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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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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謙 | |
| 原文名 | Xianqian Wang |
| 出生 |
1842年 中國湖南長沙 |
| 逝世 | 1917年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葵園先生 |
| 職業 | 城南書院、嶽麓書院山長 |
| 知名作品 |
十朝東華錄 漢書補註 後漢書集解 荀子集解 |
王先謙，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曾有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實業家等稱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斗。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書院、城南書院山長。 王先謙博覽古今圖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學重考據、校勘，薈集群言。除前述校刻《皇清經解續編》外，還編有清《十朝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等。著有《漢書補註》、《水經注合箋》、《後漢書集解》、《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等。為文遠追韓愈，又以桐城派、陽湖派自許；其詩被稱為「得杜之神，運蘇之氣」，「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有《虛受堂詩文集》。
人物生平
王先謙生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4歲啟蒙，20歲時父親去世，因「糊口無資」，曾三次「佐幕於軍營」。18歲補稟膳生。咸豐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慶，任長江水師嚮導營書記，數月後辭歸。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勝營充幕僚。同年鄉試中舉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翰林院侍講。光緒六年（1880）任國子監祭酒。復在國史館、實錄館兼職，充雲南、江西、浙江三省鄉試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蘇學政。任內延攬文人，在江陰南菁書院開設書局，校刻《皇清經解續編》，成書1000餘卷；還刻有《南菁書院叢書》。其間，還疏請籌辦東三省邊防，罷三海工程，彈劾徐之銘、李蓮英等。 光緒十五年（1889），王先謙卸江蘇學政任，回長沙定居。次年主講湖南思賢講舍，並在講舍設局刻書。十七年任城南書院山長。二十年轉任嶽麓書院山長，主講嶽麓書院達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戰爭後，維新運動在全國興起，湖南一些士紳開始興辦近代工業。王先謙投資銀1萬兩，與黃自元、陳文瑋等集股，並撥借官款，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創設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始終經理其事。公司開辦數年，折損頗多。不久交給官辦，終因經營不善，於二十五年停辦。 王先謙與紳士張祖同、葉德輝等一貫干預地方事務。「久住省垣，廣通聲氣，凡同事者無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則必設法排去之而後快。」光緒二十三年冬，湖南時務學堂成立，該學堂總理熊希齡聘梁啓超、韓文舉、唐才常等維新人士任教習。他初與張、葉等陽為支持，陰圖操縱。繼因維新運動高漲，他攻擊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等「傷風敗俗」，「志在謀逆」，「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使學生「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指斥南學會和《湘報》宣傳民權平等學說為「一切平等，禽獸之行」，「背叛聖教，敗滅倫常」。並糾集張祖同、葉德輝等提出《湘紳公呈》，呈請撫院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驅逐熊希齡、唐才常及梁啓超等維新人士。又致書陳寶箴，提出停刊《湘報》。還串通省內劣紳，鼓動嶽麓、城南、求忠三書院部分學生，齊集省城學宮，商定所謂《湘省學約》，用以約束士人言行，對抗新思想傳播。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後，其門人蘇輿編輯《翼教叢編》一書，集中攻誣變法維新，並頌揚王先謙能事先「洞燭其奸，摘發備至」。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等所領自立軍起義失敗，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向巡撫俞廉三告密，搜捕殺害自立會人士百餘人。 二十九年，學堂漸興，王先謙仍主講嶽麓書院兼任湖南師範館館長。旋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遂不復至館。同年，嶽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光緒三十三年，任湖南咨議局籌辦處會辦，賞內閣學士銜。 三十四年，王先謙所著書經巡撫岑春煊呈送清廷，受到嘉獎，賞內閣學士銜。宣統二年（1910），湖南災荒，長沙發生搶米風潮，他以「梗議義糶」，奉旨降五級調用。以後，竭力反對民主革命運動。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後，他改名遯，避居平江，閉門著書，凡3年，乃還長沙。至民國6年（1917）病逝世。
人物成就
