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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会联合会
图片来自jobdailyhk

香港工会联合会（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工联会，是目前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948年（该时称“港九工会联合会”），1986年改为现名。其旗下191个属会合共有436657名雇员会员，同时在香港立法会和香港区议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占有席位。其政治定位属偏左翼，但持保守立场。

介绍

以往选举时会以全力支持民建联名义参选，但在2008年起开始政党化，并正式与民建联分家兼且独自派成员参选。故此现时只有少数成员同时持有民建联党籍，而当中持有两党会藉的参选人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全数落选。

工联会属下有超过200个属会和61个赞助会，涵盖行业广泛，主要分为汽车铁路交通业、海员海港运输业、航空业、政府机构、公共事业、文职及专业、旅游饮食零售业、服务业、制造业、造船机械制造业、建造业等，会员人数436657人，为全香港会员人数最多及最具规模的工会，也是香港最大的建制派组织。

历史

发动及指挥反英抗暴运动

1966年4月，由于天星小轮加价五仙由五仙加至一毫即加价一倍，引发九龙区出现天星小轮加价暴动事件，一位疯狂的年轻人绝食示威，由此引发了九龙的骚乱。殖民地政府治下的香港社会，已经充斥著不安定的情绪。 1967年，香港左翼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澳门一二·三事件等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暴动。时任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的主任委员。开始时，只有一些年轻人自发示威，“这些年轻人使人联想起儿童的打仗游戏...队伍歪七扭八，像舞狮队...男孩们又是笑又是扮鬼脸，一个劲地炫耀。”之后，嬉戏变成具破坏性的抢劫和纵火。“骚乱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轮渡费上涨，骚乱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和普遍的厌倦感。 香港社区设施严重不足，街头巷尾成为社会交往的中心。青年人住在过分拥挤的廉价公寓小房间里，很容易参与街头骚乱。有犯罪倾向者更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享有特权、生活舒适的殖民地权威人士缺乏想像力，未能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并非只有香港才如此失败，与同一时期的美国都市骚乱相比，天星小轮骚动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在于，考虑到香港的环境传统上平稳安定，却始终深切意识到自身与可能发生革命的中国为邻——平民的不满将导致更大的麻烦。”当示威者阻止出货并引发工厂打斗时，香港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了他们，并拘捕127人。

1967年4月，九龙新蒲岗香港人造胶花厂工人，因不满资方减少奖金和津贴，与资方交涉不果，随后资方又以生意倒退为借口，开除了92名工人。工人反对方无理除人，要求与资方对话，但警方介入，并于5月6日首次出动防暴队横加镇压，当场打伤及拘禁多人，制造了新蒲岗第一次血案。胶业工会主席由两位工友陪同去黄大仙警署查询情况也遭逮捕。对此，胶业工会和工联会分别派出代表去警务处抗议警方干预劳资纠粉，并且对胶业工会主席遭逮捕之事提出质问5月11日，警方出动防暴队攻击位于新蒲岗的工友及慰问者，不仅打伤多人及拘捕100多人，还活活打死了年仅13岁的少年陈广生，制造了新蒲岗第二次血案。

1967年5月12日下午，工联会召开全体理事紧急会议，向港英提出停止镇压、释放被捕同胞、惩凶赔礼道歉等4项要求。

1967年5月15日，中国外交部亦发表声明，并召见英国代办面交声明，表达中国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港英的法西斯暴行，提出立即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项要求。

1967年5月16日，各界同胞、各业工人、学生和社会人士，组成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当年工联会理事长杨光被选为“斗委会”主任会上提出了要求港英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审讯判罪毒打刑罚等法西斯的血腥镇压行动立即宣布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同胞等4项要求。但港英不但不理会中国外交部和香港各界市民的正当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地镇压。

1967年5月20日，香港戒严。

1967年5月22日，大批群众前往港督府静坐抗议，当局出动防暴队横蛮阻止及殴打群众，造成200多人受伤，多人被捕，血洗花园道。港府随即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发怒的群众以示威·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以示抗议。

