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

朱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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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 湖北宜昌 出生日期： 1924年12月25日 逝世日期： 2011年2月26日 職   業： 教育科研工作者 主要成就: 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朱光亞（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漢人，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研究生畢業，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學家，中國兩彈之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入選「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

曾任第8屆、9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中共第9屆、第10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11至14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

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4月參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研究生畢業，博士，研究員、教授。2002年5月， 獲南京大學「世紀校友學術成就金質獎章」。

1997年後擔任南京大學校友總會名譽董事長。我國核科學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及歷次核試驗，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參與組織領導了秦山核電站籌建、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及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研究等工作。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11年，榮膺感動中國人物。

目錄

人物生平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亞出生於湖北宜昌。幼年時的朱光亞，跟隨父母從宜昌經沙市遷回漢口。由於他的父親在一家法國企業工作，朱光亞兄弟姊妹在少年時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1931年後，在漢口第一小學、聖保羅中學學習。

1938年，剛剛初中畢業的朱光亞和兩個哥哥被迫轉移到四川重慶，先後就讀於合川崇敬中學、江北清華中學（今重慶清華中學）、重慶南開中學。

1941年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

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從事核物理實驗研究工作，獲物理學博士學位；

1950年春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副教授、教授，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

1991年5月當選第4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1994年，被選聘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1998年5月，任中國工程院第一任院長、黨組書記，領導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為中國工程院的初創和發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開拓性的工作。

1996年5月，朱光亞被推舉為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同年，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獎100萬元港幣全部捐贈給中國工程科技獎助基金會，用以獎勵中國優秀工程科技專家。

1999年1月，任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同年9月9日，把4萬餘元稿費捐贈給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同年9月18日，國家授予朱光亞「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02年5月，獲南京大學「世紀校友學術成就金質獎章」。

2011年2月26日10時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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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亞（前排左二） 在西南聯大時期與同學合影

幼年時的朱光亞，跟隨父母從宜昌經沙市遷回漢口。1931年後在漢口第一小學、聖保羅中學學習。1938年，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年，初中畢業的朱光亞和兩個哥哥被迫轉移到四川。先後就讀於合川崇敬中學、江北清華中學、重慶南開中學。1941年重慶南開中學畢業。

在重慶南開中學的一年半，朱光亞受益於數學、物理、化學老師的教育、培養，開始對自然科學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別是魏榮爵老師(現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講授的物理學，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物理系。講授大學一年級普通物理學的是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趙廣增教授(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趙教授深入淺出的講課和介紹學科前沿的課外輔導，使朱光亞受到物理學科新發展的薰陶。

1942年夏天，當時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在重慶招收大學二年級插班生。在朱光亞幾位南開校友的關心和幫助下，他報名應試，順利地轉學西南聯大。從大學二年級起他先後受教於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蓀、饒毓泰、吳有訓、朱物華、吳大猷等教授。眾多名師的栽培，使朱光亞學業有了較堅實的基礎。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他從物理系畢業後留校任助教。

工作經歷

1946年，吳大獻教授得到一筆經費赴美國研究、講學，可有兩名研究生隨行。吳大獻選了李政道和朱光亞。1946年9月，朱光亞進入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

在密執安大學學習的第二年，朱光亞在年輕的核物理學家M.L.Wiedenbeck 副教授的指導下從事核物理實驗研究，發表了《符合測量方法(I)β能譜》、《符合測量方法(II)內變換》等論文。在核物理這門當時迅速發展的尖端學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跡。1949年秋，他通過了博士學位答辯。1950年春，他從美國回到祖國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國創業的熱潮之中。

回到祖國後，朱光亞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為大學生開設普通物理、光學等課程，把自己學到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中國物理學的年輕一代。

1952年12月，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秘書處任英文翻譯。

1953年1月，全國院校調整，朱光亞接受組織安排調往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研究經歷

1956年，新中國決定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這年，朱光亞參與籌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劃歸北京大學)，擔負起為中國培養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這批畢業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為我國核事業發展的骨幹力量。

兩年後，朱光亞被調到核工業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參與由原蘇聯援建的研究反應堆的建設和啟動工作，並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發表了《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的測定》等研究論文。隨後，他領導設計、建成了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堆物理實驗，跨出了我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事業。朱光亞這位物理學博士被任命為我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年輕的朱光亞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莊嚴的事業之中。當時他年僅35歲。

