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
人物简介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弗里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获博士学位。
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
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
1992年6月28日逝世。
1999年9月18日，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
生平简介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核化学与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
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与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聂帅曾经对钱三强说过:“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59年6月2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有关资料及教学模型。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在国外召集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联名请求回国参战。他们归国后先后参与主持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1964年，在他51岁生日之际，所研制出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氢弹又爆炸成功。西方媒体推测，法国国家博士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
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
1992年6月28日，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名字由来
钱三强出生在1913年。起初他父亲钱玄同给他起的名字叫钱秉穹，钱三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不满4岁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青年时代，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随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为培养钱三强，在他7岁时，父亲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姓）。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而且孔德学校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高中教学工作。可以说，钱三强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钱三强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老师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对音乐、体育、美术，钱三强都有两下。刚进初中，年方13岁，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在比赛中，他的拼搏精神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三强的比较瘦弱的同学给钱三强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当时还叫“秉穹”的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
“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钱玄同风趣地问道。“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就称我为 ‘三强’。”秉穹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钱玄同先生一听，连声叫好。他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 ‘三强’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在父亲的肯定下，从此，“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
出国求学
1929年，钱三强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三强。两位学者的博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教育着钱三强。科学的发展，给变化万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三强决定学习物理，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求读在吴有训教授门下。清华大学享誉国内外，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国家的栋材。校内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学严谨，学风端正，激励着三强以顽强的精神，刻苦攻读。他以吴有训教授的作风为楷模，吴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教学方法滋润着三强的心田。
1936年钱三强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钱三强大学毕业后，便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做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钱三强能在这样的高师手下工作，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刚刚开始工作，严老师交给他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和管理图书。钱三强不因工作的繁杂细小而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完成老师交给的每项工作，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序，受到大家称赞。人家照相，他就帮助冲洗、放大，还用照相底版做分析研究工作。渐渐地钱三强能够独立地、熟练地进行照相底片的分析，并掌握了照相技术。
一个周末的下午，同学们都离开了实验室，只剩下钱三强一个人留在那里做分子光带分析。从南京开会回来的严老师进了实验室，看钱三强仍在聚经会神地工作，又看了看分析的数据结果，与国外的资料数据大致相同，心中无比高兴。他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了，告诉钱三强，上半年将有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举行的留法考试，建议钱三强报考镭学名额。钱三强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好机会，他从心里感激自己的老师。时间紧迫，10年没有读的法语，要尽快捡起。钱三强下定决心，要克服困难，认真地准备应考。考试完不久，严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你考取了，考得不错。”钱三强收拾行李，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他依依不舍。芦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又增加了他心头的沉重。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1937年8月的一天，一艘远洋客轮载着钱三强，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出洋留学
1937年9月，钱三强在导师严教授的引荐下，来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该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居里夫人谢世后，由锕的发现者德比爱纳教授任主任。但是实际上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主持。
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钱三强的导师。伊莱娜像她的慈母居里夫人一样，潜心于科学研究，忘我勤奋，作风严谨，品格高尚，待人谦和、热忱。在这样一个导师的教导下学习，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钱三强在实验室里主要是做“物理”工作，而放射源是要用化学方法制备的。因此，他很希望兼作“化学”工作。
一天，约里奥一居里夫人问钱三强：“钱先生，那位化学师你不是认识吗？如果你回国做放射源，就需要学会‘化学’工作，你就去和她学学吧！” 钱三强心里十分高兴，他想导师为我想得多么周到！于是欣然答应了。
化学师葛勤黛夫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技术专家。她放手让钱三强独立做钋的放射源。钱三强一丝不苟仿效着化学师的方法开始工作。化学师每隔一段时间便过来询问指导。接着，又连续让他做了4个放射样品。做完后，化学师帮助钱三强测完放射源的强度，并告诉钱三强：“成了，3个基本一样，1个略微差一点，但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化学师的评价，对钱三强的工作做了肯定。而他的勤奋与好学，又赢得了化学师和同伴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他获得了真诚的合作。这一来就大大拓宽了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不久，他写出30多篇科研论文。
为了使钱三强有更多的学习机会，约里奥—居里夫人又提议，让钱三强到其丈夫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并允许他一段时间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到那里工作。
在约里奥先生实验室工作，不仅向先生学到科学技术，还学到他的科学思想、科学道德。这使钱三强受益终生。
1939年1月的一天，约里奥教授让钱三强看一张照片，原来这是一张用云雾室拍下的铀受中子轰击后产生裂变的碎片的照片。这是当时第一张直接显示裂变现象的照片，是十分珍贵的。
不久，约里奥一居里夫人又邀请钱三强和她合作证明核裂变理论。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
1940年钱三强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钱三强是幸运者，能在两位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教诲下学习、工作，使他很快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前沿，还使他亲眼目睹了人类一次伟大的科学发现——核裂变。
1946年春，钱三强与他的同行合作，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
报效祖国
回国
11年的勤奋使钱三强获得了最高的奖赏，也赢得了留法中国人中学术水平最高的地位。在这样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他却要回国。
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刘宁一鼓励他，“回国大有作为。”
钱三强也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的夫人话别。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钱三强临行前，两位导师在自己的花园里为钱三强夫妇饯行。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带着导师的重托和法国同行的深情厚意，离开了巴黎回国。还随身带着一份珍贵的文件，这就是导师给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与工作的鉴定。鉴定是这样写的：“钱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曾委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用自己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他的法国和外国学生的爱戴。”“我们的国家对于钱先生的才干业已承认，并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聘任他为研究导师。他同时也是法兰西科学奖的获得者。”“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所特有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钱三强带着法国朋友的友谊和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迈上了新的里程。
