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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豫：字建侯，原娃王，满洲正黄旗（一说内务府正白旗）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任驻藏大臣。

联豫（？－？），字建侯，原娃王，满洲正黄旗（一说内务府正白旗）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任驻藏大臣。

生平事迹

联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授副都统衔，派为驻藏帮办大臣。翌年（1906年），接替有泰为驻藏大臣。

清光绪年间任四川雅州府（今雅安市）知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授副都统衔，派为驻藏帮办大臣。翌年（1906年），接替有泰为驻藏大臣。

联豫上任后对之前在西藏推行改革措施的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有所猜忌，但实际上继承了其改革事业。他在张荫棠整顿藏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新政，旨在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

联豫：顺治帝与五世达赖。

宣统二年（1910年）钟颖统帅二千余名川军抵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联豫奏报朝廷，褫夺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和部分官员的官阶品第。与此同时联豫起用左参赞罗长裿，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川军的配合下率军攻占波密，消灭了波密土王，并试图进一步改土归流。但随后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清军发生动乱，联豫于次年（1912年）离开西藏经印度回到内地。

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终结。

后人评论

联豫出身微妙，其生卒年已难确考。一般认为“联豫，字建候，内务府正白旗，汉军驻防浙省，原姓王”。亦有人认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汉族血统和汉文化的熏陶与生俱来，他对清王朝的忠诚和感恩与日俱增。曾随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欧洲国家达四年之久，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熏染。

走马上任

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强行改革被杀，联豫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启程赴藏。1906年驻藏大臣有泰被弹劾，联豫继任驻藏办事大臣兼任帮办大臣，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驻藏大臣生涯。他以清朝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而闻名于世，成为西藏历史或汉藏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联豫生活在风口浪尖，未必能自觉其是非功过。百年之年我们冷静地重新检讨其所作所为，是窥视西藏问题由来的一个极好窗口。

联豫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代的人很少说他好话。《有泰日记》讥他“嗜吸鸦片”、“侈谈洋务”、“好弄笔墨”、“腹笥甚简”。钟颖家属在辩护词中认为“西藏变乱，罪在联豫一人”：一误失和达赖，二误结怨番官，三误轻开边衅，四误酿成兵变，五误纵容乱党，六误任用非人。较早系统研究驻藏大臣的丁实存认为联豫：“值达赖离藏之际，收回中央在藏主权，举办各种新政，颇有改革之意。但其人实无开济之才，其所办理事项，如练兵、通商、兴学、设警、创办电线诸项，多为张荫棠、赵尔丰之主张而创设。联豫踵成其事，而其才力又不足以干济之，故多无成就。川军入藏与收平波密，亦为赵尔丰之协助，当时且反对赵尔丰为驻藏大臣，阴阻其来拉萨，忌才昏愦，尤不足数。而与达赖十三世失和，致使逃亡大吉岭，为亲英之张本，罪尤不可恕”。吴丰培认为此论极中肯綮，询为定评，并补充道：“俨然以督府自居。……大权独揽。不问藏情之是否相洽，人力物力能否相济，擅自兴革。……究豫之治藏，不过办理新政为名，向清廷多所请饷，求饱私囊而已”。

张世明、杨铭、许广智等认为联豫西藏新政有成效，值得肯定。黄维忠认为谴责联豫“擅自兴革”、“中饱私囊”、“踵成他人之事”证据不足；他是在清廷筹边总政策的指引下应时而行，以“固我主权”为中心，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教等各方面实施新政方案，造币和设警成效明显，不能过分抹煞其功劳。其人缺乏合作精神，不乏妒嫉之心，有泰与之构恶，张荫棠力辞帮办大臣之职，赵尔丰未能入藏，钟颖被杀，都与联豫有关；但要论其“罪”，只是推波助澜，并非主谋。赵云田认为联豫等在西藏推行新政吹进了近代文化的新鲜空气，有利于西藏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黄颢认为联豫新政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清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最后体现：无论成功与否，都表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陈崇德等认为清末新政并没有激发西藏社会产生突破性变化，是一场失败了的开发。罗布等认为西藏新政主体中央政府推行不力，客体西藏地方壁垒重重，主客之间矛盾从生，以失败告终。

有关联豫与西藏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试图从古代天朝体系向现代世界体系变革的大背景来解读《联豫驻藏奏稿》，透视联豫在西藏的是非功过，并管窥西藏问题的由来。

联豫筹藏过程

联豫筹藏之时正是清王朝根本动摇之际，亦是西藏多事之秋。英国的入侵和中国的改土归流导致西藏政局更加混乱。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察木多（昌都）招募兵卒，强行开发巴塘，并携带洋鼓、洋号、洋枪。藏民误以为是洋鬼子而非钦差大臣，当地寺院武装及民众群起而攻之，焚毁洋教堂，凤全等五十余人遇难。联豫临危受命，继任驻藏帮办大臣。从四川进藏的道路已不畅通，他建议绕海道从英属印度入藏。这意味着川藏边境的混乱程度超过了英国控制的印度西藏边境。联豫决定带兵入藏：“奴才此次进藏，本欲随带三两营以壮声威而资镇慑；到藏后扼要驻扎，并将各台制兵，剔退老弱，更补精壮，庶几缓急可恃。惟通年核计饷项，实属不资……现仅招募勇丁一百名随带入藏”。里塘一带，十室九空，从成都到拉萨耗时半年多，历尽艰辛，有惊无险。

1906年驻藏大臣有泰被革职，张荫棠坚辞驻藏帮办大臣之职，联豫任驻藏办事大臣兼任帮办大臣。他首先确定了“以练兵为要务”的方针：“奴才以一无才无识之人，处此梗顽不化之区，值此人才缺乏、库款拮据之际，日夜焦思，难安寝馈。计惟有先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其余新政亦应分别次第，陆续举办……以上数事，皆目前刻不容缓，而练兵尤为急务，故拟先行办理”。

