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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多利思比孤:是隋書倭國傳中所記載的一位倭國國王。

多利思比孤タラシヒコ),一作多利思北孤,是隋書倭國傳中所記載的一位倭國國王[1]

相關記載

根據《隋書》的記載,倭王阿每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其王后號雞彌,太子號利歌彌多弗利。倭國的後宮有女子六七百人。[2]

原圖鏈接多利思比孤:據《隋書》的記載,倭王阿每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

開皇二十年(600年),多利思北孤曾遣使赴隋朝隋文帝命人訪其風俗。使者聲稱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亮時國王打坐不睡治理朝政,天亮後就退朝,國王委託政事給弟弟(指太陽)與男弟王。隋文帝認為這種風俗無義理,令其改之。[3]

大業三年(607年),多利思北孤再次遣使赴隋朝貢,並帶僧人數十人來隋朝學習佛法。使者向隋煬帝獻上一封國書,上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等字。這引起了隋煬帝的不悅,對鴻臚卿說:「蠻夷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雖然如此,隋煬帝仍舊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國。[4]

原圖鏈接多利思比孤

裴世清出使倭國的路線是:先到達百濟,行至竹島,向南可以望見𨈭羅國(耽羅國)。經過大海中的都斯麻國對馬島),向東到達一支國壹岐島)、竹斯國筑紫國),再向東來到秦王國(風俗與中國相同,《隋書》編撰者認為可能是夷洲)。又經過十餘個倭國的附屬國,來到倭國的都城邪靡堆(《隋書》編撰者認為是魏志倭人傳中的邪馬台)。

倭王派遣小德阿輩台迎接裴世清,設宴相請,又派使者隨裴世清赴隋朝朝貢。此次以後,倭國就斷絕了對隋朝的朝貢,《隋書》也失去了對倭國的記載。[5]

後世的考證

在《隋書》中,倭國國王是一位男性,並且有妻、子。然而根據《日本書紀》和《古事記》的記載,當時日本在位的天皇只有一位女天皇,也就是推動大化改新推古女皇(33任天皇)。因此,多利思比孤的真實身份存疑。

《舊唐書·倭國傳》稱倭國國王姓阿每氏;在《新唐書·倭、日本傳》中,有這樣一句:「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

日本學者直木孝次郎認為《唐書》多利思北孤多利思比孤的筆誤,意思是「天垂下彥」(天より垂下した彦,來自天上的尊貴男子);「阿輩雞彌」則是アメキミ,即「天君」的意思。目前日本學界多支持此說。

也有學者認為,多利思比孤指的是推古女皇時期的,擔任攝政的日本皇太子廄戶皇子聖德太子)。還有學者認為他是當時日本九州地區的國王。他們依據《舊唐書》中日本分列兩條,認為「倭」同「日本」當時仍是兩個並立不同的國家,「倭」指的是九州王朝,「日本」指的是當時建都於飛鳥倭王權(參見九州王朝說)。如此可合理解釋:向來以重和知禮、敬慕中國文明聞名的聖德太子,為何他的時代會有那封並不禮貌的國書:因為實際遞出讓隋帝不悅國書的人,可能並非聖德太子所屬的倭飛鳥朝

日本「日出處天子」國書究竟是何時遞交的?

伴隨着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增多,以擁有先進文化的中國大陸為基準點,日本列島的人們自己處於東方的意識很早便產生了。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國書就說:"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此即明確認為自己處於東方,而大陸的隋朝則處於西方。關於這個倭王多利思比孤,日本學界有人依據《新唐書 · 東夷傳》認為是用明天皇,也有人認為是推古天皇或廄戶皇子,亦即聖德太子。究竟是誰並不重要,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份國書提出的時間。

這條有名的史料見於中國古代文獻的多處記載。

隋書》卷八一《倭國傳》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其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不諳華夷秩序的國書,互稱天子,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是以平起平坐的姿態挑戰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豈能 " 天有二日 "?隋煬帝指示外交部門說,蠻夷的國書再有像這樣不懂禮儀的,不要呈交給我。日本史學界很看重這條史料,有人認為國書體現了日本人國家意識的覺醒。

這條史料還見於同為唐人編纂的《北史》卷九四《倭國傳》記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北史》的記載與《隋書》幾乎完全一樣,當系出於因襲。

除了唐代的史籍,這一事實還見於宋人的記載。

北宋太宗時期的三大類書之一的《太平御覽》卷七八二《倭國傳》載:

隋大業三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真宗時期成書的《冊府元龜》在卷九九七《外臣部》也有記載:

隋倭國王多思此煬帝大業四年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其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一八一也於大業四年記載了這一史實: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貢,遺帝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司馬光的詳細到了具體日期。

此外,南宋鄭樵在《通志》卷一九四《倭國傳》中也有記載:

大業二年,多利思比孤復遣使朝貢。使者云:"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竺乾道。"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宋末元初成書的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四亦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以上按文獻成書的時代順序列述了 " 日出處天子 " 這條史料。忽略傳寫訛誤不計,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史料的源頭應當都是出自《隋書 · 倭國傳》。然而,在時間上略有差異。《通志》記在 " 大業二年 ",《北史》《太平御覽》《文獻通考》記在 " 大業三年 ",與《隋書》相同。《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則均記在 " 大業四年 "。大概司馬光援據的是容易寓目的本朝文獻。" 二 "" 三 " 的文字一畫之差或出傳寫之訛。清人沈名蓀的《南北史識小錄》卷八記作 " 大業之年 " 也屬於同樣的傳寫訛誤。《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 大業四年 " 的記載則不知何據。

