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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史迪威
出生	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
國籍	美國
別名	Joseph Stilwell
職業	軍人

約瑟夫·史迪威

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美國佛羅里達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點軍校畢業，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軍駐天津的第15步兵團營長、代理參謀長，晉升中校。當時馬歇爾任該團副團長、代理團長，兩人在此結識。史迪威曾多次來華，會講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參戰，史迪威於1942年晉升中將，並被派到中國，先後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副司令、中國駐印軍司令，分配美國援華物資負責人等職務，後被晉升為四星上將。

2015年9月2日，約瑟夫·史迪威榮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人物生平

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帕拉特卡，後隨家人定居紐約州揚克斯市。

1900年7月，考入西點軍校，成為當年最年輕的學員之一。

1904年6月，從西點軍校畢業，授予少尉軍銜，隨後赴菲律賓在步兵第12團服役。

1906年2月，調回西點軍校，在現代語言系任教官。

1910年10月，與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結為伉儷，相愛終生。

1911年1月，再次赴菲律賓步兵第12團服役，3月晉升為中尉。

1911年11月，第一次來華，遊歷上海、廈門、廣州、梧州、香港等地。

1913年9月，重返西點軍校任教。

1916年夏，在紐約州普拉茨堡後備役軍官訓練營地任教官；9月，晉升上尉。

1917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李營第80師任旅長副官，晉升臨時少校。

1918年1月，赴法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部和第4軍擔任情報工作，先後晉升為臨時中校、上校，並榮獲優秀服役勳章。翌年7月回到美國後，臨時軍銜全部取消，重新成為上尉。

1919年8月，被任命為首任駐華語言軍官，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漢語。1920年8月，第二次來華，正式就任駐華語言軍官，在北京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繼續學習漢語。

1921年至1922年，被國際賑災委員會借用，先後擔任修築山西汾陽至軍渡、陝西潼關至西安公路的總工程師，接觸了各種社會情況，結交了各界人物，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

1922年至1923年6月，作為美國駐華武官處工作人員，視察和遊歷了中國東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和蘇聯西伯利亞、朝鮮、日本。 1923年7月，回美國赴本寧堡步兵學校學習；1924年畢業，任校長韋爾斯將軍的助理執行官；1925年9月，入利文沃思指揮和參謀學院深造。 1926年9月，第三次來華，出任美軍駐天津步兵第15團營長。

1927年5月，受美國駐華公使館派遣，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軍情，爾後所寫的報告受到嘉獎。 1928年1月，代理步兵第15團參謀長；5月晉升中校。

1929年6月，回到美國任本寧堡步兵學校戰術系主任，在此獲得「醋性子喬」（亦稱「尖刻的喬」）這一使他引為驕傲的綽號。

1935年7月，第四次來華，在北平任美國駐華武官，已晉升上校。1936年，先後考察廣州、桂林、梧州、南寧、漢口、徐州、開封、洛陽等地。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爆發，組織一個情報組，及時向美國報告戰爭進展情況；年底遷至漢口，翌年曾在蘭州、台兒莊、長沙、重慶等地考察戰況。

1939年8月，回到美國出任步兵第2師第3旅旅長。

1940年7月，出任第7師師長兼蒙特雷市奧德兵營司令；9月，晉升少將。

1941年6月，出任第3軍軍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奉調赴華盛頓，負責制定在北非登陸的「體育家」作戰計劃，並準備出任美國遠征軍司令。

1942年3月，第五次來華，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 ，已於2月晉升中將；隨後赴緬甸指揮中國遠征軍作戰；5月，緬甸戰役失敗，率110多人徒步走出緬北叢林。

1942年6月，向蔣介石遞交關於中國軍事制度改革的建議：（1）對部隊進行精簡整編；（2）撤換無能的高級軍官；（3）授予前線指揮官全權。

1942年7月，向蔣介石遞交收復緬甸的作戰計劃；蔣介石借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勞克林·柯里來華之機，第一次要求撤換史迪威，未果。

1942年8月，出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在印度蘭姆加爾整訓和裝備中國軍隊。

1943年1月，因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親臨東枝前線指揮作戰，榮獲優秀服役十字勳章。

