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

西域，最早指周朝諸地。自漢代以來，西域狹義上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是指凡是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西部地區等。

西域到了後來演變為我國的西部地區的含義，所以青海、西藏亦是屬於西域的範圍。清代的「西域」的範圍位東起敦煌以西，西至巴爾喀什湖及蔥嶺，南至拉薩界，北至俄羅斯及左右哈薩克界，青海西南地域、西藏北部地域很多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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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   西域

含義 對今玉門關以西地區的總稱

外文名 Western Regions

讀音 xī yù

歷史沿革

地理形勢

地理方位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多指中國玉門關、陽關以西的諸多國家和地區，在絲綢之路影響下，西域特指漢、唐兩代中國政府安排的行政機構所管轄的今中國新疆大部及中亞部分地區，位於歐亞大陸中心，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域國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魯番盆地和以北准格爾盆地的邊緣，利用從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綠洲上生活，此外塔里木河與羅布泊是西域地區的主要農業、生活水源。因而該區域的國家興旺與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據部分考古學家的判斷，樓蘭即是由於河流改道與羅布泊的遷移而滅亡的主要原因。(李江鳳，《絲綢之路前夕和氣候變化》，1992年；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國歷史地理學》P125)

同時西域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因素，國家的興衰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自11世紀以來東亞全境氣候逐漸變冷，當地氣候也受到強大影響，經過該地的商貿往來更樂意通過南方絲綢之路來進行，令西域貿易逐漸減少，各國也因此衰落。

根據考證，公元前17世紀西域地區已出現基本的國家形態，並大夏（今阿富汗）一帶的商人進行青金石貿易。此外，于闐(tiān,陽聲)國（今中國新疆和田縣附近）出產的和田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墳塋中所發掘，說明當地在前13世紀就已經有人定居。

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西域地區開始逐漸繁榮，西域各國利用地處東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優勢逐漸發展，在西漢管轄下各國的經濟文化的道德極大發展。[1]

西域一帶在可考歷史中於前5世紀左右形成國家，並開始獨立發展。《漢書·西域傳》記載當時已有30餘國分布在西域地區，故有「西域三十六國」之說。在張騫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國的勢力。至漢代，行政機構西域都護府所管轄範圍則已不只36國，《漢書·西域傳》亦記載在前6年～5年中西域分裂為50餘國。東漢末年，西域各國相互之間不斷兼併，至晉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車師等幾個大國並起的局面。南北朝時期，西域局勢再度變化，新興的高昌國相繼擊敗西域諸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地跨新疆大部的強國，除少數國家外西域諸國國土西遷，為中亞地區帶來了繁榮的文化。

漢都護府

都護府位置[3]

西域都護府位於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的輪台縣。野雲溝鄉和策大雅鄉結合部距庫爾勒市113公里，距輪台縣城58公里，東經85 °04'，北緯42°00'，海拔高度990米。

都護府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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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以前，西域小國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國受到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此設西域都護府， 名為烏壘城（前名輪台國）是當時漢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當時西域都護由皇帝親自任命，3年1替（也有延長和縮短的）從未間斷，據《漢書》記載：西漢歷任都護18人，其中立傳可考的歷史上著名的有鄭吉、鄭宣、甘延壽、段會宗、廉褒、韓立、郭舜、孫健、李崇、但欽等10人。當時輪台國是個城郭之國。都護府直接對其統轄，輪台王曾多次受皇帝親召幸朝。漢朝另設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軍事、機構，對當地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封以王、侯、將、相、大夫、都尉等官職，他們均受西域都護府的管轄。

西域三十六國

西域從漢武帝劉徹時起屬於漢朝。西域三十六國是：婼羌、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扜彌、渠勒、于闐、皮山、烏稈、西夜、子合、蒲犁、依耐、無雷、難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今烏恰縣)、莎車、疏勒、尉頭、姑墨(今阿克蘇縣)、溫宿(今烏什縣)、龜茲(今庫車縣)、尉犁、危須、焉耆、姑師(車師)、墨山、劫、狐胡、渠犁、烏壘。三十六國中，一部分是遊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國。

西漢時各城國人口如下：龜茲8.1317萬人，焉耆3.21萬人，姑墨2.45萬人，扜彌2.004萬人，于闐1.93萬人，疏勒1.8647萬人，莎車1.6373萬人，鄯善1.41萬人，尉犁、溫宿、車師前國在5000人以上，危須、皮山、精絕、烏秅、渠勒、戌盧、且末、小宛在1000人以上，單桓194人。20個城國共有3.3756萬戶，27.1554萬人，約占西漢西域總人口的83.6%。