核武器研製工作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研究工程，朱光亞對這項研究在科學技術方面負全面責任。他親自參加領導與指導了研製任務的分解、確定應該研究的主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選擇解決問題的技術途徑，設立課題並制定重要攻關課題的實施方案等。

在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時刻，朱光亞出任4個技術委員會之一的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主任委員彭桓武、委員何澤慧等一起指導了幾種不同點火中子源的研製與選擇，並協同冷試驗委員會研究確定點火中子綜合可靠性的檢驗方法等關鍵課題的攻關。由於他善於在綜合各方面(理論、實驗、工程及當時的實際條件)的情況和意見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科學判斷，使這些課題都能在較短時間內順利解決。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當時我國原子彈研製科技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對我國在當時科學、工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很快完成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的研製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亞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提出了將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第一個裝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後以空投航彈方式進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國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較多的測試項目，用來監視原子彈動作的正常與否，檢驗設計的正確性。這個大綱在第一顆原子彈研究及試驗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黃褐色的蘑菇雲在中國西北戈壁灘騰空而起，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震驚了全世界。中國從此進入了世界核武器國家的行列。塔爆半年後我國就爆炸了第一枚空投航彈，兩年後就試射了第一枚載帶核彈頭的導彈，發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前，在核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的精心安排下，氫彈的理論探索就已經在原子能研究所開始了。1965年初，這個研究小組被調到核武器研究所同這裡 的研究人員一起攻關。在朱光亞、彭桓武副所長指導下，由鄧稼先、周光召、于敏組織理論研究人員和有關專家，經過認真總結分析，制定了探索氫彈的理論研究計劃。經過大家半年多的刻苦鑽研、群策群力，找到了問題的關鍵。1966年12月28日，在我國熱核武器發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義的氫彈原理試驗獲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朱光亞就認識到將核試驗轉入地下，無論從減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還是從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過程規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地下核試驗可以貼近核裝置進行精確的物理診斷，這對於研究核爆炸過程，用試驗數據驗證理論設計、校正數值模擬的方法和參數都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9月23日，我國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他還非常重視貫徹「一次試驗，多方收效」的方針，主張在一次試驗中儘可能多安排一些診斷項目，多解決幾個科學技術問題。正是這些做法，使我國能依靠較少次核試驗，取得更多的核爆過程的規律性認識，對加快核武器的發展步伐起了關鍵作用。

1970年，朱光亞從原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來越寬。他在繼續負責核武器技術研究與發展的同時，還參與組織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一一秦山30萬千瓦核電站的籌建、核燃料加工技術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

1982年，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合併為國防科工委，朱光亞先後出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擔負起了全面領導和組織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軍內外200多名專家參加的「2000 年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獲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

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國務院高技術協調指導小組成員，朱光亞還參與了中國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重要計劃——「863」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並負責其中兩個研究領域的指導工作。他指出：高技術的跟蹤和發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蹤國際先進水平、新技術成果和最新的發展方向的同時，必須有創新精神：必須重視高技術發展戰略的深化和動態研究，不斷地調整研究方向和任務。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使有限資金用於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核力量的戰略地位還沒有變，仍然是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我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要實現這一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標，道路是艱難曲折的，還需作堅持不懈的努力。20世紀80年代末，朱光亞開始參與有關軍控問題的研究與對外學術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寫的《淺談軍備控制中的物理學問題》一文中，首次提出軍備控制物理學作為物理學應用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支。他為能親自參與這一關係祖國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80年，朱光亞被選舉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他還先後當選為中國核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第三屆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推舉為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盡心盡力，為進一步建設與發展中國科協這一有中國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眾團體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選舉朱光亞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履行政協職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負的責任重大。作為科學家代表之一，他呼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要進一步尊重科學，為科技工作者宣傳科學、普及科學知識、揭露偽劣商品和虛假廣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進一步得到弘揚。他身體力行，努力為創造一個尊重科學、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會環境而奮鬥。

