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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
原图链接 作家
出生	1918
国籍	中國
别名	吴承淦
职业	作家
知名作品	《秋葵》 《连绵的秋雨》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作品选》 《识字的故事》。

萧也牧，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吴承淦，又名吴小武(三十年代用于江浙一带报刊)，笔名吴犁厂、黄河、萧也牧等。6岁上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今湖州市二中)。后到杭州电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到上海浦东洋泾镇益中瓷电机制造厂当装配工人。

简介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作家。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代表作《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萧也牧坦率善良，才华横溢，不仅擅长写中、短篇小说，也擅长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他的作品朴实无华，语言干净洗炼，所叙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却又真实感人。主要作品有《秋葵》、《连绵的秋雨》、《识字的故事》、《我和老何》、《锻炼》、《山村纪事》、《地道里一夜》、《难忘的岁月》、《海河边上》、《携手前进》以及《我们夫妇之间》等。有《萧也牧作品选》。

生平简介

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机电制造厂当工人。1938年1月，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先在晋察冀边区行署办的《救国报社》工作，后在五台地委编辑《前卫报》，并担任“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张家口编《工人报》。新中国建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青年教材。1952年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并担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1954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宣传党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精神，萧也牧同张羽、黄伊同志一起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并为创刊号写了《编者的话》。刊物接连出版十多期，发表了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的革命回忆录，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萧也牧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他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曾参与编辑了《“伟大的祖国”小丛书》《时事丛书》《红旗谱》《太阳从东方升起》、《白洋淀纪事》等著名作品。

萧也牧长期坚持文学创作，短篇小说创作尤为突出，其作品收入《萧也牧作品选》。萧也牧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章，时有新作问世。其中，《山村纪事》、《地道里的一夜》、《海河边上》、《难忘的岁月》、《秋葵》、《连绵的秋雨》、《大爹》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边区军民的斗争和解放初京津地区的工农生活，塑造了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生活细节的真实可感、人情风俗的烘托渲染见长，呈现出散文式的自然流畅和浓郁的抒情味，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20世纪50年代萧也牧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上，成为他最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欢迎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发表，《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就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搬上银幕。但到1951年6月就受到《文艺报》等报刊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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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一生坎坷。因一篇小说厄运缠身，被迫放弃了他喜欢的文学创作，转行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58年萧也牧又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1970年10月，含冤死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年仅52岁。萧也牧没有熬到“文革”结束，没有等到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1979年也就是在萧也牧离开人世后的第九年，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得到昭雪，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出版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从1951年到1957年，中青社相继出版了《刘胡兰小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董存瑞》、《青年英雄故事》、《黄继光》等在亿万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极广泛影响的书。但是，到了1956年，中青社就很难约到作家来写这类稿子了。传记组的黄伊为此而深感苦恼，一天，他因发不出稿而对张羽发了几句牢骚。张羽劝他说：“发不出稿不能怪我们。你看，来稿不老少，可有的篇幅短，出不了单行本。有的长稿，又只是几个片断精彩，要反复修改加工才能出书。”黄伊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张羽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好主意：“从前郭沫若他们在香港搞民主运动，抓着一个好主题就编什么丛书，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个丛刊呢？”他转过头来对王扶说：“你去请小武（萧也牧原名吴小武）过来一下。”萧也牧过来听了张羽创办一个丛刊的设想，说：“出版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读物，从来都是我们中青社的重点。你这个想法很好。”接着，他就和传记组三个编辑一起议论起了办刊宗旨和实施方案来了。在说到起什么刊名时，萧也牧说，他最近想写一个中篇，题目叫《船儿飘飘》。党中央的刊物叫《红旗》，我们的丛刊叫《红旗飘飘》如何？黄伊一听就拍了一下把掌：“对呀，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中央高举的红旗，我们当然应该让它高高飘扬！”当时，室主任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萧也牧特意在星期天到江晓天家与他合计此事后，再去向社长朱语今请示。朱语今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参与办过《新华日报》，一听萧也牧汇报的创办《红旗飘飘》丛刊的方案，就点头批准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锣密鼓的筹划，《红旗飘飘》第1集就问世了。

萧也牧在《红旗飘飘》第1集<编者的话>（即发刊词）中所说：“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何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任何风险，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读者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我们除了组织各方面的作者，写作这类读物以外，同时，我们筹办了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

《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不只是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编辑拓宽了用武之地，开辟了出版社的新局面。仿佛是在出版界和文学界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引万众嘱目，不胜钦羡。萧也牧是从晋察冀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熟悉革命斗争历史，他亲自为《红旗飘飘》丛刊初创时期拟定选题计划，带领编辑上门拜访、采访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热情惠稿，予以支持，单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的好些作品，后来成了哺育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如第2集刊登的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经发表就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多次修改完善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至今耳熟能详的《狼牙山五壮士》；根据丛刊发表的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印数高达328万册……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以至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刊登领袖传记、革命回忆录为主的纪实类的杂志纷纷创刊，少说也有几十种，但至今没有一种能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超越当年的《红旗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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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方说，那是她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集体，尤其是萧也牧，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常给年轻编辑讲课。他知识面广，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未料，他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他正在写的反映老区生活的小说《船儿飘飘》，自然也就泡了汤，飘无踪影。尽管已陷入逆境，但萧也牧依然忠于职守，辛勤工作。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在1958年7月22日草拟了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三位作者送来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红岩》的原名）后，江晓天、萧也牧都看了原稿，曾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可以说，没有萧也牧就没有《红旗飘飘》，没有《红旗飘飘》也就不会有《红岩》这部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以至依据《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

