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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聞（外文名稱Wen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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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30年 上海
國籍	中國
職業	史學家、藝術文物鑑賞專家
知名於	國際著名的美術史家和文化史學家、藝術文物鑑賞專家、教育家。
知名作品	《夏山圖:永恆的山水》 《心印》 《兩種文化之間》

方聞（1930-2018），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著名的美術史家和文化史學家、藝術文物鑑賞專家、教育家。致力以"風格分析"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古代書畫的斷代問題，主要出版有《夏山圖:永恆的山水》、《心印》、《超越再現:8-14世紀的中國繪畫與書法》、《中國書法:理論與歷史》和《兩種文化之間》等專著。2018年10月3日，方聞先生因急性白血病在美國普林斯頓逝世，享年88歲。

生平 

1930年出生於上海，自小師從名師清道人之侄李健學書法，十歲左右便開辦了個人書法展，被業界譽為神童。先就學於上海交通大學。

1948年，18歲時赴美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先後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他曾師從Kurt Weitzmann及George Rowley兩位教授學習西洋及中國美術史，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也在此任職深耕，期間達51年（1948-1999）。

1959年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藝術和考古學博士計劃。

1971-2000年出任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特別顧問及亞洲部主任。其背景是在1970年大都會博物館的百年慶典，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道格拉斯·狄龍個人承諾協助振興一個他認為最重要的領域，館長托馬斯·霍溫決定由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方聞來主持此事，方聞先生說服博物館承接了費城美術館於1971年主辦的中國書法展覽。與此同時又提議博物館展開全面收藏工作，重點是收購著名藝術家和收藏家王季遷（C. C. Wang）的中國繪畫和哈利·帕卡得（Harry Packard）的日本藝術收藏。這就是目前中國館與日本館的重要藏品基礎。並促成臺北故宮藏品第一次出借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成為1996年全球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展覽，每天參觀人數達8000多人。在他任職亞洲部主任期間，亞洲藝術部組織或承接了41個特展，出版了相關圖錄。

1992年他同時當選為美國哲學家協會及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4年2月27日-3月6日，方聞教授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舉辦的"第十四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上分別作了《中國藝術與文化史》、《書畫同體》和《東方藝術，西方面貌》3次演講。

2018年10月3日，方聞先生因急性白血病在美國普林斯頓去世，終年88歲。

主要貢獻

他致力於採用"風格分析"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古代書畫的斷代問題。主要出版有《夏山圖:永恆的山水》、《心印》、《中國書法:理論與歷史》和《兩種文化之間》等專著。現他的學生遍布全球重要的藝術史院系，世界大博物館的東方部門主管人很多都是他的學生乃至學生的學生。他們在藝術史領域形成了實力強勁的"普林斯頓學派"。

陳葆真：方聞與中國藝術史學界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這些說法;所以他訓練學生的方法是要他們自勵自強，主動去發現問題，面對問題，「全力以赴」，「使命必達」。他的這種方法逼使學生面對嚴苛的挑戰，在絕境中設法突破自我的限制，藉以激發他們的潛能，促使他們獨立去解決困難後，對自己產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個從他學習過的學生，都有過這類難忘而令人感激的經驗與領悟。

1948年，一個18歲的青年，離開了他的出生地上海，遠赴當時全世界最富強的美國，面對他不可預測的將來。令人驚訝的是，就在那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他憑藉着過人的才智、不懈的奮鬥和對推展中國藝術研究的強烈使命感，在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美國，與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菁英互相競爭，終於在藝術史學界與博物館界脫穎而出，打開一個新局面，為中國和亞洲藝術的研究，開闢出一片新天地，提升了它們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在西方的能見度。他就是方聞教授。

方先生最先在美國學術重鎮普林斯頓大學就學與任職，期間共達51年(1948—1999)，深耕茁壯，培育人才：本身成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藝術史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而且，枝葉繁茂，他的學生畢業後也紛紛在世界各地的學界和博物館界推展亞洲藝術的研究。後來，他又受邀在代表全世界藝術櫥窗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擔任亞洲藝術部的特別顧問，幾近30年(1971—2000)，開疆拓土，使它成為館中最大的部門之一，同時大量收藏、研究和展示亞洲藝術品，助使西方人士了解亞洲藝術的優美和價值。方先生的聰明才智、心胸氣魄與膽識毅力都非常人可及。他的奮鬥與成就也像傳奇一般令人驚嘆!但由於方先生的論著多以英文發表，而且，他在學術界與博物館界的活動也多以美國為主，因此，西方學界對他比較熟悉;但，相對的，中文讀者對他的學說與貢獻便不盡清楚。到目前為止，他的著作曾譯作中文的只有一小部分，包括《心印——中國書畫結構與分析研究》《超越再現》《夏山圖》和《中國藝術史九講》等。在後二者之中，北京清華大學談晟廣教授特別為文，簡介了方先生的學說，有助於讀者對他的了解。

