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807-1953)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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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早期,英語圈發生了宗教大復興(常被稱為第二次大覺醒),因此促進了海外的宣教,於是英美國家的不少傳教士到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去傳播基督教的信仰。十九世紀被稱為宣教的偉大世紀。
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之後陸陸續續有更多的傳教士及他們的妻子和兒女來到中國。傳教士剛入中國的時候,清朝採取的依然是閉關鎖國的政策,所以他們只能逗留在澳門與廣州十三行。1842年簽訂條約之後,傳教士們能夠住在五個通商口岸。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得以進入內陸。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新教的傳教事業發展很迅速。1860年只有60位新教傳教士,到1900年已經有2500位傳教士(包括他們的妻子兒女),其中1400位來自英國,1000位來自美國,100位來自歐洲,主要是北歐國家。到1920年代,新教的傳教事業達到頂峰,之後由於中國內部的戰爭和動盪,情況不如以前。到1953年,所有在華新教傳教士被驅逐出境。
目錄
1807-1842年傳教士活動
早年,馬禮遜和其他幾個在他之後來華的傳教士只能留在澳門和廣州十三行,傳教的困難重重。馬禮遜的主要工作是學習漢語,並將聖經翻譯到中文,後來他出版了神天聖書。1826年,當時在位的道光皇帝將之前禁止巫術、妖術的法律修訂後再次頒布,這新的法律禁止人傳播基督教,違者判以死刑。入教的中國人,若不放棄他們的信仰,會被發配到新疆做奴隸。來華的第一位美國新教傳教士是裨治文,他於1830年抵達中國廣州,他編輯了《中國叢報》。第一位來華的新教醫生是美國的伯駕,他在1835年來到廣州。他建了一個診所,醫治了很多中國人。
1842-1900年傳教範圍擴大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當時,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只有傳教士,所以一些傳教士參與了條約的翻譯工作。根據南京條約,中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傳教士得以進入這些通商城市。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打敗清軍,簽訂北京條約,允許傳教士到內陸傳教。1859年英國發生了宗教復興,推動很多人到國外傳教,不少英國傳教士來到中國。1865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創立了內地會。當時在華傳教士人數很少,幾乎是滄海一粟,因此戴德生和其他人呼籲更多傳教士前往中國。
英美的很多差會響應戴德生的呼籲,也有不少新的差會建立,徵召很多人加入,包括很多大學生,成為海外傳教士。當時美國的穆迪牧師影響了很多年輕人,促使他們獻身宣教事業。此時最著名的差會機構是內地會、倫敦會、美部會。其他差會有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等。在此期間來華的著名傳教士是:丁韙良、狄考文、倪維思、明恩溥、理雅各、麥都思等人。劍橋七傑、歐柏林學生團(Oberlin Band)、學生志願運動在當時的傳教運動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在華傳教士生活狀況
19世紀在華傳教士的生活是艱辛的,很多人或因健康不佳或因壓力過大而中途辭職,學習中文的過程是非常漫長而艱難的。在內地會派出的首批五十三個傳教士當中,只有二十二位還留在宣教工作中,而在這些人中間,只有四五個男人和三四個女人身體狀況還比較好。雖然十九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數是健康的年輕人,但有一半人在十年之內就已經辭職或死亡。健康原因是他們辭職的主要原因。據估算,傳教士所生兒女的死亡率是英國鄉村家庭所生兒女死亡率的三倍。到十九世紀晚期,傳教士更加了解中國的生活情況,而且來華醫生也增加很多,所以他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
女傳教士
起初,很多差會只派出結婚的夫妻或單身男子做傳教士,不接受單身女子做傳教士,因為覺得她們的安全無法保障,後來此種狀況發生了變化。第一個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是英國的艾迪綏,1844年她在寧波創建了一所女子學校,名為寧波女塾。後來,女傳教士(單身和已婚)的數量超過了男傳教士,到1919年,美國循道宗和公理會所差派的女傳教士是男傳教士的兩倍多。當時,由於中國文化,男傳教士無法與中國的女人接觸,所以向她們傳道就是女傳教士的責任。此外,女傳教士也管理女子學校,女傳教士醫生也為女人看病。在反對女子裹足的運動中,女傳教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翻譯聖經