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
学以致用
1949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忽然接到一个通知，他要作为代表到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钱三强想：这次去巴黎开会如果能遇到弗里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老师，请他代为订购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资料该有多好。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代表团联系人提出，需要约20万美元。4天后钱三强接到电话，请他到中南海。在中南海，等候钱三强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接待了钱三强，并说：“三强，你的想法很好，中央研究过了，决定给予支持。清查了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先拨5万美元供你使用”听了李部长的话，钱三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埋怨自己太书生气。战争还没有结束，城市要建设，农村要发展，国家经济困难，哪有那么多外汇呢？不久，钱三强拿到了为发展原子核科学事业的美元现钞，心中万分激动、兴奋。他深深地晓得这美元是经历了火与血的战乱，是刚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拿着这沉甸甸的美元，钱三强思绪万千，深深感到科学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钱三强先后担任了副所长、所长职务。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应周恩来总理召见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听取了李四光介绍中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又听取了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总理全神贯注地听完后，提出了有关问题。最后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让他们回去好好准备，第二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可以带些铀矿和简单的仪器，做现场演示。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和李四光来到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了，毛主席开宗明义：“今天，我们做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以及与原子能的关系。钱三强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中国这几年做的工作，并做了演示。大家看着实验，会场十分活跃。主席点上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不来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会后，大家用饭，毛主席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研制原子弹
1959年6月2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有关资料及教学模型。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讽刺：“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讽刺变动成了动力，愤怒化作力量。中国科技工作者没有被吓倒。“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成了中国人民的誓言。钱三强作为原子核物理专家，和无数科学工作者一样，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组织起数万名科学工作者及技术工人，向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进军。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在国外召集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联名请求回国参战。他们归国后先后参与主持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呖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追求真理
历经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两弹一星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主要成就
努力建设
1954年2月，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他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他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同时，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
科学院各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加强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文革”中，学部被迫停止一切活动。“文革”后，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立即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学部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健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因此，增选一批新学部委员，是恢复学部活动的当务之急。钱三强亲自组织了选举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
由于种种原因，1980年后10年未增选学部委员。钱三强考虑再三之后，于1990年5月7日，向李鹏总理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署名信。他写道:大家对我国人才"断层"问题深表关切和担忧。人才断层不仅表现在中层，还表现在高层，例如代表我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面临这种状况。6月2日，李鹏总理在办公室约见了周光召院长，就学部工作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进行研究。同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此，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推动发展
1980年，中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发展交叉科学，提倡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当时身为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三强，以鲜明的态度积极支持。他在第一次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的演讲。这次演讲被公认为交叉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演讲"，受到广泛重视。
1986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会，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开宗明义: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87年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新闻出版等在内的知识界，出现了联合交叉大讨论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发起者，就是钱三强领导的促进联盟委员会，特别是由他亲自策划并主持的系列"科学与文化论坛"。
一开始，钱三强就"论坛"的宗旨作了说明:"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确定包括科技与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在内的新文化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认识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把科技知识的传播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把数以百万计的科协成员变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钱三强的设想，迅即得到钱学森、于光远、郑必坚以及指挥家李德伦、作曲家吴祖强等人士的热情支持。
从1988年5月25日首次"科学与文化论坛"举办，到1989年"五四"前夕结束，共举行了5次，每次都是各界有识之士踊跃列会，争相论谈，气氛十分活跃，推动了科学与文化相互促进和融合。
培养人才
钱三强30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然而，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在科研工作中，钱三强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大胆探索，在一些关键之处给以指点;他注意引导和鼓励青年独立思考，发表见解，即使是不成熟的或萌芽状态的，他总是给以热情支持，并一起讨论，逐步完善;他以平等态度与青年交往，经常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亲身体会，帮助青年少走弯路。每年新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报到，他都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正是由于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鼓励、信任、教诲和示范作用，在我国核科学技术领域中，有一大批年轻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默默无闻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期盼的事业。
人物评价
钱三强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
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腾讯网评)
就是这样的清华走出来的优秀"老兵"，抱着"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报国梦，生动诠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新浪网评)
钱三强的一生，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有人生的理想和规范。77岁的高龄，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巍然挺立，不为世俗所扰。(人民网评)
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周光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