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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書店原圖鏈接來自 新聞中心 的圖片

生活書店，於1932年7月1日在上海創建。由鄒韜奮在《生活》周刊社書報代辦部的基礎上創辦的，以「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便利」為宗旨，將「促進文化、服務社會」作為生活書店努力的總原則。在1930－1940年代，生活書店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圖書、期刊，經過十多年獨立經營，在出版界、讀書界樹立了極高的聲譽。抗戰勝利後，根據形勢發展需要，與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等3家進行聯合，後又於1948年10月全面合併，成立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目前，三聯書店總店在北京，上海、香港都設有分店，繼續團結作家，聯繫讀者，出版發行優秀圖書。

創始人·鄒韜奮

「曲線就業路線」

鄒韜奮原名恩潤，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小時候的家塾生活使他受到了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而在大學接觸的則是西方資產階級教育。他從小就喜歡語文和歷史，對於梁啓超文章的入迷和對《新民叢報》的濃厚興趣也是他後來從事新聞工作的原因之一。大學的時候原本想讀新聞，無奈上海南洋公學十分重視工科，鄒韜奮只能走「曲線就業路線」：擔任很長一段時間的英文秘書和英文教員，直到1926年接編《生活》周刊。

這是他正式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開始，也是加深認識社會、探討人生道路的開始。他將周刊內容變換為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周刊將在經濟上的收入用於自身事業的擴充和充實，加上職教社的不干涉，使其能夠隨着韜奮的思想進展而進展。他將其稱為令他「幹得興會淋漓，能使全部身心陶醉在裡面的事業」。

「生活」系列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鄒韜奮的思想和他的文化事業的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主義令主張抗敵的愛國人士們感到憤怒，鄒韜奮便是其中一人。他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政治覺悟也逐漸提高。一二八淞滬戰爭時，《生活》周刊不但報道了戰況、刊登了鼓舞士氣的文章，還開設醫院收容傷兵，受到廣大讀者的響應，一時打破了雜誌界的發行紀錄。在這段期間，通過《生活》周刊向前線捐款的民眾絡繹不絕。

生活書店創辦於1932年，由社員共同經營，實行民主集中制。鄒韜奮擔任理事會主席。

鄒韜奮曾欲辦《生活日報》，向大眾募款，民眾踴躍入股，短時間內便集到了15萬。如此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令國民黨當局感到震驚和不安，於是《生活日報》不被允許登記，只好喊停。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信譽，鄒韜奮等不但返還了民眾的款項，還將銀行利息一併換回，甚至請了會計師將財務情況公開給民眾，這樣的做法獲得了廣泛的讚賞。

1933年，鄒韜奮參加了由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成為其中的執行委員。他們致力於營救被非法逮捕的愛國人士，有效地保障了進步人士的權力，引起國民黨當局的緊張。總幹事楊銓被暗殺的事件迫使鄒韜奮開始了第1次的流亡。大部分的時間裡他都待在倫敦的圖書館裡學習，並且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科學。此外，他還考察了美、德等西方國家的社會情況，尤其是教育、新聞出版方面。第1次的流亡經歷讓鄒韜奮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腐朽和社會主義的優越。

在鄒韜奮仍在英國的時候，《生活》周刊被禁。好友杜重遠接起重擔，創辦了《新生》，但是不久後因為一篇《閒話皇帝》「觸犯」了日本天皇的權威而被監禁，被稱為「新生事件」。這個事件加速了鄒韜奮回國的進程。

抗日救國活動

回國後鄒韜奮創辦了《大眾生活》，對一二九運動全力聲援，舉起鮮明的抗日救國旗幟，不久又遭國民黨當局停刊，企圖將其扼殺。一周後由金仲華等創辦的《永生》又遭查禁。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迫使鄒韜奮開始了第2次流亡。在香港，《生活日報》終於創刊，但是落後的印刷技術和交通條件使日報的質量和影響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鄒韜奮欲將日報遷往上海，但由於又遭到了國民黨的阻撓和破壞，只好作罷，改為出版《生活星期刊》。《生活》周刊和其他的姊妹刊都有各自的特點，順應了特殊時代的需要。就如鄒韜奮所說的那樣：「歷史既不是重複，供應各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糧，當然也不該重複。」

在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鄒韜奮擔任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在1936年，救國會的7個領導人被捕，人稱「七君子」，韜奮就是其中一人。在獄中的日子裡，他們七人閱讀寫作，韜奮在獄中寫出了自傳式的書籍《經歷》。七人的被捕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各界人士為他們積極奔走，中共中央也通電營救。最後，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開始了第二次的合作，七人終於被釋放，七君子之獄。

鄒韜奮積極地投身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生活書店便發行了《國民》周刊。八一三上海被攻打後，《抗戰》三日刊創刊。11月，上海淪陷，生活書店遷至漢口，開設漢口分店。在民眾的支持下，生活書店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分店多達五十幾處，連新加坡也有了分支店。

抗日初期，鄒韜奮曾擔任了國民參政員，力爭民主自由。但在反共高潮里，鄒韜奮本人和書店都受到壓迫，但他沒有屈服。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當局對於進步文化事業的摧殘進一步加劇，不但查封了書店還誣陷鄒韜奮。他憤恨地出走香港，恢復了《大眾生活》的辦刊，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主編的刊物。香港被攻陷後，鄒韜奮到了廣東的江村老學堂，第一次地深入接觸祖國的農村。由於特務的繼續緝捕，他去往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那裡經常發表演講。癌症晚期的鄒韜奮被秘密地送回上海就醫，並寫下未完成的遺作《患難餘生記》。去世後，周恩來提議以他為「出版事業模範」，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並追認其為黨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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