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方令孺 | |
|---|---|
|
散文作家，詩人，教授 | |
| 出生 | 1896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散文作家，詩人，教授 |
| 知名作品 |
《信》 《方令孺散文選集》 譯著文集《鍾》等。 |
方令孺(1897年-1976年9月30日)，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女詩人，方苞的後代。1923年留學美國，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讀書。1929年回國後，先後任青島大學講師和重慶國立劇專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慶北碚國立編譯館編審。1943年後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後被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席。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聯主席。[1]
個人簡介
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寫新詩，與林徽因被稱為「新月派」僅有的兩位女詩人。1940年後，詩風由朦朧轉向樸實。她的散文文字清新，情感細膩。解放後被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席。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在「四人幫」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方令孺平反昭雪，舉行了追悼會。[2]
人物生平
方令孺（1896~1976）一生經歷了清末、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的時期。她憑着倔強、正直、善良的性格，在社會進步思潮影響下，終於從苦悶彷徨中走出來，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進步作家、民主教授、共產黨員，實踐了自己「創造新世界、新人生」的夙願。
方令孺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個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誠是研究宋學的學者，曾為曾國藩幕僚。父親方存之諳熟經典詩書，在日俄戰爭時期，曾兩次去日本，受盡強國對弱國的歧視和白眼，加強了他的民族抗爭意識，回國後拒絕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歲喪母，是在父親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父親佩服秋瑾，把秋瑾的傳記寫成習字本教子女臨摹，給他們以民族主義思想的洗禮與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養起自強進取的奮鬥精神。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滿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男尊女卑的氛圍壓抑着方令孺，她對一切不平待遇極力抗爭。她努力讀書，爭取有不亞於男性的成績。她5歲就開始讀書，坐在姐姐的膝蓋上識字、背誦詩詞。在家庭女兒排行里，她排第9，侄兒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個都纏了腳，只有她反抗，沒有纏腳。她長得聰明伶俐，但長輩們都不喜歡她，說她性情倔強、粗野，不許她上學，常常打罵她並把她關在屋裡，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順，又打又罵。但她能在受壓抑、束縛的環境裡自我娛悅。有一天她跑到花園裡，在一叢荒草中，發現一棵盛開的海棠，她快樂極了，看那清風吹過，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輕飄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靈感到不可言說的喜悅，她靜靜地觀看，惟恐一出聲，這快樂會隨風飛去。她從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澀的童年裡，她有兩個愛好：一是讀書；一是欣賞自然。
她祖父母死後，伯父任族長。她父親因喪妻，帶着八個兒女從省城安慶遷回偏僻的桐城隱居，親自教子女讀書，給令孺老師打下了堅實的國學根基。這時，她家經濟並不寬裕，靠伯父分給的田產為生，她父親不得不經常外出借債。19歲時，伯父為高攀豪門，把她作為升官工具，許配給南京陳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個嬌生慣養的人，儘管她父親對這樁婚事也不滿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後與男方相處，無共同愛好興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輕視，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運動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師鼓起勇氣，決心要掙脫封建大家庭的羈絆。1923年她把一個兩歲的女兒放在祖母家，帶着一個8歲的女兒，隨丈夫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書。她開始與社會接觸，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還結識了一些進步青年。同學孫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紹她讀易卜生的文學名著《娜娜》。這本書對她觸動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種虛偽、壓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帶着兩個孩子離開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學讀書。但因學校當局認為她是已婚婦女，應該在丈夫身邊，不許她註冊，她據理力爭也無用。後來，她機智地利用美國風俗：年輕姑娘不論到哪裡都須有一個結過婚的婦女做監護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藉此理由，作為虞之佩的監護人，才被允許註冊。但女生部主任還經常把她叫去訓話，故意找她麻煩。這時，她和孩子的生活費仍靠丈夫供給，丈夫寄錢很少，常常使她們母女挨餓，房主見她窮，也常常刁難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魚，獲得微薄補貼來維持生活和學習。她清楚地知道，這是在為她今後獨立生活創造條件。在威斯康辛大學，她又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他們一塊談論海外的大詩人、大音樂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曾啟發她正確認識國內的政治形勢，她開始反對禍國殃民的政權，積極參加該校的學生會工作，和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分子作鬥爭，還參加進步同學的讀書會，並開始對共產黨產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國，帶走了兩個孩子，方令孺留下繼續學習，但因思念女兒，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國。回國後，夫妻間的矛盾激化，貌合神離的生活終告結束。她決定捨棄優越的家庭生活，與丈夫分居，去過艱苦的日子，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女兒。
