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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賀直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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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賀直哉(日語:しが なおや,1883年2月20日-1971年10月21日),出生在日本宮城縣石卷市。東京帝國大學英語文學系肄業,師從內村鑑三。他是白樺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譽為日本「小說之神」。其代表作是長篇小說《暗夜行路》、《和解》、《小僧之神》以及《在城崎》等。
志賀在日本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多位日本近現代重要作家的老師。
經歷
出身
志賀直哉生於1883年(明治16年)2月20日的宮城縣牡鹿郡石卷町,父親是志賀直溫,母親為志賀銀,他是家中的次子。當時他的父親在第一銀行石卷支店工作,也是明治時期日本經濟界的重要人物。母親是伊勢龜山藩家臣佐本源吾之女。直哉出生前,他的長兄直行就已早夭。
2歲時,他父親辭去第一銀行的工作,舉家移住東京。由於志賀直哉的祖父直道曾任相馬氏的家老,所以他們一家到東京後,就住在麴町區內幸町1丁目6番地的相馬家舊藩邸內。3歲的直哉進入芝麻布有志共立幼稚園。該幼稚園是東京的第二家幼稚園。此後在1889年(明治22年)9月,6歲的直哉進入學習院,被編入預備科6級(相當於現在的初等科1年)。
幼年的直哉一直由祖父及祖母養育。因為祖父母始終認為導致直哉哥哥早夭的責任在於其母親,因此為了避免志賀家香火斷絕,他們決定親自培養教育直哉。據說每天晚上祖母都會抱着直哉入睡,對童年的直哉非常溺愛。
1895年(明治28年)8月,志賀直哉剛從預備科畢業,其母就英年早逝。同年秋季,父親與漢學家高橋元次之女高橋浩再婚。在作品《母親之死與新母親》中,直哉就描寫了母親之死與父親再婚一事。文中,他回憶道,「母親的死是他第一次感覺到無法挽回的事」。
邁上文學創作之路
1895年(明治28年)9月,直哉入讀學習院中等科。次年,他與有島生馬(作家有島武郎之弟)等人創立「儉游會」(後改名為「睦友會」),並發行會刊《儉游會雜誌》。在雜誌上,直哉用的筆名有「半月樓主人」以及「金波樓半月」等,主要發表了一些和歌。這也是他文學創作活動的肇始。但當時,直哉志不在小說創作,他還是夢想成為一名海軍軍人或企業家,而且也很熱衷於參加體育運動,尤其是愛騎自行車,「不僅騎車上下學,一般去訪友或者買東西,總是愛騎車出行」。
1901年,正在中等科念書的直哉受到志賀家書生末永馨的推薦,參加了內村鑑三在新宿舉行的講座。在那裡,他見到了「不善於譁眾取寵」、「直抒胸臆」的內村,被深深打動,此後的7年間始終對內村以師長相待。直哉也一直把內村視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之一。當年11月,內村在演講中嚴厲批判足尾銅山鉱毒事件,直哉受到震動極大,開始計劃到現場去視察。但是,他的祖父曾經與古河市兵衛一起經營過足尾銅山,因此父親極力反對直哉參與這一事件的調查,這為父子此後多年關係不睦埋下了種子。
中等科時期的直哉並算不上是品學兼優,在3年級和6年級曾經兩次留級。對此,他自己解釋為「品行考核分數太低」。例如,他在上課的時候就會擅自站起來往窗外吐痰,在老師眼中他不夠沉靜,所以分數不高。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直哉留級後與小兩歲的武者小路實篤成了同班同學。儘管兩人曾因文學上的爭論而一度絕交,但終究成了一輩子的摯友。
