡邕，陳氏因之；前人莫衷一是者，如馬遷、班固、鄭玄隸屬何家，陳氏定之；前人所未取者，如《玉篇》、《廣雅》、《博物誌》之詩說，陳氏亦能有所採擇。

　　

　　 陳氏以為漢儒治經，最重家法，經師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 故以向歆父子世習魯詩。而《漢志》言三家詩，“魯最為近之”，語本《七略》，即為左證。班固之從祖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治詩事匡衡，故班彪、班固、班昭乃至班婕妤所習皆齊詩，《漢書·地理志》引《詩》『子之營兮』師古曰“齊詩作營”即為明證雲。范家相以《史記》詩說為魯詩，亦同此類。然家法之事，前人小心求證，偶爾用之。陳喬樅則以“漢儒重家法”為輯佚之根本理論，據筆者歸納，其家法理論體現為四條原則。一謂一人必治一詩，蔡邕定魯詩石經，則所學必魯詩，而非齊、韓。此原則亦二三條之基石。鄭玄注《禮》用齊詩，則此條之變例。二謂同一師門必治一詩，匡衡、師丹、班伯皆治齊詩是其用例。三謂同一家族必治一詩，班伯、班彪、班固均治齊詩，楚元及向歆父子均治魯詩是其用例。四謂凡言詩必屬四家之一，陸賈之時未有齊、韓、毛，其所習只能為魯詩。

　　

　　 陳氏之家法理論，可議之處甚多。史遷、劉向、班固、鄭玄之家派所屬，素為聚訟之府，陳氏之後，攻訐之聲更不絕於耳。學者或舉證陳氏抵牾之跡，以申新說，此乃議題之繼續。或釜底抽薪，否定三家詩之輯佚方法。前者多系零星考訂，不勝枚舉。後者如劉立志《三家詩輯佚學派論定之批判》，歸總清人輯佚思路六條，一一反駁，以為非直引者不可採信。葉國良《〈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標舉清儒之失，倡議後人修正思路，實事求是，重輯三家詩。 虞萬里《從熹平殘石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以後出熹平殘石，檢討陳、王之輯佚成果，認為相合者僅35%，然清儒繼絕之功，未可泯滅，其闕漏謬誤，則有待於新材料、新思路雲。

　　 　　 竊謂輯佚三家詩與三家詩輯佚之學，應區別對待。前者謀復三家詩之原貌，後者研討輯佚家之學說。前述學者批判清人所輯三家詩，無不以古學原貌為圭臬，故有是非高下之別。試以經學為譬：輯佚者，乃經學家；全盤否定輯佚理論者，更近於史家；以出土材料為是非者，乃考古家；探索輯佚者營造之輯佚學，乃是經學史研究。經學家無不以聖人之義為鵠的，而吾輩治經學史，卻不必證其是否合於聖，但論其學說之究竟則可矣。故三家詩輯佚學之研究，暫可不必問其是否合於古之三家詩。前引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正是筆者所謂後一範疇之研究。賀氏又作《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及其相關問題》與《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之定位》，探討各家特點，揭示前後因革。其學生鄭於香《清代三家〈詩〉輯佚學研究──以陳壽祺父子、王先謙為中心》，究心陳、王差異之由來，啟發筆者最多。筆者以為陳氏之輯佚學，體大思精，持法嚴謹，王氏先謙之承襲與變化，亦堪玩味。試申此論。

• 二、輯佚有法

　　 　　 初，筆者讀《魯詩遺說考·自序》，至

　　

　　 “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為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為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考見家法矣。

　　

　　 不禁大呼其謬。《論衡》、《法言》偶與魯詩相似，何以竟視全書為魯說？史遷不過嘗於孔安國問故，安國兼習《尚書》，所問豈必魯詩？史遷尚且如此，又遑論偶與史遷同說的王符、高誘？喬樅此說，自申公、孔安國、司馬遷一條孤線，牽連至於王、高，寥寥寡證，強事臆測，自謂“考見家法”，豈其然哉？

　　

