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國共產黨的保守派人士在1983年發起的政治運動，主要針對文藝界、思想界。目的是抵制下列行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找到異化現象、倡導人道主義、接受非馬克思經濟理論、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清除精神污染」是社會主義異化論風波的發展和深入，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後出現分化的政治思想及文化各派別的緊張關係。簡稱「清污」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政治活動，着重在相關政治理論等作品是否能送審通過的言論審查上；而處理「什麼該清、什麼不該清」的政治過程，後來也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內部各派別的爭論，和對胡耀邦處理手法的評價。

背景與時代意義：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及限制

清除精神污染標誌的是文化大革命後在共產黨內部的短暫的思想及意見自由解放後再次受到言論檢查的內部處理，後在也影響了在1989年六四運動中對言論自由的要求，其中六四運動學生的訴求就包括要批判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並讓中國公民能夠享有出版非官方媒體的自由並中止對媒體的言論檢查。

思想解放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一段思想解放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政治、經濟指導思想上的鬆動帶來了文藝、新聞、理論界的相對自由。對文革的反思（「傷痕文學」）與對自由的宣揚成為了一種社會思潮。

文藝界

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意為批判過去極左路線給人們心靈、家庭、社會所造成的傷痕。《苦戀》是傷痕文學中高層次的代表作，是軍人作家白樺寫的一個電影劇本，發表在 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學刊物《十月》上，後翻拍為電影。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備受折磨。他女兒在逃亡國外前曾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戀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主人公無法回答，以「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為劇終。

新聞界

此時的人民日報是以胡績偉為社長的中共改革派的陣地。胡績偉從1979年開始，他就黨報應該堅持「黨性」還是「人民性」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作者名為「汝信」的文章《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對人道主義的再認識》，對所謂的「人道主義」給予肯定^[2]。這篇影響力較大的文章發表後，人道主義成為了一個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

理論界

以光明日報1980年10月連續三天登載的若干政治改革文章為例，知識分子開始可以發表敏感尖銳的政治改革建議。如嚴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體問題》，吳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鮑彤《對官僚主義的認識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

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儘管解放思想成為改革方向，但是解放程度依舊是在控制之下。如在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的過激言詞，西單牆引發的群眾情願後，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同時逮捕異見人士魏京生。在波蘭事件後，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接受了「緩改革」的建議。在經濟改革中，堅持計劃經濟，堅持「指令性計劃」，一些堅持「商品經濟」看法的經濟學家受到批評，同時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突出的事例是對《苦戀》的批判和對青年詩人葉文福的批評。1981年1月23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活中開始批評胡績偉的「黨性和人民性」的言論，成為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前奏。當時高壓環境下，流行歌曲也被成為「靡靡之音」的「黃色歌曲」。1982年，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怎樣鑑別黃色歌曲》的小冊子。

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動主要是以審查制度的批評及執行為主，主張取消審查制度的被視為是鼓勵不當的精神污染，而清除所謂精神污染的作法都是以內容審查後不予發表或演出的方式進行。在稿件是否能刪改通過審查發表於內刊，成為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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