联豫试图创建新军取代藏军，“奴才现拟先照新章，练兵六千，……再将番兵一并归我训练，则缓急可得万余人”。所谓新军实质上是一支汉族军队，以达赖和西藏民众为假想敌。“惟关外道远且险，内地兵丁多不愿来。若尽用番民，又恐不足深恃。奴才再四思维，拟用汉人六成。用达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四成，凡排长均以汉人充当，谅无他虑。”达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在联豫看来不是藏民，“再达木八族，原系蒙古种类，曾设有协领佐领骁骑校各八员，驻扎达木，管理一切。……然二百余年达木极为安静，唐古忒欲侵占其地，该达木官民等皆不允从。且其人生长严寒之地，身体坚壮，心地朴实；如他日练兵，汉人不足，奴才拟即招募达木之人，勤加训练，当可得力”。三十九族之人不如达木之人驯顺，亦为蒙古后裔，并有“汉属三十九族”之说。招练新军的同时他裁减制兵或藏军：“奴才现拟裁去制兵，招练新军，其所有饷项自应统归驻藏大臣派员收管，每月发交统协各官，按名给发，粮员无事，故请裁撤”。这自然引起达赖喇嘛不悦，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抵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分别会见了达赖喇嘛。1909年（宣统元年）达赖、班禅等祝贺宣统登基：“小僧等接奉大皇上登极恩诏，当即传知阖藏僧俗，大小番官，无不同声欢感，欣喜莫名”。

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领袖，驻藏大臣为钦差大臣，理应相互尊重、互相配合。联豫一直认为：“唐古忒自归顺我朝以来，迄今二百余年，宜如何感戴皇仁，诚心向化。乃近数十年，其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蔑视汉官，大肆倔僵。加以外人觊觎，势逼利诱，百计千方，各藏官亦俱为所惑。”他对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已不抱希望：“盖达赖喇嘛不知感戴，久蓄阴谋，揆时度势，恐终非和平所能了结。奴才等才识庸愚，智虑浅薄，固不敢操切图功，亦不敢因循坐误。惟有竭尽心力，相机办理，以期稍纾圣主西顾之忧。至成败利钝，则非奴才等之所能逆料也”。

宣统元年达赖已被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他将驻藏大臣与达赖的矛盾定性为主权之争，称恢复封号的达赖为“已革达赖”：“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即其循例公事，亦务与奴才反对，以显其夺我主权之伎俩”。新军难以发展壮大，他邀川军入藏，试图武力解决西藏问题。 “查有四川知府钟颖性情沈毅、刚柔得中，故拟请奏调前来，俾沿途遇事因应，以免愤事，而利师行。已蒙恩准，曷胜钦感。奴才等复再三斟酌，如有阻滞，亦可改由三十九族前进。该族本为我属，人心内向……”新军的缓慢壮大和川军迅速进藏使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矛盾白炽化。

达赖喇嘛紧急约见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达成七点共识，草拟了“谅解备忘录”。联豫坚信：“达赖貌似和平，而阴用数人，相为抵抗。盖其意，成则可以自立，败则委过他人，较之乾隆年间珠尔默忒之事，尤为明自张胆。……我欲和平而彼思决裂，我愈退让而彼愈鸱张，桀骜不驯，欲脱羁勒，殊不知其士农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语此。三百年来，若非我国家极力保持其黄教，恐已渐即澌灭，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丧心昧良，至此已极。”他与达赖势不两立，不愿和平共处，拒绝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奴才以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由温宗尧单衔印发。……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俱，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

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藏地“照常安谧”。1911年（宣统三年）联豫发动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征剿波密“大获全胜”是联豫最得意的武功。他认为“该番凶狡成性，非剿不足以言抚”：“窃查藏边野番部落，以波密为最大，其地东接滇省之维西，西接前藏之工布，南连怒夷与缅甸毗连，北则与硕般多、察木多相交错。向居化外，强悍难制，焚杀抢掠，无所不为。……探知该番已调战手千余人，麇聚渣家山一带，匪氛甚恶。”波密交通异常不便，人口不过万余，“匪徒”数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联豫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征剿行动。首战不利，他趁机剥夺了钟颖的兵权，命罗长裿率川军继续征剿。“波匪”杀不尽，春风吹又生。多次“大获全胜”之后，左参赞罗长裿为乱兵所害，川军暴动，劫官劫库。“初言起勤王军，继言革命，将挟在藏汉属一律东行，愚民附和，千百为群，其势汹涌，不但难于弹压，抑且无从开导。臣于危急之中，虽力为镇定，而兵焰几至燎原，势将委大局而去。自揣一死何惜，如国事何。仍于无可如何之中，责成协统钟颖密计攻擒首要，解散众志，许以胁从罔治，军心始转”。自不量力的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憾：“窃维臣以蹇劣之材，无驭兵之术，致令风潮所撼，几至牵动藏地全局。……臣在藏六年，办事从不敢操切，惟以久病之躯，心力实已亏耗，恐虽尽竭驽忱，终于藏事无补，远烦宸虑，徒负愆尤耳。（再现在川路梗阻，此摺系交江孜英邮政局由海道驰递，合并声明。）”。

联豫没想到达赖喇嘛会逃往印度，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步达赖喇嘛后尘。1912年大局失控之后，达赖喇嘛同意西藏当局与留守的驻藏办事长官钟颖议和，供应并护送残兵败将绕道印度回国。联豫治藏生涯不了了之。

联豫之功过

驻藏大臣始于雍正年间，到乾隆时代已形成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驻藏大臣的使命从雍正到宣统略有不同，大体而言“不外安辑藏政与防御外侮二端”。是否履行了驻藏大臣的使命是衡量联豫筹藏成败的标准。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治体制上的关键人物。《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文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共同主持西藏事务。噶厦政府作为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在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双重领导下行使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关系好坏也就成了西藏治乱的关键。“维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查驻藏大臣莅任，所带员弁，率多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

1906年10月欣闻张荫棠受命奉旨查办藏事，达赖代理人摄政甘丹池巴洛桑坚赞和噶伦为首的僧俗官员以及各族群众夹道欢迎。张荫棠发现西藏混乱，驻藏大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豫临危受命，如果改弦更张，拨乱反正，为藏人着想，本可改善西藏局势，重新获得藏人尊重。