　　 此後，筆者時時翻閱《遺說考》與《集疏》，於其家數分派，雖未能信服，亦歎其前後一貫，極少抵牾。以喬樅定為魯詩的楊雄《法言》為例，除其說《關雎》合於臣瓚所謂魯詩以外，並無他證。《法言》涉及《召南·甘棠》之詩說，涉及《邶風·綠衣》、《齊風·甫田》、《小雅·小宛》、《小雅·小弁》之文字，喬樅咸歸入魯詩，雖然未有新證，亦未見反例。或可成為反例者有以下三處。《毛詩·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喬樅《魯詩考》引《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徵於東方，四國是王”，蓋以“王”乃《毛詩》“皇”之異文。然同引《白虎通》、《爾雅注》之“魯詩”皆作“皇”，是《法言》之“魯詩”與《白虎通》、《爾雅注》之“魯詩”不同。喬樅於此無說，蓋其疏漏，此其一。《毛詩·大雅·江漢》“洸洸”，《法言》作“璜璜”，喬樅定為魯說的《爾雅》作“僙僙”。同為“魯詩”，《法言》與《爾雅》不同。喬樅乃以“璜璜”為“僙僙”之誤，以掩其抵牾之跡，此其二。《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以為公子奚斯作此廟，《法言·學行篇》“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意為奚斯作詩。《法言》此說與《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是詩公子奚斯作”相合。喬樅對此解釋為魯、韓詩說同，此其三。以上三條，第一條確有不合，後兩條則已作出辯解。

　　 　　 由是觀之，喬樅以《法言》為魯詩之假說，雖然只有《關雎》一條例證，亦能周全其說，在其假說內部鮮有抵牾。《法言》之外，楊雄《方言》乃至辭賦箴誄，亦為喬樅納入魯詩。喬樅以《潛夫論》為魯詩，其立說之牽強，更甚於《法言》，然檢其見於諸篇者，亦皆此類。敢問詩派歸屬之理據既已牽強若彼，其詩說又何能整齊通達如此？

　　

　　 於是知陳氏輯佚之學，別有洞天，自成一體。何以分家定派，乃以家法為核心。家法演而為四則，即前述詩分四家，一人、一門、一族必治一詩。依此反觀陳氏之立論，種種欠通之處，轉而有法可循。以此繩之，《荀子》、陸賈、馬遷、劉向、《白虎通義》、蔡邕用魯詩也，班氏、禮說、緯書、公羊之學、翼匡之屬所用為齊詩，魯、齊二詩之規模已遠超前人。此其輯佚之始基。其餘載籍舊文，陳氏又參核異同，分門別類，摭其近於以上諸家者。則《淮南》、高誘、楊雄、王充、張衡、《潛夫論》、《風俗通》、《楚辭章句》、《左傳》服注、《爾雅注》皆歸入魯詩，《焦氏易林》、桓寬《鹽鐵論》皆歸入齊詩，曹植詩文等歸入韓詩，三家詩始粲然大備。

　　

　　 參陳氏輯佚之前後階次，四原則而外，實又立一義曰：一詩當持一說。一詩不能有兩說，故詩說相異者，不能視為一家。逆用此法，則說詩同者，或為一家。前引《魯詩考自序》，以王充、楊雄、王符、高誘四氏之說歸入魯詩，背後實有一番考訂功夫，《自序》所舉，特其顯明有力者耳。

　　

　　 再以《鹽鐵論》為例，《齊詩遺說考·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條引其說，並云：

　　

　　 喬樅謹案：桓次公《鹽鐵論》皆用齊詩。如以《兔罝》為刺，義與魯、韓、毛顯異，以“鳴雁”為“鳱”，文與魯、韓、毛並殊，以《出車》為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是其證也。

　　

　　 喬樅列《鹽鐵論》於齊詩者，其數不下半百，此條案語所舉，乃最顯明之證據。阮元《三家詩補遺》刻本前冠葉德輝《敘》駁其說曰：

　　 　　 按《鹽鐵論·取下篇》雲：“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以履畝、《碩鼠》為一事，與《潛夫論》“履畝稅而《碩鼠》作”之說合。陳氏既以節信為魯詩，又出次公為齊詩，析而二之，未見有合。阮氏桓、王併入魯詩是也。

　　