雖然方先生已於1999年和2000年分別從普大和大都會博物館退休，最近也較少參與學界活動，然而，他半世紀以來在異國，對中國和亞洲藝術的研究與推展所作的貢獻之大，幾乎無人能出其右。其功厥偉，不容忽視。我於1978年夏天，離開台北故宮博物院，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方先生學;畢業前後，又隨方先生工作數年，到1991年春天返回台大教書為止，總計在普大親聆教誨的時日長達12年半。為時雖久，愧未能窺其學養之堂奧。以下，個人謹據那些年間在普大的見聞，略述方先生的學術背景和見解，以及他在海外為中國和亞洲藝術的研究與推展，所作的努力與貢獻之事例。如此以管窺天，難免不全，惟望藉此，與年輕同道分享所知，並向方先生表達個人的感謝和敬意。

從上海到普林斯頓大學

方先生(浙江仙居人)出生於1930年的上海，天資穎異，從小便對中國書畫具有強烈的感受。他在童年時期，便從清末著名書家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之侄李健先生(1881—1956)學書、畫、古文，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特別是書畫方面。方先生年僅10歲左右便曾舉行個人書展，轟動了當時的上海書壇而被譽為神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方先生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曾從王蘧常先生(1900—1989)學中國古文。就讀一年後，方先生因發現理科與他的志趣不合而離開，改於1948年遠赴美國東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研讀，主修西洋史和藝術史。

當時普大的西洋藝術史研究方法主要師承德國藝術史大師沃弗林(Heinrich W lfflin，1864—1945)的風格分析理論;重要的教授為潘諾夫斯基(Edwin Panofsky，1892—1968)。1951年，他依規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藝術史的課程之後，便從大學部畢業，直接進入博士班研讀;在學期間曾特別從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學習西方藝術史，此外也從羅力教授(George Rowley，1892—1962)研讀中國藝術史。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美國對中國藝術品的收藏與研究的情況日趨熱絡。原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博物館界和學術界逐漸對中國藝術史的收藏和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館便陸續收集了許多中國藝術品。其中比較有名的，比如：波士頓美術館、華盛頓特區的弗利爾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菲爾德博物館、克利夫蘭美術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舊金山的亞洲美術館、哈佛大學的佛格美術館、費城的賓州大學美術館和普大的大學美術館等等。同時，在許多大學中也產生了一些比較著名的教授和具體的研究成果。

原圖鏈結來自藝術中國

Rowley教授原來專研14世紀的意大利繪畫，後來漸對中國山水畫產生濃厚的興趣，自己也收藏許多石刻拓本和畫作(後來贈予普大美術館)。方先生是那時Rowley教授所收學生當中最年輕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國書畫方面獨特的能力，受到了Rowley教授的重視，不但常與他談論中國書畫的問題，而且在購買中國畫時也常會詢問他的意見。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因此日後轉而專注於中國書畫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眾而且十分勤學，因此教授們對他印象極為深刻。據當年曾經教過方先生「美學」課程的Arthur Szathmary教授(1916—2013)告訴筆者，方先生當學生時十分用功，當周末其他同學都在玩樂時，他卻利用時間勤練中國書法，偶爾也作簡筆風格的樹石畫。方先生的這些特質獲得了他同屆同學艾禮德先生(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信任，兩人後來成為終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先生和他的母親Mrs. Edward Elliott女士(Ellen Elliott，1901—1990)都是富而好禮、修養很好的人，且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濃厚的興趣。長期以來母子二人都以「無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東亞研究和藝術史研究，同時也都是普大美術館的贊助者和捐贈者。在方先生的協助下，他們收藏了許多珍貴的中國書畫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別是Elliott先生所收的書法作品，不論在質與量上都可稱是歐美地區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們過世之後也將大部分的收藏捐給普大美術館。他們對普大的東亞藝術與文化研究的貢獻巨大，功不可沒。以下我們回頭來談方先生的藝術史研究。

博士生的名著：《溪山無盡》與《羅漢和天橋

1951年，方先生從普大大學部畢業後，直攻藝術史博士課程。他在修課、研究之外，也擔任大學部的課程助理(precepte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蘭和弗利爾美術館研究，並開始出版重要的學術論著。當時他雖才20多歲，但已是中國藝術史學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歲的方先生便與克利夫蘭美術館館長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寫專書，介紹該館所藏的名畫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溪山無盡圖》)。方先生以一個博士生的身份而得與著名的學者合著專書，這當然是因為他的專業知識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溪山無盡圖》一書中，以風格分析的方法，從空間結構上看出畫中群山向畫面中景處退讓，使畫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應屬南北宋之間山水畫的表現特色，因而將它定為12世紀的作品。

1956年，方先生(26歲)雖然還是一個博士生，但由於在學界和教學方面的表現優異，因此深受普大藝術與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1888—1956)的重視，而被聘任為教師，講授「西洋中古建築史」，同時撰寫他的博士論文。這在人文學科而言，是極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論文所研究的是弗利爾美術館所藏兩幅原屬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羅漢圖》。《五百羅漢圖》原為南宋林庭珪與周季常在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畫中都表現出五個羅漢顯現神通的故事。二戰前後，這套作品因種種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許多件流傳到美國，當時波士頓美術館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爾美術館則收藏了兩幅。為了徹底了解全套《五百羅漢圖》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細研弗利爾和波士頓美術館的藏品外，並在1956年到1957年間，得到校方資助，而與方太太二人同往日本京都大德寺，進一步研究並拍攝那些原作。