1967年5月23日，港九巴士电车中华煤气九龙船坞、太古船坞天星小轮油蔴地小轮、红磡发电厂、邮务海事、牛奶公司等工厂企业工人陆续举行罢工抗议6月后，港英继续出动警察防暴队和英军，到处镇压罢工和示威群众，但工人群众毫不畏惧，罢工罢市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规模更大，参与工人更多，连港英机关及英资企业也有上万名工人举行联合罢工港英采取停职、解雇和关厂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

1967年7月，港英又颁布了一连串镇压法令，大肆搜查封闭工会·学校社圑甚至私人住宅，毒打和拘捕无辜群众胶业工会被逾百名防暴警察进攻，血战7小时；工人俱乐部被逾千军警包围，破门入搜查60多间工会和单位被搜查，被拘捕人数达1,500人部分更在工会内被打死。港英甚至出动英国航空母舰，用直升机运载大批军警，携带现代化武器，包围侨冠大厦和华丰国货公司冲突蔓延到边界地区方在沙头角与示威群众发生武斗，开枪镇压群众。

1967年8月，文锦渡搬运工人与港英当局也发生了武装冲突，局势极为紧张。港英这次武力镇压，造成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入狱到1969年才陆续获得释放。自此之后，港英认定工联会是左派工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政治部对工联会采取多种手段，以求达致严密监视和渗透的目的这些手段包括：窃听、摄录、监视、跟踪，以及收买线人政治部先从工务局建筑处取得图则，再查探内部间格确定钻探角度和方式后便窃录会议内容，截听目标人物在工会和家中的电话及任何通讯设备。政治部特工不时监视工会活动及摄录出入会所的目标人物，配合窃听、跟踪等，逐渐辨明工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工人俱乐部对面的祥华楼、马头角道正门对面唐楼，以及工人俱乐部七楼横巷对面唐楼，就成了他们对工联会进行监视、录音的地方。当时工会中人称政治部的跟踪队人员为“马骝”，他们常以集体行动形式进行跟踪，多个岗位互为呼应，与目标人物保持安全距离，免令目标人物起疑·跟踪车辆时，则伺机把微型讯号器以磁石固定在车身暗处，即使在交通频繁的情况下一样可以追踪。此外，特工在工会锁定目标，透过窃听和跟踪了解，攻其弱点，威迫利诱，罗致为线人。

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诱因，评价历或间谍史事件，不能离开这点，要分析“反英抗暴”，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基础去找原因。当时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统治政策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又对香港市民和爱国工会采取高压手段，造成了政府与市民的矛盾尖锐、社会缺乏公义，市民没有民主，生活艰辛民生困乏的情况下，民间不满情绪弥漫故此，即使1967年没有发生这事件，但这种矛盾的不断累积而导致的对抗也迟早会爆发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理论的印证，其性质是一场香港市民不满港英高压统治及民生困乏而进行的反击，是爱国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权生存和护权益的斗争。这场斗争，迫使港英认识到非变革图存不可，为谋求延续其殖民统治而被迫推动改革，以怀柔做法取代高压统治，并开始注意改善民生和劳资关系。

另一方面，这场斗争毕竟打上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烙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使香港爱国团体和劳工群众遭受了损失和牺牲·故此，“反英抗暴”在香港工运历史上亦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2001年，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特首，向杨光获颁发大紫荆勋章。而工联会于2013年推出《工联会与您同行——65周年历史文集》，有一章节讲述“反英抗暴”斗争，主要谈及工运受到镇压和工会的死伤人数。

创办劳工子弟学校

1966年以前，香港有6间官立小学，而每学年的学费是30元；而私立学校甚至收费100元以上。这对于日薪仅1.5元的五金厂女工，是难以负担的。1946年9月，工联会前身的“港九劳工子弟教育促进会”（后改名为“港九劳工教育促进会”，简称“劳教会”）创办“劳工子弟学校”（简称“劳校”）。劳校为基层市民提供教育机会。初时，劳教会缺乏独立校舍，只能借用海军船坞华员职工会会址上课。直至1948年工联会正式成立后，劳工子弟学校已有12间。