面对英国的入侵，驻藏大臣有泰既不和平谈判，也不武装抵抗，纵容荣赫鹏率军直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逃。有泰委责于达赖：“查本年战事，该达赖实为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及至事机逼迫，不思挽回，乃复遁迹远飑，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藉口，振振有词。且布达拉山上供有圣容，该达赖亦不敬谨保护，辜恩种种，未便姑容，相应电陈，乞代奏请旨，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邦）。”朝廷不明真相，匆忙革除达赖封号；但并没有完全相信有泰一面之辞，特派张荫棠查办藏事。“有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到任，英军犹驻堆朗，约赴帕克里议和，照十六年条约切实办理，愿即休兵。初无直捣拉萨之意。乃裕钢一误于前，有泰再误于后，……卒酿成六月之变。有泰始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等，请以告无罪，媚外而乞怜。荣赫鹏笑颔之，载入蓝皮书，即以为中国在藏无主权确证。庸懦无能，辱国已甚。查藏人虽疲玩，现无顽梗抗命之势，非国初第巴桑结时可比。有泰到任半年，毫无经画，坐误事机。其三月十七日致外部电云，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谬诩为釜底抽薪，冀幸英军进拉萨为我压服藏众，诚不知是何肺肠”。有泰因此被革职，且不得回京。

张荫棠提出了一列改革方案，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尊重、优渥达赖与班惮。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进京，他既没有为自己申辩，也没有指责有泰，只是请求能与朝廷直接沟通。达赖喇嘛谨呈：“五辈达赖喇嘛进京，时值顺治壬辰年十二月内陛见，至于癸巳年正月底由京回藏，行途之间，至是年五月初一日接奉敕书金册：着该达赖喇嘛如遇有紧要大事，准其专摺奏事，如有平常事件，与噶布伦等商议妥确，转呈驻藏大臣代奏。又至第六辈达赖喇嘛，时值乾隆十五年，与公爵噶布伦斑第达会同具摺奏明，情因有郡王俱米昂结滋生讵端，至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接奉大皇帝谕旨达赖喇嘛与公爵噶布伦斑第达钦遵外，又派总督等官来至西藏与达赖喇嘛等合同商议办理。是日又接奉谕旨：达赖喇嘛如有具奏之事，准其奏闻，曾经钦遵在案，以至第九辈，凡有大事照前专奏。由此之后，达赖喇嘛辈辈冲龄圆寂，因此怠荒专摺具奏之事，至今所有事件甚殊多误。今因为著汉番敦睦永远和合之事，为此恳请降旨允准施行，谨呈” 。《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反复申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第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喇嘛相继夭亡，未及亲政，驻藏大臣得以垄断上奏之权。流亡中达赖喇嘛的历史记忆基本上是准确的，其要求也并不过分。张荫棠认为达赖和驻藏大臣一样有上奏之权，可以体现达赖作为清朝“大臣”的身份，正好表明中央在西藏行使主权。

坐镇拉萨的驻藏大臣联豫并不熟悉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历史，不遵循治藏规程，继承有泰衣钵，继续堵塞达赖喇嘛与中央王朝交流的管道。“藏署自遭珠尔墨特事乱，乾隆十五年前案卷尽失，无从考查。……查达赖喇嘛以藏事壅于上闻，多由外间专擅。殊不知自光绪十四年藏中多事以来，事无巨细，皆经历任驻藏大臣奏达圣聪，钦遵谕旨办理，并无壅遏专擅之弊，所请应无庸议”。

先有达赖喇嘛，后有驻藏大臣。十三世达赖显然比驻藏大臣联豫更熟悉历代达赖与中央的关系史，但朝廷还是听从了联豫的建议，拒绝了达赖喇嘛的恳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临终之前先后居高临下地接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务当确遵主国之典章，奉抑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简单的恳求被干脆拒绝，达赖喇嘛深感“西藏僧俗百姓无倚无靠，实是心势分被（彼）此，将屡代眷顾之恩付之东流”。

有泰既不安辑藏政，也不防御外侮，反污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有口难辩。驻藏大臣垄断上奏权，可以一手遮天。联豫独断专行，从不与达赖喇嘛沟通联系，反污达赖喇嘛不理他。达赖喇嘛只能通过张荫棠或温宗尧与中央联系。通过张荫棠中央对荣赫鹏、有泰的行径以及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愿望才有大致的了解。联豫与达赖喇嘛的矛盾实际是有泰与达赖喇嘛矛盾的继续，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恶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张荫棠认为达赖喇嘛被迫逃亡是千年未有之奇耻大辱。可是没过几年更大的耻辱又降临到了达赖喇嘛头上。联豫引川军入藏，迫使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据联豫一面之辞，清朝政府再次革去达赖封号：“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

联豫认为达赖是西藏动乱之源：“查达赖自光绪三十年逃出，藏中照常安静；至去年回藏，不过月余，无端弄兵，几酿大乱；及达赖去后，藏地复安。英使所言正与事实相反。”达赖喇嘛不只是对有泰、联豫失望了，而是对整个驻藏大臣制度都绝望了，希望回到五世达赖没有驻藏大臣的时代。“木龙年，英军入藏。我若图自身安宁，媾和结纳，势必危及政治，实系自毁前程。昔因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结下供施之缘，至今自应相互支持。为禀明情由，不辞辛劳，北上跋涉，经内地、蒙古，在北京紫禁城晋见皇太后和皇帝，深承优礼相待。……适驻藏大臣上书谎奏，陆军官兵随后而至，夺取西藏政权。我等王臣不顾劳苦，安抵印度圣地。通过英政府向中国政府申明实情。同时，不懈祈诵政教繁荣昌盛。果然中国内乱，在藏汉军官兵犹似断了水源之池，终被驱逐，复得返回我所庇佑之佛教刹土西藏”。持续了约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制度打上了句号。

假如联豫和张荫棠一样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共同处理西藏事务，假如达赖喇嘛可以与中央沟通，理顺君臣关系，川军入藏就没有必要，达赖也不必逃亡印度，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联豫入藏之前达赖喇嘛有强烈的自强、自立、自治、自主、自卫之心，出逃印度之后才产生独立的决心，才有了宣布独立的勇气和必要。联豫没有“化敌为友”，反而“逼友为敌”。从政洽上考察，联豫筹藏彻底失败，有过无功。