　　 葉氏所指，的是陳說漏洞。然不見喬樅《魯詩遺說考·碩鼠》案語所云“桓寬用齊詩，然則此詩魯、齊說同矣”，語雖近於狡辯，亦未可厚非。其言某詩與某詩同，乃喬樅疏通詩說之法，本出於無奈，竟成敷衍塞責之套語。阮元以班固習魯詩，故喬樅所舉《鹽鐵論》與《匈奴傳》合者，轉而成為阮氏《鹽鐵論》為魯詩之證。然檢《兔罝》、“鳴雁”所謂魯、韓之詩，無一出於直引，皆以家法論定之魯、韓，則葉、阮所以立論者亦同於陳。故喬樅與阮元實無是非之分別，其理論依據有所不同而已。阮書文寡，其體也小，其法也少，陳書文繁體大，其法也多。

　　 　　 觀喬樅以桓次公異於魯、韓、毛而定其為齊詩者，是以“一詩不能有兩說”別異之法。其不以齊之《鹽鐵論》與魯之《潛夫論》同說為意，不以魯之《法言》與《文選注》引《韓詩章句》同說為意，而曰某某說同者，是以“兩詩可持一說”以存同之法，此法亦可謂“一詩一說”之妙用。究此法之所本，則《史記·儒林傳》有“其歸一也”之語。魏源《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所云“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茍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迭矩”，皮錫瑞《詩經通論》所謂“三家詩大同小異”，王先謙《集疏》屢雲之“三家無異義”，皆此類也。

　　

　　 或曰：所論陳氏輯佚之五法及前後階次，有明文可依否？前人輯佚亦有法，阮氏已以《漢書》、《潛夫論》、《鹽鐵論》歸為魯詩。或有法而不自知，臧庸《拜經日記》卷七《楚辭章句多魯詩說》雲：

　　

　　 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為長者。

　　

　　 與韓、毛不同則必魯、齊，豈非“詩必四家”之法？鏞堂素以《爾雅》舊注多魯詩，或又以《列女傳》為魯詩，而王註與二書相合，故云“蓋魯義也”，正是“一詩當持一說”之逆用。

　　

　　 “蓋”者，推測之辭，至喬樅乃成定論。《魯詩遺說考·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條引王逸《楚辭·九歌》注“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雲：

　　

　　 喬樅謹案：臧鏞堂《拜經日記》言：“叔師《楚詞注》所引《詩》多與毛、韓異，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喬樅考叔師引《詩》，如“好人媞媞”、“苕苕公子”之類，顯與韓、毛文異。此詩“窈窕”，毛傳訓作幽閒，雲：“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薛君《韓詩章句》亦云：“窈窕，貞專貎。”（原註：見《文選》顏延之詩李注引）又匡衡習齊詩，其說“窈窕淑女”，謂：“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義與《毛詩》並同。是知叔師所用，信為魯詩矣。揚子云《方言》雲：“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美狀為窕，美色為艷，美心為窈。”子云用魯詩，故與叔師說合。《毛詩釋文》引王肅雲：“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張揖《廣雅》雲：“窈窕，好也。”皆本魯詩說。

　　 　　 《楚辭章句》異於毛、齊、韓“貞專”之訓，故定其為魯詩。王逸本無家法可尋，喬樅以其多異於《韓詩章句》及《毛詩》（“好人媞媞”、“苕苕公子”），此處又不與匡衡之齊詩同，故“信為魯詩矣”。楊雄亦無家法可據，《法言》說《關雎》詩旨與魯合，系待考之魯詩。既以王逸為魯詩，而《方言》訓“窈窕”與王逸同，則更證楊雄所習為魯詩，王逸亦多一左證。王逸、楊雄二氏皆未聞有家法，終於得以確定家數，其前後階次，班然可睹。論其考證之法，則“詩必四家”、“一詩當持一說”，與臧庸同。

　　 　　 臧氏之法，實出於考據家之經驗，非有意用之。陳氏之法，乃為輯佚而苦心營造。陳氏輯佚，總合前人之成，倘不以家法之說統攝，必淪為《詩經》異說之彙編。先立有家法者，則無家法者亦可比附，是其輯佚之階次。而後一階次之依據，乃“一詩當持一說”，此義亦源於陳氏之家法觀念。家法乃陳學之根本，否定家法理論，《遺說考》必不復成立。

　　