1903年(明治36年),直哉入讀學習院高等科。這一時期的他迷戀觀看女義太夫(一種日本傳統曲藝),也因此立下了成為小說家的志向。他在看了升之助的表演後很受震動,表示自己也要像升之助一樣通過某種方式給人以感動。恰恰在這一時期,他非常愛看安徒生的童話,也模仿其寫了《菜花與小姑娘》這一篇童話。後人一般都認為直哉的處女作是《一天早晨》(或る朝),但他自己曾表示這篇童話在「某種意義上」才是他的處女作。1906年(明治39年)1月,他的祖父志賀直道去世。
1906年(明治39年)7月,直哉從學習院高等科畢業。畢業成績中,武科為甲等,其他均為乙等,而品行評價為「中等」,是當時全班22個人中的第16名。同年9月,他入讀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儘管在東京帝大期間,他對夏目漱石的課程很感興趣,但其他的課程幾乎都沒去上。1908年(明治41年),直哉轉到國文學科,當時由於徵兵的原因,他保留了大學的學籍,但基本上很少到校學習。1910年(明治43年),他正式從東京帝國大學退學,隨之就接受了徵兵體檢。由於他獲得了甲種合格,同年12月1日進入千葉縣市川鴻之台炮兵第16連隊服役,但8天後便因耳朵疾患退役。
從認識內村鑑三後直到大學畢業,直哉接觸了各種各樣作家的作品。近代日本文學中,尾崎紅葉、幸田露伴、泉鏡花等硯友社成員的作品以及徳冨蘆花、夏目漱石、國木田獨歩、二葉亭四迷、高濱虛子、永井荷風的作品對他影響較大。此外平安時代的文學以及近松門左衛門、井原西鶴、式亭三馬、十返舍一九等近代以前的日本作家也在他閱讀的範圍之內。外國文學方面,直哉比較喜愛易卜生、托爾斯泰、霍普特曼、屠格涅夫、高爾基、蘇德爾曼、契訶夫、莫泊桑、法郎士、小泉八雲等人的作品。
1907年(明治40年)4月,正在東京帝大念書的直哉與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正親町公和等人組成研讀文學的「十四日會」 。次年,他們四人創辦了會刊《暴矢》(後改為《望野》)。1月,直哉發表了《一天早晨》,講述了祖母在祖父三年忌日早晨的一些事。後來直哉提及該作品時,也認為「該作品算是比較像樣的,我也經常將它作為自己的處女作」。同年8月,他將《到網走去》投稿到《帝國文學》,但沒被採用。1910年(明治43年),直哉與《望野》的其他成員、《麥》的成員、《桃園》(柳宗悅等人)的成員等人一併創辦了雜誌《白樺》。他在創刊號上就發表了《到網走去》。此後,直哉也在該雜誌上發表了《范之犯罪》、《在城崎》、《小僧之神》等作品。
與父親感情不和
1907年(明治40年),仍就讀東京帝大的直哉與家裡的侍女相戀,他向父親提出結婚的想法但遭到堅決反對。原本因足尾鉱毒事件而一直不和的父子關係因此更加惡化。1912年(大正元年)9月,直哉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大津順吉》一文,題材就是與侍女結婚的問題。這是直哉第一次獲得稿酬。期初,《白樺》的發行者洛陽堂計劃將直哉首部短篇小說集結集出版,他父親也承諾負擔起出版費用。但當直哉向父親再提此事時,父親斷然拒絕,並對他說「靠寫小說生存的人,將來能有什麼出息?」、「小說家是什麼樣的人?」。父子發生嚴重爭執後,直哉在10月25日離家出走,先在東京銀座木挽町的旅館裡住了兩周,此後便搬到廣島縣尾道居住。
遷居尾道後的直哉在1913年(大正2年)1月出版了人生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留女》。這一書名取自其祖母的名字。夏目漱石對該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月,他又在《讀賣新聞》的報紙上發表《清兵衛與葫蘆》。這一作品的內容主要是將喜愛葫蘆的少年與不理解其價值觀的成年人之間的故事,多年後直哉承認,創作這個作品的契機主要是為了表達「對不支持自己創作小說的父親的抗議」。隨後他開始創作自身的首部長篇小說《時任謙作》。這一作品也取材於他與父親關係不睦的事,但寫作的過程並不順利,中途屢屢停筆。也因為這一原因,直哉在尾道居住了半年左右後,於1913年(大正2年)4月回到了東京。