1994年6月，中國工程院成立，朱光亞被推選為第一批中國工程院院士，並當選為第一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兩年來，他帶領中國工程院全體院士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諮詢、建議、協同、交流的職能，努力實踐，並注意總結與提高，不斷學習和借鑑國內外好的經驗，積極進取，為我國工程技術事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殆精竭慮。

朱光亞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當選為中共第九、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共第十一屆至第十四屆中央委員。他還是第三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先後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傑出青年基金評選委員會主任。

朱光亞是中國核科學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40年來，他一直擔任這個軍民兩用科技領域的重要科技和組織領導工作。在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歷史中，他始終處於高層科技決策的中心，為發展我國的核武器事業和國防科學技術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現在他還兼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員，仍在為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而執着地耕耘、奉獻着。

人物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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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王淦昌與聶榮臻（中）、 朱光亞（右）在核試驗基地'

中國首顆原子彈

「兩年規劃」經中央批准後，在中央專委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下，「兩個綱領性文件」立即轉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與二機部、國家有關部委和省市協同攻關的實際行動。 為了加強對原子彈研製工作的技術指導，核武器研究所設立了產品設計、中子點火、冷試驗、場外試驗4個技術委員會，朱光亞兼任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與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導青年科技人員開展中子源的攻關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亞參與組織確定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報二機部批准後，千軍萬馬即將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製基地進行大會戰。4月2日，二機部領導和朱光亞等78位科學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鄧小平總書記對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說：「你們的計劃，毛主席、黨中央已經批准。路線、方針、政策已經確定，現在就是你們去執行。你們大膽地去干，干好了是你們的，干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給核武器研究人員以極大的鼓勵和鞭策。

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組織在北京的科研、生產人員以及經中央專委批准增調的技術骨幹迅速匯集到西北基地，全面開展理論、試驗、設計、生產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總攻局面。

1963年5月，按照張愛萍、錢三強的要求，朱光亞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試驗大綱草案》（即原子彈裝置核爆炸試驗大綱），指出核爆炸試驗的任務是由低到高逐步過技術關。建議先做地面爆炸試驗，再做空投爆炸試驗，並詳細提出了試驗測試的主要項目、技術保障、測試場地總布局、試驗規模等內容。8月，朱光亞與劉傑等領導參加了青海研製基地冷試驗專題研討會，為綜合驗證理論設計和一系列單項試驗成果，決定儘快實施關鍵性的全球聚合爆試驗。計劃制訂後，朱光亞幾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情況，並具體指揮。在他和李覺、吳際霖、王淦昌、陳能寬、鄧稼先、周光召等的組織領導下，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解決了大量理論、技術和生產問題，於11月20日成功進行了縮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試驗。朱光亞親自撰寫試驗總結，認為這項試驗完成後，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技術只剩下等待足夠的核材料和臨界實驗了。

1964年2月，二機部決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礎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覺任院長，吳際霖、郭英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等9人任副院長。朱光亞仍然協助李覺、吳際霖統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亞組織制訂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計劃綱要》，詳細布置了原子彈研製和試驗工作計劃。

1964年4月11日，中央專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首次核爆炸試驗採用塔爆方式，並要求於9月10日前做好準備，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一起從青海研製基地赴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場實地勘察空運、陸運和試驗現場保障條件的各個工作細節，提出了周密的技術措施。在各項工作進展順利的基礎上，6月6日，朱光亞在青海基地與其他同志一起組織進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試驗，這是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綜合預演。試驗取得完全成功，預示着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已經成功在望。在現場視察指導工作的張愛萍副總參謀長即興賦詩一首：「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冷試驗成功——贈朱光亞和九院全體同志：祁連雪峰聳入雲，草原兒女多奇能。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 6月12日，朱光亞組織起草完成了《596裝置國家試驗大綱》，對核裝置運輸、總裝與質量檢驗、引控系統調試、測試項目等各個環節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試驗開始全面轉入現場實施階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組成了以李覺、朱光亞為首的第九作業隊，並由吳際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陳能寬、鄧稼先等專家組成技術領導核心，負責處理現場出現的問題。8月20日，首次核試驗用的試驗裝置以及備品備件全部加工、裝配、驗收完畢，陸續運往試驗場。8月23日，在核試驗基地成立了由張愛萍等30餘人組成的中共首次試驗委員會，朱光亞等13人任常委。下設12個部，他兼任試驗部副部長和第九作業隊副隊長。9月，中央專委會提出兩種方案，一是早試，二是擇機待試。毛澤東指示：原子彈是嚇唬人的，既然是嚇唬人的，就早試。