就在方先生留訪京都的期間(1956—1957)，他結識了當時在京都博物館擔任研究員的島田修二郎先生(1907—1994)。方先生十分肯定島田先生的學問，因此，後來他回到普大後，便向校方推薦。島田先生因而在1962年受聘到普大藝術與考古系擔任教授，直到1975年才退休，對培養東亞藝術史博士生的貢獻良多。另外，方先生與方太太也利用這次旅行之便，到台灣台中的北溝，參觀名畫，其中范寬的《谿山行旅》和五代人的《丹楓呦鹿》等作品，特別讓他們感動，也令他們深感中國藝術之精緻程度與質量之高足可與西方藝術比美。這更加深了方先生日後專注於中國書畫研究的決心與努力。

任教普大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中國藝術史博士，同時也正式開始他此後40多年的教學工作。那時他才27歲，充滿朝氣與遠見，已經計劃和東亞系的年輕漢學家牟復禮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動「中國藝術博士學程」。由於方先生在研究中國藝術史方面優異的表現，引起了歐美學界的重視，就連當時最有名的喜龍仁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時去普大拜訪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論文獲得弗利爾美術館的重視而予以正式出版：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羅漢與天橋》)。1959年，方先生與東亞系牟復禮教授共同在二年前開始策劃的「中國藝術博士學程」正式成立。1962年，島田教授受聘普大後，這個學程才擴大成為「中國與日本藝術博士學程」。

這個學程的目的是：結合中國和日本藝術史的作品研究和漢學及日本歷史文獻研究，來訓練博士生。它在資源方面結合了兩系傑出的核心教師和圖書設備。從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為止，就中國藝術研究而言，在師資方面，先後有藝術與考古系的方先生、島田修二郎、Robert Bagley，和東亞系的牟復禮、劉子健(1919—1993)、高友工(1929—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圖書方面，則包括藝術與考古系的馬關圖書館和東亞系的葛士德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後者的中文藏書豐富，在美居於第三，僅次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另外普大美術館的東亞藝術收藏也提供了這學程的教學之用。這個學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個學生都必須以中國(或日本)藝術史為主修，另外必擇東亞系的中國(或日本)文學、或歷史、或思想史為副修。50多年來，該學程培養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學者;他們畢業後又回到各地的學界和博物館界服務，從事亞洲藝術研究，並培育新一代的學者。

1962年Rowley教授逝世;方先生於是成為普大東亞藝術史研究的領導者，全力在各方面推展東亞藝術的研究。1970—1973年，方先生擔任該系的系主任，同時兼任大學美術館館長，並且從1971年開始，更榮任普大的Edwards S. Sanford終身榮譽講座教授。那年他才31歲。

研究藝術史的方法與特色

方先生由於受到沃弗林和潘諾夫斯基學派着重對藝術作品風格研究的影響，再加上自己對於中國傳統「筆墨鑑定法」的重視，因此在研究中國書畫史時，特別注意對作品的結構與筆墨的分析和圖像意涵的解讀。結構與筆墨分析是鑑定作品真偽和斷代的有效方法。它的主要工作包括：觀察、分析特定作品在構圖、造形、筆墨、空間和整體關係及視覺效果等各方面的表現特色。鑑定作品的真偽與斷代等同於研究歷史時的史料辨偽;唯有先確定所用史料的真實性，才能進一步進行有效的歷史研究。藝術史研究亦然。雖然從文獻上看來，中國繪畫的研究早已有它長達千年以上的發展史，但20世紀初年以來，由於信息與圖像的取得逐漸便捷，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曾受到了西方藝術史研究方法的刺激與影響。西方藝術史研究已長達200多年以上，多數繪畫作品的真偽問題都已釐清，學者可以在那基礎上再向前推進，因此研究議題多元，層面深廣;但相對的，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還屬於起步階段，許多基礎工作還作得不夠，比如：在繪畫和書法方面，有許多重要傳世的作品，我們連它們的真假與斷代問題都還未釐清，因此更別說談到進一步的研究了。由於體悟到這個現狀，因此方先生在從事中國書畫史的研究時，便特別注重優先處理這些鑑定方面的基礎工作。

