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帥童年紀念館

葉帥童年紀念館葉劍英故居位於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雁洋虎形村，建於清代，坐東北朝西南，現有建築面積350平方米。葉劍英在此出生並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建國後，葉劍英^[1]分別於1951年、1953年、1971年和1980年四次回到故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由當地政府及市、區撥出專款進行部分整修。此時將宗族近房親屬後裔另遷它處安居。1987年列為區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進行對外開放，1989年6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將故居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同年10月歸屬紀念館管理。

景點簡介

葉劍英元帥的故居位於梅縣陰那山北麓的雁洋鎮虎形村，距梅縣城區約33公里，是一座泥土石灰結構的普通農舍。房屋建於清代，原是葉氏俊賢公祠的左側二橫雜屋，布局分上、下天井，有門廳、側廳、上廳三處，共有15個房間，其中4間為葉帥家所有，院內整潔幽靜。右側第一間是廚房，第二間為葉帥父母的臥室，牆上懸掛着葉帥雙親的遺像，左側后角二間分別是葉帥少年時代的臥室及雜室。1897年4月28日葉帥誕生在這裡，並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進入葉帥臥室，見牆上掛着一幅他少年時期的半身照片，牆角擺有兩張木凳加木板的鋪板床，吊着蚊帳，棉被、枕頭整齊疊着，還一個老式柜子，一張葉帥小時候溫習功課的小方桌。一切原物原件，簡樸而平凡。就是從這裡走出了一代名將葉劍英元帥。1987年，梅縣人民政府將故居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進行了陳列開放。1989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將故居列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7月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是廣東省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廣東省假日觀光新亮點」、「梅州市市級旅遊景區」。故居左側是葉劍英元帥紀念館，館名由原國家主席楊尚昆親筆題寫。

葉劍英紀念園占地約10000平方米，主體的建築面積為3546平方米，結構布局分前庭和側庭組成，建築物依庭而築，平面圖呈「矩形與馬蹄形」組合，其風格具有客家民居的特性和現代園林建築的手法相結合，具成獨樹一格。序廳大門外牆兩邊鑲嵌着反映葉劍英元帥生平事跡的漢白玉浮雕，門前端置着葉帥全身銅質塑像。

館內現有基本陳列面積約1500平方米，展線全長280米，有5個展覽室，分別以大量的照片、史料、實物、書畫^[2]，共5個專題向人們展示葉劍英元帥光輝偉大的一生。該館現有藏品資料30000多件，其中實物藏品150件，主要是葉劍英元帥生前用過的實物。1994年經全國革命文物鑑定組鑑定，有2件為一級革命文物。

葉劍英簡歷

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於廣東省梅縣雁洋堡。少年時在丙村三堡學堂和梅縣東山中學讀書，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1916年隨父赴南洋。翌年回國，入雲南講武堂學習，畢業後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於民主革命。1920年夏，葉劍英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驅逐桂系軍閥之役。翌年10月，隨大總統孫中山出巡廣西。1922年6月，軍閥陳炯明叛變。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率部護衛孫中山脫險，同叛軍英勇作戰。嗣後，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1924年初，葉劍英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受廖仲愷先生邀請，參加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當時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這時，他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葉劍英參加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英勇善戰，指揮果斷，顯露了出眾的軍事才能。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攻克南昌後，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師師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葉劍英毅然通電反蔣。隨即奔赴武漢，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7月，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南昌起義前，葉劍英得知汪精衛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立即冒着風險找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的部隊迅速向南昌開進，使敵人陰謀沒有得逞，南昌起義得以實現。起義軍撤出南昌後，葉劍英極力勸阻了張發奎對起義軍的追擊。8月上旬，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使這支革命武裝成為廣州起義的主力。他促成警衛團擴編，介紹共產黨員梁秉樞當團長，使警衛團也成為廣州起義的武裝力量。12月11日，他與張太雷、葉挺等領導了廣州起義，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這次起義，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相連接，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與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開端。

1928年冬，葉劍英赴蘇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學習，1930年下半年回國。1931年初到達中央蘇區，歷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閩贛軍區、福建軍區司令員等職務，參與指揮第二、三、四次反「圍剿」戰役。在此期間，還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培養了大批軍政幹部。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進行長征。葉劍英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部隊進入廣西山區，他在一次敵機轟炸中負傷，帶傷堅持行軍、作戰。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中，葉劍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3月，調任三軍團參謀長。7月，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8月，黨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方針，並企圖危害黨中央。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立即報告毛澤東。黨中央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終於脫離險境。葉劍英在這個危急關頭保護了黨中央。毛澤東後來屢次稱讚這是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建立的一個大功。9月中旬，葉劍英任由一、三軍團改編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參謀長。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

1936年，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敵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軍事行動。7月，被黨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的愛國力量。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西安事變。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堅決執行黨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促成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8月，葉劍英與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10月，任我軍駐南京代表，從此，在國民黨統治區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協助周恩來先後營救出許多被國民黨監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後來成為黨的領導骨幹。1937年至1941年，葉劍英先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南方局常委，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廣泛聯絡國民黨上層人士，並多次參與同國民黨談判。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國民黨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游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1940年3月，他出席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與磨擦問題》的長篇發言，用大量事實宣傳我軍抗日的業績，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八路軍的種種污衊，取得了廣泛同情，被譽為「舌戰群儒」。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