10月8日成立國家首次核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委員，朱光亞等9人任副主任委員。朱光亞等在現場親自指導技術人員嚴格按規程進行原子彈裝置裝配與檢驗。14日晚，經張愛萍、劉西堯、張震寰、張蘊鈺、李覺、朱光亞等簽字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被吊上鐵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威力為2.3萬噸梯恩梯當量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結果表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從理論、結構、設計、製造到引爆控制系統、測試技術等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平時頗有酒量的朱光亞開懷暢飲，加之連日勞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綱領性文件

經過艱苦緊張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爆試驗、中子源研製等均取得了重大進展，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建設以及核材料生產等問題也在按計劃進行。然而，由於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對原子彈研製項目是否「下馬」存在着不同意見的爭論。9月，二機部劉傑部長與李覺、吳際霖、朱光亞等研究後，向中央上報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提出兩年內進行我國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爆炸試驗的「兩年規劃」。為進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據領導和專家集體討論的意見，由朱光亞主持擬制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和《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及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這兩份文件在科學總結前期工作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技術上最關鍵的問題，提出了必須完成的基本建設項目和條件，並對下一步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試驗，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試驗。整個安排有條不紊，環環相扣。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對當時很快突破原子彈技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兩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被譽為「兩個綱領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澤東對「兩年規劃」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12月4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二次會議，研究落實「兩年規劃」。在劉傑部長、錢三強副部長匯報有關情況後，38歲的朱光亞作了補充匯報。他清晰的表述、敏銳的思路、對技術工作全面透徹的理解、回答提問的準確，給與會領導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總理的親切稱讚。散會時，總理拉着他的手說：「請你回去告訴研究所的同志們，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很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你們要不懈地努力！」 後來，李覺回憶說：朱光亞在高層決策崗位發揮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專委、周總理匯報，都要他參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報告的文稿，研究規劃、計劃，都出自他手。

空投與兩彈結合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核裝置與運載工具結合、形成有實戰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務，擺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國人說中國在5年內解決不了運載的問題，西方記者也說中國人「有彈無槍」。

其實，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製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裝置時，就已經充分考慮到機載核航彈的問題。朱光亞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學研究計劃中，安排了航彈氣動外形、彈體結構和引爆控制系統的研究和設計項目。1962年，朱光亞參與起草的「兩年規劃」和由他主持制定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中，也對核航彈作出了安排。朱光亞與郭永懷、龍文光等一起組織科技人員與航空部、電子部、國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門協作，開展核航彈的研製工作。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時，航彈氣動外形、結構和總體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統設計都已確定，運載航彈的飛機也已改裝完成。隨後，他們又在我國首次核試驗的基礎上，對核裝置的理論模型和結構做了設計改進，最終完成了我國首顆核航彈的研製。

1965年5月14日，在羅布泊成功進行了核航彈空投爆炸試驗。這標誌着中國開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武器。為了表彰和鼓勵從事核武器研製和試驗的人員，5月30日，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宴請參加首次原子彈爆炸和核航彈空爆試驗研製人員和有關部門代表，朱光亞作為科學家和部門代表之一受到了親切接見。

原子彈與導彈結合（「兩彈」結合）而成的核導彈，是比核航彈更為先進的核武器。核彈頭與核航彈相比，在體積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減小，所要經受的飛行環境條件則更加複雜和苛刻，研製工作難度更大。早在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攻關時期，朱光亞與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領導就根據上級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彈配導彈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開始進行核彈頭核裝置理論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統預研。1964年春，根據中央專委關於今後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組織制定了核彈頭研製工作計劃，並根據聶榮臻副總理的指示，提出了導彈核彈頭協作任務的主要設計、試驗項目及工藝、定型等進度計劃。1964 年4月完成核裝置理論設計方案後，迅速轉入了工程設計階段，開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試驗，並進行了核裝置結構設計和工藝試驗。同時，引爆控制系統的研製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亞與其他同志一起，根據研製工作進展情況，組織討論修訂了研製工作計劃。經過一系列地面環境試驗後，為鑑定核彈頭在實際飛行環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進行導彈核武器飛行核爆炸試驗（兩彈結合試驗）。周恩來總理對此極為重視和關懷，多次強調：「在本土進行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在世界上是個創舉。我們要以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確保質量，確保絕對安全。」

