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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 (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浙江诸暨人,中国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四人帮”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领导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 |
中文名字: 姚文元 外文名称: Yao Wenyuan 国 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31年12月11日 逝世日期: 2005年12月23日 曾任职务: 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代表作品: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劣 行: 与王洪文等人勾结为“四人帮” |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
个人生平
文革前
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2]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读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
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3]。姚式奇文两例。
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
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
那个原来见到施蜇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赏识的大御用文人了。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
文革后
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那么,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自己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
从上述姚文元日记中的记载来看,他是看到了人们对江青的不满,感到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是危险的。他甚至还想到了自己出事后他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小算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 ”(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姚文元把这一段话加写完之后,交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要求尽快安排发表。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从姚文元的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发挥笔杆子的作用。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这个小算盘打定之后,姚文元便放开胆子,督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有险恶用心的。
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在第二天召开的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着“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
但是,汪东兴的话却被吴桂贤给打断了。吴桂贤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汪东兴听吴桂贤说是华国锋讲的,怕追究下去对华国锋不利,便表示: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之后,汪东兴没有再说什么话。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 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退让。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今天看来,“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两句话之间,实际上语意大同小异。但华国锋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确实是抓住了要害。这个要害就是:到底谁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是我华国锋。这可以说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致命一击。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为什么也批示“同意”呢?他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里糊涂,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因王洪文已死,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滑头的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976年10月4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96年1月刑满释放。出狱后隐居上海和浙江湖州。
2005年12月23日,因患糖尿病病逝。
主要作品
姚文元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姚文元回忆录》等[4]。
后世记录
姚文元与妻子合葬,墓碑上只有妻子金英的名字,上面的女儿女婿等全部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5]。
视频
姚文元相关视频
参考资料
- ↑ 姚文元,中国政府网
- ↑ “运动”变人形-新闻频道,和讯网
- ↑ 横扫“右派”--文史,人民网
- ↑ 姚文元个人介绍_军需处,西陆网
- ↑ “四人帮”中姚文元最后离世 墓碑上只写了妻子名字,人民网,201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