　　 然喬樅之考證看似有理，實則外強而中乾。喬樅之證據，惟薛君《章句》信為韓詩，其余文獻，無不以家法定派，自相支撐，實乃循環論證。然《遺說考》體制之宏大，恰在其循環周流之順暢，鮮少抵牾。其引王肅及《廣雅》，訓“窈窕”與王、楊同，遂採入魯說。王肅、張揖，時代已晚，異文、異訓、異說歧出，迥異於陳氏既有之分派，喬樅分散其說，凡與某詩合者，則係於某詩。類此不能劃為一家者，又有先秦諸書，以其時未有今古之分；又如《博物誌》，詩說甚少，然間涉三家，不能概論；又有《說文》 ，許慎以毛自命而異文錯出，絕不能指為一家；又《玉篇》、《廣韻》、玄應《眾經音義》諸晚出之字書、韻書，異文特多，難以整齊。此皆漢代家法理論所不能涵蓋，與現成詩說相合，則採入某家。

　　 　　 亦有無可比附者，如《廣韻·十六怪》：

　　

　　 扒，拔也。《詩》雲：“勿剪勿扒。”案，本亦作“拜”。

　　 　　 《毛詩·甘棠》原作“勿翦勿拜”，“拜”字《廣韻》引作“扒”。陳氏所輯三家於“拜”字皆無說，無從比附，故不見於《遺說考》。喬樅又作《詩經四家異文考》，出“勿剪勿扒”條，引《廣韻》此文曰：

　　

　　 案《毛詩》箋雲：“拜之言拔也。”《廣韻》所引蓋三家之異文。雖字異而訓義仍同。扒得與拜通者，考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湧澎湃”，韓愈、孟郊《徵蜀聯句》雲“獠江息澎汃”，“澎汃”即“澎湃”也，此足為扒、拜通假之驗。

　　

　　 喬樅未能論定家派者，可入《異文考》，以存古籍舊觀。《遺說考》已判為誤字者則不收入《異文考》，以免節外生枝。至其不論“剪”乃“翦”字異文，則《異文考》“勿鬋勿伐”條下云“《玉篇》以剪為翦俗字”是也。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表一)

　

　　 《甘棠》“勿翦勿”三字，各章皆然，“翦”有異文，各章必同。《異文考》“勿鬋勿伐”條語出劉歆廟議，則以魯詩“翦”作“鬋”。依陳氏著書之例，《魯詩遺說考》宜出此條異文，再注其出處。今檢《魯詩考》，所出乃《毛詩》原文，條下所匯諸說，“翦”、“剪”、“鬋”、“剷”互見，又檢《韓詩考·甘棠》，列異文出處如表一。

又《魯詩遺說考》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雲：“勿翦，《韓詩》作剷。”中郎用魯詩，字當作“鬋”，與《漢書》劉歆廟議引同。此作“剷”者，蓋後人傳寫，從韓詩改之耳。又《說苑》及《白虎通》兩引《詩》“勿翦勿伐”，皆當作“鬋”為是。

　　

　　 《韓詩遺說考》又云：

　　 　　 喬樅謹案：據《毛詩釋文》及《集韻》，是韓詩“翦”作“剷”，與毛文異。今本《韓詩外傳》引《詩》作“翦”，蓋後人順毛改之耳。

　　 　　 《釋文》與《集韻》直引《韓詩》作“剷”，兩相參證，更信於《韓詩外傳》。故定韓詩為“剷”，而以《外傳》為誤字。其餘三字，“翦”乃《毛詩》用字，“剪”以俗字不足取，僅“鬋”可論。又見“鬋”字出於劉歆，遂定為魯詩。魯詩既定，則同為魯詩之《說苑》、《白虎通》與蔡邕，皆可視為誤字。然喬樅論《說苑》、《白虎通》與《外傳》順毛而誤，尚可通；既改《韓詩外傳》以就真“韓詩”，又以“韓詩”改蔡邕之文，一改再改，似於理不合。陳氏屢易典籍文字，干犯大忌，所圖者何？其“一詩一說”之義也。此義厥功甚偉，貽患亦巨，既為輯佚之功臣，復為陳學易遭詬病之處。欲詳知其學說之究竟，需觀王氏先謙彌縫改更之跡。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甘棠》雲：

