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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布魯克納

安東·布魯克納

圖片來自lsbkw

安東·布魯克納(德語:Anton Bruckner ,1824年9月4日-1896年10月11日)生於奧地利安斯菲爾登,逝於維也納奧地利作曲家, 管風琴演奏家和音樂教育家。

目錄

介紹

他以創作交響曲彌撒曲經文歌而著稱,亦有創作出優秀的室樂作品如弦樂四重奏和弦樂五重奏。其交響曲因其豐富的音響結構、多重的復調特性和宏大的結構而被認為是德奧派浪漫主義最後階段的代表人物。布魯克納的作品以其對不和諧音的使用、突然的轉調以及延綿不斷的和聲而對當代音樂激進主義產生了廣博的影響。

與同時代的桀驁不馴的音樂激進派瓦格納伍爾夫不同的是,布魯克納對其他音樂家,尤其是瓦格納,表現得極其謙虛。布魯克納這種作為一個人與其作為一個作曲家的迥異,使得描述他的人生以及通過這種描述去理解其音樂之背景變得極其困難。 他的作品尤其是交響曲,遭致許多人的批評。批評者中最著名的有奧地利作曲家愛德華·漢斯力克以及其他支持布拉姆斯的人們(這其中還包括瓦格納的批評者)。作品冗長、旋律重複[1],以及布魯克納經常在他同僚的協助下不停修改自己作品的習慣,並且因此對哪個版本認可的舉棋不定為他們所詬病。正因為布魯克納經常性重複地修改已完成的作品,造成他的交響曲作品版本眾多,所以產生了音樂學中著名的布魯克納難題。 雖然批評者眾,但布魯克納亦有許多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學生兼朋友古斯塔夫·馬勒。馬勒曾評價布魯克納為「半神半痴」。[2]

生涯

布魯克納在1824年9月4日在奧地利小鎮安斯菲爾登一個教師家庭中出生,他是12個孩子中最年長的。當時的奧地利,在教堂唱詩班裡任職和管風琴演奏也是一個教師的職責。布魯克納早年學習小提琴鋼琴,但最主要是管風琴,10歲時即會間或到教堂當管風琴師幫補家計。他父親死後,1837年他到聖弗洛里安慈善機構當合唱男童。在那裡他得到音樂方面的深入教育並且受培訓成為老師。他的第一份差事,(1841-1843)在小鎮溫德哈格當學校教師。但布魯克納和校長發生齟齬,最後竟至解聘:布魯克納自己應行的職責沒盡,作曲太「多」,還在管風琴上即興演奏。這個時期布魯克納寫有一首彌撒曲(為女中音,兩把法國號和管風琴而作)。

聖弗洛里安慈善機構後來向布魯克納提供一個教師職位,經過這一段可朗斯多夫的教師生活後(其中他還寫作了一些作品),1845年布魯克納回到聖弗洛里安慈善機構,在那裡作為「臨時風琴手」,直到1855年,他已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一部大型B大調彌撒,為合唱,獨唱和管弦樂隊而作。

但布魯克納並不滿足於聖弗洛里安慈善機構當教師。他到維也納上課,老師是極端保守的同奏低音對位法教授西蒙·錫希特。他還申請林茲的一個教堂管風琴職位,在一次試奏後他就成功了。1855年末他上任直到1868年。在林茲,他成為男聲合唱協會的指揮,經常率團演出。布魯克納也沒有忘記作曲,他寫了一些合唱曲。在這個時期,他接觸到了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如唐豪瑟漂泊的荷蘭人羅恩格林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些作品對他影響深遠。

但林茲也留不住布魯克納。他放棄了維也納一個作為和聲對位法教師資格考試的成績,雖然他以絕對優勢通過了。他想得到的是一個宮廷管風琴師或者是一個教授職位。後來他去林茲劇院樂隊長奧托·基茲勒那裡上配器譜曲法課。

1863年到1868年,就是他的不惑之年,布魯克納寫出了他第一批「知名」的作品:三部大型的彌撒,分別是d,e和f小調和c小調第一交響曲。d小調彌撒的演出非常成功(1864年在林茲,1867年在維也納)。第一交響曲(1868年在林茲首演)也受到布魯克納後來的對頭愛德華·漢斯力克的正面評價。布魯克納花了不少心血在這些作品上,而且他還努力要到維也納落戶,這一切都不是無償的:布魯克納在1867年因心理障礙要接受一個為期數月的療養。

之後的1868年,布魯克納成功以通奏低音和對位法教授的身份到維也納音樂學院任教。1869年他踏上了到南錫巴黎的音樂會之旅,期間他在管風琴上做過不少即席演奏,博得掌聲。在接下來的幾年,布魯克納用盡一切辦法去得到一個宮廷管風琴師和一個大學教授的位置,可惜長時間未果。1875年他最終成為維也納大學「無薪教師」。但後來他還是成功成為了領薪教師。就連古斯塔夫·馬勒也聽過他的課。

他的第三交響曲使他在維也納陷入了新一輪的危機。第一稿是獻給瓦格納的,上面援引了大量瓦格納的東西,但很快他就對這稿作了大修改。1877年沒有瓦格納的影響的第二稿上演,得到的卻是災難性的結果。觀眾成批成批地離開。布魯克納成為徹底的瓦格納主義者,同時也成為了剛到維也納的布拉姆斯的對頭。直到第4交響曲在1881年上演,布魯克納才在對方陣營里贏得一些掌聲。「勃拉姆斯派」(漢斯力克用語)和「瓦格納和布魯克納派」之間的戰火也終於停息。