此外，方先生認為研究藝術史，首先要了解：藝術表現本身便具有它自己的風格發展史。必需具有這樣的概念，才能將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在與它相關的風格發展脈絡中，尋求它在時間軸線上的定位，也才能解決作品的真偽和斷代問題。關於這方面，他曾三度為文加以闡明：如2003年的 「Why Chinese Painting is History」(《為什麼中國繪畫是歷史》);又如2013年的「On Chinese Art as History: Seeing and Believing」(《論中國藝術即歷史：眼見為真》);再如2014年的「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藝術即歷史：書畫同體》)等。另外，在2004年時，方先生曾應普大謝伯軻教授(Jerome Silbergeld)的專訪，以問答的對談方式，談論他個人對中國藝術史在本質上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而寫成了《我的學術思路：回答謝伯軻教授的九個問題(上)、(中)、(下)》。原文言簡意賅，精煉深奧，值得讀者細加反思;它可看作是方先生數十年來研究中國藝術史心得的縮版，學術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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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人有限的了解，方先生研究中國書畫史的具體方法是：融和了西洋藝術史的「結構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和中國傳統的「筆墨鑑定法」，而建構出一套自具特色的斷代方法學。由於方先生從小學習書法，因此，對於書畫作品用筆的方法極為敏感，也將它視為鑑定中國書畫真偽和辨識個別書畫家風格的重要方法之一。他曾以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協助艾禮德先生建構了西方最好的書法收藏，此外，他也寫過許多專論書法的論文，並強調「書畫同體」的概念。又由於接受過西洋藝術史「結構分析」和「風格史」研究方法的訓練，方先生在處理中國藝術史的問題時，不僅僅只是橫向式地只專注在鑑定某件作品的真偽或斷代的問題上，而是在此之前，先縱向式地追究出它的風格淵源和流變。因此，在研究一個問題時，他的思考層面極廣，在腦中運轉着大量的圖像資料，而且貫徹上下古今，所以能見人所未見，掌握到某種風格在藝術史發展中古今通變的特色。這也是他研究藝術史在方法上異於他人的特色。在他的諸多著作中，最令個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以下的五例：Summer Mountains(《夏山圖》，1975)，「Archaism as a Primitive Style」(《復古主義即原型風格》，1976)，「Au-t』u-hua at Tun-huang」(《凹凸畫在敦煌》，1981)，Images of the Mind(《心印》，1984)和「Along the Riverbank」(《溪岸圖》，1999)等。以下個人對這些著作的內容要點稍加介紹，以見它們的重要性。

(一)

《夏山圖》是1973年方先生為大都會博物館從王季遷(1907—2004)收藏中購得的一件無款山水畫。依方先生所見，它應是北宋屈鼎的作品。為證明這個看法，他首先扼要地從山水畫的空間結構、造形和筆墨技法等方面去分析唐代到清代之間一些重要的山水畫家作品，如正倉院琵琶上的山水畫、李成、范寬、燕文貴、許道寧、郭熙、李唐、趙孟頫、李在、王翬等人山水畫中的構圖、造形和筆法等繪畫風格特色，而勾畫出其間山水畫的發展史和每個時期山水畫的表現特色。然後他再依據那些特色證明《夏山圖》是屬於燕文貴的風格系統;但就造形、筆墨和其他因素而言，則應是燕文貴的學生屈鼎所作。　

(二)

在1976年所寫的《復古主義即原型風格》一文中，方先生闡明了在中國畫史中常常談到的「復古主義」的性質：他認為那應是一種追摹古代風格的作法。他在人物畫、山水畫和書法作品中，看到古代許多種藝術的造型「圖式」(pictorial scheme)如何藉由不同的媒材保存下來，而後人再如何經由「復古」的概念，去吸收和轉化前人所建立而流傳下來的這些圖畫模式。他的觀察透徹，能見人所未見。比如，一般人只觀察到錢選在《羲之觀鵝圖》中畫山的特色：重複使用三角形，堆疊出一座山的形狀;然而，方先生卻可以更進一步看出：這種山石圖像原來可以追溯到北宋早期木刻版畫《秘藏詮》中的山水插圖;它甚至還可以上推到敦煌六十一窟中的壁畫《五台山圖》(約980年)。

(三)

方先生在1981年所寫的《凹凸畫在敦煌》一文中，主要探討的是：從北涼到唐代之間，敦煌壁畫中所見中亞傳入的「凹凸畫」技法的特色，和當時中國畫家如何涵受它，以及轉化它的過程。關於這兩方面，他都有十分精闢的看法。在如何涵受方面，方先生指出：由於受到「凹凸畫」強調錶現物像立體感的影響，六朝和唐代畫家因而在人物、建物和空間的結構上，由漢代以來習於表現物像的整體性和平面性效果，轉而趨向較清楚地表現出它們各主要部分之間的立體性結構關係。至於在如何轉化方面，方先生認為：唐代畫家採取漢代以來傳統的線描技法，描塑出人物的立體感，藉此取代了「凹凸畫」那種利用顏色漸層去暈染出物體表面高低的畫法。他以十分精簡的方法，系統性地運用了敦煌的壁畫資料，成功地建構了漢唐之間中國畫史演進的概況，也彌補了古代畫史研究的缺口。

(四)

