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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

中华民国（台湾）文化资产

图片来自漫步台北

基本资料

类别　　　　国定古迹

别称　　　　台北府城

主管机关　　文化部

周边建筑　　中正纪念堂、行政院、立法院
　　            

台北城 因为是台北府所在，又称为台北府城，(台湾闽南语：Tâi-pak Siânn／Tâi-pak Siâⁿ)，指台湾在清治时代后期于台北大稻埕与艋舺两地之间所构筑、面积达1.4平方公里的城廓，是清朝在台湾最晚兴建的城池。虽然现今台北城的城廓几已不存，但原城内之街区仍延续建城当时的行政中心功能，无论是日治时期、还是现今，台北城内一直都是台湾许多重要政府机关与公共设施的所在地，今日台湾的政治中枢博爱特区大部分范围即落于此区域内。[1]

名称源由

台湾建省后，台湾巡抚衙门、台湾布政使司衙门等两大行政机关皆设于此。有别于台北城外的已开发聚落，城墙内的街区被称为“城内”或“城中”，是台北三市街之一；此称呼也沿用至今，台北市的“城内次分区”与昔日的城中区即以此取名。

建筑构造

这座使用石材扎实建造的城池于光绪5年（1879年）研议规划、光绪8年（1882年）开工，光绪10年（1884年）竣工。然而这座历经多任清朝官员主持才建好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时间不到30年。进入日治时期后，台北城开始遭到拆除，至明治37年（1904年）年底时，所有城墙与西门均遭拆卸，仅剩下五大城门中的四座。这四座城门现以“台北府城—东门、南门、小南门、北门”名称列为中华民国国定古迹。2014年，适逢台北建城130周年，台北市政府于西门旧址北方、捷运西门站四号出口旁设置钢构装置艺术品“西门印象”，以重现昔日西门之意象。

历史沿革

远因时期

  • 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大约在西元18世纪中后期）之后，清初之渡台禁令日渐废弛，大量自福建泉州渡海而来的移民沿著淡水河靠岸，定居在艋舺（由平埔原住民凯达格兰族地名转称，今日新店溪与大汉溪交会处河口东岸），并与当地人通婚。之后艋舺聚落人口日渐增加，又有延淡水河出海贸易通商之便，因而大为兴盛，进而在民间产生“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 后来在清咸丰3年（西元1853年）艋舺地区分类械斗（或称顶下郊拼）落败的泉州同安移民后代，不得不将整个宗族连同霞海城隍全部往北迁徙至大稻埕，依托淡水河运输之便经商，发展成另一个繁荣的港口聚落。此时，以艋舺与大稻埕两地共同支撑的台北腹地已经隐然逐渐成形，不过当时艋舺、大稻埕虽人口众多，仍属于治所在西南方远处的淡水厅（在今日之新竹市）所管辖。
  • 清同治13年（西元1874年），在与台北相隔数百公里以外的台湾南部所发生的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远因。因牡丹社事件之故而丧失琉球宗主权的满清朝廷，终于体会到日本意欲越过东海扩张领土的野心，相对的，满清朝廷也大幅改变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观感，认识到台湾岛是遏止日本和其他列强国侵略中国的前哨。
  • 于是想借由建立台北府来强化北台湾防御的满清朝廷，于光绪元年（西元1875年）批准福建巡抚沈葆桢的“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折，台北府宣告成立，所辖区域包含今日之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竹县及新竹市。