　　 　　 勿翦勿伐【注】韓翦作剷。魯亦作剷，又作鬋。【疏】“韓翦作剷”者，引見《釋文》。《集韻》剷字注引同。據此，上引《外傳》“勿翦勿伐”之文亦當為“勿剷勿伐”，作“翦”者，後人亂之。秦《詛楚文》“欲剷伐我社稷”，剷伐連文，即同韓詩。“魯亦作剷”者，蔡邕《劉鎮南碑頌》：“蔽芾甘棠，召公聽訟。週人勿剷，我賴其楨。”蔡述魯詩，是魯本亦作“剷”。“又作鬋”者，《漢書·韋玄成傳》劉歆廟議雲：“《詩》雲：'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據此，魯異文作“鬋”。《韋賢傳》：“鬋茅作堂。”顏注：“鬋與翦同。”翦、鬋通用字。《說苑》、《白虎通》兩引《詩》“勿翦勿伐”，知魯又作“翦”也。

　　

　　 勿翦勿敗【疏】《集韻·二十六產》剷字注：“翦也。”引《韓詩》曰“勿剷勿敗”。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表二)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表三)

　　 勿翦勿拜【注】魯韓拜作扒。魯韓說曰：扒，擘也。【疏】“魯韓拜作扒”者，《廣韻·十六怪》：“扒，拔也。《詩》曰：'勿翦勿扒。'”陳喬樅雲：“扒得與拜通者，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湧澎湃。'韓愈、孟郊《徵蜀聯句》雲：'獠江息澎汃。澎汃'即'澎湃'也。此足為扒、拜通叚之驗。”愚案：扒、拜以雙聲通轉。“扒擘也”者，《廣雅·釋詁》文，正釋此義，知作“扒”者為魯、韓詩矣。《廣雅》又云：“擘，分也。”以手批而分之，亦拔取之意。擘、拔聲轉而義通。《毛詩》作“拜”，箋“拜之言拔也”，陳奐雲，“本三家義”。愚案：箋不用拜之本義，而訓為拔者，見三家作“扒”是正字，毛作“拜”是藉字，故讀拜為拔也。

　　其說如表二、表三。

　　 表二所引之文，秦《詛楚文》刻石而外，皆出自陳書，是王氏因襲陳氏之明證。陳氏所定家派，前文所列者，悉為王氏所取。陳氏不能論定者，王氏以《廣雅》、《廣韻》異文為魯、韓之同說（如表三），又定《玉篇》為韓詩（說詳後）。是王氏之三家分派，源於陳氏，然陳氏三家詩學之體系，王氏未全部依從。陳氏改字以適“一詩當持一說”之義，而王氏則不以一詩可持兩說、三說為意，遂定魯詩之異文有三（如表二）。王氏引陳氏之文而易《廣韻》之“剪”為“翦”者，或為訛誤，或出於私意。至其以《外傳》之文為後人所亂，則又從喬樅之說而不能堅持“一詩可持數說”之原則。

　　

　　 喬樅之“一詩一說”與先謙之“一詩數說”，乃二氏最顯明之差別。下文由此入手，以顯陳、王三家詩學體系之特徵。

• 三、一詩一說

　　 　　 王氏不從陳氏“一詩一說”者，《集疏·羔羊》雲：

　　

　　 委蛇委蛇【注】齊韓委蛇作逶迤，韓又作褘。【疏】“齊韓委蛇作逶迤”者，《釋文》：“委蛇，《韓詩》作'逶迤'，雲：公正貌。”案：曹大家賦“逶迤補過”，是齊作“逶迤”，與韓同。《楊秉傳》“逶迤”二字正用齊、韓文。“韓又作褘”者，陳喬樅雲：“據《釋文》韓作'逶迤'，'褘'非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逶迤'之訓。”愚案：《衡方碑》“褘”，洪適謂本韓詩，與王婁說合。眾家皆有異文，“褘”是韓異文，《釋文》失引耳。《釋訓》“委委蛇蛇，美也”，《釋文》作“褘褘它它”，是褘、委通用。“逶迤”疑或作“委隨”，故隸省隨作隋，又變隋為也。

　　