塔里木盆地南緣、西緣屬於雅利安人。塔里木盆地東部和北部諸國屬於吐火羅人。西域三十六國於公元前後分裂成55國。東漢初，鄯善、于闐、車師曾分別兼併附近的一些小國。

東漢重新設立西域都護以後，進行了干預，被兼併的小國又紛紛恢復獨立。東漢時，于闐從西漢時的0.33萬戶1.93萬人增至3.2萬戶、8.3萬人，焉耆從0.4萬戶、3.21萬人增至1.5萬戶、5.2萬人，疏勒亦從0.151萬戶增至2.1萬戶。當時于闐、焉耆、疏勒是西域三大強國。

都護城遺址

在此有兩處古城遺址：一處是鄉政府東面一公里的一座小方城池，被水流沖刷過，城垣僅存1米，夯土干打壘建築，建築材料為黃沙土、防潮層，拉筋建築材料為胡楊樹枝，每0.33米為一疊層，周長約百米，城內散布着青灰色陶片，有白色的刻畫點雲紋和水波紋，城東有一城樓，南有城門。另一處古城遺址在鄉政府東面10公里公路北側，當地人稱白土墩，估計是烽燧，1928年，我國著名的史地專家黃文弼先生在上述兩處遺址上發掘出一些存貯糧食的陶罐，認為是西域都護府設立時期士卒在這裡屯守的用物。黃文弼先生還在野雲溝鄉東北300米處發現了另一處較大的遺址，可惜現已闢為農田，他在所著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寫道：「野雲溝村南約半里，有一高阜，面為深沙堆集，上生蘆葦，間有紅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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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年，王莽篡位，中原騷亂，匈奴乘機統治西域，各族人民不堪斂稅重苛的虐待，向東漢武帝請求3次，18國國王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真誠誓言。要求內屬中原，劉秀在立足未穩之時，十分不情願地將西域都護府遷往龜茲乾城（今新和縣境內）。

漢西域軍政長官

職稱的發展

西漢時，都護為加於其他官號上的職稱，多以騎都尉領其職，秩比二千石；東漢時為單任官職。武帝、昭帝時常在渠犁、輪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領護，以供應往來使者。宣帝地節二年（前68），遣侍郎鄭吉屯田渠犁，與匈奴爭車師，有功，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諸國。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漢，使鄭吉發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鄭吉為騎都尉，兼護車師以西「北道」諸國。因總領南北兩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始於此。西漢時，都護治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與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屬都護。都護開幕府。屬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侯、千人各兩人。都護職在統領大宛（今俄羅斯費爾干納盆地）及其以東城郭諸國兼督察烏孫（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錫爾河中游地帶）等行國，頒行朝廷號令；諸國有亂，得發兵征討。烏孫與漢結姻，故尤親倚都護。自鄭吉至王莽時，連置都護不絕，前後凡十八人，姓名見於史冊的有十人。宣帝時有鄭吉，元帝時有韓宣、甘延壽，成帝時有段會宗、韓立、廉褒、郭舜，平帝時有孫建、但欽，新莽時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亂，李崇沒於龜茲，遂罷都護。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十八國請復置都護，光武帝不許。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陳睦為都護。次年，焉耆、龜茲叛，共攻殺陳睦，遂罷都護。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將兵長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為都護，駐龜茲境它乾城（今新疆庫車附近，其址未詳）。十四年，班超還洛陽，繼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亂，征禧還，自此不復置都護。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復平西域，遂以長史行都護之職。

補充

西漢宣帝第二年（公元前68年）派侍郎鄭吉屯田渠黎（今新疆尉黎一帶），與匈奴爭奪東師，使護衛鄯善以西「南道」諸國安全。至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逐日歸降漢朝，鄭吉派兵迎之，宣帝又命鄭吉監護車師西北方（北道）各國的安全，因總領兩道，遂號都護，此後「都護」就成為西漢派駐西域的最高長官的正式官名。西域都護官秩二千石，相當內地郡守，其下設副校尉、丞、司馬等屬吏。西域都護的設置，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加強了民族間的團結和經濟文化交流，標誌西域正式歸屬中央政權。同時，因其在當地實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域農業生產的發展。王莽時期撤除，東漢或設或撤，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撤除。