建城过程

  • 台北建府之议经过满清朝廷钦准不久之后，为因应北台湾防务之需求，试署知府林达泉于光绪4年（西元1878年）在台北盆地一带实地探勘，初步决定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未开垦荒地构筑台北城，将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庙等建筑设立于其中。不料林达泉未俟台北正式开府，即因积劳成疾而在任上去世。
  • 光绪5年（西元1879年），台北正式开府。首任知府陈星聚与其后（光绪7年、西元1881年）上任的直属长官福建巡抚岑毓英开始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府城，此时城墙尚未动工，因规划中之建城用地原为台北盆地沉积淤泥开垦成之水田，土质过于松软，为防止未来城墙砖石沉陷，陈星聚便下令在城址上种植竹林以让底土逐渐扎实。光绪8年（西元1882年），台北城终于委由台湾兵备道刘璈正式开工兴建。陈星聚与刘璈合作建城。刘铭传1884年7月16日抵台时尚未完工。
  • 在中法战争压力下台北巨贾被迫捐出资金，于年底完工这座城池，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座依照华夏传统风水堪舆理论而建造的传统中国式城池。
  • 于台北城完工之际，城内陆续动工的文庙、武庙、圣王庙、城隍庙、天后宫也陆续落成。除此，城内也相继同时建造了台湾巡抚衙门（台湾省最高军政首长治所）、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台湾省民政首长治所）、台北府衙门（知府治所）、淡水县衙门（知县治所）等各级官署，此时台北城内俨然正式成为台湾北部甚至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
  • 1882年至1884年初建台北城，台北知府陈星聚原以子午线为纵轴，规划城内为南北、东西向垂直之棋盘格局，后经台湾道刘璈重新规划，使城廓向东旋转十六度。刘璈的规划是依据峦头派的风水理论，将城廓东旋以后，台北府城西边是淡水河，东边远处是群山，加重了东方的份量，以求趋吉避凶。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陈星聚原本规划的格局，北门变在西北角门位置、大南门成了东南角门、东门成了东南门，所以又再增设小南门、东便门、北便门。不仅城门位置异变，城廓与原本的街道布局也未能构成九十度直角，打乱原本工整的棋盘布局。城内官厅的布局，采用中国传统上常见的官厅、官署集中区的规划。西方一直要到19世纪时，才发展出这种规划模式。积极西化的现代日本，也曾试图在东京运用在德国学到的经验，规划官厅集中区，不过最后失败。因此当日本人统治台湾时，便尝试在台北城规划新的官厅集中区。 1887年（光绪13年）台湾建省，台湾巡抚刘铭传驻守期间，相当重视省城台北城的发展。除了大力兴建官署机关衙门外，更出现相当现代化、西化的公共设施，像是邮政、电报、卫生、饮水、照明等。以照明为例，除了政府衙门有电灯可使用外，西门街、新起街等也设有街灯，可说是当代全中国电力照明之先例。当时甚至有美国记者大卫森提到，台北城的现代化高居全中国之冠。

辜显荣开城门迎日军

  • 清光绪10年（西元1884年）中法战争之时，从基隆进军北台湾的法军进军至暖暖一带即被清军击退。为此赶工完成的台北城，幸运地免于受战祸试练。不过在十年后（光绪21年、西元1895年）发生的台民抗日乙未战争之中，台北城却也没发挥原本应有的防御功能，便被侵台日军兵不血刃地轻易进入。
  • 侵台日军之所以能如此顺利进入台北城，由鹿港来台北经商的辜显荣是其中关键人物。当时辜显荣眼见在台北任职的原清朝官员一一先后离去，为了抵抗日军侵入，以清朝为宗主国而临时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又颓圮不成气候，为避免台北城内陷入持续骚乱局面，于是决定自行请缨前往基隆向日军投降，并指引日军前往台北。这段过程在台湾通史中有以下描述：“林维源、林朝栋、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绅士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议弹压而无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请赴日军求镇抚，无敢往者。鹿港辜显荣在台北见事急，自赴基隆谒总督请定乱，许之，日兵遂进。十八日，能久亲王至。二十一日，总督桦山资纪亦至，遂开府于此，以理军民之政。”
  • 除此之外，台湾总督府大志 也有以下记载：“台北有如活地狱般混乱，士绅们决定派遣商人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七日，日军终于兵不血刃地进入台北城。”
  • 日本明治28年（光绪21年、西元1895年）06月7日，由辜显荣为前导的日本侵台军到达台北城北门之外，城内老妇人陈法与家眷冒著城内动乱登上北城城墙，放下竹梯打开城门，日军于是轻易进了台北城。06月17日，日军举行“始政式”，象征日本正式统治台湾。