早在1890年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属印度总督兰斯顿侯爵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906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了《中英新订中英藏印条约》，以“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根据张荫棠的提议清政府提前偿还了“战争赔款”，英国军队撤出春丕。与此同时英国与俄国签订了《英俄西藏协定》：“英国和俄国约定，除通过中国政府中介外，不与西藏交涉”[45]。“防御外侮”已基本实现，“安辑藏政”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张荫棠的斡旋，1908年清王朝为达赖喇嘛恢复了名誉，西藏可以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张荫棠曾经鼓励发展壮大藏军，反对川军入藏：现达赖入京陛见，为百年仅见之举。方示怀柔，忽张挞伐，各国观听所系，似非所宜。联豫明知西藏僧俗百姓反对川军入藏：“僧俗百姓等由是想来，恐有巴塘、里塘、腊翁寺、察洼、左贡之祸。我们达赖未在藏中，赵大臣不久又要带兵前来。以此看来，我们佛教从此定要败了。僧俗百姓等不得安然，我们当事等所闻此言，只得逃往外国”。联豫不赞成赵尔丰率川军进藏，还是执意坚持钟颖率川军入藏。

联豫继续独断专行，既不与达赖喇嘛商量，也不尊重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意见，在组建新军的同时，急切邀请川军入藏。清廷响应联豫的建议，认为“藏番狂悖”、“有恃无恐”，决定以兵弹压：“拟先设兵3000，由川督挑选川兵1000，饷须极厚，械须极精，并派得力统领一员，带同营哨弁目数十员，率之入藏，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即作驻藏大臣本标之兵。其余土兵2000，由联大臣就近招募”。这支约1700余来源复杂的人组建的军队号称一协，实为一标，编为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工程兵、炮兵、军乐各一队，装备有法国造的过山炮16门、机关枪24挺，并配有长途电话、渡江铁驳等先进装备。宣统元年（1908）六月从成都出发，“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得一夫”。

西藏民众或噶厦政府不能通过驻藏大臣联豫表达心愿，不得不以“西藏公会”名义从印度电告清廷，明确反对川军入藏，“藏众必将反叛”。达赖喇嘛亦明确反对川军入藏。他一方面通过英国在江孜创办的电信局致电驻北京之英、法、俄、日公使，指出联豫等虐待藏人，“殆有弱肉强食之概”，“又派大批军队入藏，以消灭西藏之宗教”；另一方面派专人由印度经海道进京，向清朝皇帝恳求撤回川军。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和民众的请求没有得到满足，川军陆续抵达拉萨。达赖喇嘛紧急约见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宗尧允其所请四事如下：一、汉兵到藏，将来酌派各处，保护地方；二、汉兵决不损坏寺庙，伤害喇嘛；三、诸事和平办理；四、达赖固有教权决不侵夺。达赖亦允宗尧三事：一、遵旨不阻汉兵进藏，立将调集之番兵一律遣散归农；二、达赖此次进京陛见，渥荷殊封异数，锡赉骈番，今既归藏，应咨请驻藏大臣据情代奏，叩谢天恩；三、对办事大臣联（豫）应照常尊重，一切供应照章规复。”联豫见到川军之后，“有恃无恐”，不想和平相处，拒绝签字，彻底失去了与达赖喇嘛和解的机会。

川军到藏之后，联豫借故撤了钟颖的兵权；将川军交给湖南人罗长裿指挥，攻打波密。结果不仅震动全藏，而且引发川军哗变。他不得不恢复钟颖兵权，自己冒充元帅，躲进哲蚌寺。他操纵军队的野心很大，但指挥军队的能力有限，差点丧命于乱军之中。

英俄条约和中英条约使西藏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西藏内乱加剧的主要因素是新军的创立和川军入藏。川军或清军并非不可入藏，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名义是否正当，是否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康熙、乾隆年间清军入藏保卫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藏民一直感恩戴德。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之际，内地军队按兵不动，不曾伸出援藏之手。荣赫鹏率英军血洗江孜，直逼拉萨，十三世达赖通过有泰上奏朝廷恳请“清大皇帝谕调汉兵，资助军饷”。当侵略者已退出西藏，再引川军入藏，其动机和目的是可疑的。用联豫自己的话来说：“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布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后，只须一道纶音，则诸事均可就绪。”誓将清静和平之乡变成军队的海洋：“西藏外逼强邻，内多奸宄。一日无兵，即一日受侮；一处无兵，即一处梗死。”

事实表明新军并不比旧军优异，川军也不比藏军可靠。“前清驻防西藏官兵，向由川省各处绿营拨派，逐年抽换，官军大都真实民籍，均以身家所系，无敢妄作非为。月食盐折两份，一由内地拨给家属，俾资事畜；一由藏中发给本兵，以资食用，故官兵内顾无忧。多有期满不愿回籍者，因娶夷女为配，小营别业，数百年来与番人比间而居，各无猜疑。其子若孙，成丁入营补兵者，至今犹不乏人。上年到藏陆军，半系流氓，籍贯住址，多不确定，犯事逃脱，无从详究。”藏区不乏奋不顾身、保家卫国的民众。联豫到藏之际，西藏有藏军三千名左右，很容易扩充至一万名，已自造洋枪一千支，希望中央赏给步枪一万支。只要加以适当的组织和训练并配备较先进的武器，不仅可以保家卫国，还可以支援内地。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川西大金河千总阿木穰等率领近二千名藏族兼程万里，与汉、满族将士在东南沿海抗击英军的入侵，壮烈牺牲。抗日战争期间藏族同胞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联豫以为川军入藏，番兵望风逃溃，藏地照常安谧，不无微劳：“伏思此次川军西来，跋山越岭，艰险备尝，且战且前，再接再励。将弁调度有方，咸知仰体德意，兵士则忠勇奋发，且能恪守营规。即奴才卫队营兵等戒严数月，毫无懈志，幸免疏虞，皆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准将在事出力人员，由奴才择尤保奖，兵丁每名酌赏一月钱粮，以昭激劝。”川军入藏，一路辛苦，但并没有给清王朝或西藏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有苦劳没功劳。嘉奖也是浪费国家钱粮。在征剿波密过程中，多次“大获全胜”，“死者山积”，累计杀死“波匪”数千人。波密，藏语意为“祖先”。如果属实，杀死藏民数千人是犯罪；如果是夸大其辞，也是欺君之罪。

