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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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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35年
国籍	法国
别名	程海果
知名作品	《灵魂深处长着脓疮》 《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 《共产党人》 《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

简介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后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可是林希翎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在旅居法国期间由于反对科索沃战争而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对抗——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生平

父亲程逸品，原是东北流亡学生，母亲林静枝，浙江温岭人，15岁随兄长到上海闯荡，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结识程逸品并结婚。抗战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移居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她随母留居温岭。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秋参军，在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1953年由部队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她于1955年写就《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一文，投寄《文艺报》。文中不仅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还涉及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以及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备受毛泽东青睐而名噪一时的李希凡、蓝翎等人的学术观点。《文艺报》编者征得林默涵同意，准备发表，同时转达林默涵的意见，建议删除其中涉及他们三人的部分内容。程海果对此虽无异议，却当即决定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人的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字，即以“林希翎”作为自己的笔名。显而易见，其目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意在表明此文原本也是针对这三位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的论点而写的。不料此文刊出后竟遭受《中国青年报》无端攻击，刊发题为《灵魂深处长着的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的署名文章，并配发丑化其形象的漫画。为此，林希翎写出《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发送新闻单位和有关领导，得到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肯定与支持，被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其实当时也就有读者投书《中国青年报》，为林希翎鸣不平。在胡耀邦、吴玉章关注下，《中国青年报》终于以编辑部名义公开检讨，称所登文章失实，向林希翎道歉，承认错误。《中国青年报》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于是林希翎从此出名。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林希翎是活跃人物，从5月23日至6月13日，在北大、人大演讲6次，就民主、法制、胡风案等问题发表尖锐意见，更是惊世骇俗，一鸣惊人，道出人民的心声，受到群众欢迎，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同时也为极左派所嫉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被诬为“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被《人民日报》点名，并由毛泽东亲自指定，同北大知名右派学生谭天荣一样，受到“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的特殊处分。仅在北京，因林希翎受牵连人数便多达170余人，其中包括胡耀邦秘书曹志雄、吴玉章外孙兰其邦、谢觉哉秘书吉士林以及解放初期曾任叶剑英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室负责人因而先后三次接待过林希翎上访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的王文等等；在全国各地受其牵连者则不计其数。因林希翎留校监督劳动时仍无“悔改表现”，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根据刘少奇指示，亲自策划运作，于1958年7月21日半夜将其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则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林希翎在北京草岚子监狱第8年，上脚镣手铐达半年之久；第11年，即1969年，林彪下了1号通令，她又被押送金华劳改农场继续服刑。毛泽东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经吴德了解后才知道早已判刑入狱。毛泽东指示：立即释放，安排工作。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安排在金华武义农机厂当工人，于38岁时与同厂职工楼洪钟结婚。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林希翎上访，被警察遣返。1979年，林希翎向邓小平上书申诉，同年秋召开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特邀林希翎参加。随后林希翎一度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编辑。不久又被清出北京，回金华文联。

当几乎所有的右派都经复查确认当年属于“错划”而得以“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虽然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但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这是因为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胫而走。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1979年7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她至死仍是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1）之一，从此在大陆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她的名字更不会出现于中国主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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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林希翎赴美探亲期间遇车祸受重伤，回法国后辞职，从此便靠退休金和法国政府的无业者社会福利金、残废金维持生活。尽管她极想下决心再不过问政治，却也始终不能忘怀祖国和人民。2002年9月26日朱镕基总理访法，林以旅法华侨华人代表身份受到接见并在《欧洲时报》发表祝词，祝贺朱镕基访法圆满成功。2009年3月26日，林希翎在医院加护病房辗转于病榻中，还应国内若干好友之邀，“为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草撰一联，敬作遥祭”，写道：“他的八无与八有——无私无愁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她盼望终能落叶归根，而她的“祖国”却最终也没有能够向她敞开“温暖的怀抱”！

注：（1）至今仍未被平反的“六大右派”是：章伯钧（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陈仁炳（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彭文应（法学家、上海市民盟委员）、林希翎。

故事

罪名

据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 据此，林希翎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如是说：1957年5月23日至6月13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6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该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在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株连