西域戰爭

西漢時期，今甘肅玉門關、陽關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遠的地方，統稱為西域。這是廣義的西域。 狹義的西域，僅指今新疆天山南北，即玉門關、陽關以西，巴爾喀什湖和蔥嶺以東，準噶爾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的地區。西漢初，這裡有三十六個小國，後又分為五十餘國。西域諸國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兩部。絕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邊。塔里木盆地南緣有且末、小宛、精絕、扞彌、于闐、皮山、莎車等國，被稱為「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危須、焉耆、尉犁、烏壘、龜茲、姑墨、溫宿、尉頭、疏勒等國，被稱為「北道諸國」；在盆地西南、蔥嶺一帶有蒲犁、無雷等國；在盆地的東端有樓蘭，後稱鄯善。這些國家語言不一，習俗各異，互不統屬，人口少則幾百，多則數萬，一般為幾千人到兩三萬人，龜茲人口最多，才8 萬人。它們多以城郭為中心，居民多從事農 牧業，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單純從事畜牧業，以畜產品等與鄰國交換糧食 等農產品。有些國家生產力水平有相當發展，已經掌握了冶鐵技術，樓蘭人就懂得製造鐵兵器。 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的準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來居住着塞種人。西漢文帝時，原來遊牧於敦煌、祁連間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遷至此，擠走了塞種人。其後，原居住於河西一帶的烏孫，為了擺脫匈奴的羈絆，也向西遷徙到此，把月氏人趕走，占領了 這塊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遷到媯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區，稱大月氏，少部分留下來，稱小月氏。烏孫有63 萬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種人和 月氏人），他們與匈奴同俗，過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準噶爾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師控制。姑師後來分為車師前國、車師後國。車師前國一帶土地肥沃，農業相當發達。

從玉門關到西域，有兩條主要通道：一條經塔里木盆地東端的樓蘭（鄯 善），折向西南，沿崑崙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可至中亞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國；另一條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可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國。西漢文帝初，匈奴的勢力擴展到西域地區，在這裡設置了「僮僕都尉」一職，對西域諸國進行監視，向它們徵收繁重的賦稅，並把西域作為進攻西漢王朝西北部的戰略基地，對西漢構成極大的威脅。漢武帝對匈奴進行戰爭時，為了截斷匈奴右臂，曾於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派漢中人張騫赴西域聯絡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與匈奴的矛盾，與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張騫雖因大月氏不願東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務。但他在西行途中，傳播了西漢的國威，獲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資料，使西漢政府增加了對西域的了解，溝通了西漢與西域各族之間的聯繫。漠北戰役之後，匈奴單于退往漠北，河西走廊也為西漢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經打開，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當的勢力，嚴重威脅着漢與西域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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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漢武帝派張騫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與西漢共同對付匈奴，仍未達到目的。但張騫派出的各位副使，訪問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國。這些國家與烏孫都派出使者入漢答謝，使西漢與西域諸國的聯繫更加密切。從此，西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西漢王朝每年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多則十幾批，少則五、六批，每批數百人到百餘人不等。這些使臣既擔負着政治使命，同時也攜帶着許多西漢物產，與西域諸國進行經濟交流。西漢以絲織品為代表的商品源源不斷輸往西域。西域諸國也經常遣使入漢。匈奴統治者極不情願看到西漢政府和西域各國之間聯繫的加強，他們或派出軍隊嗎，或利用他們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國家，劫掠漢使，遮斷道路，竭力破壞漢與西域的聯繫。為了確保西域通道，西漢政府在西域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爭。

歷史意義

（1）使西域諸國擺脫了匈奴的殘酷統治，轉向生產技術先進，經濟比較發達的漢王朝，從而加強了與內地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聯繫。這種聯繫無疑是有利於當地社會發展的，對於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奠定了基礎。

（2）西域都護府的建立，使「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標誌着西域諸地自此成為我們統一多民族偉大國家的組成部分。它是先秦時期以後中原地區同西域地區長期經濟文化關係發展的歷史必然。