　　 喬樅《遺說考》略同，不煩贅引。《釋文》既直引《韓詩》，故喬樅不以《隸釋》之文為韓。然碑文字僻，他書所無，不能指為訛字，遂以“非經”為辭，不辨以僻字訓常語，於理未安。觀陳氏於《爾雅》諸書，凡與經文似有關聯者，輒援以入詩，而先儒語之的出《內傳》者，又以他說搪塞，曰此非經文也，曰彼乃訛字也，或以文字音韻之學證其實為一字，殊為可笑。（上文所論某某兩詩同說者，殆其自圓其說之又一套語。）王先謙則無所顧忌，以為韓詩異文。其所云“眾家皆有異文”，是其“一詩數說”之明證。以諸儒之書觀之，四家詩之差異，舉其大者，曰詩說，曰訓詁，曰文字。（“異文”、“異說”，對言則互異。本文每泛論“詩說”、“異說”，乃兼包文、訓而言。）諸家所輯，詩說最寡，而異文特多。章句、故訓寡，故一詩一說，鮮有抵牾，雖有不合，亦易於敷衍牽合。異文眾多，則往往不能相合，遂有陳氏改字搪塞諸舉。王氏不言眾家皆有“異說”而獨言“異文”者，以此也。又案《釋文》原引《詩》“委蛇”作“委虵”，雲：“本又作'蛇'”，則“虵”、“蛇”乃《毛詩》內部異文，陳喬樅移諸《詩經四家異文考》，王氏則未有說，蓋《集疏》徑襲《遺說考》而未檢《釋文》單刻本，抑或《毛詩》非其意所在之故。

　　 　　 王氏從陳改字者，《集疏·草蟲》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注】魯覯作遘。【疏】“魯覯作遘”者，《釋詁》“遘，遇也”，邢疏引《草蟲》曰“亦既遘止”。陳喬樅雲：“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遘'為正。”愚案：《說文》 ：“遘，遇也。覯，遇見也。”上言見，下不當複言遇見，魯詩作遘義長。

　　

　　 陳氏改字，王氏多以或說疏通，此處則不然。蓋以三家勝毛，故默許陳氏之說。王氏右三家而貶毛，是其書一大特點，詳見前引鄭於香文。

　　

　　 前文論及《江漢》異文，《法言》與《爾雅》不合，陳氏改《法言》以就《爾雅》。此處異文錯出，特累引其文，以觀陳、王之別。《魯詩遺說考》雲：

　　

　　 武夫僙僙。

　　

　　 【補】《爾雅·釋訓》：僙僙，武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洸洸”，《爾雅釋文》洸洸下云：“舍人本作'僙'，音同。”考《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又《舞陽侯樊噲贊》“黋黋將軍”注亦引《詩》“武夫僙僙”，是三家詩“洸洸”皆作“僙僙”。桓寬《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段氏玉裁雲：“蓋'僙僙'之誤。”臧鏞堂曰：“注《爾雅》者如樊光，當於'僙僙'下引《詩》雲'武夫僙僙'，後人見《毛詩》作'洸洸'，因據以改《爾雅》。猶《釋言》'橫，充也'，或作'桄，充也'，而孫本遂改作'光，充也'。”

　　 　　 《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徵四方。

　　

　　 喬樅謹案：此作“璜璜”，疑即“僙僙”轉寫之誤。

　　 　　 《齊詩遺說考》雲：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補】《鹽鐡論·繇役篇》：《詩》雲：“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表四)

　　

　　 喬樅謹案：“潢潢”，《毛詩》作“洸洸”，傳云：洸洸，武貌。“洸洸”當為“僙僙”之叚借。《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釋文》雲：“舍人本作'僙'，音同。”考《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詩作“武夫僙僙”也。《北征頌》“光光”當本作“僙僙”，故注引《詩》“武夫僙僙”為證。《鹽鐡論》“潢潢”蓋“僙僙”之訛字。《玉篇·人部》雲：“僙，作力貌，與趪同。”又《走部》雲：趪趪，武貌。　

　 其說如表四。

　　 前文陳氏皆改一家異字以從一字，此例則改三家異字以從一字。先以《爾雅》舊本與班固文之注語相同而定三家皆同，再改易《法言》與《鹽鐵論》文字，又證《玉篇》字同，其說迂曲如是。王氏所定迥異於陳，《集疏》雲：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表五)