著作 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 1987.2 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荀子集解 孔子文化大全 山東友誼書社 1994.6 後漢書集解中華書局 1984 莊子集解插圖註解中國古典詩文十大名著 三秦出版社 1998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2 荀子集解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出版 1988 詩三家義集疏十三經清人註疏中華書局 1987 荀子集解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1988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1] 學政 清代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年-1888年），湖南長沙人王先謙以國子監祭酒任江蘇學政，在任政績突出，為人稱道，給江陰讀書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先謙學識淵博，任職江蘇學政後除按例舉行歲、科考試，選拔人才外，在江陰做了一件在清代學術史上頗有影響的大事，即在創建僅三年的南菁書院內設立書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經解續編》1430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歷時三載」方始告竣，由當時江陰的一流書坊「寶文堂」僱工百餘人精心印刷。據說為刻印此書，單黃楊木片就用掉17362塊。《皇清經解續編》是繼道光九年（1829年）著名學者阮元在兩廣總督任內於廣州學海堂刊刻的《皇清經解》後的又一經學巨著，該書搜集訓釋儒家經典書籍111家，209種，其中很多是清代學者考訂、訓釋的成果，從中可見清代經學之演變，並供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字之參考。為刊刻此書，王先謙率先捐銀一千兩，在他的影響下，各級官員包括本省及他省士紳等都量力捐助，共計耗銀16000多兩。此外，王先謙在江陰還刊刻了《南菁書院叢書》、《清嘉集》、《江左制義輯存》等書。而《皇清經解續編》自後均年年刻印，頒行全國，流傳國內外，持續約半個世紀，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全部木版化為灰燼為止。8 王先謙勤於政事，辦事效率極高。在歷任學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親自過目的只有他王先謙一人。有資料說，他閱覽文件和起稿均極敏捷。他在監考時端坐暖閣，收到試卷當即批閱，等到終場已把全部試卷過目一遍，入選的部分帶回略加復檢，即交書房上粉牌提復，所以每場均無積壓。 王先謙在學術上崇拜曾國藩，承襲曾「融合漢宋」的主張，其先期著作如《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等具有既重義理，又不輕視考據的特色，在湖南享有「名儒二王」之美稱（王先謙、王闓運）。在官場上他雖屢有建言，但一般認為其思想徘徊于洋務和保守之間。在江蘇學政任內，曾因彈劾李蓮英而獲「直聲」，但未被朝廷採納，於是他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滿交卸後即以生病為藉口辭官，在家鄉長沙築居「葵園」，著述自娛，並主講于思賢講舍、城南與嶽麓書院。戊戌變法期間，他反對新學，誣衊、攻擊譚嗣同、梁啓超等維新派創辦的時務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與門生葉德輝、巡撫俞廉三告密，導致湖南維新人士百餘人被殺，被湖南人罵作「劣紳二麻」（王先謙、葉德輝都是麻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曾聘為禮學館顧問，賜內閣學士銜，任湖南咨議局籌辦處會辦。宣統二年（1910年）因葉德輝積穀萬餘石，激起長沙饑民搶米風潮，釀成慘案，被湖廣總督瑞瀓奏劾，降五級。武昌起義（宣統三年，1911年）後改名遯，（意為逃避），遷居鄉間，閉門埋首著書，並羅致文人從事古籍和歷史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民國六年（1917年）去世，時年76歲。據統計，他一生刊校編著的史料達50餘種，計3200餘卷。 王先謙任江蘇學政時曾重修學署後花園，即「寄園」，搜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榭」，並建「永慕廬」三間，供奉王先謙父母遺像，又建「虛受堂」為「朝夕讀書遊憩之所」，王先謙有《重修寄園記》一文記其事。至今，「墨華榭」尚存王先謙《和駱公-曾存雪亭元音員》詩碑一方；新建學政衙署遺址建有《燈下閱卷》青銅雕塑一組；中軸線地碑存其詩二首。 學術 史學研究 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注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 《十朝東華錄》是王先謙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東華錄》本是清代的一種編年體史料長編，因國史館在京城東華門內而得名，先有蔣良驥編成自努爾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東華錄》。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國子監時，嫌其過於簡略，特詳加增訂，並加修了乾隆、嘉慶、道光3朝，後增修咸豐、同治2朝，合稱《十朝東華錄》。該書取材廣泛，不僅取自《清實錄》，還廣采《方略》、《會典》、《御製詩文》、《大臣列傳》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鴉片戰爭之後，隨中西方文化逐漸交流，中國學者開始著述外國史地，王先謙也順應時代潮流，於光緒年間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討日本的政事學術和治亂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閉目塞聽的中國能急起仿效。書中還用一定篇幅輯錄明代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資料，反映出作者的愛國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謙花4年時間辛勤編纂而成的，書中薈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圖籍，對歐美各主要國家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一個原先遵循乾嘉舊規的學者，能睜眼看世界，輯成世界地理書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版本校勘 作為一名學術大家，王先謙深知版本校輯的重要，他強調「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研版本為重。」他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齋讀書志》、 《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 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經注》集乾嘉以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為近百年來的獨特通行之作。 