自此天山南北各地進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漢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護、以及專理西域屯田事務的戊己校尉等高級官員，冊封當地首領，頒發印綬，讓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務。1953年，新和縣一處古城遺址出土的一枚「漢歸義羌長」的銅印就是當時漢朝授給羌人首領的官印。西域都護府組織和統領西域各地對匈奴侵襲的抗擊，還在天山南北實行屯田，以減輕當地各民族的經濟負擔，解決駐軍和來往使者商旅的食宿問題，莎車、車師和焉耆等地都是當時漢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築城堡，建立烽燧(suì)，進一步拓展絲綢之路；西域都護府這些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區的關係，增強了邊疆各族人民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化進一步加快。

（3）西域都護府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關政策，也因為有效地保證了西域各地民族關係的良性發展，而成為後代中央王朝統治者仿效的範例。

如十六國後涼呂光在統一西域後，曾仿效漢代，設置西域大都護，行使主權。唐代，在邊區各族先後統轄在一個政府下之後，也分別設置了都護府。唐東北有「安東都護府」；北邊有「安北」、「單于」等都護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護府；西南有「保寧」、「支南」都護府；南邊有安南都護府。這都借鑑於漢代，適應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形成和鞏固的需要，有着積極的歷史作用。

唐都護府

唐代初年，唐朝軍隊在消滅回紇、突厥勢力時，將觸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統治被消滅以外，西域各國均臣服唐朝政府。不久西域統治交由安西都護府及北庭都護府進行處理，在西域設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將西域劃歸隴右道，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西域地區的主要城市，唐玄宗開元年間曾設立磧西節度使，統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自此新疆地區成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亂後，唐朝無力控制西域，西域再次出現半獨立政權。

元汗國

1206年，蒙古族傑出領袖鐵木真建立蒙古汗國，被尊奉為「成吉思汗」（「擁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軍進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給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國之一的察哈台汗國。四大汗國中，元帝國即元朝居於宗主國地位，元朝皇帝被尊為「大汗」。與此同時，唐朝後期（9世紀中期）起從蒙古高原西遷到今天新疆地區的回鶻人的一支高昌回鶻，除了已經與當地原住民（屬於白色人種）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並於10世紀起改信伊斯蘭教並譯為「畏兀兒」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漢、藏等民族成份，逐漸發展為近代維吾爾族。14世紀初期，察哈台汗國開始分裂為東、西兩部。東部包括喀什、吐魯番一帶；西部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統治帕米爾高原以西地區。今天的新疆絕大部分地區在東察合台汗國統治之下。

明汗國

明朝建立後，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東察合台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台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1514－1678年），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變而來的漠西蒙古所滅。所以，明朝時期，西域地區並沒有直接歸明朝中央政權管轄，但卻在我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統治之下。

清建新疆省

清代，漠西蒙古成為新疆重要勢力，准格爾部在康雍乾三朝與清軍進行了長期的軍事衝突，最終在乾隆朝徹底平定，中央王朝重新在新疆建立統治。乾隆朝相繼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並迎回東歸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此後直至清末，一直對新疆進行着穩定的統治。但隨着清朝實力的衰落與西方列強的興起，最終丟失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50萬平方公里領土，一度全疆陷落於中亞的浩罕王國。幸虧左宗棠率領湘軍收復新疆，並於1884年設立新疆省。

文明變遷

古羅馬人把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稱作Serindia，由Ser-（賽里斯）和-India（印度）兩個詞組成，意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中國史書把這個地區稱作「西域」，指甘肅玉門關以西地區，相當於現代地理概念的「中亞」。在中國史書中，西域所涵蓋的地理範圍更為廣泛，有時還包括西亞，埃及乃至東羅馬。

文字文明

文字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根據這個標尺，劍橋大學丹尼爾（G.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獨立起源的古文明發「六大文明」。其中，舊大陸有四個：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印度；新大陸有兩個：墨西哥和秘魯。[2]所謂「西域文明」，則指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之間產生的文明。

西域三十六國最初使用漢文。本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Stein）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在羅布泊北岸土垠遺址，相繼發現西漢王莽年間的漢簡。

宗教文明

東漢末年，小乘佛教從犍陀羅（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東部）傳入西域。在犍陀羅佛教影響下，佉盧文表達的犍陀羅語成為塔里木盆地佛教經堂用語。法國探險家杜特雷依·德蘭斯（J.L.DutreuildeRhins）在和田收集的佉盧文《法句經》殘卷，以及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發現的佉盧文佛經，有助於說明這一點。除了宗教用語外，于闐、鄯善、疏勒和龜茲等西域諸國，還把佉盧文當作官方文字。斯坦因在和田、尼雅、樓蘭等地發現大批佉盧文世俗文書，主要為公元3－4世紀鄯善王國文書檔案。德國吐魯番考察隊的勒科克（A.vonLeCoq）在蘇巴什古城和克孜爾千佛洞還發現佉盧文題記和賬本，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