為了貫徹總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亞等組織領導了一系列安全模擬試驗和分析論證，在正式試驗之前，又與七機部合作進行了一發安全自毀系統飛行試驗和兩發引爆控制系統飛行試驗，努力保證做到「萬無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時，在聶榮臻副總理親自指揮下，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導彈核武器發射爆炸試驗。試驗取得圓滿成功，標誌着中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導彈。

從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核航彈、導彈核武器的成功，我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順利完成原子彈研製的「三級跳」計劃，快速實現了原子彈的武器化。有人評論說，朱光亞等科學家是把物理成果轉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學技術轉變成戰鬥力的大師。

地下核試驗

朱光亞

早在1963年，正當中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關鍵時刻，美、蘇、英三國簽訂了《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美國人露骨地說：「我們能夠合作來阻止中國獲得核能力。」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在二機部劉傑部長等同志的領導下，朱光亞組織調研分析，親自起草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報告系統分析了世界幾個核大國核武器研發與核試驗方面的做法和發展過程，指出，他們核試驗的停與否，最主要的是根據其核武器發展的需要來決定的。美、蘇已進行了大量的核試驗，取得了大量數據，他們停止部分核試驗對其核武器發展並無重大影響，可以通過地下核試驗繼續發展核武器，而中國則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因此，美、蘇、英簽訂部分禁試條約的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核武器事業扼殺在搖籃里。報告建議，我們不但不能禁試，而且要抓緊時機，儘快研製成功我國的核武器，同時，報告還指出，我們也應該儘快掌握地下核試驗技術，因為地下核試驗有利於保密和減少放射性污染，還可以取得地面試驗難以得到的許多測試數據和資料。

根據朱光亞等人的建議，1963年9月中央專委會決定，在抓第一顆原子彈的同時，把地下核試驗作為設計項目。但是，由於忙於原子彈的武器化及氫彈技術攻關，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國防科委領導下，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鄧稼先等討論了首次地下核試驗的目的、試驗項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全面展開。核武器研究院與核試驗基地密切配合，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術難關。

1969年8月10日，周總理主持地下核試驗準備情況匯報會，朱光亞副院長代表核武器研究院匯報了試驗目的、試驗裝置準備及加工情況。中央專委和周總理要求9月15日前準備完畢。9月19日，中央專委批准朱光亞等7人組成首次地下核試驗領導小組。9月23日，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彭桓武等在現場指揮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我國首次進行地下平洞核試驗。1970年6月，朱光亞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負責指導核武器與核試驗的研究和發展工作。為了儘快使地下核試驗技術過關，在動盪艱難的「文化大革命」歲月里，朱光亞與有關同志一起，兢兢業業，想方設法排除干擾，認真落實周總理和中央專委的指示精神，經常組織技術人員研究方案，解決關鍵問題。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亞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試驗，1978年10月，又成功組織首次地下豎井核試驗。隨着我國地下核試驗技術日趨成熟，1986年3月中國政府莊嚴宣布：「我國已多年未進行大氣層核試驗，今後也將不再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

新形勢核武技術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核武器技術發展正處於一個重要階段，而美國核武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很可能會加快軍控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長鄧稼先在病床上與于敏等同志多次討論後，提出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的建議。時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亞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看到鄧稼先等同志寫的建議後迅速給予支持，向中央領導作了匯報，並親自參與組織領導了具體規劃方案的制定與實施。1992年，美國果然提出進行全面禁核試談判。在關鍵時刻，朱光亞又向中央領導匯報了「再次加快」的建議和對策。中央關於「兩次加快」的正確決策，使我國在1996年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試驗，突破了先進核武器的關鍵技術，不僅中子彈獲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輝煌，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利益。在具體組織領導實施中央這一新的戰略部署中，朱光亞在關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時，到核試驗現場的次數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時，在朱光亞及有關同志的指導下，又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了。當天晚上，我國向全世界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9月29日，我國政府在第51屆聯合國大會上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全面停止核試驗前後，朱光亞多次敏銳指出，核武器技術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親自指導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試驗基地開展禁試後科研發展方向的研討論證。經中央批准後，很快啟動了禁試後核武器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

