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祠 (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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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祠，原称大墓公，又称平镇万善祠、中坜忠义祠，是位于台湾桃园市平镇区的阴庙，近中坜车站，祭祀乙未战争时被当地客家人所劫杀的广东籍清军，曾被误会受祭者是荷兰人。
目录
由来
乙未战争，台湾民主国败亡，大部份的唐景崧亲兵经日军缴械后，雇外国轮船从淡水遣返中国大陆。有少部份被称为“河南兵”的广东籍散兵游勇南下逃到桃竹苗，结果在沿途被客家义勇、民众组团或个人截杀。吴德功的《让台记》载： “…适台北溃勇走依之；甫过桃仔园中坜，粤民团勇始闻台北失守，见广勇金帛累累，疑为劫饷判杀之徒诈称南下以袭新竹，于是沿途截杀，军械衣服洗抢一空。适栋军数营闻喊声震地，亦派队出哨，于是广勇遭杀者数百馀人…。”
据黄荣洛调查除中坜外，在杨梅、新埔、竹东、峨眉等客家庄纷传杀害逃逸清军的事件，有些留下冢墓，有关者如龙潭三角林烈士祠、新埔二十七公庙、新竹市南坛大众庙、宝山乡双溪万善祠、竹东三重埔万善祠及头重埔的万善爷等。此外，北埔乡传说姜满堂爆富，与拥有广勇的龙银有关，因此后代会祭祀一条扁担，称为“布施爷”。
其中一些粤勇来到中坜石头庄（今中坜火车站附近）时被杀。黄荣洛访问同学的祖父吴庆月回忆当时这批清兵全被押到有一口二、三甲的大池塘边，身上钱帛全被没收，枪枝全部缴械。处决前清兵曾跪地求饶，只求免死，但杀者却说正欠菜肴，要杀他们做菜肴等，遂无一幸免，让池塘之水染成血红色。黄荣洛解释，桃竹苗客家人认为出钱义助台湾民主国，组义勇军抗日，而唐景崧却弃台、这些粤勇又造反、叛乱不抗日，罪不可赦，于是各路抗日份子通令掳获粤勇，就格杀勿论。这群粤勇也有客家人，同时造成客族相互残杀的惨案。
忠义祠管理主任委员刘坡荣据其先父说法，是当时清军先惊吓到河畔吃草的牛群，这些兵员好意拦阻却被误为抢牛，一时惊动庄民，后来发生冲突，清军钱银丁丁咚咚滚出，爆发大规模抢银杀戮战，最后整支军队几被歼灭。徐贵荣曾访献地建祠的汤阿秀后人，询问死者、杀者身分，但被闭门谢客，一问三不知。徐贵荣推估可能后人怕被报复，或基于现实对自己不利。
中坜文史工作室陈盛增在〈“中坜神社”狛犬移镇“忠义祠”〉，也引用徐贵荣在《联合报》是当时清军惊吓牛的口传。陈盛增父亲认为劫杀河南兵者其后代事业并不顺利，且子嗣单薄有绝后之虞；收留或救河南兵者，其后代则较兴旺。
日后，这些清军被误传属河南籍，有更甚者音误为荷兰人，使得过去还有荷兰领事人员前来调查。还传说是荷兰人为逃避郑成功追击，一路往北逃难至中坜一带时遭汉族、平埔族联手攻击，合葬在此。像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旁的义勇忠祠也是被报媒报导成荷兰人。
沿革
相传之后中坜街庄一直不平静，就有人开始捡骨堆砌用牛车载离，但牛车行驶到今日龙冈路一段与中北路二段龙冈桥附近，车拉不动，于是掷茭请示后，同意在此安葬。
1898年季秋，经中坜街庄士绅等号召捡集遗体，庄民汤阿秀献地建立，原称“大墓公”，除安葬当时的广东籍清军外，也安葬附近万善公、大墓公骨骸。墓碑大字中刻“义冢诸君之墓”，左右低小字分刻“万善诸君神位、大墓公之神位”。1991年报导时亦称“平镇万善祠”；也有唤为“中坜忠义祠”。
1950年，由游天增、刘增祥发起增建拜亭。1976年，大墓公附近已发展成街衢，墓因年久失修，适逢龙冈路拓宽，又横在路中，经刘坡荣鸠资兴建，将义冢由墓形改成祠宇，于1976年2月30日举行落成庆典，并更名为“忠义祠”。
祭祀
农历七月十六日祭典时都由十一个村落，轮流来举行普渡祭典，并分成五组分别是中坜中建、中央石头、新兴东兴振兴、旧明中荣、兴南永。
1991年8月25日上午，认为此祠是埋葬荷兰人的万客隆荷兰籍总经理彼得．柯乐迩以大祭官身分祭拜此祠。他表示三年前来台湾负责万客隆行销工作，了解中元普渡习俗后入乡随俗，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祭祀孤魂、好兄弟仪式，最近获悉平镇乡龙冈路口的万善祠内有卅多具荷兰人尸骨，且从来没有荷兰后裔祭拜，决定今天率队以古礼方式祭拜自己同胞孤魂。他还解释，三百六十多年前荷兰人来台湾是为了赚钱，与他现在到台湾负责万客隆生意的目的完全一样，遂能够想像出当年荷兰同胞的心思，但没想到会如此不幸流落异乡，尸骨合葬异国。
祠
祠，又称祠堂，是一种源自中国，并广为东亚文化圈[1] 传统民间信仰采用的半宗教设施，其主要用于供奉、祭祀神祇、祖先或者先贤、烈士，采用庙堂式建筑形式。
祠往往是社会公众为共同祭祀和供奉广受尊崇的人物而修建。如明代，滕县百姓为纪念在当地为官清廉而即将去京城赴任的赵邦清，为他修建了生祠，“黄童白叟，罗而拜之”。其中忠烈祠是为历代褒扬忠义精神，建祠追祀为国殉难忠臣烈士之处，祠名“忠烈”。台湾的忠烈祠为中华民国政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依中华民国内政部所颁布《忠烈祠祀办法》，于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在地设置忠烈祠，中央政府所在地则设首都忠烈祠，由总统主祭。此外又有供奉义民的义民祠。