1930年春，由清華大學教授鄧叔存介紹，她到青島大學中文系任講師，教一年級國文，成為當時國內大學極少數的女教師之一。她帶着小女兒去青島教書，另兩個女兒放在陳家祖母處。她自信出國學習6年已為她獨立謀生創造了條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1929年她開始寫詩，後來又寫散文。她的詩既有很深的國學修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她的散文也有詩的韻味。在這裡，她又結識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該校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實秋等，來往密切。
1932年，她因積勞成疾，只好暫時中止兩年的教書生活，到北京姐姐家養病。後因病情需長期醫療，她又回到南京孩子們的祖母處。這期間，因重病纏身，又加上她視為知己的侄兒、著名詩人方瑋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擊，情緒一度頗為消沉。但她常想起瑋德鼓勵她的話：「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飛。」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災難仍時時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奮起、掙扎。這時她和許多進步作家來往，大家常在她家聚會，她家幾乎成了文化人的俱樂部。來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陳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與文品，對此毫無異議。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國民黨反動派軟禁，她還多次去看望，表示願意幫助，並向丁玲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還曾給她來信，她也給丁玲寄書去。
抗戰的烽火把方令孺徹底從苦悶、彷徨的消沉中驚醒，她參加慰問傷兵，寫有關抗戰的散文。她說：「我確實覺得大時代給我的心有一種新的悸動，新的顫慄，新的要求，過去幾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給推倒、翻動。再也不允許我停頓、悠閒和沉迷在往古藝種的懷抱里。我睜開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種形態的人生，各種堅毅與窮苦的面孔。」個人的苦痛「和那個千萬人最大的苦痛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了……」從此，她跳出個人的小圈子，從過去的只為個人獨立匯入到進步的潮流中。
主要著作
《信》(散文集)1945年，文生出版社
譯著文集《鍾》等。
其他編輯
故居
方令孺故居，它建於40年代，屬西式花園別墅，位於靈隱白樂橋3號，文壇泰斗巴金也常在這幽靜的庭院裡與方令孺交談。
故居依水而建，越澗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內花木繁茂，右邊一棵高大的銀杏，左邊一顆粗壯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平房別墅，建築面積約200平方米，有一半圓形房間突出院中，三面通風，採光甚佳。別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風景優美。
在青島
清代文學中，安徽桐城的學者形成「桐城派」，以提倡古文為主，現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書香世家，同時也是充滿封建倫理觀念的家庭里，3歲即遵父母之命許配與人，16歲完婚。
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方令孺衝出牢籠，遠去美國留學，接受西方教育。回國後深愛新文學，寫詩也寫散文，她的詩作多發表於《新月》雜誌，被稱為新月派代表性女詩人。她的侄兒方瑋德是一位天才新詩人，少年成名。外甥宗白華是哲學家，也是文學家。他倆比方令孺僅小八歲，所以對方令孺以很大影響，多有往來，並對新詩有所探討，方瑋德也是新月派詩人。
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建校，楊振聲校長廣聘教師，在鄧仲存介紹下，聘方令孺為國文系講師，她第一次來到了青島。青島大學校舍是利用了原德國人建的俾斯麥兵營，其7號樓原是軍官營房，學校作為了女生宿舍，樓上住着單身女教工（籌備期間曾住着蔡元培一家）。住在這裡的還有校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李雲鶴（江青），張兆和（沈從文的未婚妻）。李雲鶴還是國文系的旁聽生，與方令孺是同仁、鄰居、又是師生。
國文系主任是聞一多，他的助教是陳夢家。梁實秋寫方令孺道：「她相當孤獨，除了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以外，不喜與人來往。她經常一襲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獨居，或是一個人在外面而行的時候，永遠是帶着一縷淡淡的哀愁。……不願談及家事，談起桐城方氏，她便臉色緋紅，令人再也談不下去。」
「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之中，首先是聞一多。1931年聞一多由文登路遷居陰島路（今紅島路）後，書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梁實秋，聞一多，楊振聲「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自稱「酒中八仙」，「八仙」中有一女仙何仙姑，聞一多便每次請上方令孺，「湊上八仙之數」。其實方令孺不善飲，別人亦不勉強她。是為了解脫她的「孤獨」。
方瑋德同陳夢家都是聞一多的學生，1931年來青島，與「九姑」方令孺，老師聞一多，學兄陳夢家相會，大家興高采烈，那些天是方令孺罕有的快樂的時光。方瑋德稱方令孺「九姑」，陳夢家自然也同樣稱呼，青島大學的同仁也統稱她「九姑」。巴金在《懷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說：「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巴金等都稱她「九姑」，梁實秋說：「大家都跟着叫她『九姑』，這是官稱，無關輩數。」
方令孺在青島，執教之外，從事創作，寫詩，也寫散文。她寫的散文集起名《家》。大學校舍後邊是青島山，昔日這裡有汩汩的泉水（今海大的中址）並形成溪流。方令孺在《靈奇》一詩中寫到：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個人走上了慣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在細細的在與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輕裳。