中國首顆氫彈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澤東兩次談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後，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指示：「要連續作戰，再接再厲，一鼓作氣，拿下氫彈。」1963年9月完成首顆原子彈理論設計後，鄧稼先、周光召等領導的理論部就在朱光亞、彭桓武安排下開始組織力量進行氫彈理論的探索。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調整機構和人員，全面展開氫彈理論研究。由於劉傑、錢三強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組織力量對氫彈有關問題進行預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機部決定將黃祖洽、于敏帶領的這部分力量從原子能所調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機部上報由朱光亞起草的《關於加快核武器發展問題的報告》。在朱光亞和彭桓武的指導下，組織制定了加速突破氫彈技術的科研工作大綱，並把目標設定為先進的能配導彈的熱核彈頭。朱光亞鼓勵科研人員破除論資排輩思想，發揚學術民主，大膽設想，提出各種新的概念和設計思想。經過充分討論、研究、補充完善，最後綜合歸納出兩種攻關途徑。又經過幾個月夜以繼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確了攻關的技術路線。在此基礎上，1965年8月，朱光亞組織起草了《關於突破氫彈技術關鍵問題上的工作安排》，對必須重點解決的理論方案和熱核材料製備兩個關鍵問題，尤其是氫彈原理的突破，作了統籌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組織力量對氫彈原理進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帶領的部分科技人員探索到一種新的製造氫彈的理論方案，朱光亞多次與彭桓武、鄧稼先等組織專家反覆論證，逐步完善了這個方案。同年12月，他參與組織了核武器研究院兩年科研與生產規劃會議，提出突破氫彈原理按兩手準備，以新理論方案為主，組織全院理論、實驗、設計、生產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關。在此基礎上，他代二機部起草了上報中央專委的《關於核武器科研生產兩年規劃的請示》，並列席由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會議，匯報有關技術關鍵問題。在抓理論設計的同時，他還親自部署並指導了熱核材料的研製工作。經過各部門的大力協同和艱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成功，這是中國掌握氫彈技術的重要標誌。新原理簡便、先進、可行。朱光亞馬上組織有關人員分析這次試驗的數據，全面展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試驗的準備工作。

1967年初，氫彈正式試驗的理論方案完成後，氫彈裝置結構設計、製造等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這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亂時期，許多科學家、技術人員靠邊站，這令朱光亞既困惑又有苦難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經過夜以繼日的苦鬥，1967年6月5日，氫彈裝置終於加工完畢，8日運抵試驗基地，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投爆炸成功。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先於法國1年時間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擁有氫彈的國家，發展速度是核大國中最快的。

推動核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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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朱光亞

朱光亞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以後的30多年歲月里，他的工作面越來越寬。在國防科技領域，除繼續指導核武器和核試驗技術研究發展工作外，他還指導了潛艇核動力、核材料技術的研究發展，指導了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研究、武器裝備預先研究、國防關鍵技術報告制定、國家安全重大基礎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許多戰略性、前瞻性和創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議，為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實現我國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的跨越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同時，按照組織上的安排，他還積極參與了國防高科技向民用轉移、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以及「軍民結合」發展我國高技術等方面的組織領導工作，特別是在我國核電技術發展、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和「863」計劃制定與實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核電技術是在軍用核科技的基礎上起步的。隨着原子彈、氫彈技術的突破，在軍事應用的牽引下，我國迅速建起了比較完整的核科技工業體系，為進一步開發利用核技術、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來總理先後3次提出要搞核電建設，並提出二機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彈、氫彈外，還要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1971年，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亞受命參與組織領導我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籌建工作。他與二機部領導同志一起提名推薦專家參加核電站的研究、設計，在「文化大革命」艱難歲月里迅速組建起一支具有較高水平和較強科研能力的技術專家隊伍，着手核電站的探索研究和調查論證。選擇堆型是建設核電站需要慎重決策的關鍵環節。當初，對我國第一座核電站選擇哪種堆型，各方面意見分歧很大。在朱光亞的支持下，項目組經過與許多專家共同商討、論證，逐漸達成了共識，提出了放棄熔鹽堆改用壓水堆的意見，並很快完成了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設計方案。1974年3月，周恩來總理抱病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聽取核電站設計方案匯報。會上，朱光亞有力地說明了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對其給予了明確的支持。會議批准了這個方案，並決定列入國家專項工程，定名為「七二八」工程。後來的實踐證明，壓水堆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符合我國實際和世界核電站發展的主流。朱光亞指導了核電站研究、設計任務的分解，以及研究試驗和技術攻關項目的開展，特別是對核燃料組件的設計、試驗、研製等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指導，使核燃料組件得以完全立足於國內研製成功。

