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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官名，原为史官、与负责文书的官职，后改为监察官，其首领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后代的刺史（刺御史）、巡按（巡按御史）等都来自御史。类似于近代中华民国的监察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为防范公家官吏侵害人民权益、或者是成为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
沿革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是负责记录的史官、书记、秘书官。
君主置御史，见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执法在傍，御史在后。”大夫置御史，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侍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邑宰置御史，见《战国策·韩策三》：“安邑之御史死章”。
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为监察性质的官职，一直延续到清朝。《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汉朝御史统归御史台领导，按职掌分为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前，汉朝的刺史也是监察官，也是御史的一种。
三国时，曹魏于殿中省置殿中侍御史，掌记录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
西晋，御史名目很多，开后代专门职务御史的先河，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等。
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另有派遣监察御史巡察地方者，明称巡按、清称巡按御史，明又有御史巡行京城之制，称巡城御史，又有监察御史督察漕运，称巡漕御史等等。
1931年，民国政府设立监察院。
功能
始因于古代时常为集权制度。如知县集全县众多职权于一身。故而须有监督之员吏，以正视听。
不少学者如钱穆、孙中山认为御史制度是中国古代运作良好的监察机关，但近代学人何炳棣却认为，御史的功能无疑是被夸大了，御史制度大部份的只是沦落成文人官员之间彼此攻讦的工具。《三垣笔记》卷中说：“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乃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
李鸿章曾对孙纲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1]
然而吕思勉却认为：“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2]
明代第一清官海瑞就常被御史弹劾，嘉靖四十年（1561年）巡盐御史袁淳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海瑞升任浙江省嘉兴府通判，反而平调江西省兴国县当知县；隆庆四年（1570年）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护刁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并罢其官，闲居家乡十馀年；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弹劾海瑞：“谓其莅官无一善状，唯务诈诞以夸人，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因其海瑞不喜于巴结奉承。
参考文献
- 胡宝华：〈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胡宝华：〈唐代“进状”、“关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