在1984年所完成的《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一書中，方先生舉出了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琵琶上的漆畫《湖雁圖》(8世紀)，和南北宋之間李生的《瀟湘臥遊圖》(13世紀)，以及趙孟頫的《鵲華秋色》(1295)等三件作品的線描圖和它們各自的空間結構層次示意圖。以這三件圖為例，他說明了從第8到第14世紀的600年之間，中國山水畫在表現空間的深度方面，所呈現三個階段的進展和表現特色，特別是在描繪近景到中景之間的「地表面」(ground plane)(不是「地平面」，horizon)的這一點上。由於宋元以降中國畫家對於表現畫中的近景到中景和遠景之間連續延伸的「地表面」能力的增強，使得山水畫中漸漸可以清楚地呈現出三度空間的感覺(也因此，中國山水畫不僅可以「觀」，而且可以「居」，也可以「游」)。他指出中國山水畫中存在的是「地表面」(而非「地平面」)的表現問題。他的這種看法實發前人所未見，也有效釐清了一般人在看中國山水畫時，常因無法找到「地平面」的迷思與困惑。

(五)

方先生在1999年對《溪岸圖》所作的研究中，再度使用他獨特的研究方法：以縱向的藝術風格發展史來為一件作品定位。首先，他分析了《溪岸圖》的結構特色。其次，他尋找出這種特色已存在於唐代繪畫中，可知這種風格的淵源有自，依此而證明此畫是董源所作的可能性。最後，他更列出元代王蒙，和其後許多山水畫中引用了《溪岸圖》構圖模式的例子，以此說明這類董源風格在14世紀之後持續流傳的事實。

以上諸列所見方先生那種依憑視覺證據所呈現出來具有系統性和貫徹史實的獨到見解和論述方式，視野廣闊，氣魄龐大，說服力強，在中國藝術史學界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建構「東亞藝術圖像檔案」

除了上述的「結構分析法」之外，方先生也重視「筆墨鑑定法」。他認為藝術史研究者必需將二者合併運用，才能建構出一個藝術家作品風格的發展歷程和重建傳統畫史發展的大概面貌。而要運用「筆墨鑑定法」的先決條件是：將大量的圖像證據排比研究，以建立個人或整體的風格發展脈絡;此外，更要仔細觀察作品真跡。換句話說，要研究藝術史必須要有良好的圖像檔案設備和與觀察實物的機會。為了這兩種需要，方先生自1960年代開始，便在普大建立了全球最好的「東亞藝術圖像檔案」。方先生當年要設立「東亞藝術圖像檔案」的靈感，極可能是學習了普大藝術與考古系早已建構而聞名全球的「基督教藝術圖像索引中心」的經驗。該中心始建於1917年，至今為止已近百年，且收了大約20萬張相關的圖像照片。

普大的「東亞藝術圖像檔案」包括兩大類：「一般東亞藝術圖像檔」和「羅氏敦煌壁畫圖像檔」。「一般東亞藝術圖像檔」之中最主要的是中國藝術圖像，其核心來源是購自當時密西根大學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合作的「故宮藏畫圖像照片」。該項計劃是密大的艾瑞慈教授(Richard Edwards)和當時弗利爾美術館研究員高居翰博士(James Cahill)合作主持的。在這套「東亞藝術圖像檔案」中，每張圖片都是圖像清晰的8"×10"黑白照片。黑白大照片的好處是可以清楚看出水墨畫的筆墨和線條。這些照片被裱貼在灰色的12"× 14"硬紙版上，依藝術家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排放在一個個高大鐵櫃的活動抽屜中，使用者可以輕便自在地取用。從設立開始到2000年為止，這套檔案曾在30多年之中，累積到15萬件左右，在教學和研究方面發揮了極大的效用。有了那些圖檔，方先生更可以貫徹他對作品鑑定的工作。他也如此要求他的博士生：先針對某一單一重要作品作精密的觀察、分析與比較研究，以確定它的真偽和斷代，然後再解釋它的圖像意涵和闡明它的歷史背景及文化史上的意義。這便是在他領導下的「普林斯頓學派」研究中國書畫史的特色之一。40多年來，他也如此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具體處理了許多普大美術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珍藏的中國書畫名作(詳見後論)。這種建構圖檔以支援藝術史研究與教學的模式後來也被紐約大都會亞洲藝術部、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甚至是北京清華大學考古與藝術研究所沿用。遺憾的是，約在1990年代之後，由於計算機流行，大家漸漸習慣運用電子圖像，因此，在方先生於1999年退休之後，普大的這套高質量圖像照片檔，不但未能持續累積，或予以數字化，反而散落各處，實在十分可惜。

「羅氏敦煌壁畫圖像檔(The Lo Archive of Tun-huang Wall Paintings)」;是1960年代初期方先生為了普大而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經費後，特別敦請那時旅居紐約的羅寄梅先生(James Chi—mei Lo，1902—1987)和夫人(羅劉先，Lucy Lo女士)所製作的2000多張8"×10"黑白圖像照片。羅寄梅先生與夫人都是攝影記者，他們在抗戰末期到敦煌千佛洞與安西榆林窟等地，拍攝了3000多張當地的佛窟壁畫與塑相的照片。那時張大千也正好在那裡臨摹壁畫。由於羅先生與夫人對藝術的敏感度極高，再加上精絕的攝影技術，因此所攝取的圖像不論在取景上、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超越了其前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教授所攝的敦煌圖檔。這套「羅氏敦煌壁畫圖像檔」，在1983年敦煌研究院和日本講談社合作，首度出版五冊敦煌彩色壁畫圖冊之前，一直是全球研究敦煌藝術最清晰、最完備，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圖檔。10多年前，美國的安德魯·梅隆基金會在徵得羅太太同意後，已將羅氏所藏敦煌壁畫圖像全面電子化，並收入Artstor電子數據庫。最近這套圖檔並將以書面形式出版，是學界一大盛事，也是羅先生與夫人對中國文化的具體貢獻。