布魯克納活到老,寫到老。他不斷重寫,但自己卻從沒聽過自己的第5和6交響曲。第7交響曲卻很成功,首演在1884年的萊比錫。寫作過感恩贊之後布魯克納寫了自己的第8交響曲,第一版受到首演指揮家赫爾曼·列維的嚴厲批評。布魯克納很傷心地重寫,而且花了很多時間。1892年第二版在維也納大獲成功。第8交響曲的第3版1890年就已上演。在1890年代布魯克納榮譽加身,1892年的榮譽博士對他來說可能是最彌足珍貴的了。

布魯克納還不停筆,但他的第9交響曲只有前3個樂章。第4樂章只有片斷。布魯克納在1896年10月11日逝世,終年72歲。

布魯克納的異性緣很奇特;終其一生,他都在不斷地寫求婚信,特別是寫給年輕的小姐,但總是失敗。但若讀過他的求婚信,就會明白這是為什麼了。信中的語氣,簡直就是要迫使對方承認自己的音樂,情書寫得好像向教授解釋自己論文理念的博士口試報告一樣。

關於作品

布魯克納是一位有天賦的管風琴演奏家,他的管風琴即席演奏很有名。這位虔誠的作曲家在自己五十歲終於在交響曲方面取得突破。他對權威的崇拜在他後三部交響曲上可見一斑:他的第七交響曲是獻給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第八交響曲是獻給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而未完成的第九交響曲,則是獻給上帝的,「如果他不嫌棄的話」,作曲家這樣說。

布魯克納的作品以其宏大的音響建築著稱。交響曲的首樂章,(終樂章有時也是如此)有不止兩個,而是三個大型主題。這應該歸功於布魯克納管風琴方面的經驗技巧,「音級強度」,不同音響強度之間的突然轉變,布魯克納對樂器組和對管風琴的音栓的處理如出一轍。

布魯克納的交響曲也是在不斷的進化之中,雖然他被公認為一個樂壇怪人,飽受樂評家諷刺。這一切直到他的第七交響曲1884年萊比錫首演。歌唱性主題具有強烈的感召力,第二樂章柔板瓦格納的輓歌,有力的諧謔曲還有熱力四射的終曲,讓世界見識了這位時年60的作曲家的天才。當時樂評家漢斯力克和作曲家布拉姆斯屬於絕對音樂陣營,和華格納標題音樂陣營對立,當時漢斯力克等樂評家妄斷地把布魯克納歸到後者,於是把對華格納的強烈攻擊,也不理性地加在布魯克納的作品上,讓向來不願捲入樂壇紛爭的布魯克納感到萬分苦惱。布魯克納要等到20世紀,才獲得世人對他的普遍認同。

布魯克納以經常大幅修改即使是自己早已定稿的作品而聞名。若單單以為這是細節上的小修小補,那就錯了;他的第一,三,四和八交響曲修改得幾乎和重新寫過的一樣。特別是第四號交響曲「浪漫」,修改幅度早已絕對不是同一部作品了,只剩下諧謔曲和終曲與舊版有些許相同。初版是一個多層混合體,當時他沒有考慮到演出的難度。修改版本在多個方面多顯得更平順,在和聲和配器方面更有布魯克納的特色風格。除了布魯克納自己動手修改外,他的學生與出版商也常在他的作品上擅自加以修改,理由是「方便演奏」。但許多修改,由於為了凸顯短而簡明的樂句,原本宏大的建築音響只好退居其次。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才認識到這一點,在此之前,布魯克納的學生費迪南德·略沃和其兄弟Schalk對布魯克納交響曲的編輯版本大行其道,雖然他們的版本的確有助於人們對布魯克納的接受度上升。在後來才被出版的初稿中,可以發現其實樂隊音色被認為更接近華格納式的宏大、戲劇性張力之理念,所有的刪節只會造成作曲家原始樂念之減損。布魯克納交響曲的原貌,在1932年的一場紀念音樂會上才第一次重見天日。在這一場音樂會上,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的前三樂章的原版(被稱為原典版)被演出。之後,一份帶布魯克納親筆簽名的原稿的全集得以出版。

安東·布魯克納下葬於聖弗羅里安教堂的管風琴之下。

林茲市立交響和劇院樂團以布魯克納命名,為林茲布魯克納樂團。施特勞賓(Straubing)市的一個藝術學校就以布魯克納為名。

影響

布魯克納是布拉姆斯外另一位19世紀在後世留下深刻影響的德奧系作曲家之一。特別是他的第九交響曲,在當時可謂前衛,具有啟示性。布魯克納大膽的和聲對位音響可以說為勛伯格開了路。他獨特的配器和實現手法為卡爾·尼爾森西貝流士所推崇並推廣。布魯克納的影響其實還可見於馬勒交響樂作品,還有新古典主義作曲家如保羅·欣德米特約翰·尼伯姆克·大衛的作品。布魯克納另一功績是,將彌撒和感恩贊這類宗教音樂音樂會化。布魯克納的音樂語言在二十世紀的作曲家弗蘭茨·施密特理查德·魏茨的努力下繼續延伸。

參考文獻

  1. "The laconic idiom of restraint, the art of mere suggestion, involving economy of means and form, is not theirs. " Bruno Walter observed, comparing Bruckner and Gustav Mahler (see Walter's Essay below).「……簡潔拘束的樂句風格、點到為止的聯想以及簡約的表現方式和形式,(在第四第五交響曲中)都不存在」
  2. Mahler: A Musical Physiognomy, by Theodor W. Adorn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age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