1941年2月，葉劍英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他審時度勢，精心運籌，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我軍對日作戰。他重視我軍參謀工作建設，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1943年6、7月間，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葉劍英向黨中央提出以智取勝的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對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受黨中央的委託，先後向在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我軍在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我軍的污衊，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1945年夏，葉劍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後，葉劍英多次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鬥爭。1945年12月，他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他率領我方同志進行了艱巨複雜的鬥爭，贏得了一系列勝利，發展了黨的力量，通過各種方式同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聯繫，擴大了反蔣統一戰線。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晉西北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7月至9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在會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縣召開的工作會議，同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的討論。在整個後委工作期間，他正確貫徹中央的土改政策，積極協助中央領導全國範圍的解放戰爭，為保證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轉戰陝北、指揮全國作戰作出了貢獻。1948年5月，葉劍英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他主持制定正確的教育方針，培養和建立教員隊伍，發揚教學民主，按照實戰需要訓練幹部，為部隊和地方輸送了大批軍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的葉劍英和聶榮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領導了對舊軍隊的改編和對舊北平市政府、學校、廠礦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於北平的市政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恢復發展生產，改善文化教育，為首都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4月，他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和平談判，達成<國內和平協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絕。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解放廣州。他先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務。1949年底至1953年，他領導了華南地區的剿匪鬥爭、經濟建設、民主改革以及廣州的市政建設等各項重大工作，取得了顯着成效。1950年2月，葉劍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島戰役的作戰方針和戰役計劃。5月1日，我軍解放海南島。從1950年春開始，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相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他還曾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長，親自領導開拓了我國橡膠和熱帶作物的生產事業。

1954年10月，葉劍英回到北京。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1955年4月，任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主持全軍的軍事訓練工作。他強調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現代條件下的軍事訓練，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優良的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1月，組織並主持了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的軍事演習，認真探索現代戰爭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的經驗。1956年6月，他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會議，強調辦好院校對部隊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意義。9月，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6年12月，葉劍英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緬甸。之後，他還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印度、波蘭等國家，發展了我軍同這些國家軍隊和人民之間的友誼。

1958年3月，葉劍英建議並受命創辦軍事科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主持制定了軍事科學研究的正確方針、原則和方法，建設了一支科研幹部隊伍，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他是我軍傑出的戰略家、軍事教育家和現代軍事科學研究的開拓者。1959年9月，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常委。1960年，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他堅決貫徹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禦作戰問題；主張軍事訓練和軍事科學研究相結合，以總結我軍的經驗為主，探討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指導規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軍一系列條令條例；參與領導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工作，為把我軍建設成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樹。1963年12月，葉劍英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和軍委的讚許。之後，群眾性練兵熱潮迅速地在全軍開展起來，取得顯着成果。1965年，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8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葉劍英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韌不拔的多種形式的鬥爭。「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堅持黨的領導，穩定軍隊，保護老幹部，他在職權範圍內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言，堅決反對搞亂軍隊。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十萬人大會上講話，對當時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再次講話，嚴厲譴責打、砸、搶行為。他針對林彪、江青等人煽動「打倒劉鄧」的罪惡活動，明確指示軍事博物館展覽廳保留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照片。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着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經過激烈鬥爭，他主持制定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批准頒布執行，對穩定當時局勢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葉劍英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林彪、江青等人把葉劍英和其他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誣陷為「二月逆流」。葉劍英遭受打擊迫害，實際上被解除了在黨中央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1969年4月，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提議，葉劍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6至10月，葉劍英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謂戰備疏散為名趕出北京，抱病輾轉於湖南、廣東等地，受盡磨難。1970年8、9月間，葉劍英參加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同林彪、陳伯達等人搶班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會後，他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帶領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調查陳伯達的反動歷史，揭穿其政治騙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對穩定當時全國和軍隊局勢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1972年參加接待先後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1973年，又協助周恩來接待第二次來訪的基辛格。他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關係作出了重要貢獻。1973年8月，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同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自衛還擊作戰，收回了被侵占的島嶼。

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6、7月間，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就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前後，他同許多高級幹部談話，向他們通氣，講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嚴厲批評，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軍隊的陰謀活動。在他主持下，對全軍二十幾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配備。這些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穩定軍隊與全國形勢，創造了重要條件。1976年，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葉劍英再次被中止了領導工作。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在黨和國家面臨危險的緊急時刻，葉劍英和黨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據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意見，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在這場關係着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葉劍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後，葉劍英高瞻遠矚，排除阻力，力主請鄧小平、陳雲等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立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主張明確肯定「天安門事件」為革命運動，儘快平反一切冤假錯案。1977年3月，葉劍英再次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以極大的魄力，領導全軍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和影響。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的慶祝建軍五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回顧了我軍五十年的光輝歷史，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提出了我軍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8月，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在這次會議的解放軍代表團小組會上，要求軍隊的同志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強調軍隊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他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先後會見了許多來訪的外國國家和政府首腦、議會代表團、軍隊領導人以及知名人士，增進和發展了我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拔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1979年1月，葉劍英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並提出在海峽兩岸「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和「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的方針。1979年9月30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論述建國三十年來的成就和失誤，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明確提出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着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1980年9月，葉劍英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制定了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他還領導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二十二個法律，為健全和完善我國的法製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發表了着名的《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祖國統一的九項具體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重要談話對祖國統一大業發生着愈來愈大的影響。他還經常會見回國觀光、探親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鼓勵大家為祖國的統一和建設多作貢獻。1982年9月，葉劍英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必須有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級領導崗位，強調中央委員會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原則。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將滿的時候，葉劍英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不再提名選他當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不再將他列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候選人。3月5日，人大常委會覆信同意他的要求，熱情地讚揚了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充滿艱難險阻的革命鬥爭中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讚揚他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卓越貢獻。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0月，參與主持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詩詞選集》。他在晚年，還多次與王震等老戰友一起，到全國各地視察，關心和支持一線同志的工作。1985年9月，葉劍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以便讓一批比較年輕的德才兼備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十二屆四中全會同意他的請求，並給他寫了致敬信，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業績。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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