天主教雖然在明朝就來到了中國,但是他們並不重視聖經,所以一直沒有翻譯中文聖經,直到1968年才翻譯了自己的思高本聖經。但是新教歷來重視聖經,視之為絕對權威,所以新教傳教士一進入中國,就開始翻譯聖經。馬禮遜在1807年來到中國之後不久,就着手翻譯新約和舊約。
文言文聖經
19世紀初,浸信會的馬士曼在印度塞蘭坡翻譯聖經,其同工是拉沙,1811年譯畢新約,1822年舊約亦告成,並於同年出版《新舊遺詔全書》,這就是馬士曼譯本,是新教最早出版的中文聖經。同一時候,馬禮遜和米憐亦在廣州翻譯聖經,1813年出版新約,1823年出版舊約,定名為《神天聖書》。
19世紀30年代,麥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馬禮遜兒子馬儒翰修訂馬禮遜譯本,麥都思負責新約,郭士立負責舊約。1835年新約譯畢,1837年出版,名為《新遺詔書》,而舊約則在1838年出版。後來郭士立又多次修訂麥都思的新約,改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
浸信會的高德後來修訂了馬士曼的譯本,與1853年出版新約,高德去世後,憐為仁譯完了舊約,稱為高德譯本。
1843年傳教士在香港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委員會翻譯聖經,此譯本稱為委辦譯本。1850年新約出版。期間,傳教士就God譯名當用「上帝」或是「神」起爭論,委員會於是分裂。麥都思、等傳教士以「上帝」為譯名,繼續翻譯舊約,1853年完工,1854年出版,仍稱委辦譯本。
裨治文與克陛存、文惠廉等美國傳教士退出委辦翻譯委員會,主張用「神」為譯名,另行翻譯聖經,即裨治文文理譯本,於1862年出版。
施約瑟在19世紀末獨自一人將新舊約翻譯成文理聖經,稱為二指版聖經。包爾騰和白漢理也將新約翻譯成文理聖經;楊格非也曾自行翻譯文理新約。中國各地傳教士,亦有從文理聖經翻譯為當地方言。
1890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決定翻譯一部各方接受的和合譯本,包括文理版和官話版。1919年文理和合本問世。
白話文聖經
反對鴉片
19世紀,鴉片貿易為英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早期傳教士中,發聲譴責鴉片貿易的有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其他人的態度則不明確。也因着美國傳教士的努力,所以在1844年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禁止美國商人從事鴉片貿易。美國杜步西在中國目睹鴉片造成的災難,與柏樂文等傳教士和基督教醫療工作者成立中國禁煙會。
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該禁煙會通過在華傳教士醫生收集了關於鴉片危害的大量數據;1899年,該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書籍《一百多醫生對華人吸食鴉片的意見》(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該書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陳言鴉片的危害,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反對這項貿易。終於,杜步西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美國國會和萬國禁煙會的支持。1906年,中國禁煙會取得成功,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是「道德上沒有辯護餘地的」。杜步西徵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傳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皇帝下詔,禁止鴉片的貿易和吸食。
反裹足
雖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士大夫們卻對與性慾相關的女人裹足大加推崇,以致盛行千年而不衰。然而,在華的傳教士,特別是女傳教士,積極推動反裹足運動。1860年代,美國長老會的 Helen Nevius 及其他人就開始與裹足陋習鬥爭了,她們呼籲女基督徒不要裹足,並且為她們搭橋牽線,幫助她們尋找合適的男基督徒與她們成婚。1872年,在北京的循道宗女傳教士Mary Porter禁止裹足女孩在她學校讀書。1874年廈門成了一個反裹足組織。[2]到1908年,大多數的中國精英已經發出了反對裹足的聲音,在1911年裹足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參考文獻
-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年
- ↑ 《纏足》試讀:「天足」:一個嶄新的基督教範疇. book.douban.com. [2019-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