1913年(大正2年)8月15日,住在東京的直哉在小說《出來事》(意為「事件」)殺青的晚上,與里見弴一起去看業餘相撲,但在回家途中被山手線的電車撞成重傷,被送入東京醫院(現為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救治。10月,他到兵庫縣城崎溫泉療養。這一期間,他目睹了蜜蜂、老鼠和蠑螈的三種小動物的死亡,並在日後發表的短篇小說《在城崎》中描寫了他的感受。
結束城崎的療養之後,他短暫地回到了尾道,但由於中耳炎發作,不得不在11月17日返回東京治療耳病。此後,他在大井町(大森站附近)租房暫居。這一時期,通過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夏目漱石請直哉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發表連載小說。直哉欣然允諾,他計劃在該報連載《時任謙作》,為了潛心創作,他在1914年(大正3年)5月離開東京,與里見弴一同搬到島根縣松江市居住。1925年(大正14年)他發表的《濠端的住居》(濠端の住まひ)就描寫了當時在松江的生活。中間他曾去大山遊玩,被壯麗的風景所折服。此後這一幕被他用於《暗夜行路》的結尾。在松江的生活雖然有助於他日後的創作,但他當時的首要任務——連載小說的構思卻連連受挫。無奈的直哉只能親自到東京的夏目家中請罪,辭去了小說連載的工作。直哉對自己沒能完成夏目交給的任務感到非常失望,懊惱之餘,他整整停筆了三年之久。
1914年(大正3年)9月,直哉搬到京都。同年12月,與武者小路實篤表妹勘解由小路康子結婚。康子當時從華族女學校肄業,而且是再婚[1],這樁婚事遭到了直哉父親的反對,因此進一步加深了父子之間的裂痕。婚後第二年[2],直哉就將自己的戶籍從父親處遷出。與康子的婚禮在東京麴町元園町的武者小路家中舉行,見證人只有武者小路和勘解由小路兩對夫妻。婚宴在京都餐館「左阿彌」舉行,也僅有少數友人出席。婚後不久,由於康子神經衰弱,為了療養,兩人搬到鎌倉雪下居住。但康子的情況仍未好轉,於是一周後他們再次遷居到 群馬縣赤城山,住在豬谷六合雄建造的山林小屋。此後不久,康子的精神狀況大為改善。直哉也很喜歡這個住處。1920年(大正9年)他發表的《焚火》中就描寫了這段在赤城山休養的日子。
與父親重歸於好
在不同的地方輾轉奔波之後,直哉在1915年(大正4年)9月聽從柳宗悅的建議,移居到千葉縣我孫子的手賀沼,此後一直住到1923年(大正12年)為止。這一時期他的老同學武者小路實篤以及伯納德·李馳過往從密。1916年(大正5年),直哉與康子生下了長女慧子,但迅即夭折。這一次喪女的經過在後來的《和解》以及《暗夜行路》等作品中都有體現。
1916年12月,夏目漱石因病去世。對夏目非常推崇的直哉十分悲痛。此前他因為朝日新聞的連載之事,對夏目始終還有虧欠,因此始終覺得在朝日新聞上刊出好作品之前,不應該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作品。夏目死後,直哉也打開了這個心結,同時也因為武者小路實篤的勸說,直哉終於在1917年(大正6年)再次開始創作。該年5月,他在《白樺》上發表了《在城崎》。這一作品以當年在城崎的療養經歷為背景,通過觀察小動物的生死而思考了自身的生與死之問題。這篇作品不僅是直哉的代表作之一,同時也是所謂「心境小說」的代表作。一個月後,也是在武者小路的勸說下,直哉又在雜誌《黑潮》上發表了《佐佐木的場合》。這一作品是獻給夏目漱石的,表達了對3年前推掉夏目委託連載的工作的一份歉意。接着在8月又發表了《好人物的夫婦》,9月發表了《赤西蠣太》。
然後在這一年,直哉也終於與父親達成了和解。父子重歸於好的經歷也被開心的直哉寫入了《和解》這一作品,發表在同年10月的《黑潮》。根據直哉本人的回憶,當時他每天平均寫10頁原稿,共花了15天就完成了。這一速度也創造了他本人「空前絕後的紀錄。
從1917年(大正6年)起直到離開我孫子市的1923年(大正12年)為止,是志賀直哉作為作家的「充實期」。儘管他整個創作生涯過程中作品數量不算很多,但在這短短數年前,他接連發表了《小僧之神》、《焚火》和《真鶴》等上佳之作,堪稱質量兼優。在雜誌《改造 (雜誌)》上連載的《暗夜行路》(原名為《時任謙作》)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發表的。這段時間,他一共結集出版了9部作品集,包括收錄了《大津順吉》和《清兵衛與葫蘆》的《大津順吉》、收錄了《和解》和《在城崎》的《夜光》、收錄了《焚火》和《小僧之神》的《荒絹》以及《暗夜行路・前篇》等小說集。值得一提的是,《夜光》的裝幀設計是由伯納德·李馳負責的。
