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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是一份由河南大學主管,河南大學、河南省歷史學會主辦的歷史學專業刊物,是新中國創辦的最早的史學專業期刊之一,2011年入選第三批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

《史學月刊》創刊於1951年1月,原名《新史學通訊》;1952年期間曾短暫停刊;1957年1月,改名為《史學月刊》;1960年10月起,停刊,並於1964年7月復刊;1966年6月起,再次停刊;1980年7月,正式復刊。

《史學月刊》主要欄目有史學理論、史學評論、社會史、城市史、鄉村史、生態環境史、文化史、學術史、電腦與史學應用、新資料的發掘與研究等。

1951年1月,《新史學通訊》創辦,由中國新史學會河南分會主辦,河南大學校長嵇文甫先生、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郭曉棠先生和史地系主人黃元起先生共同發起。刊物初辦時只有16個頁碼,沒有專門的封面與目錄頁,前四期出版無定期,刊名由朱芳圃題寫。自第一卷第五期起,改為月刊[1],定期出版。

1952年期間,因主辦者下鄉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而短暫停刊。同年7月,復刊,首頁刊名位置變化,封底始有版權標識。

1953年4月,原依順序編排總期號的方式廢除,改稱年度月號。同年12月號起,版權頁登載印數。

1955年4月號,首次擁有獨立封面,並換用郭沫若題寫的刊名。

1956年下半年,隨着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完成和第二個五年建設計劃的開始,受社會形勢的鼓舞,根據編委孫海波教授的動議,決定把刊名改為《史學月刊》,以便擴大版面,豐富內容,更好地擔負起繁榮社會主義史學的任務。

曲折前進

1957年1月,改名為《史學月刊》,篇幅擴大。

1960年10月起,因大躍進之後的政治形勢衝擊,停刊。

1964年7月,隨着國家經濟形勢好轉,經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批准,恢復出版。

1965年1月號起,原載於封二的版權標識獨立載於封底。同年下半年,改為雙月刊,雙月出版。

1966年6月起,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停刊。

繁榮發展

1980年7月,正式復刊。當時由於經費的原因,暫定為雙月刊。

1984年,開始有英文目錄。

1986年5月,該刊劃歸河南大學主管,由河南省歷史學會和河南大學共同主辦。

1988年,該刊被國際標準連續出版機構收入。

2002年,恢復月刊,每月25日出版

2006年起,啟用新的封面。

2011年,入選第三批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

2012年,該刊編輯部創辦內部交流的學術性文摘雜誌——《歷史與社會(文摘)》。

據2016年10月《史學月刊》編輯部官網顯示,主要欄目有史學理論、史學評論、社會史、城市史、鄉村史、生態環境史、文化史、學術史、電腦與史學應用、新資料的發掘與研究等,所發論文是當前史學研究前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人員編輯

據2016年10月《史學月刊》官網顯示,編委會共有27人。

編委會:馬敏、馬小泉、王巍、王子今、王學典、王建朗、朱漢國、張國剛、張寶明、張倩紅、陳春聲、陳樺、陳謙平、苗書梅、何曉明、李劍鳴、李振宏、吳景平、趙世瑜、姜建設、翁有為、汪朝光、閻步克、龔留柱、黃興濤 、程民生。

據2016年10月中國知網顯示,《史學月刊》被CSSCI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4-2015)來源期刊(含擴展版)、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來源期刊(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等收錄。

研究開發

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該刊對新中國馬克思主義[2] 史學做了研究,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是史學界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1957年1月至1966年9月,組織了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如60年代中國史學界關於歷史主義的論戰,一般人認為是發端於翦伯贊1962年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其實,《史學月刊》早在1960年就組織了關於歷史主義問題的專題討論。

2003年以來所設置的《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筆談》欄目,發表了彭明、魏宏運、張晉藩、王檜林、郭德宏、王建朗、李良玉、朱漢國等15位學者的文章,研究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2006年第六、七期連發的兩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筆談,發表了李文海、耿雲志、李喜所、鄭大華、宋志明、史革新、李翔海、胡偉希、馬勇、王先明、郭雙林、張昭軍等12位學者的文章;2008年第3期發表的「封建譯名與中國封建社會」筆談,發表了馮天瑜、李根磻、吳承明、瞿林東、郭世佑、黃敏蘭等學者的文章。

1980年下半年復刊,在復刊的第一期上,第一篇文章就是《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討論述評》,抓住了當時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有重大爭議的話題。1981年第2期,刊發的田居儉的《應當對中國封建主義加強研究》、肖黎的《試論我國封建社會的改良》、董楚平的《封建社會中農民的平均主義究竟包含哪些內容》、鄭炎、湯可可的《太平天國本不是一次婦女解放運動》等論文,在當時都是頗有思想稜角,容易引起爭議、帶有思想解放傾向的論文