悲剧人生

1950年，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发表，赢来一片喝彩声，《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银幕。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好景不长：1951年6月，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率先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歪曲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丑化工农干部”等等。顿时风云突变，全国一片讨伐声。为此，萧也牧在报上作了公开检讨。 1953年，萧也牧被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从此不再发表作品，萧也牧这一名字在文坛销声匿迹。但萧也牧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依然出色。由他精心编辑或策划的《红旗谱》、《红旗飘飘》和<难忘的岁月>这些书，在读者中销路很广，享誉甚高。

由于萧也牧有过被批判的历史，1957年那场风暴来临的时候，他的片言只语又被无限上纲，他成了“右派”；在经过几年农村的“劳动改造”，“摘帽”之后，他回原单位工作，以为还能好好地干一阵子。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列入“牛鬼蛇神”另册，进了“牛棚”。1969年4月，团中央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下放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萧也牧已变得十分苍老和憔悴，头发很长，衣衫不整。

萧也牧所在的“四好连队”和其他连队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体弱多病，手脚不灵，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1970年9月4日，萧也牧被住在隔壁的人毒打。从这天起，小便严重失禁。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翻滚。10月3日大会批斗。“群众专政”小组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棍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10月6日下午，在柳树塘前的地头上，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杈。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杈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

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儿子吴家刚找到地头，把他扶了回家……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10月15日中午，萧也牧逝世。

萧也牧死时，还扣着“没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帽子。他不能入“革命同志”的墓地，只能埋在乱葬岗上，连墓碑也没有。萧也牧平反后，家属去收尸骨，坟已空荡，棺木无存。对此，萧也牧生前同事和难友李庚写了一首诗：“弄笔罗文网，挥锄未得生，毁甚终销骨，坟空但墨香。”李庚在悼念萧也牧的文章中写道，萧的“无主孤坟，棺材便如夏瑜的颈血，被不应受责备的贫困的人们拿去利用，又发生了<药>似的悲剧”。

缅怀大师

1955年秋，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庚与萧也牧来四川省文联组稿，叫流沙河把已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收编成集，给他们出版。流沙河当时二十四岁，因在批俞平伯和批胡风两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被上面视为“新生力量”，当作培养对象，能得春气之先，有机会出第一本书了，流沙河剪贴本整理好，编个目录，合成一册，很快寄往北京，等着出书。来组稿的两位，李庚沉静少言，萧也牧热情多话，

1956年夏天，流沙河在北京城鼓楼东大街103号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求学。一日忽见萧也牧来课堂旁听，便急忙跑去招呼他，怀着感恩报德之情，大叫一声“萧也牧同志”。萧也牧却赶快声明：“我是吴小武。”很热情的，双手握流沙河，满面笑容。流沙河一为自己认错人了，赧颜之后，不好解释，也就假装相识，含糊咿唔两声，退回自己座位去。此后多日，还遇见吴小武，流沙河都设防回避，假装没有看见。可是萧也牧却快步上前，热情招呼，使流沙河尴尬不已。次数既多，吴小武察觉了流沙河的有意回避，也就不好再招呼。

直到三十几年之后，读到纪念萧也牧的文章，流沙河才明白萧也牧是笔名，本名是吴小武。当初萧也牧声明“我是吴小武”，显然是因为怕人提起被《文艺报》批判的往事，可惜流沙河且不明白。1956年，萧也牧来组稿的短篇小说集《窗》，不到一年就出版了。流沙河得钱五百多元，当时能买米万斤，价值不菲！集内有一篇《辣椒与蜜糖》，1957年被共青团中央推荐到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文学奖。

评价

无论是在充满了笑与哭、鼓与呼的中国当代文坛，还是在习惯了默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界，萧也牧都不是一个声名显赫、为人所耳熟能详的人物，甚至在“兼收并蓄”的大辞典上也不多见他的名字。但是，萧也牧却注定要被人经常提及、论争甚至批判，而又被记起来反思一段历史，因为萧也牧身上有两个第一：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受到批判的小说；他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因“文”获罪而被批判、挨棍子的作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曾经给小有名气的萧也牧带来一时好评，并在发表后不久被搬上荧幕。但也正是这篇小说引发的“厄运”改变了萧也牧后半生的命运遭际，把他从作家的身份置换到编辑的行列，从而使他和红色刊物，尤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影响广泛的《红旗飘飘》丛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