京都・奈良時期
經歷了在我孫子的創作高峰期後,志賀直哉在1922年(大正11年)的年末逐漸對長篇小說創作感到困難,他在日記中也記下了「自己對讀書和寫作都有點厭倦了」、「不想讀也不想寫」等消極情緒。或許他也想從這種心境中解脫出來,於是在1923年(大正12年)3月離開了我孫子,舉家遷居到京都市上京區粟田口三條坊町。同年10月又遷到了京都郊外的宇治郡山科村。不久他完成了短篇小說《雨蛙》,並在次年1月發表於《中央公論》上。根據直哉的回憶,他「原本打算在《暗夜行路》完成後再寫這個短篇,但由於對於何時完成這個長篇也沒有頭緒,因此就索性先寫出了這個短篇」。幾乎也在這個時期,他與京都祇園花見小路的茶屋一位女招待有了不倫之情。這段時期的經歷也被他寫入了所謂《山科記》四部曲中(《山科的記憶》、《痴情》、《瑣事》《晚秋》)。
1925年(大正14年)4月,受到在學習院初等科時期的老友九里四郎的邀請,直哉開始遷居到奈良縣幸町。1926年,他在幸町居住期間出版了美術圖鑑《座右寶》。直哉從尾道・松江時期就一直關注東洋的古代美術,為了能隨時方便地鑑賞東洋古美術,於是他決定親自出版這本圖集。此後,他自己設計的住宅在奈良上高畑町建成,於是在1929年(昭和4年)4月搬到新居。在該地居住期間,他與許多文化名人過從甚密。其中包括仰慕直哉而搬到奈良居住的瀧井孝作以及小林秀雄以及對他推崇備至的小林多喜二等作家文人。由於眾多文人的來訪及交流,上高畑的志賀家被稱為「高畑沙龍」。
在文學創作方面,直哉在雜誌《改造》上連載的《暗夜行路》卻在1928年(昭和3年)被長期中斷。從1929年(昭和4年)起直到1933年(昭和8年)為止,除了《旋律》等少數隨筆之外,直哉幾乎停止了一切創作。其中的原因或許也包括當時在文壇上盛行的「普羅文學」,直哉對此非常不滿,故而輟筆。這期間,他與里見弴一起到中國東北滿洲、天津及北京等地旅遊。這也是直哉首次出國旅行。這次旅行是南滿洲鐵道發出邀請並承擔旅費的,作為回報,直哉與里見等人答應要在報紙和雜誌上撰文介紹滿洲的情況。但實際上主要的介紹文字都是里見執筆的,直哉幾乎沒有出力,但他也把滿洲旅行的一些見聞寫入了他的小說《萬曆赤繪》中。這也是直哉重啟創作活動的開端。1934年(昭和9年),他陸續發表了《星期天》、《早中晚》、《菰野》和《颱風》等作品。1937年(昭和12年),中斷已久的《暗夜行路》終於全部完稿。
再赴東京
1938年(昭和13年)3月,直哉舉家搬遷到東京淀橋區諏訪町的出租房內。儘管他本人更喜歡奈良的生活環境,但為了讓兒子直吉在東京接受教育,於是只能讓他先借住在妹妹的實吉英子家中。1937年(昭和12年)10月,康子夫人帶着留女子・田鶴子・貴美子等先到東京,與直吉一起租房居住。次年3月,直哉與剛從女學校畢業的壽壽子及萬龜子一起與全家在東京匯合。
1937年(昭和12年)9月到次年6月,改造社出版了《志賀直哉全集》(共9卷)。直哉在最後一卷的卷尾語中寫道「本人在本全集終結之際,決定告別文士的生涯,從此與寫作將做一了斷。」
這次宣言其實與侵華戰爭中日本的戰局報道有一定關係,而且在這種時局下,作家也不能自由發表一些不滿。直哉為了排解憂鬱的情緒,在下落合租借了一套辦公用的房間,開始熱衷於油畫。
1939年(昭和14年)前後,他的膽結石發病,非常痛苦。1940年(昭和15年)5月,直哉在世田谷區新町買下住宅並遷居至此。之前他已經賣掉了奈良的房子,搬入新居後,心情舒暢,於是又開始了文學創作。1941年(昭和16年),他將與兒子直吉到京都、奈良、北陸等地旅行的經驗寫成《早春之旅》並發表。
1942年(昭和17年)2月17日,直哉在電台里朗讀了他自己的作品《新加坡的淪陷》,並將該文收入《文藝》3月號。這一時期的直哉也與國內狂熱的戰爭報道一樣,沉浸在新加坡戰役的勝利喜悅中,但自此以後的3年半期間,他始終未再發表過任何有關戰爭的言論。據說他曾對頻繁出入於鈴木貫太郎家的學生網野菊說過日本不管戰勝還是戰敗,都將淪為三流國家。戰後他發表的《鈴木貫太郎》的隨想中,吐露了其實內心深處反對戰爭的心聲。
