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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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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又称“通商口岸”或“通商港口”，是一个国家向外开放的特定通商地区。近代历史中曾存在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1]
商埠的由来
商埠最早存在于实行锁国政策的国家。在中国，自明朝和清朝两度宣布海禁政策后，海外贸易业迅速萎缩，对外贸易逐渐集中于泉州、福州、宁波等几个有限港口，贸易对象也从东南亚、阿拉伯、东非各国减少至琉球国、朝鲜、日本和葡萄牙等少数几国。在日本，德川幕府于1630年代确立了锁国体制，将一切对外贸易集中于长崎，贸易对象也仅限于中国和荷兰。这一时期的广州十三行和长崎出岛成为两国仅有的两处对外商埠。
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即史上有名的五口通商，中国的锁国体制就此被打破。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也被迫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新潟、函馆五处港口。1876年2月26日，日本与朝鲜在江华岛签订《江华条约》，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个港口。
商埠的特点
被定为商埠的城市，其主要共同点是具有优良的交通条件，拥有优良的港口或为内陆边境贸易重镇，周边的商品经济或商品农业比较发达。在商埠中，通常划定一定的区域，供相关国家商人定居、开业、存放货物，称为商埠地，各国在商埠地设立领事馆，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有时相关国家在商埠地还驻扎有小股军队。但是与1860年代之后出现的租界不同，商埠地所属国家通常保有对商埠地的主权，以及行政、警察、司法等权力。
中国的商埠
根据条约开放的商埠
英国
-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实际在汕头）、琼州（实际在海口）、镇江、汉口、九江、淡水、南京
- 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天津
- 烟台条约（1876年9月13日）：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 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年3月31日）：重庆
- 藏印议订附约（1893年12月5日）：亚东
- 续议缅甸条约附款（1897年2月4日）：腾越、梧州、三水（三水县江根墟）
-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
- 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4月27日）：江孜、噶达克、亚东
俄国
-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6日）：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
- 北京条约（1860年11月24日）：喀什、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
- 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肃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古城（奇台）、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
法国
-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臺灣（今臺南市安平區）、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區）、潮州、琼州、江宁（南京）
- 续议商务专条（1887年6月26日）：龙州、蒙自、蛮耗（今曼耗）
- 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1日）：思茅、河口
美国
日本
- 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 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长沙、奉天（沈阳）、大东沟（丹东）
- 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12月22日）：凤凰城（凤城）、辽阳、新民屯（新民）、铁岭、通江子（通江口）、法库门（法库）、宽城子（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宁安）、珲春、三姓（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909年9月4日）：龙井、局子街（延吉）、头道沟、百草沟
根据片面最惠國待遇的原则，一旦与上述国家中的一国签订条约开放商埠，则其他国家自动取得在相应商埠地的一切权利。其中，日本在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的四处商埠地，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算作租界。
自辟商埠
1898年，清朝帮办路矿大臣张翼奏请朝廷开辟秦皇岛为商埠。光绪皇帝钦定，将秦皇岛辟为商埠。1899年，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被开辟为商埠地。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与其前任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庭，要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于5月得到批准。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今青岛），开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行政区域与德胶澳租借地相同。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后改为青岛特别市。
日本的商埠
朝鲜的商埠
參考文獻
- ↑ 濟南的秋天，融匯老商埠，東部新都市。，gushic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