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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屠殺 (雲南)
歷史背景
政治清洗
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中旬，雲南文革運動混亂，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及昆明軍區等軍內外的幾位負責人一同飛往北京，向中央匯報省里的工作情況。1月21日，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會議由康生主持，期間趙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國民黨特務」和「叛徒」，會後即被時任中國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拘留、逮捕，此後被非法關押達8年之久。會上，康生認為當地的工役制部隊第8團（簡稱「工八團」）成立了「滇西挺進縱隊」，攜帶並搶奪了數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鬥，要求解放軍第14軍進行鎮壓，此後「滇西挺進縱隊」案件與「趙健民特務案」捆綁掛鈎。
1968年8月13日，「雲南省革命委員會[1] 」正式成立。毛澤東、中共中央調派軍隊將領譚甫仁前往雲南主持工作，擔任新成立的雲南省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集黨政軍權於一身。譚甫仁、周興等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着手推進雲南地區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強調要反右傾，「加強敵情觀念」。1969年1月，雲南省革委會召開了第七次全委擴大會議，提出「劃線站隊」，討論追查「趙健民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等問題。
具體事件
鎮雄縣
1966年8月，紅色恐怖從北京（紅八月）蔓延至全國，雲南邊境地區的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3000餘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
滇西挺進縱隊案
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雲南昆明、大理州下關等地，「八派」（當地稱「四二零」）和「炮派」（當地稱「大聯合」）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昆明地區的「第二次武鬥」打死數百人。此後，1月10日，炮派主力部隊之一的工役制部隊第8團（簡稱「工八團」）向滇西方向進發。1月16日，兩派在大理下關地區爆發大規模「一·一六武鬥」，共造成200餘人死亡。
1月21日，康生、謝富治在京西賓館接見了昆明軍區和群眾代表，康生認為工八團成立了「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攜帶並搶奪了數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鬥，要求支持八派的解放軍第14軍進行鎮壓。 昆明軍區隨即以省軍管會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但在滇挺返程途中，1月27日，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調集13軍、14軍部隊的若干個團，試圖將滇挺成員圍殲於一平浪鎮礦區，共打死工八團成員184人，以及當地炮派群眾、煤礦職工及家屬59人。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鈎。
趙健民雲南特務案
1968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爆發起針對「執行特務組計劃」「分子」的大搜捕。該次事件，共有138萬7千餘人受到牽連，而1968-1969年間，由「案件」所引發的大屠殺導致1萬7千餘人死亡，另有6萬1千多人致殘，僅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殘。當時，雲南省的總人口為2300萬人，受迫害的人數占全省總人口約百分之六。
宗教衝突
與此同時，文革期間對宗教亦實行高壓政策，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佛教、基督教、道教等諸教聖職者及信徒皆受批鬥，宗教場所受到衝擊。紅衛兵禁止回民參加禮拜，查抄焚毀伊斯蘭教典籍，批鬥阿訇及穆斯林。 1968年8月雲南革委會成立後，對民眾大肆抓捕、揪鬥，被迫害民眾逃往沙甸，而雲南造反派稱沙甸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反革命基地」，並宣稱要武力清掃。同年12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一、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進村，大肆搜查外地民眾，進行殘酷批鬥，並駐紮於沙甸大清真寺；「宣傳隊」在清真寺中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宣稱「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黨的領導」。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沙甸一些民眾上書要求平反並開放清真寺，未得回應。1973年10月，回民自行打開被關閉的清真寺，並遭革委會派兵武裝阻撓。1975年起，回族民眾與當地共產黨、政府的衝突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