大乘佛教興起之後，尤其在印度笈多王朝時代，印度文化全面復興。印度佛教徒紛紛改用婆羅謎文和梵語作為佛教經堂用語，並且對西域佛教產生重大影響。公元5世紀初，法顯從長安到印度求法，途經塔里木盆地南部鄯善、于闐等地。他在遊記中介紹說「從此（指鄯善國，今新疆東南部）西行，所經諸國皆如是。惟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法顯說的「天竺書」指婆羅謎文，而「天竺語」則指梵語。斯坦因在新疆米蘭佛寺發現笈多體婆羅謎文，就屬於這個時期。

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的土著居民，主要由講吐火羅語、塞語（斯基泰語）等印歐語系語言的民族構成。西域最初流行的三種——漢文、佉盧文和婆羅謎文，對西域人來說，皆為外來文字。如果以文字作為文明社會的標誌，那麼西域文明的產生不早於公元4世紀。最早嘗試用婆羅謎文拼寫於本民族語言的西域人，是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闐人。他們大約在公元4世紀開始用婆羅謎文拼寫於闐塞語，從而創造了于闐文。隨後，絲綢之路北道的龜茲人和焉耆人也用婆羅謎文拼寫本民族語言——龜茲語（TokharianB）和焉耆語（TokharianA），大約在公元7世紀創造了龜茲文和焉耆文。

公元840年，維吾爾——回鶻人從蒙古高原西遷中亞，並在吐魯番等地建立高昌回鶻王國。回鶻人本來使用突厥魯尼文，到吐魯番後逐漸改用中亞粟特文拼寫本民族語言，大約在公元9世紀創造了回鶻文。回鶻文對中國北方民族影響巨大，蒙古文就來自回鶻文，而滿文又來自蒙古文。作為元帝國五族共和的象徵，回鶻文與梵文、藏文、八思巴式蒙文、西夏文和漢文一道，刻寫在元順帝年間所建居庸關過街塔上。

20世紀80年代中期，英國學者埃德爾（M.Erdal）和格隆克（M.Gronke）刊布了新疆莎車發現的一批黑汗王朝文書，包括7件阿拉伯文契約，5件阿拉伯文突厥語文書，7件回鶻文突厥語文書，年代在公元11－12世紀。13－15世紀稱雄中亞的察合台汗國，也用阿拉伯文拼寫突厥語，通稱察合台文。如今這種文字成了現代維吾爾文的標準字體，並與漢語拼音、回鶻式蒙文、藏文、壯語拼音一起，印刷在人民幣上。

西域文明

西域的「戰國」時代

東西漢交替之際，中原戰亂頻仍，無論是篡漢的王莽，還是挾武力重安漢室的光武帝劉秀，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經營西域上。西域進入了「戰國」時期。乘着這個短期的外來勢力「真空」狀態，西域先是由莎車①王賢稱雄，不久就為兩強——于闐、鄯善——分立所取代。這時那個原為漢、匈奴兩極所擠壓摧折的西域小國鄯善（樓蘭），獲得一個機遇，降伏了南道的城邦小宛、戎廬、且末、精絕，一直把國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豐縣的尼雅河。

在莎車王利用漢朝放棄西域的機遇，自稱「大都護」，而為其制服的西域各國，又尊稱他為「單于」。大都護是西漢在西域所設最高軍政長官——類似於總督。單于是匈奴王的稱號，而賢一個人居然兼而有之。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賢給鄯善王安寫了一封信，要求他阻絕漢朝進出西域之道。安不但不聽從，還殺了莎車使節。於是莎車王發兵攻鄯善。安率軍迎戰，兵敗，逃亡于山中。莎車軍隊殺掠樓蘭千餘人，便引軍西還。鄯善王收拾殘眾，還歸戰後的國都，面對破敗家園再次上書漢朝，表示願意派質子入侍，並請示漢朝重新於西域設都護。如果都護不設，只能奉匈奴為宗主。漢光武帝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政務上，給鄯善的回信中竟說：目前不可能派出都護，如果西域各國力不從心，可以便宜行事。於是，鄯善又附屬於匈奴[5]。