创建新军是联豫的主意，川军入藏亦是联豫的建议，清廷听信一面之辞而犯下滔天罪行。川军入藏显然不是为抵抗外敌入侵，“防御外侮”，也没有“安辑内政”，拯救番民。川军不仅直接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外逃印度，而且横行西藏，几乎全军覆没；从而为英帝国主义者导演“驱汉”和“西藏独立”提供了机会，为民国以来西藏诸多事变埋下了种子。新军的创建及川军入藏，恶化了汉藏关系。从军事上考察，联豫有“罪”无功。

以农牧业为基楚的西藏经济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联豫无暇发展西藏经济，但无意中改变了西藏经济的性质。“惟练兵则以筹饷为急务，而筹饷实较练兵为尤难”。首先他直接向清政府要钱：每年部拨饷银50万，能汇则汇，不能汇则派员押解，并由奴才派弁往提。总期每年兵饷必于每年解藏，方不致误事。其次他想通过裁撤藏军节约开支来创办新军：江卡以至前藏、后藏、定日、靖西等处所有武员、粮员及所设制兵应请一律裁撤。第三他想通过征收盐税筹饷：“查食盐为人生必用之物，乃天地自然之利。……名虽抽之商贩之手，其实仍取之食盐之家；实无损于商人，而有益于兵饷”。此外他还想通过铸币“既固主权，且获余利，且于筹饷一节，不无小补”。大约五分之四的钱财用于军队：“常年正饷加饷及衣履等费，额支项下已需银四十万两之谱，活支尚不在内。奴才明知库借支绌，边馕艰难，但宜力求撙节，何敢稍涉虚糜。第念今日藏事之安危，系于兵力之强弱；而欲求劲健之兵，又必鼓励较内地加优，体恤较内地加厚，方可冀其用命”。

《联豫驻藏奏稿》多半是向清政府要钱、要人、请奖或要求提高驻藏官员的待遇。“一驻藏随员，请优给薪水，酌予保案也。……以道路之险远，值物价之昂贵，天时水土之恶劣，饮食起居之不宜，加以藏中近来多事，措置无不为难。故各省人员，稍有才识者，往往皆不愿来。现在藏事危急，万不能不从速整顿。奴才以一人之精力，深恐有误事机，必须再调数员，藉资臂助。拟请恳祈天恩，俯准调藏随员，仿照出使各国章程，凡随员等均给薪水一百六十两，咨调者减半，整装归装，亦俱照章一律给发，三年差满，择优保奖，分别异常寻常劳绩，奏请恩施。庶几各员踊跃前来，尽心办事，似于藏事不无裨益”。宣统元年他又奏请津贴公费银加倍：“奴才等奏请加给津贴银两以资办公一摺，该部遵旨议奏，拟自本年三月起，按照现在每员支公费银六千两之数，各加一倍，每年每员各支公费银一万二千两，由四川藩库支发，作正开销。”

有人批评联豫以推行新政为名，中饱私囊。就个人生活腐败而言，联豫不及有泰；但从浪费国家或内地钱财而言，超过了有泰。有泰没有履行驻藏大臣职责，导致荣赫鹏直捣拉萨，国家因此赔款一百二十万两。联豫每年向政府要款几十万两不等，累计数百万两。这些钱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给西藏带来的损害不是几百万两所能弥补。

联豫没有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他除了伸手向中央或内地要钱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办法，结果总是入不敷出。宣统元年拨银五十万两，作为练兵开办经费，以后通计每年兵饷官薪学务警务劝工查矿一切要政，只此常年经费五十万两，实属不敷甚巨。他筹措的钱款基本上用于军事和改善驻藏官员待遇。裁撤廉价（自费）藏军，引进昂贵川军；排除地方藏人，多用外地官员。西藏经济成了无底漏桶，拨款越多，缺空越大。他经常为拨款虚悬而忧心如焚：藏中政权初复，百废待兴，如添置官吏、修筑道路、讲求实业、开矿务农等事，在在需款，只以时局艰窘，未敢遽请添筹。今若举此原定额拔之款亦复虚悬，无米之炊实难措手

经济由自给自足转变为寄生体系，西藏从此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央财税来自地方，很少有地方政府官员敢明目张胆向国家要钱的。从经济上考察，联豫是“伸手经济”的创始人，“输血经济”的始作俑者。

文化及其它方面联豫亦想有所作为。联豫曾随洋务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出使欧洲，至藏携带《新学钞本》，意欲在藏展开类似的洋务运动。到藏伊始他传噶伦等到衙门告以新政十条：练兵、走队、筹饷、铸钱、通商、立学、开通打箭炉至藏山路、开垦、挖矿、喇嘛还俗[67]。这些涉及到军事、经济、文化，但没有一条涉及到政治。他没有考虑如何理顺政治关系，单方面提出改革措施，实行军事优先政策，难免事事受阻。

他亲自捐廉创办学校，却没有藏民子弟愿意上学：“呜呼！以吾人之流寓于两藏者，将及数千人。安见无二三子弟，聪颖特出，忠义素抱，以为我邦国之光也，予将拭目俟之矣。方此堂之将落成，乃编诏藏中人士，而语之曰：如有愿送子弟入堂肄业者，予并收之，不以藏民而歧视也。然来者卒无一人，予以知藏人之不知学之为重而迷罔犹深也。”

他创办过报纸、译书局、施医馆、陈列所，监造过银元，试图建立现代通信邮政系统和巡警局。1907年在拉萨创办了西藏第一所白话报馆，用张荫棠带来的石印机印刷了第一期报纸。“以期用笔代舌，开化迷信。将来文明渐进，购阅自多，庶咸知外国情形，举行一切新政，似尚不无裨益”。他还试办过语言传习所：“藏中汉番人数虽属不少，然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尤未一见。每遇翻译事件，实不敷用；且办事亦觉隔膜。奴才因又设立藏文传习所、汉人传习所各一区，……将来渐推渐广，则汉人识藏文者既多，无虞杆格；而藏人能识汉文，理义自可通晓，尤为有益”。1910年仿乾隆宝藏银币试制出宣统宝藏银元一种、铜元两种，“商民领用，极形踊跃”。

