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1]。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后，“大跃进”发生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简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这一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这一年减少1.8万多个。这一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和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2]。

主要代表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并讲了话。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条是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和讲话强调指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关紧要的一年，全党必须踏踏实实、干劲十足地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毛泽东作了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3]。

周恩来在大会的讲话中，分析了目前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

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设的问题，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在全党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朱德在山东大组会上作了纠正“左”倾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

陈云在陕西大组会上作了怎样使认识更正确的讲话。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

大会利弊

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在此之后，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深入展开，党内外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会也有若干重要缺陷。对几年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的缺点错误进行的，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决定给几年中被错整的干部平反，却不给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过于乐观地估计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显得为时尚早；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这些都是会议的不足之处。

历史背景

根本原因

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甚嚣尘上，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如何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困扰、纠缠着人们，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近因

其实，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

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

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1961年初，决策者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这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又将分配权由大队下放到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在工业方面，《工业七十条》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为了克服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总要有个奋斗目标。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

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

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直接起因

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手中的外汇不多，无力去国际上购买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但仍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

原因的形成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4]。

形成过程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造成的结果

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会议分歧

第一阶段的分歧

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其间，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阶段的分歧

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在开“出气会”的同时，还穿插了几次大会，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在会上讲了话。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于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也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过程中，党内高层的分歧已开始显露。自1月27日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始，这种分歧表现得更加明显。

主要的分歧

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众所周知，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据《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记述，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这势必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二则，毛泽东讲错误可能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他虽然不再像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错误“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无非是想多一点，想快一点”，错误就是那么一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其思想状态与那时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的1961年12月，毛泽东就讲了这样的意见：“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的那句插话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实际上，会议上有些人的看法很能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58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不满，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

分歧还出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有哪些？党内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分歧还在于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上。彭真在1月18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虽然彭真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毛泽东的错误说得很轻，但在个人崇拜气氛日益浓厚的当时，说出这样的话已属不易，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才行。

很快，彭真的发言在会上遭到了攻击。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先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态度。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深刻认识。不错，毛泽东在会上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作了自我批评。但这种自我批评，是一般的、笼统的，甚至可说是有些勉强的，在很大程度上作了一种姿态而已。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里，毛泽东讲他要对中央犯的错误负责，是出于一个抽象的理由，即他是中央主席，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处在主席这个位置上才要对错误负责的，他是代表中央来负领导责任的，主要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具体的错误。“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这里，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官僚主义，对于下面做的事情不知情，未能及时纠正下面的失误，以致造成今日的局面。毛泽东看似在作自我批评，其实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了下面。

主要成就

总结教训

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5]，并讲了话．书面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错误、缺点是：工农业生产酌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失调；在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为急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抬头，对农业增长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发展要求过急，致使城市人口巨增，城乡人口比例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城市供应与农业生产均发生困难．书面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缺点，固然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还很不够，但也同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密切关系。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书面报告明确指出，造成这些错误、缺点，首先是中央要负责其次是省委要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要负责。

自我检讨

二、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6]。他系统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个人专断、一人说了算的，还就近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现象的措施．他强调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有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本身，或者书记必本身，或者常委本身．大会在贯彻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三不主义”的基础上，开展了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各部委、各大区、省委的负责问志都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几年来的错误、缺点，听取了地、县同志的批评意见。会议前后还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动员调整

三、动员全党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对克服困难信心不足，甚至感到党的工作出了问题，自己脸上无光等消极思想，进行分析、教育，鼓舞了大众的信心。书面报告集中大家的意见，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加强农业战线、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精兵简政、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十个方面的经济工作任务。周恩来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增产农业作物、增加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生产等八条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这些保证了全党认识的统一，明确了努力方向，并为后来“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政治同党委工作会议确定具体的调整措施，作了必要的准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七千人大会仍有不足之处。它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上纠正“左”的错误；对当时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程度认识还不一致；不仅未给彭德怀等同志平反，反而认为庐山会议对她们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对党内“左”倾错误当然不可能给以彻底的纠正，但是，“七千人会议”毕竟是建国以来我党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大、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件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于治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克服不良作风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评价

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这次会议带来以下影响：

进一步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近4年来的工作经验，纠正了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指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报告还列举了分散主义造成的混乱现象，分析了分散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分散主义的危害是：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报告引用毛泽东对民主和集中的论断，“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要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的问题。强调全党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党委内部的关系和党内民主问题。要求全党要同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号召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下列8项要求：1．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奋发图强；2．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3．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4．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5．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6．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7．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8．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岐并未解决，特别是林彪在大会上别有用心的讲话。因此，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也未能给彭德怀等人平反。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初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是在肯定“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讲缺点错误的。但是，这次大会有7000人参加，它的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对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它在党的建设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作风等都有很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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