班超重構西域政治格局

正是由於另一個與張騫齊名的傑出人士——班超，東漢勢力才再次進入西域。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為假司馬出塞，將兵隨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首戰於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竇固很賞識班超的膽識才能，便派他和從事郭恂一起出使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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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是漢代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兄弟。歷史上有名的「投筆從戎」、「封侯相」、「生入玉門關」等典故，都是據他的經歷概括而成。如果說，張騫是奠定了西漢時期與西域政治關係的第一人，那麼班超則是東漢時經營西域的設計師。班超前後在西域長達30年，而他獨立處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率36名壯士出使天山以南的鄯善。

班超是東漢出使鄯善的第一個使節。一開始，鄯善王廣對久盼而至的漢使招待非常周到，但不久之後，突然變得十分怠慢。班超之所以能在西域反覆變幻的政局中從容處之30年，並全身而返，很大程度上得助於他的敏感——對潛在的敵意、陰謀、即將來臨的災難，具有非同尋常的直覺。他立時覺察出鄯善王態度的變化不是禮數不周，也不是一時疏忽。他召集屬下，說：「你們感覺到鄯善王廣對我們的輕慢了嗎？這必然是因為匈奴也派了使者來到鄯善，他一時還沒拿定主意取一個什麼立場。果敢的人能夠見微知著，更何況其心跡已彰！」於是，班超召見了驛館接待他們的樓蘭侍者，故意詐他，問：「匈奴的使者來這兒好幾天了，他們住在哪兒了？」侍者以為班超已經洞悉隱情，只得說出真相。班超立即把侍者關押起來，召集了他帶來的全部36名壯士。在一番豪飲之後，班超慨然宣稱：「各位隨我出使絕域，為的是建功立業，封妻蔭子。現在匈奴使者才來了幾天，鄯善王對我們就不予理睬了。假如他把我們抓起來轉交給匈奴，那麼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對此，我們該怎麼辦呢？」部屬都說：「眼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都捨命聽從您的指揮！」於是班超說出了自己的應變之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團的駐地。他們不知我們的底細，一定驚恐萬狀，措手不及，這樣就能一舉殲滅他們。制服了匈奴使團，必使鄯善膽破心驚，才能扭轉厄運。」有人建議：「這樣大的事，該和從事郭恂商議一下再動手。」班超激憤地說：「成敗在此一戰！郭從事是文官，聽到這個計劃必定手足無措以致泄密！我們死也死得冤枉！這不是壯士的作為。」

天黑之後，他們直奔匈奴人的駐地。正趕上颳起大風，班超讓10名壯士拿着軍鼓埋伏於驛館後邊，約好：一見火起就擊鼓狂呼。其餘人手執兵刃潛於大門兩側。班超在上風頭放了一把火。火起，鼓譟震天，匈奴使節一片驚亂，不知出了什麼事。班超親手格殺了3個出逃的匈奴人，部下又殺死了30多個匈奴人，剩下100多都燒死在驛館裡。待到第二天，班超才通知了從事郭恂，並帶着匈奴人的首級去見鄯善王廣，使鄯善舉國震怖。又經班超反覆勸慰，曉以利害，鄯善王只得承認這一既成事實，背叛匈奴，歸附漢朝，再次向朝廷派出質子。穩定了鄯善局勢，班超便再次為漢朝打開了通向西域的大門。此後，班超之子班勇又建議派西域長史率500人屯駐樓蘭，終於東漢之世，西域的政治格局都依班超當年的舉措為依歸，把樓蘭/鄯善放到首要位置，作為進出西域的門戶。

中原勢力從西域淡出

漢代以後，中國史籍中關於樓蘭/鄯善的記載比較簡略零散。僅知鄯善成為西域三十六國中的重要國家，長期雄踞南道，但一直力圖與中原王朝保持良好關係。前涼時期，鄯善王元孟向涼王張駿獻女，號為「美人」，為其建「賓遐觀」作為住所，並在鄯善國中的樓蘭城（即海頭）設西域長史府。但在中原沒有強有力的統一王朝時，很難把鄯善和整個西域都納入勢力範圍。所以，儘管我們有資料證實，自漢末以來鄯善仍然是西域一個富有活力、影響頗廣的國家，但許多豐富生動的內容都失載於正史。

由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後的正史中有關樓蘭的記載比較簡略零亂，一些曾路經其地的人所留下的有關遊記內容 ，就顯得頗為重要。好在由於樓蘭的地理位置，幾乎各個歷史時期都有路經其地進出西域的人。