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冲动，基本上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响应和配合，不可能开花结果。发动的征剿行动毁坏了西藏为数不多的桥梁，使川藏交通几乎断绝。他并没有建设好现代通信邮政系统，自己的奏摺也不得不借助英国的通信系统传递。他恶化了社会风气，虽有巡警，社会治安并末好转。从文化方面考察，联豫功过都不大。

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看联豫筹藏都是不成功的。联豫本想和辑强邻，震慑藩属。他认为强邻英国可以理喻，故可和辑；藩属藏民不可理喻，只能震慑。一念之差，两头皆误。“和辑藩属”才能“震慑强邻”。联豫既没有安辑藏政，也没有防御外侮；反而恶化了西藏局势，破坏了汉藏关系，使藏、汉处于敌对状态。

西藏改革或新政的主体是西藏地方政府与人民。驻藏大臣只有督促、指导和帮助的义务，没有越俎代庖、拔苗助长的责任。有泰不作为，没有履行驻藏大臣的职责；联豫作为过度，超越了驻藏大臣的权限，均没有履行好驻藏大臣的使命。出身于蒙古正黄旗的有泰作为驻藏大臣败类败坏的是驻藏大臣的形像。联豫更进一步，直接使汉、藏兵戎相见，彻底恶化了汉藏关系。“虽云两国，实若一家”。以文成公主为象征的汉藏友谊遇到了克星。有泰等驻藏大臣表现恶劣，张荫棠羞为驻藏大臣。与有泰相比，联豫个人生活腐败方面略有收敛，但破坏民族关系更进一步。他一贯坚持：“盖番情但知畏威，不知怀德。水濡而民玩，转生轻藐之心；一经治乱，用重则从此帖然就范”。所以他只好威而不用德，西藏人民对驻藏大臣不止是失望，而是绝望，从而走上了坚决反抗的道路。折腾六年，西藏成了威不灵、德无用的混乱境地。

六年前达赖喇嘛因英国的侵略而流亡内地，对袖手旁观的有泰深表不满，但对清朝皇帝仍存希望；六年后受联豫侵扰流亡英属印度，对“大清王朝”彻底绝望。六年前西藏的军队虽然弱少，但倘能抵抗英军的入侵；六年后西藏军队众多，藏军、川军对立，还有不伦不类的新军，没有外敌可以抵抗，混战不已。六年之前西藏经济倘能自给自足；六年后几十万拨款不够联豫等练兵玩枪。六年前西藏文化可能落后，但安宁如古；六年后文化如旧，安宁不再。六年前联豫可以从四川免强进藏，六年后他只能从印度逃回中国。六年前达赖喇嘛可能有离心的想法，六年后公开宣布独立。他从“固我主权”出发，以“动摇主权”告终。西藏局势的恶化，联豫难逃其责。

联豫迷信武力，将绝大部精力和物力用于军事，基本上无暇顾及其他事务。作为钦差大臣，联豫自认为是救命恩人，欲拯救藏民于水火之中；实际上是盲人筹藏，陷藏人于不义，以治藏为名，以乱藏收场。他不仅没有辑外安内，反而自身难保，并酿成了西藏问题。

联豫的错误是系统的，不是“六误”可以概括；西藏之乱是深远的，其罪也不是联豫一人可以承担。“奴才联豫在藏将及三年，以未能和辑强邻，震慑藩属，清夜扪心，方忧罪戾之不遑，何敢滥邀厚赏”。他在藏忙碌了六年，没有功劳，只有苦劳。“再奴才识素庸愚，体尤羸弱，到藏后不服水土，精力日衰，夙夜战兢，深恐稍涉疏虞，致滋贻误”。

错误根源

联豫为什么如此糊涂，费力不讨好？这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联豫未尝不想治国安邦，本人亦是牺牲品。

首先他没有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未遵循历史惯例。民族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形式的民族观亦可并存于同一时代。古代中国民族观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可以分别称之为一元论(monism)、二元论(dualism)和多元论(pluralism)。进入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民族观仍然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展开，并且一直影响到当代。

清朝统治者早年推行满蒙联姻，后又倡导满汉一家，同时重视国语骑射，尊崇达赖、班禅与黄教，不仅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也尊重其他民族的多样性。乾隆时代活跃于避暑山庄的四个主要民族满、蒙、汉、藏来自不同的生态文化背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主要碑文大都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刻写，其中丽正门还增加了回鹘文。乾隆年代出现了“五族共处”局面，《五体清文鉴》的编纂蕴含五族共处的观念。

用夷夏二元论理解民族关系,容易陷入非夏即夷或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难以确立平等的民族观，容易导致分治或不治。

民族主义或民族歧视充满了联豫的奏稿，夷夏二元民族观主宰了他的行动。西藏是清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驻藏三年之后联豫认为：“以开辟商埠而论，势似重在外交；以番情之刁狡、民智之锢蔽而言，事仍重在内政。且番官近日尤为异常狡狯，每遇重要事件，虽竭尽心思曲为开导，该番官仍多不遵行，甚至借事饰词，调兵抗拒。处置之方，即不能示之以弱，亦不便操之过严。奴才素无才识，当此操纵两难之际，尤觉因应无方”。

联豫无视西藏地方官员，也不承认达赖等是“藏官”。“西藏虽为我完全之领土，然所设藏官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州县既未设，则区域亦难划分，选举员与被选择员实无从之酌定。”不理解和尊重地方官员，也就难以合作和共事。“凡事言之匪艰，行之惟艰。西藏番官性情执拗异常，往往扎饬一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借口于达赖之未归，或托词于会议之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

他不仅藐视西藏番官，西藏地方政府似乎也不存在，试图另建西藏政府。“窃西藏办事大臣衙门，从前公事无多，是以只就奏调咨调各随员中，择其文理清通者，酌派二三员经理文牍。自上年川军进藏以后，政权渐次收回，事务日繁，往来文件较前增至数倍，几与边小省正治无异；自应仿照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职分科办事，以专责成。”