不過,上述文獻記載的一致之處則是,倭王遣使是在大業年間;對國書的表達產生不悅的,是開鑿大運河和遠征高麗的隋煬帝。略去三兩年的時間微差,幾乎所有中日關係史和日本史的研究著作以及普及讀物,都把接受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中國皇帝記為隋煬帝。最近剛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收錄了宮崎市定撰寫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日出之國與日落之處》,在扉頁引述了上述《隋書》的那條史料,在正文的敘述中,也依據和闡發了那條史料。比如,文中就講述道:" 隋代恢復了斷裂已久的中國式體制,加上隋煬帝又是虛榮心很強的天子,看到日本要求對等外交的國書後很不高興,下令以後再有這樣無禮的書信可不呈報。"

其實,翻檢史籍,還有另一種記載,與上述史料時間差異較大。

三大政書之首,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一八五《倭國傳》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通典》的記載雖與上述文獻記載基本一致,但在信息上多出了 " 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 " 的內容。因此,史料出處或非同源,值得重視。最重要的是,《通典》所記遞交國書的時間是發生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與《隋書》系統的史料記為大業年間不同。

《通典》所記並非孤證。北宋初年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載:

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太平寰宇記》的這條史料來源,可能就是《通典》,所以才幾乎在文字上完全相同。不過也證明了《通典》原本就在時間上記在 " 開皇二十年 ",並非出於後世傳寫時所改易。

宋人葉廷珪所撰類書《海錄碎事》卷四《日出天子》條載:

倭國王致書隋文帝雲,"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雲。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海錄碎事》的記載雖未明記年代,但所記 " 倭國王致書隋文帝 " 云云,證明與《通典》和《太平寰宇記》在時期上是一致的。

其實,北宋歐陽脩宋祁所纂《新唐書》,在卷二二 0《東夷傳》中 " 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 " 的記載,也支持開皇二十年遞交國書說。

關於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文獻史料,在時間記載方面大致存在上述兩說。

如果此事發生在隋文帝時期,讓朝貢體制下 " 天無二日 " 的天子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就不是隋煬帝楊廣,而是他的父親——隋朝的創建者楊堅。並且,開皇二十年為公元 600 年,大業三年為 607 年。兩朝皇帝,差出一個時代。如果開皇二十年遞交國書說得以坐實,那麼這一中日交往史實的發生時間就當提前八年。

令我疑惑不解的是,上述關於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文獻記載,都不是隱身於冷僻典籍,很容易查得,不知為何,包括前面引述的宮崎市定的著作,幾乎所有相關研究著作和普及讀物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大業時代說,而完全無視開皇時代說。把接受國書而不悅這件事放在早已冠有暴君惡名的隋煬帝身上,似乎更可增其惡,反映出他的傲慢自大。是不是出於這樣的潛意識驅使,難以揣度。

當然,除了出自潛意識驅使的因素,還有可能是由於對不同史料疊合誤讀而造成的張冠李戴。隋朝的皇帝接受日本國書,除了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之外,還有一份是《日本書紀》於推古天皇十六年由隋朝使者裴世清遣隋使小野妹子帶來的。這份國書的遞交時間是隋煬帝大業四年(604)。國書全文為:"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估計一些史籍的載筆者把兩份國書弄混了。隋煬帝接受後發怒的應當是後一份國書。

歷史研究是科學,敘述和結論都不能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對於同一事實的研究,需要正視所有不同的史料記載,分析其異同,客觀地做出結論,缺乏根據的舍此就彼,會影響到研究質量。不僅難以令人信服,也會誤導沒有條件掌握充分的史料信息的讀者,偏聽而偏信,使歷史的敘述和理解出現偏差。

當年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提倡治史需要 " 目錄、職官、地理、年代 " 四把鑰匙。的確,四把鑰匙不可或缺,需要十分重視。就年代來講,不光是重要的歷史人物的生卒年需要考證清楚,對於具有標誌性的重要歷史事件也需要明確時間,不能含糊。歷史在時間中運行,抽出了時間,就沒有了歷史。在中日關係上,在日本歷史上,"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遞交就屬於具有標誌性的重要歷史事件。即使一時無法得出確鑿的結論,至少應當二說並存,表明史料異同,而不應舍此即彼,遮蔽普通讀者視野,從而形成誤導。

參考文獻

  1. 多利思比孤-北城百科網 2018年10月26日 - 多利思比孤(タラシヒコ),一作多利思北孤,是隋書倭國傳中所記載的一位倭國國王。相關記載根據《隋書》的記載,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其...
  2. 隋書·卷81俀國
  3. 多利思比孤就是推古天皇 2018年7月11日 - 多利思比孤就是推古天皇阿里阿禿渣 2018-07-11 23:10:22 似乎是安全度汛,然而傍晚下了一場很大的雨。去了趟大廚,真好吃。領了個999的任務,略有挑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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