儘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許多進展，但由於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周恩來總理病重和逝世後的幾年裡，核電站建設遲遲不能進入工程實施階段。直到鄧小平同志再次復出後，核電站建設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亞親自參與領導了核電站的踏勘選址，親赴浙江、江蘇、上海多個選點考察，最終於1982年選定了浙江省海鹽縣的秦山廠址。1984年2月，朱光亞代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國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電站擴大初步設計的審批會議，審查批准了擴大初步設計，並對即將開展的工程建設中將要面臨的重大關鍵問題和工程進度等作出了決策。1985年3月，秦山核電站正式開工，設備研製同步進行。1991年12月15 日核電站首次併網發電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技術的重大突破。這些成就的取得，無不凝聚着朱光亞的心血和智慧。

「863」計劃

「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是朱光亞貫徹「軍民結合」方針、參與組織領導的又一項國家重要工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着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蓬勃興起，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亞敏銳注意到激光技術、電子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將會產生的深刻影響。他參與組織指導了激光技術、核技術、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航空航天技術、計算機技術等一系列高技術研究發展座談會，並建議在國防科技研究項目計劃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國提出SDI（星球大戰）計劃，蘇聯、西歐、日本等國也相繼提出了高技術發展計劃，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國內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紛紛召開研討會研究對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楊家墀、陳芳允4位著名科學家聯名上書鄧小平和黨中央，提出「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重要建議。3月5日，鄧小平批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隨後，國務院組織全國200多位著名專家學者進行了充分的專題研究，制訂出我國第一個「軍民結合」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朱光亞作為國務院高技術計劃協調指導小組的成員和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學家，親自參與組織和指導了專家論證工作以及《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的起草。

研究和交流

20世紀80年代，朱光亞注意到隨着我國改革深入和開放擴大，世界形勢特別是軍控形勢直接影響着我國尖端武器技術的發展。他提出，我們不能兩眼不看世界風雲，只顧埋頭搞武器研究。從此，朱光亞開始倡導並組織核軍備控制研究，認為這是維護世界戰略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軍備控制不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問題，還涉及許多科學技術問題，我們要從科學和技術上支持國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關同志研究工作，討論如何擴大研究隊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實踐中發現人才，搞一個干實事的小組。在他親自動員和領導下，成立了由核技術、軍事、外交等領域專家組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組織，廣泛深入地開展軍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確的工作方針和研究方向，還親自參加許多具體工作，使我國核軍控研究開展得有聲有色，取得了豐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國國防科技發展和外交鬥爭。

1991年10月，朱光亞率中國科學家小組赴美，與美國科學院國際安全與軍備控制委員會（CISAC）進行雙邊學術交流。這是他自1950年從密執安大學歸國之後時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交流會上，他親自向美國同行介紹我國軍備控制研究的成果，宣傳我國的立場和觀點，取得良好效果。他為能夠參與軍備控制研究這一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工作感到欣慰。

教育事業

1991年5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光亞眾望所歸，被選為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繼李四光、周培源、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之後，成為這個全國性統一的科技工作者群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務委員會向全國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他反覆闡述要從黨的群眾工作和國家科技工作兩個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協工作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對科協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形勢面前堅持團體性質和正確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視老一輩科學家在舊中國艱難環境和條件下開創的民主辦會的寶貴經驗，提出要處理好科協機關逐級負責的運行機制與科協團體民主辦會、搞好服務的關係，把二者統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來，使民主辦會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進一步發揚。