其他例子有医圣祠、南阳武侯祠、五公祠：位于海南琼山国兴街道。“五公”是指唐宋两代被朝廷贬低来海南的五位历史名臣，即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赵鼎及宋代大学士李光、胡铨。他们万里投荒，不易其志，为海南岛的文化教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海南人民历代建祠祭祀他们。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雷琼道道台珠采修建海南第一楼纪念“五公”，故名五公祠。
- 衢州徐偃王庙：韩愈在《衢州徐偃王庙碑》载：“开元初，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乡咸序应。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矢厉，谷果完实
由于祠、庙性质相近，而一些设立时为纪念先贤的祠，后世也会被信众视作祈福避凶之用，所祭祀的对象也被视为神祇，故有时会混用。一些供奉儒教、道教、佛教或民间信仰中的神佛、圣人的场所也以祠为名，如黄大仙祠。
朝鲜半岛的祠自三国时代由中国传入，在高丽王朝逐渐普及开来，在朝鲜王朝达到繁盛，但现今已较少见。
- 台湾民间信仰
台湾民间信仰是台湾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信仰，包括揉合中国民间信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汉人移民信仰，也包括在地英雄名人神格化，也包括王爷千岁信仰，以及台湾原住民的祖灵信仰，前者随著中国闽南、粤东移民由华南地区渡过台湾海峡东来，于台湾落地生根，逐渐产生具有本土风格的民间信仰，但大体上仍奉祀原有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次者表现出台湾人充满包容知恩的情感，如供奉舍身救民的日本军人；再次者如各地有应公、万善同归，有的更分灵者众，如南鲲鯓代天府万善爷；后者有些仍保留原始特色，而部分信仰（如阿立祖信仰）则有汉化的情形。
缘起
中国闽粤移民渡海来台时，大多迎请海神或故乡地方神祇之分灵嗣奉。由于移民渡海需面对莫测的海象变化，到台垦殖后，因水土不服，瘟疫四起，又须与台湾原住民族及不同的垦殖团体相互械斗，争夺土地、水源、商业利益等等，又时常危及生命财产，分灵而来的原乡神祇，成为移民的心灵寄托，而信奉同一神明也产生了同乡之间的意识形态认同，渡海来台的海神、乡土神、瘟神（王爷）等信仰，并逐步发展为无所不能的地方守护神。
除了人格化的地方守护神外，也有因为各种职业不同，而奉祀不同职业的保护神。另外主要源自道教、本来流行于泉漳一带的正一派、闾山派道教来台后，经过一段时间与佛教、儒教掺合，逐渐变成民间的传统信仰及文化现象，与只求个人与家庭之“富贵财子寿”的台湾多神格“民间信仰”。
1911年《台湾私法》引《台湾府志》，列举玉皇上帝、东岳大帝、玄天上帝、天上圣母、神农大帝、保生大帝、三山国王、水仙尊王、开漳圣王、广泽尊王、注生娘娘及临水夫人、五显大帝、元帅爷、王爷、大众爷、义民、城隍爷、福德正神、灶君、文昌帝君及魁星诸神皆属儒教。1921年片冈岩的《台湾风俗志》也是承袭这种宗教观，扩大了日治时期儒教宗教的范畴。片冈岩，《台湾风俗志》，1921，（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1990年众文图书中文版）643-679页。日治时期儒教并不局限于民间信仰，1941年《大众人事录》〈黄纯青〉词条：黄纯青的宗教是“儒教”，1958年的魏清德〈身世报告书〉，自述宗教信仰是“儒教”。黄纯青、魏清德都由日治时期横跨到战后，宗教信仰都定位为儒教，1918年八芝兰公学校（今士林国小）所编的《乡土志》，儒教即列为“宗教”之首。
尚有一种民间信仰被专家把它归类为“儒宗神教”，因为就其信仰内容来看，大都是藉著神明持笔挥鸾来阐述儒宗孔教的伦理道德教化，相容圣人、佛祖、神仙的三教合一思想，强调修身、齐家、行善、劝化；即以劝化世人，挽救人心，导正社会颓风恶习为宗旨。
至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虽也落地生根，成为具有台湾风格的信仰，但由于人口比例较低，暂不列入。有的则如一贯道供奉五教圣人，将其塑像奉祀，已非原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之模式。
乡土神简表
台湾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在汉人民族方面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省籍族群，他们在移居台湾时带来了原乡的信仰，这些神祇称为乡土神。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观音菩萨、天上圣母（妈祖）、关圣帝君、福德正神（土地公、土地伯公）等，属于不分祖籍共同信仰的神灵，但有些地方对某一神祇特别虔诚，有乡土神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