1943年3月，在雲南組建昆明訓練中心，4月1日正式開訓，執行整訓和裝備30個中國陸軍師的計劃。

1943年5月，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三叉戟」會議。1943年8月，魁北克會議決定成立盟軍東南亞戰區，史迪威任該戰區副最高統帥。

1943年9月，向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第18集團軍等部隊向華北日軍側翼進攻，並建議給西北部隊以充分的供應。

1943年10月，蔣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換史迪威，未果。

1943年11月，出席中美英開羅會議。

1943年12月，指揮中國駐印軍開始反攻緬北。

1944年8月，占領密支那，取得戰役基本勝利，給日軍精銳第18師團以殲滅性打擊。

1944年1月，同意政治顧問戴維斯關於向延安派遣美軍觀察組的報告；7、8月間，美軍觀察組分兩批抵達延安。

1944年7月，羅斯福建議蔣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揮中國戰區所有軍隊的全權；蔣介石復電錶示「原則同意」。1944年8月，晉升四星上將。1944年9月，蔣介石第三次要求美國總統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羅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於21日離開重慶回國；31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美國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極地支持了一個在中國日益不得人心和不為人民所信任的政權」。

1945年1月，出任美國陸軍地面部隊司令；由印度利多、經緬北密支那、至中國雲南的中印公路通車，被命名為「史迪威公路」。 1945年2月，榮獲榮譽軍團勳章和橡葉勳章。

1945年6月，出任第10集團軍司令，參加沖繩戰役。

1945年9月，出席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並主持琉球島的受降儀式；回國前通過馬歇爾要求去北平看望老朋友，被蔣介石拒絕。

1945年10月，出任軍需裝備委員會主席。

1946年1月，被任命為第6集團軍司令，並負責西部防禦司令部的工作。

1946年10月12日，因患胃癌並轉移到肝部，在舊金山萊特曼陸軍醫院逝世，享年63歲。

抗戰事跡

受命

史迪威作為美國駐CBI（中緬印戰區）的高級代表被派到亞洲，他承擔了多項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使命，其中任何一項都需要一位聖徒的全部耐心和能力。他要監管根據租借法案運到中國的物資的分配。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最高統帥在重慶既沒有聯軍參謀部，也沒有在中國作戰的聯軍），他試圖將中國軍隊加以訓練，送上戰場。

史迪威1904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步兵科，歷任美軍在華語言教官、天津美軍步兵第15步兵團的一名營長以及美國駐華公使館的陸軍武官。但是他從來沒有實戰經驗，沒有接受過高等的指揮教育，其以往軍旅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坐在辦公室里，受命之際他擔任少將師長不久，因擔任聯軍參謀長當以中將為宜，這才特例拔擢他為中將。

在1942年3月，史迪威首次在重慶拜謁蔣中正之際，他報告其此行身負有六項使命，即美軍駐華、印、緬軍指揮官、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制人、代表美政府出席重慶軍事會議、中國戰區與南太平洋戰區間的聯絡員、滇緬公路監督人以及在印緬美國航空部隊指揮官。經過蔣中正追詢，他這才姍姍答道：「本人為鈞座之參謀長，直接受鈞座之指揮。

史迪威到任不久，委員長就中國武裝力量的使用問題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演講，讓參謀長感到目瞪口呆。按蔣的說法，在戰術上，要用三個中國師對付一個日本師。如果日本人發起進攻，則要用五個中國師去對付一個日本師。蔣命令史迪威穩妥行事，讓日本人採取主動。只有當日本人的攻勢停下來，開始後撤時，中國軍隊才能發起反擊。蔣警告史迪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集結部隊。如果中國軍隊一集結便會立刻被殲滅。史迪威則主張用縱深防禦戰術，即部隊要一個方陣接一個方陣連續出擊，距離不超過50公里。蔣對他的部隊戰鬥力的估計也許是正確的，但他的觀點與美國的軍事理論完全相悖。美國的軍事理論強調進攻而不允許把部隊化整為零，削弱其戰鬥力。史迪威是一位缺少變通能力的戰術理論家，對蔣有意放棄主動性感到特別生氣。由此開始，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係日趨惡化甚至彼此都不存幻想。「什麼命令!」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一頭蠢驢!」。史迪威喜歡給被他瞧不起的人取綽號。他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精心挑選的綽號是「花生」（註：「花生」一詞在美國口語中指「無聊的人」）。史迪威正要着手把毫無基礎的雜牌部隊建設成有效的戰鬥力量——這是一項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一項更加不可能的工作又落到他頭上。