他不依赖藏官，也不相信藏民。“藏人则愚顽性生，罔知利害，亦且心怀疑贰，于急人应速办之事，虽再三晓谕，终多阻挠，奴才心实忧之”。“查藏民赋性愚顽，不知工作。出产之盛，素以牛皮羊毛为大宗；惜未讲求制造，仅能织成氆氇，行销各处。……使无知之番民，借资观感，而工业或可渐臻发达也。”“夫以藏番之性情如此其狡诈也，而藏地之形势又如此其重大也，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布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后，只须一道纶音，则诸事均可就绪。”江孜人民曾英勇地抵抗过英军的侵略，因民风强悍亦令联豫不悦。“闻该处土民极为强悍，必须有兵驻慑，方可无虞，以故尚未派员前往”。

他不相信藏人，就连西藏长大的汉人也不信赖。“国朝之待西藏，立制极为周备。自琦善以兵权财政尽付之番官，而事日以坏。驻藏大臣属下仅粮台及游击以下文武数员，其制兵则久戍防次，习气甚深；其由藏招募者，大抵生于藏，既无乡里之情感，且多亲附藏人。设有缓急。皆不足恃。我朝对待藩属，向从宽大，策主羁縻。然现在时殊势异，人心日漓，若不审势变通，示以实有管辖之权，恐江河日下，异日更无可措手。”与藏民亲近之人自然就成了联豫眼中的“内奸”：“再开复游击李福林，生长藏中，心术难信。此次派往江达购办粮草，与各番官往来甚密，竞受番礼。…若令留久藏地，则漏谋生事，实属防不胜防。相应请旨将游击李福林即行革职，递解四川，监禁三年，永远不准回藏”。

联豫认为西藏无人可用。他建议提高驻藏大臣及随员的薪水，享受出洋待遇。“拟请恳祈天恩，俯准调藏随员，仿照出使各国章程，凡随员等均给薪水一百六十两，咨调者减半，整装归装，亦俱照章一律给发，三年差满，择优保奖，分别异常寻常劳绩，奏请恩施。庶几各员踊跃前来，尽心办事，似于藏事不无禅益。”

他不了解佛教，既不尊重达赖，还藐视三大寺。不信佛或不了解佛教并非过错，但肆意抵毁或曲解佛教不能算明智。联豫以圣人或圣人之传人自居：“夫使人人学佛，人人成佛，不数十年天地万物遂俱归于寂灭，无人类矣……夫天之好生如此，佛之好寂灭如彼，是佛以好寂灭之心欲以夺天地好生之心，吾恐终不能胜也。此其理惟我圣人知之，知之深，则忧之切……此我圣人本人情以顺天心者，其体用盖如此。非然者，佛曰欲度众生于道岸之上，而不知适陷众生于苦海之中也。佛如有灵，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故不可以不记。”

弘历《喇嘛说》云：“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尊崇达赖、班禅与黄教是为了巩固清朝在西藏和蒙古的统治。乾隆皇帝曾云：“一座嘛喇庙，胜抵十万兵”。他在北京、承德修建了多座佛教寺庙，起到了治国安邦的作用。联豫反其道而行之，不尊重达赖与黄教，还藐视寺院：“至于三大寺僧众，则尤为恃众貌玩，总谓佛法无边，外人决不足虑，其执迷已久，一时断难醒悟。要之西藏之事，不用压力则一事均不能办；过用压力，又恐启其外向之心” 。

驻藏大臣昏庸无能者居多，并非没有优秀代表。乾隆末年廓喀尔侵扰西藏，满目疮痍。清廷特派重臣工部尚书兼都统松筠处理善后事宜，“抚边多惠政”，赢得了藏民的爱戴。松筠体察民情风俗，研究历史文化，撰写了《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专著，为后人筹藏提供了参考。“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莫不本乎格、致、诚、正。故格物所以穷理，致知所以通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是乎行之。钦承圣训：教以宽柔无分遐迩，一皆羁縻向化怀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细行，而图治者宜防未然。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舆，名之《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后之奉命驻藏君子，其尚有以发于予听欲言而不及者，尤厚望焉。”

《孟子·公孙丑》云：“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修文德，来远人”是中央王朝对待周边民族的优良传统。《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番民亦是皇帝赤子。联豫无视多族共处的事实，忘记了天下一家的古训。他认为西藏是“梗顽不化”之区，不把藏官当官，不把番民当人。他作为清朝的奴才，忠于清朝；但并没有为朝廷减忧，反而添乱。倒行逆施如此，他根本不像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吏，也不是清王朝传统的继承者；其思想与观念肯定另有来源，那就是西方现代思潮。他出使过欧洲，受到了社会进化论、民族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影响，但并未明白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自治已成世界潮流。他主张强权政治，相信弱肉强食，想依赖军队解决问题。联豫鄙视西藏文化、藐视西藏宗教又歧视西藏人民，与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有关；他推行的系列新政正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体现。

军机大臣那桐是联豫的后盾：“此事极不易办，藏众蠢顽，不可理喻；将来办到如何地步，亦难预计。到藏后体察情形，条陈到部，如可为力，必力与维持。诸事可禀商唐侍郎遵行，我宗旨与唐同。帮办大臣联豫是舍亲，人亦明达，惜体太弱。有大臣大约须调回京矣。”联豫被认为是文弱明达之人。赵尔丰更加气势汹汹，认为皇帝有“恶藏”之心，臣下就可有“灭藏”之行。“臣下皆代朝廷办事者，岂有大皇上并无恶藏之心，而臣下敢派兵灭之？将来不足为功，反致获罪，此虽至愚亦不肯为此”。

联豫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西藏风气痼蔽最深，事事落后于世。“而于伦理经史，危言大义，素未讲求，以故进化甚迟，迷罔如故。今拟逐事振兴，非先通文字，明其义理，去其杆格不可。……而番民渐明义理，亦可以为我用矣”。“丙午秋，予奉天子命，为驻藏大臣。既莅事，考其风俗政治，则历千余年而末变；问其图书载籍，则皆经典之注释。其所谓礼乐兵刑者，无有也；其所谓农工商贾者，无有也；其所谓起居饮食人生日用之常，亦无有也。而上下酣嬉，无愧厉之心，无奋发之想，游惰因循而安之若素。予不禁喟然叹曰：是奚足以立政？奚足以进化？又奚足以保种而保教？无怪乎强邻觊觎，外侮迭乘；以至于今日，残缺腐败，而几几乎不可收拾也”。