對普大美術館的貢獻(1957-1999)

方先生對普大美術館的貢獻非凡。他對中國書畫史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許多重要收藏家的信任，因此他們便將自己收藏的書畫珍品或借藏或捐贈給普大美術館，作為教學與研究之用。其中比較重要的捐贈者包括：Mr. Morris Dubosc， Mr. Earl Morse， Mrs. Jeanette Shambaugh Elliott， Mr. Arthur M. Sackler， Mrs. Edward Elliott和Mr. John B. Elliott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大美術館所藏的中國書畫珍品中，有許多都是國寶級的作品。舉其要者，比如：唐摹王羲之《行穰帖》、米芾《行書三札》、黃庭堅《贈張大同行書卷》、王洪《瀟湘八景圖卷》、李公年《山水圖》、趙孟頫楷書《湖州妙嚴寺碑》、行書《洛神賦》以及《幼輿丘壑圖卷》、文徵明行書《詩軸》和《花卉圖》長卷、祝允明《草書詩卷》、王陽明《行書三札》、八大山人《雜畫冊》、石濤《致八大山人信札》《自畫種松小像》和《巨幅山水》，以及揚州八怪和清初六家的作品等等。

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貢獻(1971-2000)

1970年代以前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其主要收藏還是以西方藝術品為主;亞洲藝術收藏並非是它的強項;但一些有志之士已覺東方藝術品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計劃加強這部分的收藏。有鑑於方先生在中國藝術史方面的學識、才幹、熱忱與使命感，因此，大都會博物館特別從1971年開始，聘請他為該館亞洲藝術部的特別顧問，期望在質與量上全面提升該部門的素質。方先生也的確不負所托，在其後30年之間，不斷地從各方面去建設亞洲藝術部。首先，在軟件方面，他全面提升了該部門的收藏、研究、出版和學術活動。其次，在硬件方面，他更大量增建畫廊、展示空間和庭園建設等事項。方先生在那30年之中有效的領導與規劃，讓亞洲藝術部真的脫胎換骨，令人耳目一新;也使得大都會博物館變得可以與波士頓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和克利夫蘭美術館等並駕齊驅，成為全美四個收藏亞洲藝術最重要的博物館。

結合收藏、研究、展覽、研討會和出版學術專著等一連串的項目，是方先生從事博物館工作的一貫作業程序;他為普大美術館所作如是，對大都會博物館所作亦如是。由於筆者的研究領域限於書畫，因此以下僅以數例，說明方先生為大都會博物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收藏方面，方先生以他個人的人脈網絡，從歐美各地為大都會博物館購藏了許多重要收藏家的珍貴書畫。當時在歐美有一些重要的書畫收藏家，如：在倫敦的大衛德(Percival David，1892—1964)夫人;在美國康州的翁萬戈、和在紐約的王季遷(1907—2004)、顧洛阜(John Crawford，1913—1988)、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和艾瑞生(Ernest Erickson)等先生，以及唐氏家族(唐炳源、唐溫金美、唐騮千)等為最有名。由於方先生的緣故，他們的部份珍藏，如：韓干《照夜白》、屈鼎《夏山圖》、董源《溪岸圖》、宋徽宗《竹雀圖》、李公麟《孝經圖》、馬和之《毛詩圖》和錢選《羲之觀鵝圖》《陶淵明歸隱圖》及《梨花》等等，先後都進入了大都會博物館，因此在質與量上，具體豐富了該館的中國書畫收藏。

其次，在學術研究上，方先生自己帶領他的研究團隊，針對該館某些珍貴的藏品，作深入的研究，並出版若干重要的學術專著。又以該館藏品為主，先後寫了三部中國藝術史的專著：1992年：Beyond Representation(《超越再現》);2001年：Between Two Cultures(《兩種文化之間》);2014年：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書畫同體》)等。

在展示藏品方面，方先生除了指導亞洲藝術部門定期舉辦經常性和專題性的展覽之外，也常向國外的重要博物館借出珍品，到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特展，而且配合特展舉行了許多大型的學術研討會和出版論文集。其中令個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包括以下的三個重要活動：如1980年，方先生向中國大陸借出許多「文革」時期出土的商代到漢代之間的青銅器、玉器和秦俑等重要文物，而舉辦了「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特展，並邀約中外學者召開研討會，和出版學術論文集(Wen C. Fong ed.，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0)。為籌備上列活動，在這之前的兩年(1978年秋)，方先生已預先在普大為博士生開授「中國青銅器」專題討論課。該項展覽當時在紐約轟動一時，後來又在美國許多大博物館巡迴展出，使西方人士認識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精華。

