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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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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又稱「通商口岸」或「通商港口」，是一個國家向外開放的特定通商地區。近代歷史中曾存在於中國、日本、朝鮮等國家。[1]
商埠的由來
商埠最早存在於實行鎖國政策的國家。在中國，自明朝和清朝兩度宣布海禁政策後，海外貿易業迅速萎縮，對外貿易逐漸集中於泉州、福州、寧波等幾個有限港口，貿易對象也從東南亞、阿拉伯、東非各國減少至琉球國、朝鮮、日本和葡萄牙等少數幾國。在日本，德川幕府於1630年代確立了鎖國體制，將一切對外貿易集中於長崎，貿易對象也僅限於中國和荷蘭。這一時期的廣州十三行和長崎出島成為兩國僅有的兩處對外商埠。
1842年8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規定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即史上有名的五口通商，中國的鎖國體制就此被打破。1858年日本與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俄國簽訂《安政五國條約》，也被迫開放神奈川（橫濱）、長崎、兵庫（神戶）、新潟、函館五處港口。1876年2月26日，日本與朝鮮在江華島簽訂《江華條約》，開放釜山、仁川、元山三個港口。
商埠的特點
被定為商埠的城市，其主要共同點是具有優良的交通條件，擁有優良的港口或為內陸邊境貿易重鎮，周邊的商品經濟或商品農業比較發達。在商埠中，通常劃定一定的區域，供相關國家商人定居、開業、存放貨物，稱為商埠地，各國在商埠地設立領事館，保護本國僑民利益。有時相關國家在商埠地還駐紮有小股軍隊。但是與1860年代之後出現的租界不同，商埠地所屬國家通常保有對商埠地的主權，以及行政、警察、司法等權力。
中國的商埠
根據條約開放的商埠
英國
- 南京條約（1842年8月29日）：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
- 天津條約（1858年6月26日）：牛莊（後改為營口）、登州（後改為煙臺）、台灣（台南）、潮州（實際在汕頭）、瓊州（實際在海口）、鎮江、漢口、九江、淡水、南京
- 北京條約（1860年10月24日）：天津
- 煙臺條約（1876年9月13日）：宜昌、蕪湖、溫州、北海
- 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1890年3月31日）：重慶
- 藏印議訂附約（1893年12月5日）：亞東
- 續議緬甸條約附款（1897年2月4日）：騰越、梧州、三水（三水縣江根墟）
- 續議通商行船條約（1902年9月5日）：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
- 續訂藏印條約（1906年4月27日）：江孜、噶達克、亞東
俄國
- 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6日）：伊犁、塔爾巴哈台（今塔城）
- 北京條約（1860年11月24日）：喀什、庫倫（今烏蘭巴托）、張家口
- 伊犁條約（1881年2月24日）：肅州（嘉峪關）、烏魯木齊、哈密、古城（奇台）、吐魯番、科布多、烏里雅蘇台
法國
- 天津條約（1858年6月27日）：臺灣（今臺南市安平區）、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區）、潮州、瓊州、江寧（南京）
- 續議商務專條（1887年6月26日）：龍州、蒙自、蠻耗（今曼耗）
- 續議商務專條附章（1895年6月21日）：思茅、河口
美國
日本
- 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沙市、重慶、蘇州、杭州
- 通商行船續約（1903年10月8日）：長沙、奉天（瀋陽）、大東溝（丹東）
- 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1905年12月22日）：鳳凰城（鳳城）、遼陽、新民屯（新民）、鐵嶺、通江子（通江口）、法庫門（法庫）、寬城子（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寧安）、琿春、三姓（依蘭）、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里
- 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1909年9月4日）：龍井、局子街（延吉）、頭道溝、百草溝
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一旦與上述國家中的一國簽訂條約開放商埠，則其他國家自動取得在相應商埠地的一切權利。其中，日本在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的四處商埠地，被一些中國歷史學家算作租界。
自辟商埠
1898年，清朝幫辦路礦大臣張翼奏請朝廷開闢秦皇島為商埠。光緒皇帝欽定，將秦皇島闢為商埠。1899年，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被開闢為商埠地。1904年，山東巡撫周馥與其前任袁世凱聯名上奏朝庭，要求濟南、周村、濰縣三地自開商埠，於5月得到批准。1922年12月10日，中國收回膠澳（今青島），開為商埠，設立膠澳商埠督辦公署，直屬北洋政府，其行政區域與德膠澳租借地相同。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膠澳商埠，後改為青島特別市。
日本的商埠
朝鮮的商埠
參考文獻
- ↑ 濟南的秋天，融匯老商埠，東部新都市。，gushic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