他把固有领土西藏当作殖民地，明确主张不要平等对待藏民：“夫藩属之人民，未有甘心帖服于主国者；而主国之相待，亦不能与本国人民一律。盖其情其势均不得不然，非有厚薄于其间也。考西洋诸强国，从无与异种藩属以立宪政权者。如英之于印度，美之于菲律宾，法之于安南，荷之于爪哇，虽均设有议院，然藩属之民，仍不得厕身其间，与闻政事。间有一二代表，亦由各总督授充，可以意为去取，未尝许其选举，与以议政之权……是今我国立宪，既已取法于西欧，则对待藩属，似不妨仍效其政策。”

种族主义观念已深入骨髓，大汉族主义溢于言表。“查西藏教化政治，不惟与内地各省不同，即与内外蒙古亦异，地为藩属，人则异种。年来夜郎自大，隐怀异心，私议增兵，遇事抗拒，其不度德不量力一种悖谬之行，竟不可以情理喻。惟兵力足以制之，或可相安无事。”他在达木、三十九族地区“移风易俗”，推行汉化政策。“然相沿己久，其达木官民，不惟不解蒙语即中文中语亦俱不识，而衣冠品级，亦俱与番官同。去年奴才抵任时，该协领等来见，奴才详询其故，该员等深自渐沮，但以俗习相沿为辞。奴才因即赏给袍褂数事，令其一律改换，该员等欢欣鼓舞，即于今年正月间均已制就穿著，自总固山达以及平民，全行更换，无复往日之蛮服矣”。 联豫认为，收回主权就意味着从藏人手中收回权利，巩固主权就得剥夺藏人权力。他们坚信西藏是中国领土，但不认为藏人是中国人。他认为大清臣民使用藏语就会不明事理，也就不再是臣民了：“又以原系大皇帝臣民，而习用番人之语言文字，亦属非是。因禀请选派教习，前往达木地方，教以中文中语，以期渐明事理”。藏人治藏就是丧失主权，汉人治藏才算主权在手。“又自张荫棠入藏令其筹饷练兵，轻弃主权，遂益坚其自立之志。事之不合权限者，彼皆有所藉口，而驻藏大臣之命令遂益视若弁髦。……即番人之附我者，亦因而解体。此可虑者一也。”张荫棠亦将主权、政权混为一淡：握其政权，不宜占其利权，诚本此意，以善为经理，数年以后，全藏政权均将潜移于我掌握。盖政权不收回，藏事实无从经理，亦难杜强邻口实。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利之争与主权无关。中央收回西藏主权并不是从达赖喇嘛或西藏地方政府收回权力。他仿照西方殖民政策，认为西藏人民均不可用，非汉人不可信；不仅自带汉族卫队入藏，组建汉族新军，还引进汉族官员和其他人才，似乎西藏是无人之境。联豫把西藏当作藩属殖民地，“藏属”非“我属”，以“瓦解全藏”为目标。“由察经类伍齐而入三十九族，其地本为我属，当无他虑。惟至拉里后由江达而抵前藏计十三站，皆系藏属，若有后劲以备接应，不难奋迅直前。即使番兵拦阻，得一二胜仗，则番兵震慑，全藏瓦解。此不足虑者三也。”

有人比联豫更糊涂，认为他收回了西藏主权，功不可没。西藏主权属于中国并非从联豫始。按照天朝体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现代国际法，《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新订藏印条约》明确了西藏主权属于中国。所谓“收回西藏主权”是多此一举，自己和自己人过不去。联豫自以为是巩固主权（固我主权），事实上是动摇了西藏主权。他得罪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官员，伤害了西藏老百姓的感情和利益，加剧了离心离德的倾向。联豫等大臣将西藏当成殖民地，不把西藏人当国民，悍然发动内战；失去的不是主权和领土，而是民众和人心。达赖喇嘛和部分藏人自然会仿照其他殖民地民族，要求独立和解放。

联豫蛮横到了不讲理的程度，反复提到番民不可理喻，实际上是他本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他对藏民的诬蔑亦表明他本人缺乏教养。他不仅不能理解异族，连同族都难以理解。“积非成是”，他没有自知之明，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现代西方殖民主义指引下，将西藏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西藏问题从无到有，愈演愈厉。

教训与经验

历史研究不仅是总结经验，也要吸取教训。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正本清源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西藏问题是人类历史变革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传统天朝体制转变为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西藏受到了挤压，成为了举世关注的难题。

众所周知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从印度侵略西藏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通过联豫等驻藏官员侵害西藏亦是根本原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目张胆的侵略容易中止，冠冕堂皇的侵害难以发现。

联豫不识大体：不懂历史趋势，不顾世界潮流。他放弃了中国传统智慧，没有吸收西方现代精华，反将中国传统糟粕与西方现代错误思潮相结合，把西藏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清末民初“传统的民族中心主义”与“现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共存于中国，两者结合，毒性猛增。“强权就是公理”、“弱国无外交”、“弱肉强食”、“落后就会挨打”的思想在中国盛行，曾激发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起直追。联豫以强者的身份受命筹藏，反其道而用之：西藏落后就要挨打，藏民软弱就可以强欺。结果天怒人怨，用生命、鲜血和金钱撰写了汉藏关系上是最悲惨的一页。联豫筹藏在垂死挣扎的清廷看来还算稳妥，其思想观念在混乱不堪的当时也不算特殊。他是东方不良传统与现代西方糟粕的产物，亦是时代的牺牲品。

联豫的主要过错也不是新政的失败或无效，而是引进川军，大开杀戒，逼走达赖，至今令人齿寒。凤全强行改革，扰乱西藏；有泰崇洋媚外，丧权辱国。他们在西藏播下了双重仇恨的种子。联豫没有改弦更张，把教训当经验，使仇恨的种子开花结果。

联豫等在中国固有领土上实行殖民主义统治，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是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不歧视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联豫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现代西方种族主义思想的双重驱使，滥用暴力，黩武西藏；声称“大获全胜”，但和平并没有到来。外战是侵略，内战更是犯罪。正如余秋雨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所云：中国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在文化上也是这样。很少有人认识到联豫这种双重错误，甚至还有人在为他歌功颂德招魂。因此，西藏问题仍然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