又如1985年，在方先生的安排下，顧洛阜先生將他大部分珍藏的宋元書畫捐贈給大都會博物館。為了向他致敬，同時也為慶祝館內重新整修的「狄倫畫廊」(The Douglas Dillion Gallery)的開幕，因此方先生又邀集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在大都會博物館中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詩書畫三絕」(The Three Perfections)學術研討會。那次的會議論文集事後也於1992年出版(《文字與圖像：中國詩書畫》)。

在硬件建設方面，由於方先生的主導，促使大都會博物館為亞洲藝術品開拓了許多畫廊和展示空間，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明式花園的建構。1978年左右，方先生得到大都會博物館的支持，計劃在該館埃及藝術展廳的屋頂露台，蓋一座小型的中國式花園。為此，他不但先在普大開授「中國庭園專題研究」，帶領學生研究相關課題，而且特別邀請中國研究園林的專家陳從周教授(1918—2000)，和20多位蘇州的造園師傅，帶着在蘇州當地預先作好的建材構件來到紐約，進行為期一年左右的組合工程。一座小巧精緻、仿明代蘇州網師園的江南園林亞斯德庭院(The Astor Court)終於在1981年夏天落成了。它與新建的「狄倫畫廊」一同開幕。記得開幕的時間是在6月某天的傍晚，來賓冠蓋雲集，其中不乏當時許多美國的政商名流。參觀者擠得水泄不通，有人等在門外直到晚上10點左右才得進場。庭園內呈現了中國江南士人的美學趣味：月洞門、太湖石、青石地磚、迂迴廊道、貼牆小涼亭，還有一座木構廳堂「明軒」，內放1976年購自安思遠收藏的中國明式家具，牆上掛着仇英的《紅友》太湖石圖。園中所見無一不來自蘇州，包括一磚一瓦，一木一石，甚至連地上的「蘇帶草」都是來自蘇州當地!透過玻璃屋頂還可看到天上一輪明月，高高地掛在無雲的夜空中，讓人彷然置身江南。方先生和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曾為文特別介紹了這個庭院。這種在異地重建江南園林，而且忠實地呈現它的原物原貌的作法，在美國可以說是創舉。這也是方先生長年為大都會博物館所作的貢獻當中，一個最具體而紮實的物證。

嚴師身教

在這些之外，對於一個學生而言，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方先生的教學工作。在負責許多性質不同的工作和計劃的同時，方先生對於普大博士生的教學始終認真、熱切而投入，數十年如是，令人敬佩而且印象深刻。他的教學方式包括校內的專題討論和校外的觀研作品。除了正值他每教學三年便可休假研究一年之外，他每一學期都開一門有關中國書畫史的專題討論課，時間都定在周一下午。上課地點有時在普大的美術館中;但多半是在東亞藝術專題討論室中，排比大量相關的圖像，作細密的觀察、分析和討論。方先生的課每學期主題都不同，程度也從不分初級或高階。由於修課的同學都是博士生，他認為他們應該都已具有相當的知識，所以課中絕不會耐心地「循循善誘」。每一個同學，不論程度如何，都必須達到他的要求。如果不懂，自己設法去補充或求助。因此，上課時，每一個同學都聚精會神，絲毫不敢鬆懈。方先生上課時間都從下午一點半開始，但從未在五點之前結束。至於何時下課，則難以預測，完全看他興致的高低而定：有時會在七點以前;但碰到他的興致高昂，到了傍晚，他還意猶未盡時，便會帶大家一起去吃晚飯，然後再回來，繼續上課，一直討論到晚上十點，甚至十一點半左右。由於同學們都住在校區宿舍，因此沒有趕車回家或安全上的問題;但一整天腦力激盪下來，每個人都精疲力竭，招架不住;只有方先生精力過人，仍是神采奕奕，毫無倦容。這種情形不論寒暑，而且風雪無阻。記得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美國東部大風雪，雪深及膝，步行困難，學校已經宣布那天停課了，但方先生仍然興致勃勃地自己開一輛箱型車，到每一個學生的住處，接送大家去上課，課後又一一送大家回去。我還記得那學期的專題討論課是關於倪瓚書畫的研究。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這些說法;所以他訓練學生的方法是要他們自勵自強，主動去發現問題，面對問題，「全力以赴」，「使命必達」。他的這種方法逼使學生面對嚴苛的挑戰，在絕境中設法突破自我的限制，藉以激發他們的潛能，促使他們獨立去解決困難後，對自己產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個從他學習過的學生，都有過這類難忘而令人感激的經驗與領悟。