經學研究 王先謙是史學大師，又是經學大師，他曾花費半生心力，成《尚書孔傳參正》一書，書中探討《尚書》原委，旁證歷代諸儒訓釋；博採《史記》、 《漢書》、《論衡》等材料，對偽托之處詳加辨正。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評價它「兼疏今古文，說明精確，最為善本。」他並繼乾嘉年間的大經學家阮元之後，博觀慎取，解釋和考訂經書，集資匯刻了卷帙浩繁，於保存文獻，發展學術非常有益的《續皇清經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獻學家劉錦藻評價：「維持文獻之功，阮氏而後為推先謙矣。」他還撰有《詩三家義集疏》等經學著作，從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經學史上的地位。 語言文字學研究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王先謙也頗有造詣。東漢時劉熙曾作《釋名》一書，以辭音求義，來推究事物名稱的由來，清代畢沅又作《釋名疏證》，對《釋名》加以注釋論證。對此，王先謙又特意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對畢沅此書再加補證。此書擷取江浙和湖湘學者精英，所校所釋，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後人認為它超過了畢沅的《釋名疏證》，於訓詁、詞彙、音韻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王先謙一生所作詩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觀。他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軾，自成格調，是晚清一大家，與王闓運齊名，人稱「二王」。 王先謙於主講嶽麓書院達十年之久，嶽麓書院自976年（北宋開寶九年）創辦以後，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歷屆山長都由著名學者擔任，而其中撰述最為宏富的，當推第53屆山長，亦即最後一屆山長王先謙。他自著《虛受堂文集》、 《虛受堂詩存》、《葵園自訂年譜》等書，編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東華錄》、《群齋讀書志》、《魏書校勘記》等書，終其一生，共著、編、校、注、輯、刊各類書籍達50餘種，計3200多卷。
教育主張
1891年（光緒十七年），王先謙任城南書院山長。1894年，又轉任嶽麓書院山長。此後，主講嶽麓書院達10年之久。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期間，正是清末維新思潮興起，書院改革呼聲日高的時期。作為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王先謙既為書院教育制度及其課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貢獻，也對維新思想和西學的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反對空談 提倡實學 王先謙曾指出：「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他進一步指出，「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利，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他本人以科舉進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愛好八股文，但他並不主張生徒埋頭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舉論》，認為八股時文已經「決裂橫潰，其體已不能自立」，他主張廢除八股考試，讓士人「嗇其精神，優其日力，多讀有用之書」。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廢除新政，恢復舊制時，他也堅持認為八股「體實已滅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書不觀，人才消耗，半由於此」。他鼓勵生徒不為功名所累，應趨重實學，多讀有用之書。由於他的引導，嶽麓書院生徒中湧現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釋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國學大師。 學以致用 王先謙注重於考據學，但並不是把學生局限在故紙堆里，而是提倡學以致用。他本人非常憂時憂國，也勉勵學生以救國為己任。甲午戰爭後，他在發給生徒的手諭中列舉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指出：「為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為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勱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他認為：「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帖括，罕能留意時務」。他認為上海《時務報》 「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為了使學生「開廣見聞」，啟發志意」，他特意讓書院訂購了六份《時務報》，「每二齋共閱一份」，「隨時派人分送」，讓學生「或翻閱抄謄，或略觀大意」。由此可見他啟發學生「期於致用」，「留意時務」的苦心。 為了學以致用，王先謙主張對書院課程進行改革。他認為：「中國風氣未開，才能未顯，故外人聲光化電之學，皆宜加意講求。」因此，他主張書院課程「自群經、國文外，歷史、輿地、算學、圖畫，中西共者也；各國語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時務學堂的帶動下，王先謙在嶽麓書院也進行了一些課程改革。當時湖南著名維新派人士皮錫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記中記載：「嶽麓師課已改，不用時文，課經史兼算學。」十一月的日記中又記載：「嶽麓書院改章後，別造房屋二間，仿西學式教算學、方言。」《湘報》41號也報道，嶽麓書院「以經義、治事分門，提倡新學」，「添設算學、譯學」。這些都為古老的千年書院注入了新鮮空氣，也為以後書院改為學堂奠定了基礎。 反對新學 維新運動中，面對新學思潮，王先謙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反對派，甚而還是湖南新政的積極參與者之一。他積極投資舉辦近代工礦企業，也參與南學會的活動。同時，他還是時務學堂的創設人之一。