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號菊生，浙江嘉兴海鹽人，中国出版家，為宋朝張九成的裔孫。

张元济
出版家
原图链接张元济
字	筱斋
號	菊生
出生	同治六年（(1867-10-25)1867年10月25日） 大清廣東省廣州府
逝世	1959年8月14日(1959-08-14)（91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

原图链接张元济：浙江嘉兴海鹽人，中国出版家。

目录

生平简介

原图链接张元济：出生於名門望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

出生於名門望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年四月，散館，著以部属用，任刑部主事，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戰爭後，積極投身維新運動，組織陶然亭集會。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北京创办溪学堂。戊戌变法时，被徐致靖推荐给光绪帝，变法失败後被清廷革職，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原图链接张元济书法艺术欣赏。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元濟投資上海商务印书馆，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倡議設立編譯所，聘蔡元培為所長，主持編定教科書，并延請夏曾佑編《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张元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后来任董事长。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一文評價：“張先生把商務看成是他的終生事業。”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張元濟當選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年，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於上海逝世。

人物影响

张元济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

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编辑宗旨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创新意识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

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原则

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 ，一二年后当可出版。” 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在商言利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重点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轶事典故

安身立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

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

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

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中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与名校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人际交往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卖字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出版著作

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

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人物遗迹

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在武原镇文昌东路，1984年8月筹建，1987年5月8日开馆。陈云题书馆名。图书馆占地8670平方米，有阅览室、少儿书库和张元济先生纪念室等。馆舍为仿古建筑，池塘亭桥，花木扶疏，可游憩。

张元济先生纪念室，正中为张氏半身汉白玉塑像，室内陈列张元济生平事迹、著作、研究论文和地方文献。

张元济一直关心与支持家乡文教事业。竭力搜求、保存故乡先贤遗著，其于民国30年1至4月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就有：嘉兴府前哲遗著496部、1822册，寄存(后永远捐赠)的张氏先世著述及所刊所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海盐县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民国10年始，张元济与葛嗣彬、金兆蕃、王甲荣等发起补辑《檇李文系》，并主持其事。几经中辍，最后完成，续辑较原编约增一倍。他亲笔抄录《目录》4册。但书未能印成，抗战前原稿装订78册藏嘉兴图书馆，经历事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故居

张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韬隐沪滨，拒与日军来往，1946年迁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沙发花园24号。张元济故居1916年前为英籍犹太人沙发的私人花园，西洋格式布局。1933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得此园地后，由英籍建筑师事务所马海洋行设计，新建74幢三层高的花园里弄住宅，仍名沙发花园。五十年代改名为上方花园，寓有幽静美好之意，由张元济题名书写。1958年，张元济病逝在24号寓所。

上方花园建筑风格多样，有独立式、两户联立式、多户联立式等。建筑形体主要为西班牙式建筑，栅门、窗栅、阳台、栏杆都用铸铁精制而成，室内宽敞明亮，硬木打蜡地板，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24号为新式三层里弄房子，每层有两间并排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院子，内植雪松、紫藤架、花草树木等。该建筑现为民居。

墓址

张元济墓地在今浙江海盐县武原镇范家场。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定居上海，任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译书院院长、公学总办。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在他主持下“商务”成为解放前最大的出版企业。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一届、二届人大代表。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奠基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毕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热爱中国共产党，信赖社会主义。表露于《自挽联》中：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皮囊是道教、佛教对人肉体的称呼。张元济先生不信道、不信佛，他知识渊博，欣赏哲理性的词语，以臭皮囊放入联中，面对死亡坦然处之。

1959年8月14日晚8时，这位参与戊戌变法和为我国出版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参加开国大典、政协、人大工作的爱国老人，走完了人生之旅，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8月17日下午，追悼会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隆重举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参加者二百多人。公祭仪式由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主持，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致悼词。遗体火化后，骨灰安葬于联谊山庄。墓前竖立着老友陈叔通题写的墓碑：“浙江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墓。”

张元济先生一生主张薄葬，入土为安。1951年曾亲笔为自己写了一份讣告：“前岁冬日突患偏中，卧病有年，今已于本年×月×日（子树年填制）逝去，遗骇即付火葬，不敢举行丧礼，敬辞赗赙，追悼纪念尤不敢当。生前辱荷知爱，从此长辞，赡念何极。”

张元济先生的归宿当时画上了一个名号。但是，一幕不该发生的事却发生了。

“文革”浩劫殃及联谊山庄公墓，张元济先生墓碑被“造反派”砸碎，墓被破坏。树年先生痛心疾首，嘱咐儿子人凤与侄张庆冒风险赶到墓地，挖出骨灰盒，悄悄藏到家里。后来，把骨灰盒带到海盐，凭着当地老农的追忆，找到当年吾夫人、许夫人墓穴的大致位置，把骨灰盒深埋土中，树年先生在上面栽了一棵万年青，张元济先生终于长眠于家乡的大地上。

“及身已见太平来”，张元济先生的遗愿变为现实。海盐的面貌日新月异，武原镇的旧城改造迅猛发展，已经扩展到了城南，这次是不是又得惊动他迁墓呢？

在各界人士的关心下，找到了墓地，服侍张元济先生又陪同迁葬骨灰盒的老人指出了地点，当地农民提供了信息，没有挖掉骨灰盒。因此，再次迁葬骨灰盒成为可能。政协副主席张国华同志，县文史委王英同志专程访问张树年先生，张元济图书馆馆长也去信询问墓是否迁葬？树年先生表态：“入土为安，不要再迁葬了。”在县委、县府关心下，海盐县政府颁发[2001]100号文件，张元济先生安葬墓地：武原镇城南范家场，设立张元济先生墓地保护区，立界桩、墓地保护碑。

參考文献

外部链接

• 张元济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