滇西抗戰

從印度雷多到達中國昆明，橫跨印度、緬甸、中國，有一條全長1800多公里的公路。公路在密支那分為南北兩線與滇緬路相接。抗戰爆發後，日軍狂妄地宣稱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從戰爭一開始就封鎖了中國沿海，相繼占領了中國的三大港口城市及運輸中樞天津、上海、廣州，中國有限的沿海工業受到嚴重的破壞。日軍在切斷了隴海線、粵漢鐵路等中國對外交通幹線後，又占領廣西、越南，切斷了滇越鐵路。蘇聯與日本媾和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後，蘇聯主動切斷從西伯利亞運輸援華物資的西北運輸線。到1941年，在中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時，中國抗戰賴以生存的外援線僅剩下一條滇緬公路，可是，日軍亡我之心不死，從越南河內派出轟炸機對滇緬公路進行了無數次狂轟濫炸。

為了保證中國抗戰外援線的正常運轉，中國國民政府於1941年2月組建了中印公路勘測隊，8月份又組建了以美國退役軍官陳納德為首的美國援華志願航空隊，以便保衛滇緬公路，保證援華物資的運輸。

1942年2月12日，中英代表在新德里確定了中印公路的走向——從滇緬公路上的龍陵，經過騰衝，連接緬甸密支那。在滇緬公路的出入口仰光淪陷，保衛滇緬公路的戰役在緬甸激烈地進行着的時候，1942年3月27日，中印公路的勘測工作也從騰衝正式開始。中印公路募工處在下關、保山、騰衝設立辦事處，招募民工，分赴緬甸準備趕修公路。1942年5月，中國滇緬公路的樞紐畹町淪陷，接着，緬北重鎮密支那以及滇西重鎮騰衝等相繼淪陷，中印公路這條正在勘測而且派出民工準備修築的中印公路成為虛幻的泡影。

負責指揮緬甸戰役的史迪威將軍懷揣着一個不滅的夢想，徒步帶領小分隊到達印度準備東山再起。從此，他開始了整訓中國軍隊、打通史迪威公路漫長而艱苦的旅程。滇緬公路被切斷以後，美國開闢了駝峰航線向中國戰場運送戰略物資，可是，駝峰航線每運送一噸汽油，就有大量的飛機、飛行員失事。1942年12月10日，中印公路終於在印度雷多破土動工，1943年8月的魁北克會議，在商議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的同時，中國作為反攻日本的基地，打通中印公路和鋪設中印輸油管也被提到了重

要的議事日程，修築後來被命名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才步入正常軌道。後來打通這條道路的滇西、緬北戰役也被人稱為東方諾曼底登陸。1943年10月，史迪威將軍發布命令，中國駐印軍38師112團開始開赴野人山，掃蕩日軍，掩護中印公路的修築。1943年12月27日，中美工兵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公路跨越野人山延伸到新平洋，比計劃提前了4天，新平洋終於成為掩護築路、打通公路戰役的戰略基地！堅守在緬北河谷指揮作戰的史迪威將軍，一方面要運籌帷幄，決勝於胡康河谷、勐拱河谷、密支那等戰役，一方面還要面對來自方方面面對於打通公路的非議與阻撓，還要顧及印度、英帕爾及中國滇西怒江戰役的配合與呼應。緊跟着作戰部隊築路的工程部隊，跟着步兵走，跟着炮聲走，把公路一步步修向密支那。日本駐緬甸方面軍組建33軍集結密支那，把能否阻止中印公路的打通當成日本勝敗的關鍵，特別是以密支那的得失為前提。企圖在雨季以前，把中美軍隊阻止在加邁以北，以阻撓和滯延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面對不可一世的日軍，史迪威將軍以超人的膽略，採取了一個大膽的步驟。1944年4月28日拂曉，史迪威派出的中美聯合突擊隊從緬北胡康河谷的勐拱冒雨出發，開始了奇襲密支那的「眼鏡王蛇行動」。與此同時，在史迪威等人的敦促下，駐於滇西怒江東岸的遠征軍也於5月11日分四路渡江，聲勢浩蕩地向高黎貢山發起猛烈的攻擊。滇西民眾肩挑馬馱，為前線運送彈藥、物資。滇西緬北戰場彼此呼應，打響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交通運輸線之戰。