1949年5月时处于冷战时期，而英国亦为海外领土展开防范赤化的工作。香港左翼工人势力的增长，迫令香港政府企图解散劳校。结果令涉事工人、家长、“劳校”师生展开大规模反抗活动。由于其左翼背景，劳工子弟学校在英国殖民时期受歧视，毕业生难以入职公务员。

五十年代的木屋区救灾

香港重光后，社会百废待兴，政府资源有限。1940年代后期的战乱和共产主义问题，令大量人从中国走难到香港。1950年代，香港处于高出生率，和收留大量难民的情况。香港人口变化导至房屋供应严重短缺，大量居民只能居于在山区自制的木屋，这些寮屋区包围了香港市区，而且这些寮屋都是没有标淮，并不安全的。

• 1951年11月21日，东头村木屋区发生大火，有16,000人受灾。当时香港底层民众普遍生活困难，灾民缺乏食物。工联会翌日将5,000包饼干送至灾民手上

• 1953年12月25日，石硖尾发生大火，58,000名灾民无家可归。工联会受“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委托，于界限街、枫树街长沙湾球场，将70万斤大米和23万港元款项发放给灾民。当时一碗细蓉（云吞面）售价5毫。

工人医疗所及俱乐部

香港1950年代失业问题严重，很多基层市民三餐不继，更缺乏医疗及药物。当时，工联会创办第一工人医疗所、九龙及香港两间工人留产所、第二工人医疗所、荃湾工人医疗所、九龙及香港两间中医诊所，为基层工人提供廉价医疗服务。

1958年8月，工联会11届二次会议议决筹建工人大会堂（“工人俱乐部”前身），9月成立了筹建工人大会堂委员会。1958年至1964年期间，工联会为工人俱乐部四处筹款，引来众多工人捐款响应。香港资深艺人周骢当时亦动员演艺界人士参与义演筹款。8月28日，工人俱乐部建成开幕，为当时工人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活动场所。

政治立场

工联会是香港亲中派的一员，另外亦对社会议题偏向保守。例如于香港LGBT权益议题上，郭伟强就曾经就自己袭击陈志全一事，多次攻击陈志全的性取向。

争议

废除集体谈判权及市政局

工联会被批评曾经多次投下出卖工人的议案，包括有1997年在临时立法会陈荣灿投票支持废除香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由于原议案“并未建基于劳资双方互相承认及尊重，资方在未清楚细节时定必反对集体谈判权，因此应让劳资双方有协商才可行”，同时允许工会将资金用于境外社会运动。1998年，工联会投票废除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

争取并落实“男士侍产假”及落差

2012年，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及王国兴均曾以“要求立法推行男士有薪侍产假”作为政纲，但是立法会讨论男士3日有薪侍产假的《2014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时，公共专业联盟梁继昌议员提出临时修正案，要求将假期增加至7日后，由于上述修正案并无于劳工顾问委员会获得通过，因此工联会全体议员皆没有投票支持这项修订。

工联会议员指：“不支持修订是因为修订等同推翻劳资谈判结果，因为议员提出的修订政府认为未取得劳顾会共识，政府强调3日侍产假的建议是经过劳顾会中劳资双方反复辩证而达成的共识并且平衡了劳方福利和资方承受力，政府称如果议员提出之任何修订获通过，当局将无可奈何地撤回条例。最后工联会迫于无奈只能投弃权票。”工联会陈婉娴事后说不投赞成票被斥责出卖工人“绝不好受”，亦介意有关指控。

2018年，工联会和劳联6位代表劳工阶层的建制派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5日侍产假议案，但是反对由民主党提出的7日侍产假临时动议。当议案表决时，只是按下“出席”按钮。他们指7日侍产假并未于劳顾会中取得共识，若于没共识下通过，政府会收回法例，故他们要“务实”。而不支持修订是因为修订等同推翻劳资谈判结果，破坏劳顾会共识，令资方有借口拒绝谈判，而该党重视劳顾会谈判结果，最后迫于无奈只能投弃权票，又称希望立法会今次通过草案后，政府未来可继续向7日的目标迈进。而7日侍产假提议最终相差5票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