　　 武夫洸洸【注】魯洸作僙，齊作潢，韓作趪。【疏】“魯洸作僙，齊作潢，韓作趪”者，《釋訓》：“洸洸，赳赳，武也。”《釋文》：“樊光本'洸洸'作'僙僙'。”是作“洸”乃順毛所改，此“魯作僙”。郝懿行雲“聲借之字，古無正體，即'僙'亦或體”是也。《鹽鐵論·繇役篇》：“《詩》雲：'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桓習齊詩，是“齊作潢”。又《玉篇·走部》：“趪趪，武貌。”郝雲：“趪趪與赳赳字俱從走，《玉篇》似近之。”《玉篇》所據為韓詩，是“韓作趪”。《樂記》“橫以立武”，“橫”古音與“光”同，其字亦通。黃從炗聲，炗，古光字也，故從黃之字或變從光。《說文》兕觵之觵，俗文作觥。《釋言》“桄，充”，亦作“橫，充”，皆其證。《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徵四方。”疑“僙僙”轉寫之誤。

　　 　　 其說如表五。

　　 王氏引文襲陳之跡顯然。喬樅僅以《爾雅》舊注、班固註二家之文相同，即曰三家皆作“僙”，是立說之不審。陳改《鹽鐵論》“潢”字，王則以之為齊詩之文。陳於《玉篇》無所歸處，王則以《玉篇》為韓詩（詳後）。兩表相較，陳說之迂曲牽強，王說之簡絜明快，可見一斑。至於王氏擅改《法言》之文，一如陳氏，而不言魯詩有異文，是其不能守“一詩可持數說”之法，猶前文襲陳改《外傳》“翦”字與《說苑》“覯”字之例。故王氏之學雖稱齊一，論持法之謹嚴，實不及陳。

　　

　　 喬樅偶有不守“一詩一說”者，如《綠衣》鄭箋改“綠”作“禒”，《魯詩遺說考》曰：

　　

　　 喬樅謹案：楊雄、高誘並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綠衣”，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綠衣”為“禒衣”之誤，其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為解也。

　　 　　 所謂禮家師說，詳見其早年所作之《毛詩鄭箋改字說》。然《齊詩遺說考》引《易林》作“綠衣”，與鄭箋所據“禮家師說”不同，則齊詩已作兩字。喬樅不改《易林》之字者，蓋千慮之一失。喬樅必以鄭據三家而改毛者，《改字說·序》雲：“家大人曰：鄭君箋《詩》，其所易傳之義，大氐多本之魯齊韓三家。 ”王先謙於此條則云：“鄭氏改毛，間下己意，不盡本三家義。”此陳、王之又一差別。

　　 　　 《毛詩鄭箋改字說》書影

　　

　　 陳氏守“一詩一說”之嚴，實為歷來之最。《小雅·四牡》“周道倭遲”，《釋文》引《韓詩》作“倭夷”，《文選注》引《韓詩》作“倭夷”、“威夷”、“威遲”，《漢書·地理志》作“鬱夷”，注以為《韓詩》，此皆有本之說，王應麟《詩考》並載之。范家相《拾遺》、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從之，皆不以一詩有異文為意。阮元《補逸》、魏源《詩古微》咸以顏注為非，定《地理志》之“鬱夷”為魯詩，然亦並存韓詩異文三種。陳喬樅則以“鬱夷”為齊詩，以《易林》之“逶迤”為“鬱夷”之訓，又定“威夷”為韓詩，其餘異文，或以為誤字，或以為與“威夷”通。陳氏力排眾論，固執己見，雖失於迂曲，正可見其理論之細密。所可怪者，王氏亦與陳說相似。是王氏有法而不恒守，理論粗疏也。然其體制之宏，又遠勝於範、阮諸氏。諸氏輯佚之書，間用“一詩一家”以定家數，蓋考據之素習，未可言準則，更弗論體系。至陳氏薈萃眾說，乃渾然一體，靡不條貫。王氏執守條法，雖不若陳氏之堅，亦別具一格。

　　