除了在課堂作專題討論之外，在每一學期中，方先生都會安排一次校外教學：由他自己開車載大家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中去觀研書畫名跡。但那絕對不是一種輕鬆的郊遊，反而是像野外研習營一般。由於看作品真跡的機會難得，因此事前大家都必須先對那些作品加以研究;而在面對那些作品時，也都必須小心翼翼、分寸不漏地仔細觀察，以印證或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看完作品後，方先生多半會開車帶大家從博物館所在的東81街，沿着哈德遜河旁的高速公路，一路南下，到中國城去吃晚飯;飯後再開車回普大。在來回大約3小時的車程中，方先生三頭六臂式地，一刻也不得閒：一面隨時注意路況，開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一面不斷地提出一些問題，令大家尋思答案。我們每一次到紐約都是：早上從普大出發，下午看完作品，而當吃過晚飯再回到普大時，通常都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然而，我們通常都還不得下課。在那整個過程中，方先生幾乎無時不在與我們討論問題。他的頭腦有如計算機一般，記憶力超強，對於書畫作品過目不忘，儲存了大量相關信息，而且思路快捷，永不疲勞，不斷提出問題，等待學生的回應。我們每個人莫不戰戰兢兢，絲毫不敢鬆懈地思索答案。記得有一個冬天，我們也是那樣，在忙了整天后回到普大。當車子到了某一個同學住處的門口時，他原以為可以下車回家好好休息了;那知方先生忽然興致大發，一再提問;因此，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下車。原班人馬只好留在車內繼續與他攻防了大約一個多小時。直到深夜，他才一一送我們回去。每當回想起當年在普大的學生生活，覺得那真是一段十分緊張、刺激又充實的日子;而從以上的那些事例中，又可以看出：作為人師的方先生，是如何盡心盡力地在訓練和培養學生。他在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實在遠遠地超過了任何一個受教者。

然而，在這一切之上，更讓人欽佩的卻是方先生的豁達大度;那是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方先生是一個工作勤奮、講求速度和效率的學者。他既充滿理想性，又是一個務實的人。他最常說的幾句話便是：「有好多的事要做」!「光說不做沒有用」!以及「除非做成了，否則等於沒有做」!因此，他幾乎無時不在思考和工作，也要求他的團隊跟進。他總是像一個充滿動力的火車頭，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和工作團隊，不停地快速前進。也因此，他才能夠在半世紀之間，集合了各界的人力與物力，在異國為亞洲藝術的研究、收藏與展示，作出那麼多具體而令人欽佩的貢獻。《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正是方先生最好的寫照。

方先生擅於尋找資源，幫助別人，更熱心協助同儕，獎掖後輩。他的心胸開闊，大方好客，因此各地學者來訪不斷，彼此交流頻繁、合作無間。他對來訪的研究者不論輩分親疏，都一視同仁，大方地開放普大和大都會博物館的藏品和圖書資料供他們參觀和研究。在延攬傑出學者和培育人才方面，他更不遺餘力。他曾幾度設法尋找基金，延請專業學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比如姜一涵教授、汪世清先生(1916—2003)便曾分別於1978年和1985年到普大擔任研究訪問學者。又如他曾設法在1962年敦聘原在京都博物館的島田修二郎先生到普大長期任教。1985年他又延請屈志仁先生到大都會博物館擔任亞洲藝術部主任。長期以來，他一直多方設法為博士生找獎學金，讓他們可以專心學習。此外，他一直都十分熱心地與國際學界和博物館界交流，並視需要協助他們。他曾接待了許多著名的訪問學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或教學，其中包括：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古原宏伸和江上綏等教授。又，1988年，當台大藝術史研究所將成立之時，方先生也曾熱心地幫忙來訪的籌劃者台大文學院院長朱炎教授(1936—2012)和歷史系主任徐泓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資助，購買一套密西根大學所制的「中國藝術史」教學幻燈片。又如1975年，當方先生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吳派畫九十年特展」時，由於深感所展作品與研究說明的價值非凡，因此當場慨諾出資，協助館方印行特展的研究圖錄。再如：多年來，他接受了許多博物館的年輕研究員到普大和大都會博物館訪問研究。其中包括：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林柏亭、王耀庭和何傳馨等先生;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王連起先生;上海博物館的朱旭初先生等等。在退休之後，方先生更分別於2003年和2008年，協助北京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先後成立了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和研究中心。凡此種種，不但可見方先生的熱心與大度，更可看出他無私的精神。而像他那樣開闊的心胸與氣魄，又豈是一般常人所能輕易擁有的?

方先生可說是這半世紀以來在美國的亞洲藝術史學界和博物館界中，成就最高、貢獻最大，最令人欽佩的開拓者與領航者。然而，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在他成功的背後，那一股偉大的支撐力：那便是方夫人唐志明女士(Constance Tang Fong)的了解與支持。他們都熱愛藝術;兩人在1950年代初期相識于波士頓美術館的畫廊中。婚後鶼鰈情深，有志一同。由於方師母長期的支持，使方先生無後顧之憂，而得以全力以赴地成就了上述令人讚嘆的藝術文化功業。他們所具有那樣開闊的心胸、豪邁的氣魄、堅強的毅力與奉獻的精神，實非一般常人可以企及，足為學界楷模! 註：陳葆真，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