他耗時三個月也無法攻克密支那，最後還是等到中國軍隊打通胡康河谷之後，才仰仗其力收復了密支那市。然而攻克密支那卻集中了幾乎史迪威掌握的所有戰略資源，這種資源連一滴也沒有送到正在蒙受日軍攻勢的整個豫湘桂戰場。陳納德給羅斯福發去的電報中，開門見山就稱「把我們全部主力軍集中投入緬甸，如今已經導致華東的淪陷。」無怪乎當時有人揶揄他是一名「最好的四星營長」（the best goddamn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

當然，攻克密支那也有打通列多公路的戰略意義，然而開通這條日後被蔣中正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其目的委實是給中國內地打開國際交通線，然而這條1945年1月底才告建成的公路即使開通也已經為時已晚，而且路況不佳，運輸量也有限。陳納德將軍曾經希望美軍加大「駝峰空運」的數量，但是這一具速效的建議卻為一心為自己在緬甸打出功名的史迪威所阻礙。他的這種虛榮心，是出自一種根深蒂固的情節，這種情節對於當時在華的不少英美軍人而言是一種充滿浪漫的奮鬥目標。

對於緬甸之敗，他忘了曾經聽到的囑咐，卻反而認為那是中國人的「愚蠢、膽怯和對於守勢的偏好」而喪失了戰機。於是開始執着地認為：中國軍隊的士兵刻苦耐勞用命，下級軍官也無問題，營團級好壞參半，而軍師長級別的則很少有效率的。因此他提出「要中國兵不要中國官，尤其不要中國的高級軍官」，並暗示由他本人接受軍隊的全權，「不受重慶的電訊函件的束縛」。他希望有朝一日帶領這支部隊，打下仰光，一洗初敗之辱。

因此他便打起了這十萬遠征軍的主意，希望能夠將其全部帶到印度，遠離中國而受自己所實際掌控。然而最終進入印度實際上只有兩個師，這兩個師在加爾各答西北的蘭伽姆設立訓練營地。史迪威即刻提出要求，從美國調來300名軍官，將這支軍隊中營長以上全部換成美國人。這完全就是戈登當年「常勝軍」的版本，他企圖將中國軍隊演變為一支殖民式軍隊的企圖暴露無遺。

由於這是一種徹底踐踏中國主權的行徑，對此不僅蔣中正用嚴辭加以拒絕，而且遠征軍的全體中國軍官，甚至包括美國人認為是親美的孫立人將軍都加以堅決的反對。由於史迪威的這個如意算盤的落空，他就變得更為「醋性十足」，千方百計打擊他看不順眼的中國將領，縮小駐印軍，也即是新一軍軍部的規模，並緊緊抓住他擁有負責援助物資的控制權，對蔣中正進行要挾。這以後他與蔣之間的各種衝突，其原點便可以說是因為他的戈登情節無法得以滿足，因而轉為一種怨婦般的心態而已。

當然，作為一個「最好的四星營長」，史迪威對於訓練這支部隊，還是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的，而且他對於當時中國軍隊提出的不少指責，對於中國高層軍官的腐敗作風提出的不滿，也基本上都是事實。然而這是中國社會形態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即便到了今日也依然如故，如果要改變這一切，需要對於整個社會進行逐步的改變，絕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