在日本戰敗前夕,直哉也聽取了當時的外務大臣重光葵的意見,與安倍能成、加瀬俊一、田中耕太郎、谷川徹三、富塚清、武者小路實篤、山本有三、和辻哲郎等人組織創辦了「三年會」。該組織旨在收拾戰敗後日本國內混亂的人心。後來該組織發展為「同心會」,上述成員也深度參與了雜誌《世界 (雑誌)》的創辦過程。
晩年
二戰剛結束不久,直哉就又開始了創作,並在世田谷新町等地接連發表作品。1946年(昭和21年),他在自己創辦的雜誌《世界》創刊號上發表了《灰色的月》一文。這一描寫戰敗後東京風貌的作品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此後,他也發表了《天皇制》、《鈴木貫太郎》和《國語問題》等時論文字。1947年(昭和22年),志賀直哉擔任日本筆會會長一職。在該會舉辦的演講中,他發表了題為「獻給年青一代」的講話,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戰後的東京處處斷壁殘垣,滿目瘡痍,直哉睹物傷感,於是在1948年(昭和23年)遷居到熱海市大洞台的山莊。此後也很少到東京露面。在熱海居住期間,他發表了《山鳩》和《朝顏》等作品。1949年(昭和24年),他與摯友谷崎潤一郎一同被授予文化勳章。
1952年(昭和27年),步入古稀之年的直哉終於實現夙願,與柳宗悅、濱田庄司等人一同赴歐洲旅行。當初,《每日新聞社》提出願意負擔眾人的旅費,但直哉擔心這樣會處處受限,於是他決定自己籌資。5月31日,他從羽田機場出發,抵達羅馬。後又在威尼斯國際美術節上與梅原龍三郎見面,在意大利的19天期間,他們參觀了各地古蹟和美術館。此後又遊歷了巴黎、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的美術館,但在旅途中直哉突然患病,到倫敦後一直臥床不起。原本他還計劃了到北歐以及美國的行程,但只能無奈地與梅原一起在8月12日乘機回國。此後他與弟子們談起這趟旅程,感嘆「當時差點丟了性命」。
1955年(昭和30年),直哉遷居澀谷常磐松町。同年,岩波書店開始再度出版《志賀直哉全集》,但這一時期的直哉創作甚少。1958年(昭和33年),他只寫了兩篇有關時事的文章:2月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有關恢復紀元節紀的意見;11月在《中央公論》緊急增刊《松川訴訟特別號》卷首語中發表了有關松川審判的評論。自此以後,他只寫了出版社約稿的年初寄語之類的文章。1969年(昭和44年),他發表的隨筆《尼羅河水的一滴》(2月23日朝日新聞PR版)成為他最後發表的文字。
1971年(昭和46年)10月21日上午11時58分,志賀直哉因肺炎及機能衰弱,在関東中央病院病逝。23日遺體在代代幡齋場進行火葬,26日,他的葬禮在青山葬儀所舉行,根據他本人的遺願,葬禮沒有採用宗教儀式。
葬禮上,尚在國立音樂大學鋼琴專業學習的外孫女柳美和子(直哉四女萬龜子所生)演奏鋼琴曲,葬禮委員會負責人里見弴宣讀悼詞,東大寺的上司海雲與橋本聖準誦經禱告後,全體出席者向遺體獻花告別。直哉一生的老友武者小路實篤不顧86歲高齡,也趕到葬禮現場,並對着志賀直哉的遺像即興發表了悼詞,但由於聲音太輕,全體出席者都未能聽清內容。直哉的骨灰被裝入濱田庄司製作的骨灰壺中,葬於青山靈園,但在1980年(昭和55年)被盜後,至今下落不明。
身後事
1996年(平成8年),直哉的次子直吉將大量作品手稿捐贈給日本近代文學館,在2016年(平成28年)又將書簡和照片等也捐給同館。此外,他曾經居住過的我孫子市的白樺文學館中也展示大量的直哉手稿、書信和一些遺物。另外,根據遺屬和弟子等人的商議結果,與芥川龍之介的「河童忌」以及太宰治的「櫻桃忌」不同,後人決定不在志賀直哉的忌日舉行定期緬懷的活動。
影片
參考文獻
- ↑ 「「志賀直哉を育てた女性たち」 第三回企畫展記念講演會 第52回面白白樺倶楽部開催報告 、白樺文學館公式ホームページ、2018年1月4日閲覧
- ↑ 「志賀直哉について 」 奈良學園セミナーハウス 志賀直哉舊居、2018年1月23日閲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