　　 陳氏不容三家詩之一家內部有異文，嚴苛若是，然其所作《異文考》，屢引《釋文》或本，以為《毛詩》異文。其於毛氏，則網開一面。何也？其“一詩一說”之義，乃輯三家之法，故不以繩毛。反觀王氏之“一詩數說”，一詩既容有異說，則何以別家法、定詩派？以王氏之理繩之，《鹽鐵論》以《兔罝》為刺，異於魯、韓、毛者，可為魯、韓、毛之異說，何必為齊；以“鳴雁”為“鳴鳱”，異於魯、韓、毛者，可為魯、韓、毛之異文，亦不必為齊也。陳氏不惜冒篡亂古書之罪，以守“一詩一說”之義，正以此也。陳氏輯佚，所圖者大，故能捨小節以全大體。王氏既採陳氏所分之詩派，而不取其所以分派之法，是其體系之癥結。何謂也？譬之以木，陳學之體系，乃以家法觀念為本，以五條原則為乾，各家分派是其枝，所匯詩說是其果。本生幹，干成枝，枝結果，未有本壞而末能久者。王氏變陳學之條例，撼動其乾，則危及其餘，而復執其枝、採其果以論詩者，殆矣。

　　 　　 今之學者持以難清儒者，如民國間洛陽出土魯石經“彼四牡四牡驛”， 與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文異，則論蔡邕所習非魯詩也。魯詩石經，蔡邕所手定，斯人尚不合家法，則陳、王所輯之三家詩，其可取信與？竊謂以石刻定經文古字，論先儒得失者，皆以“一詩一說”為想當然之理。使喬樅有知，其必曰：“'奕奕'乃後人順毛而改也。”倘先謙復生，其必曰“魯詩亦作'驛驛'”是也。清人輯佚非不取石經，簡帛佚籍、碑文石刻，不過豐富輯佚之果，於其本幹則無傷。

　　 　　 以三家詩之原貌而論，若經止一本，何煩刻石之勞？則“一詩一說”之理為鑿，先謙所謂“眾家皆有異文”為得。然依先謙此法，清人所輯三家詩，皆近於夢揣，《集疏》亦不能免。“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之謂也。

• 四、陳王異趣

　　 　　 陳氏之《遺說考》，每有某某詩同說者，皆分篇而兩見，翰墨徒費，讀者亦苦其不便。然其條例之嚴密暢達，實非王氏《集疏》可比。王書主體之告成，前後不過三年。陳氏之書，乃父子兩代苦心經營之作。王氏《集疏》，本非輯佚之作，其薈萃三家，乃以釋《詩》，與毛氏相抗（詳鄭於香文）。其所屬意者，本非三家詩之所從來。至於條法細則，更非其意所在。故又不可以陳氏之體系，苛責王氏之短長。

　　 　　 王氏既變陳學之條例，以便己用，又於陳氏之分派，有所改易。張華《博物誌》引《十月之交》“山塚崒崩”作“山塚卒崩”，與《漢書》劉向上封事之文引同，是與所謂魯詩相合。然又有與齊、韓之說合者，《遺說考》略採數條，分入各篇。王氏並省之。《廣雅》、《廣韻》異文異訓雜見，陳氏難以劃一，遂與魯、齊、韓之說各相比附，散於三《考》。王氏以《廣雅》、《廣韻》為魯、韓義（如表三），蓋以二書附於三《考》者，以魯、韓為多。又定《玉篇》為韓詩（如表五），以野王之時，韓詩僅存。此法實陳氏“詩必四家”之變例。陳氏非不省此理，《韓詩遺說考》“左右覒之”條下喬樅案雲：

　　 　　 顧野王《玉篇》撰於梁大同九年，是時齊、魯詩已亡，惟韓詩存。故《玉篇》所載《詩經》文字訓義，兼採韓、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詩》曰'仲氏任只'，仲，中也。”《宀部》“?”字下云：“夜也。《詩》曰'中?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冓'。”雖皆不言其為韓詩，然據釋玄應《眾經音義》九引《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牆有茨》篇引《韓詩》雲：“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並與《玉篇》訓同。則《玉篇》所引之為韓詩訓義無疑矣。又如《女部》“嬿”字下引《詩》曰“嬿婉之求”，《門部》“閌”字下引《詩》曰“高門有閌”，亦不言其為韓詩。然據李善《文選注》二引“《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經典釋文》《綿》篇引《韓詩》曰“閌，盛貌” ，皆與《玉篇》文同，則《玉篇》所引之為韓詩異文，又無疑矣。今於《玉篇》引詩有異義者，必參觀而互證之。凡《說文》所載三家異文，而《玉篇》據以採入者，概置弗錄，蓋闕疑之義云爾。

　　

參考資料

• 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雄溪、林慶彰

• 李霖：論陳喬樅與王先謙三家詩學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