法顯抵達佛國鄯善

後秦弘始元年（339），年近六十的和尚法顯從長安首途，西行求法。他是行紀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數西行者。據《隋書·經籍志》，隋朝時尚存有關法顯及西行經過的著作3種，即《佛國記》、《法顯傳》、《法顯行傳》，而南朝人僧祐《出三藏記集》又著錄《佛游天竺記》一卷。流傳至今的法顯行紀到底是上述4種書籍中的哪一種，換句話說其正名究竟是什麼，學界意見尚不統一，我們在行文中暫且稱之為《法顯傳》也只是一個變通的作法。不過，這畢竟不影響它的價值與意義。

據《法顯傳》可以看得出來，直到上路時，法顯及其一行對旅途情況仍頗樂觀。當他們離開敦煌繼續西行，才開始領略到此行之艱苦。出敦煌不遠，就進入乾熱多風的白龍堆沙漠。《法顯傳》中以頗為傳神的筆觸記下白龍堆的觀感：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誌耳。

最後一句的意思是說：沿途全無正式的道路，凡遇有死人骸骨處，便知是曾經為人走過的古道。

他們一行經過17天艱苦行程，才到達鄯善國都。那時的鄯善已經較多地接受了內地的習俗，只是在着裝上「以氈褐為異」。顯然，鄯善國土地的瘠薄崎嶇、物產不豐，給法顯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更關注的，是鄯善國王信奉佛法，全國竟有僧人4000多，全是修小乘學的，寺院及一般百姓「盡行天竺法」。為此，法顯一行在鄯善留居了一個月。此外，法顯還記述：鄯善國內出家人都習用「天竺書天竺語」，但世俗百姓則用胡語。可惜，法顯沒有指明這一胡語的名稱，只是附註說，西域各國「國國胡語不同」。有關鄯善所用的獨特語言，直到本世紀初——1500年以後——經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尼雅古城的發掘，才為世人所知悉。

根據法顯的見聞，我們可以對當時——4世紀前期——鄯善的國力做個大致的評估。據《漢書》，在漢時樓蘭/鄯善王國有14100人，有勝兵（可服兵役的男丁）2912人。如果上述數字大致可靠，那麼可知當時鄯善國的居民男女比例失調，男多於女，否則不可能每4。8個鄯善國民就有一個勝兵（士兵）。即便每4個成年男丁中有一人出家為僧，那麼在法顯抵達時鄯善王國的人口也應有大約8萬人（76800人）。位居地廣人稀、物產不豐的邊陲，鄯善國在300餘年間人口增加五六倍，主要靠兼併土地居民、擴大版圖。這就證明，那時的鄯善仍是西域大國。

過客宋雲

然而，到了一個多世紀之後，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敦煌人宋雲和僧人惠生奉後魏太后之命往西域取經，路經此地時留下了驚鴻一瞥。據說鄯善「其城自立王」，但那時已為崛起於青海的部族吐谷渾吞併，並由吐谷渾國主的次子寧西將軍鎮守，「總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據此，在法顯路經時，鄯善國力正在極盛的頂點。到宋雲路經，其地變易宗主、居民，而古國鄯善則已散盡遺民。宋雲的西行記原本早就失傳了，但是片段內容還保存在《洛陽伽藍記》之中。

在法顯與宋雲之間的三個世紀，是樓蘭/鄯善王國走向消亡的過程。這正是中國西北民族興替的時期。

唐僧玄奘和真實的「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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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求法並留下經行記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經為藍本創作的長篇小說《西遊記》，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婦孺皆知。而印度當代史學家曾指出，如果沒有記載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記》流傳至今，就沒辦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玄奘不像法顯，從陸上去，從海上還，他來去都是路經西域的。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離境西行，貞觀十八年（644），負經東歸。路經樓蘭/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後一段行程。《大唐西域記》中，玄奘這樣記述樓蘭王國故地見聞：

（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到尼壤城，「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卻不見居民。

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

東行六百餘里，到且末。「城郭巋然，人煙斷絕」。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不但未見居民，連其地也成為「故國」。

所謂「尼壤」，就是尼雅，故地在新疆民豐。「覩貨邏故國」，「覩貨邏」即吐火羅，故地當在安迪爾河附近。「納縛波故國」，「納縛波」，即納布、納缽，一般認為是「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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