主要作品

學術成果

《符合測量方法：（Ⅱ）內變換》、《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的測定》等論文。60年代，他負責並組織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究、設計、製造與試驗研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及軍備控制問題研究等工作，為中國核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7年從事核反應堆的研究工作，領導設計、建成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了堆物理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負責並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1962年主持編寫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對爭取在兩年內實現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目標起了重要作用。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曆次原子彈、氫彈的試驗，為「兩彈」技術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70年代以來參與組織秦山核電站籌建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研究，80年代後參與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工作。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榮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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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

科研成就

他早期主要從事核物理、原子能技術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

發表有《符合測量方法：（Ⅰ）β能譜》、《符合測量方法：（Ⅱ）內變換》、《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的測定》等論文。

60年代，他負責並組織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究、設計、製造與試驗研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及軍備控制問題研究等工作，為中國垓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7年從事核反應堆的研究工作，領導設計、建成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了堆物理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負責並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

1962年主持編寫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對爭取在兩年內實現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目標起了重要作用。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曆次原子彈、氫彈的試驗，為「兩彈」技術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70年代以來參與組織秦山核電站籌建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研究，

80年代後參與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工作。

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1988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1996年獲得全軍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1996年獲得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1999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08年獲中國第七屆光華工程科技獎。

2012年獲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

2004年12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將我國國家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

人物語錄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

「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我們還猶豫什麼？彷徨什麼？我們該馬上回去了。」

人物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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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朱光亞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

榮譽評價

40多年來，朱光亞始終處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科技決策的高層。在核武器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關鍵時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決心。無論是發展方向的抉擇和決策，還是核武器研製和核試驗關鍵技術問題的決策，他都起到了主導作用，為中國特色核武器事業的持續快速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大會上，朱光亞與其他22位功勳卓著的科學家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是我國科技界的至高榮譽。

朱光亞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屆至第十四屆中央委員。他是第三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歷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先後當選為中國核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名譽主席；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主席團名譽主席。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他多次榮獲國家大獎和有關獎勵。1985年，《原子彈的突破和武器化》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1988 年，《我國核武器大氣層核試驗的總體設計和組織實施》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1996年11月，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由他主持的由軍內外200多名專家參加撰寫的《2000年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獲全軍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朱光亞被評為「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

高尚情懷

1996年朱光亞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獎100萬元港幣全部捐贈給中國工程科技獎助基金會，用以獎勵中國優秀工程科技專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萬餘元稿費捐贈給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他在把金錢捐贈出去的同時，對子女則注意知識傳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高考恢復，耽誤學業的三個子女的文化課補習中，數學、物理由他指導，化學則由妻子負責。他輔導孩子時主要傳授思考問題的方法，讓他們學會舉一反三，並根據每個人的特點，提出選擇專業的建議。

感動中國人物

2012年2月3日晚，《感動中國2011年度頒獎盛典》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播出，白岩松和敬一丹聯手主持，2011感動中國人物榜單正式出爐。

他的頒獎辭：人生為一大事來。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卻是新中國血脈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壯力量。細推物理即是樂，不用浮名絆此生。遙遠蒼穹，他是最亮的星。（感動中國組委會授予的頒獎詞）

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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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辭

科學巨匠辭世

2011年2月26日10時30分，為中國科學事業和國家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朱光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在他病重期間，中共中央9大常委等行政人員分別到醫院看望或用各種方式表達誠摯慰問。

後世紀念

座談會

2014年12月24日上午，由中國科協、總裝備部、中國工程院聯合主辦的朱光亞學術思想座談會在京舉行。

紀念會

2014年12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學舉辦朱光亞誕辰90周年紀念會暨朱光亞紀念室建設啟動儀式，會議期間，舉行了朱光亞銅像揭幕儀式。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999年頒發）

于敏 王大珩 王希季 朱光亞 孫家棟

任新民 吳自良 陳芳允 陳能寬 楊嘉墀

周光召 錢學森 屠守鍔 黃緯祿 程開甲

彭桓武 王淦昌 鄧稼先 趙九章 姚桐斌

錢驥 錢三強 郭永懷

兩彈功勳

于敏 王淦昌 鄧稼先 朱光亞 陳能寬

周光召 郭永懷 程開甲 彭桓武

視頻

朱光亞：他是中國科技眾帥之帥，最晚解密的兩彈一星元勛

他是最亮的星！今天致敬朱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