方令孺同聞一多、陳夢家談起，在《新月》之外，應辦一個可發表詩歌的刊物。陳夢家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談了九姑的意見，徐志摩很高興，立即籌辦，四處約稿，自己帶頭寫了一首《愛的靈感》，其中寫到：「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新月社新出版的雜誌就叫《詩刊》，1931年1月出了創刊號，有方令孺的《詩一首》：
愛，只把我當一塊石頭，
不要再獻給我，
百合花的溫柔，
香火的熱，
長河一道的淚流。
陳夢家評價說：「這是一個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響，她是有着如此樣嚴肅的神采，這單純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經見的佳作。」方令孺在青島大學的兩年，奠定了她在詩壇的地位。
徐志摩乘飛機在濟南失事遇難，方令孺十分悲痛，她寫了《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一文：「再有什麼比這個消息更慘烈？這真像是處在迷罔的夢境，不信志摩會這樣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帶着人類所有的創痛去了！」
幾年間，她與徐志摩多次通信，信中多交流對中國新詩的看法，這些信她結集出版，名字就叫《信》。
方令孺的孤獨感也在於當時大學國文系的學生，熱衷於訓詁、音韻、楚辭、唐詩，惟有臧克家一人寫新詩，被當作「另類」。 1932年，「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青島大學的學生在建校兩年內爆發了第三次全校性大罷課。「方令孺同許多富有民族正義感和愛國心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之憂愁、憤激，加上為生計而進行的奔波，不久竟至積鬱成疾，患上了甲狀腺亢進疾病。由於病勢十分兇猛，她只得離開青島。」（鄧明以《方令孺傳》）
解放後，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聯主席，也是全國唯一的女性省一級文聯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全國文聯秘書長王亞平，副秘書長舒群，河南省文聯主席於黑丁，安徽省文聯主席劉芳松，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上海市作協主席徐中玉，瀋陽市文聯主席蔡天心，30年代都生活在青島。老舍為山東大學教授，王林、徐中玉、蔡天心都是青島大學（山東大學）學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後下放「五七」幹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黨介紹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對徐常太說：「我教了一輩子書，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壞蛋，江青是我在青島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也許江青因為我掌握過她一些醜事，故而對我下這樣的毒手。我個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黨和國家遭殃卻是大事。」
書信節選
第五篇
這幾天秋的使者來了，綿綿的小雨像是誰的淚？今早雲中漏出日光，顏色慘白，街上水車同短笛的聲音都呈現頹喪的情調，我心裡淒涼。我嘆息炎夏的消逝，夏，有時會燒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願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點病的磨難，我哀憐，如果在這荒漠裡能掇得一朵花我願意獻給這受磨難的人。
這幾天因為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疏忽了給你寫信。這是一本名著，是一個不幸的故事，我所讚美的是作者的藝術，他把全書的情節用一根巧妙的線索連貫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樣，但是提起來，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睜的時候才把書合上，帶着書里的憂愁入夢，早上在魚白的光里，我坐起讀，今天看完了，這一種緊張的心，也像秋蟬一樣，帶着尾聲，在綠葉里消失。但是這鬆懈的心情使我覺得異常無味。
我發現生活是不能悠閒，要忙，要複雜。小小的園林，養花飼鳥，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滿足，那裡沒有創造，沒有喜悅，所以 Creatioll and Recreation這兩個字，同人的生命是織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為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環境起衝突…… 傍晚，我一個人走上這園後的高台，靜默地看那深紅的晚霞，橫陳在一叢黑樹的後面，河裡的水平靜到一點細紋都沒有，樹葉在我耳邊發生溫柔的嘆息。在台下，來了人說話的聲音，他們
說什麼，我是不管，只是那聲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沒有韻律，沒有變化，我不能忍，就離開。
說也奇，我能忍受極複雜強烈的聲音，可是不能忍受一成不變的單調。有一次我在一個大城裡過年，除夕夜半我走進劇院，人是擁擠得教我不能吐氣。他們不管老少就像瘋了一樣，吹號筒，響口笛，奏各種不同的樂器，他們要使空間充滿着喧囂，好像這喧囂能把時間抓住，我坐在一個角上，心理同他們完全不同，比平時更清醒，更寂寞，聽他們做出的聲音，像是在別一個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長的，短的，戲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們都是綢子做的傀儡，頭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見的線在那裡扯着他們動──可憐，馴服地被動着！我信，他們的心，一定同我一樣，冰冷。還有，幾年前，我生病睡在醫院裡，我的房在第六層樓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機器挑土，那一聲聲尖銳的音擠進我的心靈，我每天一到破曉就哭，我厭恨那惱人的單調。
我對於人生也就有同樣的感想。
說起生命，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我們愛它，卻又憎惡它，到底為什麼愛，又為什麼憎？記得 Stevenson說： 我們看戲以種種意義解釋生命，直等到厭倦為 止；我們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學的名詞來討論，但有一個事實總是真的──就是我們不愛生命，在這意義上我們太操心於生命的保存──再乾脆我們不愛生
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們愛的不是這固有的生命，我們愛的是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於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學家解釋生命說：Life i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自然，我們愛生命決不是為這膚淺的感觀上的愉快，要不是這生命力驅策我們創造，勇敢的跨過艱難的險嶂，就是生，又有什麼趣味！遲鈍生命，就像一灣濁水，不新鮮，又不光彩。
八月二十三日晚
（選自《信》，文化生活社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