他與蔣德鈎、熊希齡等首倡「添設時務學堂之議」，並親自建議聘梁啓超來湘任中文總教習。熊希齡被任命為時務學堂總理後，王先謙還致函予以支持，並表示，「先謙斷無置身局外之想。有須先謙到場者，隨時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謙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當新學思潮危及到封建專制統治時，他便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反對新學。他認為時務學堂師生關於「民權」、「議院」的言論是「悖逆語」，「其志在謀逆」。於是他草擬《湘紳公呈》並附嶽麓書院學生賓鳳陽要求整頓學堂的上書呈遞巡撫衙門，對時務學堂師生進行攻擊，要求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同時，他又支持長沙三書院訂立《湘省學約》，阻撓學生參與維新運動。當學政徐仁鑄要追查對時務學堂進行造謠毀謗的人時，王先謙又多方包庇開脫，並以辭館相要挾。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謙雖然反對民權學說和政治改革，但他並不反對教育改革。戊戌政變後，他又對恢復八股取士制度，並繼續主張開設學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撫俞廉三，論述了為振興工業而創辦工藝學堂的重要性，並呈上他所擬定的《工藝學堂章程》共12條，提出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設想，對湖南近代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03年，他又參與創辦湖南最早的師範學校——湖南師範館，併兼任第一任館長。該館開設了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當時沒有統一的教科書，王先謙建議，請在外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將白天聽課的筆記在晚上整理並翻譯成中文寄回來，由政府印發學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報紙雜誌上。留學生的翻譯報酬由省財政專項開支。這一建議被撫院所採納，為解決教材問題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一直到1903年。這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王先謙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而不復至館。同年，嶽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嶽麓書院改為學堂後，王先謙居家著述。但他仍關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認為中國的小學教育不發達。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盡人必入」，而中國由於小學不發達，很多人未經小學就直接考入中學和高等學堂，造成中學和高等學堂「程度之低昂無別」。針對這種情況，他主張大力發展小學教育，尤其是貧民小學。光緒末年，他寫信給湖南學使吳自修，並向巡撫上《擬設簡易小學呈稿》，認為各省官立和民立學堂很多，但貧民小學卻沒有考慮，這是「務其大而遺其小，似未盡國民要義也」。因此，他主張大辦貧民小學，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方便入學，「照章五年畢業，即已知書習算，文義粗通」。他還身體力行，將自己多年擔任省學務公所議長和省自治籌辦處會辦的馬夫銀共12250兩全部捐給省學務公所，在長沙興辦簡易小學堂18所，為長沙初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謙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被人稱為「清末全面研治經史子集的一代宗師」。同時，他還注意了解國外情況，被人稱為「通過博覽群書走向世界的極為罕見的樸學大師」。他不僅是嶽麓書院最後一任山長，同時，他還以他豐富的研究成果為嶽麓書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學術豐碑。
人物評價
「長沙閣老，季清巨儒，著書滿家，門庭廣大」，這是長沙近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先生對王先謙的評價。 王先謙能在學術上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讀，鍥而不捨，數十年來廢寢忘食，孜孜於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採眾長，嚴謹平實的作風。王先謙治學側重古文經學，但不拘泥門戶，兼采今文學源的觀點，認為今古文經之爭，「展轉紛紜，徒形詞費」。他輯印的《南著書院叢書》就被人稱作「無乾嘉諸子標漢宋之幟，分門別戶致辨之習氣」。而《續皇清經解》、《尚書孔傳參正》就又包含了許多今文經學的觀點和材料。 他在政治上與維新派勢若水火，但卻能稱道梁啓超的《新大陸遊記》 「頗有長進」，並在撰寫《五洲地理志略》時多處述引。王先謙在撰述過程中繼承了湖湘務實的傳統學風，重求實，反臆斷，凡遇暫時不明白的問題，並不武斷曲解，總是以「存疑」的態度對待，或註明「無考」，'或注時「未知孰是」，「所當厥疑」。而對自己著述中的錯誤，一經發現就立即糾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說》，當經葉德輝提醒知道袁本「訛謬百出」時，便毅然毀版，請葉詳加校勘後重鐫。 他還深刻地揭示中國學人普遍務虛圖名的弊病說：「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低漢而尊宋，以漢學若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 正由於王先謙痛恨空談，因而自己堅持實事求是，嚴謹治學。他的這種學術態度不僅使自己成為一代宗師，而且啟迪了眾多嶽麓書院師生，使他們深涉經史，旁及諸子，趨重實務，接受新學，使這座千年學府再度煥發生機，因而無論是撰述，還是教育，王先謙都堪稱大家。因此可見，當代學者李肖聃在《湘學略•葵園學略》中贊他「上箋辟經，下征國史，旁論文章，用逮譜子。四十餘年，楚學生光。」這並非是過譽之辭，堪當確評。
藏書故實
阮元在廣州刊《皇清經解》，他留心阮刻以外的文獻，大為搜訪，得書209種，1430卷，仿阮元《皇清經解》體例，名為《皇清經解續編》，刻於江陰南菁書院。收藏圖書頗多，但不追求古版宋槧，多為著述實用之書。晚居家致力撰述，並經營刻書。晚年遷翰林院侍講、國史館總纂、實錄館修纂、總纂等職。著有《虛受堂文集》、《莊子集解》、《荀子集解》、《漢書補註》、《鹽鐵論校勘小識》、《水經注集校》、《詩三家義集疏》等數種；編有《十朝東華錄》、《續古文續類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