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用兩個整年24期約40篇文章100多萬字的規模,系統而較為全面地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史學的深刻發展、巨大變化和空前繁榮,並為今後的史學發展提供理論、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有益借鑑。發表了沈長雲、李喜所、張國剛、李劍鳴、朱漢國、侯甬堅、王先明、孟廣林、王曉德、彭南生等一批優秀的中年學者所撰寫的評論文章。

影響因子

根據《史學月刊》官網2015年11月信息顯示:2003年以來,根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期刊信息檢索中心的統計,在全國被轉載期刊中,該刊的轉載量,一般排前20名之內;最高的2006年,排名第七位。2002年以來,按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的複印量排名,該刊在歷史地理類刊物中一直名列第一。

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主持的「中文核心期刊」評審,按發文量、複印量、複印率、引用率、影響因子等多重要素評定、篩選。該刊在歷史學類核心期刊的排名,2000年排第7名,2004年第5名,2008年第4名,2011年第3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計量與科學評價研究中心評定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2004年該刊位列歷史學類第7名,2008年位列歷史學類第6名。

據2016年10月中國知網顯示,《史學月刊》總下載量:2068576、總被引量34206、複合影響因子0.478、綜合影響因子0.292。

辦刊理念

2001年《中國新聞出版報》曾發表一篇評論《史學月刊》辦刊理念的文章,將該刊的辦刊理念歸納為「詮釋歷史的求是精神」、「追隨時代的求新精神」、「培養新人的責任意識」、「打造名牌的品牌意識」四句話。

1、在處理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的關係問題上,該刊物編輯者主張學術刊物應當承擔引領學術發展的責任,要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

刊物編輯者認為,學術期刊不僅僅是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不是被動發表文章,而應該有一種主動的歷史擔當,那就是要承擔起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責任。2002年,該刊發起並主辦了《史學期刊發展研討會》,中心討論史學期刊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使命及其在歷史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問題。這個議題以及發起此次會議本身,就已經體現着該刊的辦刊理念。在這個會議上,該刊物編輯者提出在當今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中國史學期刊除了正常刊出歷史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之外,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三大任務,發揮引導、規範和推動歷史科學發展的積極作用。在當時條件下,該刊物編輯者提出的三大任務是:促成並加快史學研究範式的轉變,建設與新的歷史時代相適應的新史學;培育並確立歷史學科領域中的科學的學術規範;在歷史科學學界倡導並樹立健康的學術風氣。

刊物編輯者深知,編輯不可能比學者更高明,刊物主辦者不能對學術指手畫腳,但是,就學術發展的狀態說,單個人的研究,總是處於散在的狀態中,而眾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則毫無疑問會呈現一種風氣;而這種風氣會在學術傳播的同時,影響着整個學術群體。所以,刊物的主辦者,在引導學術風氣、規範學術秩序、形成學術趨向等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2、在選題原則上,堅持貼近現實、服務時代的學術取向。

所謂選題問題,包括刊物編輯者制定的選題規劃,和對一般作者來稿的選擇兩個方面。刊物編輯者以為,史學和任何學科一樣,都有一個如何體現社會功能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問題。毛澤東曾倡導要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的行動的嚮導」。胡喬木也曾發表過類似這樣的精闢見解,他認為:「歷史科學滿足政治需要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歷史向社會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學研究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利用這種成果作為自己活動的嚮導。」歷史研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着現實人類提供歷史活動的資鑒。所以,稿件選題,應該貼近現實,服務於現實,當然而不是影射現實。

辦刊宗旨

以繁榮學術為己任的高品位價值追求;

以培養青年為目標的前瞻性戰略眼光;

以學術水平定取捨的無偏見選題原則;

以有益社會為宗旨的大效益辦刊方針。

《新史學通訊》是建國初期所創辦的重要的歷史刊物之一。(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胡厚宜評)

它在推動我國史學研究和發展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同時,它也為培養一批中青年歷史工作中開闢了廣闊的園地。(原遼寧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榮堂評)

《新史學通訊》對於在理論領域特別在史學領域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對於在學校中普及馬克思主義,可謂「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中國現代史學會原常務副會長彭明評)

《新史學通訊》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點,從一個側面為十七年的史學研究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張越評)

《史學月刊》對推動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榮作出過重要貢獻。它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思想史解讀、思想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探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的評論與總結等方面,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鄭大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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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