日軍的戰略企圖與中美盟軍是針鋒相對的，中美盟軍是要「通」，日軍是要「斷」，日軍集中優勢兵力，相繼實施了三期「斷路」作戰。中美盟軍和中國民眾浴血奮戰，共同打造出了東方的諾亞方舟，鑄造出血肉豐碑———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通車後，與駝峰航線一起將堆積在印度的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中國抗日戰場。同時，沿着公路還從印度鋪設了一條通到中國昆明的輸油管。這一壯舉不但從實力上，而且從氣勢上震懾了敵膽，為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傑出貢獻。

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車。為紀念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卓越貢獻，和在他領導下的盟軍以及中國軍隊對緬甸戰役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條公路被命名為「史迪威公路」。

歷史評價

對中國遠征軍第一次赴緬作戰負有嚴重指揮責任外，史迪威具有多方面令人敬慕的才幹，非常適合其在CBI的任職：他性格堅強，從不講廢話，被認為是美軍中一位真正的戰略家和出色的教官；他已經在中國生活工作了13年，當過駐華武官，也做過其它的工作。他到過中國很多地方，中文非常流利，有時寫日記不用英文而用中文。更為重要的是，他對英勇頑強、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充滿信心。他深信，經過一定的訓練，加上很好的領導，中國軍隊能與世界上任何軍隊匹敵。可是，一些與生俱來的性格特點，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工作成效。作為蔣的參謀長，他必須具有超常的圓滑的耐心，而史迪威正好天生耿直而急躁。在公開場合，他對最高統帥還比較克制，一旦回到住所，他便會把他對蔣的蔑視和憤恨通通發泄出來。特意安排在史公館裡的服務人員又會巧妙地把史迪威的話語彙報給蔣。在另外的場合，心直口快的史迪威則會不留情面地數落國民政府的缺點，讓蔣先生很丟面子而忍無可忍。

陳納德對史迪威的長處和短處作出了最恰如其分的評價：「史迪威的中國使命無疑是把難度最大的外交工作放到了一位戰時職業軍人的肩上，」陳納德寫道。「他是一名陸軍戰士，性格粗獷，勇猛無比。在敵人的炮火下指揮軍隊作戰，他有如閒庭信步。」儘管這樣說，陳在最後加上了最關鍵的一筆：「我與史迪威的全部交往讓我相信，他總是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名陸軍軍人，而根本不明白他作為外交官的基本職責，他也沒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這一切。」就是史迪威的好朋友，美軍總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也承認，「酸醋喬」是他自己最大的敵人。由於他毫不掩飾他對中國人，還有英國人『無所作為」態度的蔑視，毒化了他與他們的關係。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美國召回，由魏德邁接替其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在此前一年，魏德邁還對史迪威的工作成績深信不疑，在給馬歇爾的信中說，「史迪威對中國——緬甸——印度戰區情況的了解程度，超過美國人，也超過中國人。」因而有意延續史迪威的工作思路。

但是，史迪威離開重慶時，既沒有與魏德邁辦理交接手續，也沒有留下任何重要文件，使魏德邁不得不制定屬於自己的工作計劃。魏德邁與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自居為「中國通」，而希望通過親身調查來了解中國。這樣幾個星期後，魏德邁就「開始認識到，中國國民政府遠不像史迪威和他的記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樣，不願作戰，而是在抗日戰爭中表現了驚人的頑強性和耐力……到1944年，即在日本發動首次進攻之後的第7年，中國卻依然在抵抗。」①可見魏德邁對中國懷有其前任所沒有的同情心。

上任伊始，魏德邁必須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才能開展工作。首先他撤換掉了對蔣介石態度惡劣的美軍將領竇恩、菲利斯等人。竇恩去職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此人為史迪威軍下第一驕橫侮華之人，美竟撤去，則援華之誠意又進一步矣。」

史迪威是美國軍事家，對華友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提出在遠東美軍從中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緬甸、印度支那四個方向對日本作戰的戰略計劃，後來美軍除了向印度支那方向沒有派兵外，基本按史迪威的戰略計劃實施，他擔任蔣介石參謀長期間建議培訓中國軍隊向現代化發展，他親自培訓的駐印軍是國民黨軍隊後來最有戰鬥力的五大主力部隊之一，指揮收復緬北的戰役。

人物榮譽

2015年9月2日，約瑟夫·史迪威榮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