林希翎一再公然拒绝认罪。 这种顽固态度既出于一种自信，也由于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赞同和支持她的不仅有同辈，还有革命老前辈和党内领导人——结果他们纷纷受到株连。

首先是人大的老校长吴玉章。反右运动开始后，林已被报纸点了名，他还表示不同意公开批判；林被戴上了“帽子”，吴老就让外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林希翎，碍于吴老的地位和声望，左派们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将在人大学习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此外，从本校同学到外校师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的编辑记者和作家们，还有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

至于林希翎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一个妹妹在当地生根落户，一直留在宁夏；另几个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有的在农村当木工，有的上不了学，很小就当了农村的“贱民”。

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入狱

林希翎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通了“天”。 开始“鸣放”不久，林希翎的几次演讲和辩论记录，就被“摘编”成“内参”，直送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看后，马上封林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随之批道：“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 林希翎开始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一号命令”发布后，被解送到她的原籍浙江省的蒋堂劳改农场。

出狱

当15年刑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时，她的命运竟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73年春天，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放人，有人理解为林希翎被判刑是别人“背着毛主席”干的，又有人理解为即使毛主席知道此事，他问到林在哪里“工作”和“好不好”，说明林可以出来“工作”和“好”一点了。紧接着，浙江省委得到公安部的通知，着即释放反革命犯林希翎。

折腾

1975年，从不安生的林希翎听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且开始全面整顿，感到自己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为改善处境，她告别家人（1973年底她与本厂技术员楼某结婚，并育有一子），赴京上访去找“邓大人”。哪知却自投罗网。

1976年1月9日深夜，一群警察闯进她临时借住的地方，把她“请”进了海淀区看守所，关了两昼夜，再押解出京，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认真审查。 她立刻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人物，她的“反动真面目”和“反革命祸心”“彻底暴露”了。做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她经受了一场场批斗、审讯和毒打，被迫交代怎样参与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又怎样和北京的“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合谋，南北呼应“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无法安生，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坚决不准她再“关心国家大事”。

申诉

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包括林希翎了。她苦熬活受20多年的漫长严冬，终于出头了！兴奋之余，她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收到一封辗转送达的北京来信。写信人“王文”，自我介绍是原中办工作人员，五十年代曾与林有过接触。他要她及早到北京，重新提出申诉。于是，她不顾亲人的反对，把老母亲积蓄多年留着料理后事的一点钱“借”出来，买了一张硬座票，抱病赴京。

出境

林希翎一直有着一个重要的“海外关系”，这就是她的父亲。早在1948年，林父就离开大陆，解放后一度不知下落。三年困难时期，他忽然从香港给林母原籍来了信，从此不时寄“侨汇”以补家用。他很想回来看看，但得知女儿是“大右派”和“反革命”，一直不敢造次。

直到1983年5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一个月后，她终于告别了留在金华的丈夫和小儿子，启程经广州奔赴香港。在到达深圳当天，林希翎就随着出境人群，跨过了罗湖桥中心线。那轻轻一步，不仅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也跨越了一个“时代”。

评价

林希翎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列为所谓“六大右派”之一，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改造，时身体孱弱，有严重的气喘病。

影响

1984年，当林希翎获准合家定居香港时，西方世界为之一震，海外侨胞也认为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的一种崭新的政治风气，一种出于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一件稀世古董的“出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林希翎热”，法国、美国都争相向她伸出了手，台湾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她与丈夫离了婚，便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法国，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1985年在台湾，她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

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持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

言论

1985年来到台湾探望离别许多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和这样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1957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 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作品

1956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

1956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论文

1983年5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

大事记

1935年出生于浙江温岭。

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夏参加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她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 。

1959年，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先于北京服刑，1969年由林彪1号令转至浙江继续服刑。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才得出狱。被安置在金华市武义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同年末结婚。

1983年，离婚，只身到香港。

1984年，获准合家定居香港。

1985年，到台湾探望离别多年的父亲。

1985年后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时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

2002年9月26日，朱镕基总理访法，以旅法华侨华人代表身份受到接见并在《欧洲时报》发表祝词以贺朱镕基总理访法圆满成功。

2009年3月26日，于法国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加护病房病榻中，为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草撰一联，敬作遥祭，她还提到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落叶归根。

2009年9月19日北京时间15时，于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病逝，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