拆城建三线路

  • 进入台北城后，日本殖民政府方面对于原来设计中带有防备日本性质的台北城之存在价值，初始也曾有过不同议论。之后于日本明治30年（清朝光绪23年、西元1897年）成立的“台北市区计画委员会”开始研议拆除旧有城墙，随即在明治32年（清朝光绪25年、西元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区改正计画中，台湾总督府以街地整理与贯通道路为由，将部份城墙连同城内原有清朝时代建筑物（如文庙、武庙）等一起予以拆除。
  • 于明治33年（清朝光绪26年、西元1900年）台湾历史首次正式实施的都市计划之中，台湾总督府“台北城内市区计画”所进行的市区改正不但将所有护城河填平，将城垣至护城壕间的空地规划为公园，并以增辟九个城门为由，开始小规模拆除妨碍道路贯通的城墙，西门也就是此时开始被拆除。
  • 而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拆除城墙，约在明治34年（清朝光绪27年、西元1901年）“第二次市区改正计画”正式公告前后。该计划重点乃加快原本已在进行中的拆除城墙工事。于该计划中，台北城的所有城门本应该全数拆除；不过因为拆除西门后的民间反弹压力，让总督府改变原计画，留下了还没拆除的北、东、南、及小南门。到了明治37年（清朝光绪30年、西元1904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门之外，台湾总督府几乎已将台北城所有城墙拆除。拆除下的石材则大多运往东门附近，建造台北刑务所（今日之台北监狱遗迹）与兵营区（之后曾成为陆军总司令部所在，今日已改建为中正纪念堂）。此段围墙现为市定古迹，台北监狱围墙遗迹，也有一部分成为台北北警察署（现在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南侧墙壁之建材、也有一部分作为围墙（在大同区长安西路336号后方巷子）。
  • 明治42年（清朝宣统元年、西元1909年），以旧城墙原有范围与基石为准而兴建，宽度四十公尺的台北环城道路“三线路”正式完工。之所以被称为三线路，是因为道路仿照欧洲都市规划范例，于路中设置两大绿地作为分隔岛，将路面区分为“三块”之故。日本殖民政府在三线路沿线刻意营建的的仿西洋式建筑景观秀丽，富异国情调，当时曾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日本昭和初年间（约西元1930年代），台湾引进西洋风俗，开始兴起自由恋爱风气，三线路一带成为台北市区内约会散步的好地方。在脍炙人口的民谣《月夜愁》第一段歌词中便有以下叙述：“月色照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来”，充分表达出在三线路焦急地等待恋人的心情。而 台北小调，也对此三线路有所描述：“独自無精打采，榕树成排，连月儿影子，对等待的人都显得纤细如柴。徬徨的心，也绕三线路徘徊。明知是你不舍，我不放的情爱。”

城廓特色

建造特色

该城是台湾史上唯一全部用优良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面积仅次台南府城，更是清代最后一座风水石城。

建城形制

  • 城高：一丈五尺
  • 城宽（顶部马道）：一丈二尺
  • 南北：约1.3Km
  • 东西：约1Km
  • 面积：约1.4K㎡
  • 周围：1506丈

主要建材

  • 城墙石材主要来自内湖金面山，打石工作则由该山南侧山腰处的北势湖清代打石场负责。而石材材质则为火成岩的安山岩（少量为唭哩岸石）。
  • 因为城池所在地层较软，地基亦用一尺长及三尺长的石材垫实。算下来，台北城共约使用三十馀万根石材左右。
  • 城门砖瓦：内湖（大直）的北势湖与枋寮（今中和）庄砖窑场。
  • 石灰：大稻埕河沟头石灰窑，另外使用糯米与糖混合成的黏著物当作石材接著剂。

城门概况

  • 城门共五，分别为北门“承恩门”，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东门“景福门”，西门“宝成门”。
  • 相传台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没有城楼建筑的拱形门洞，之后经由地方士绅捐输经费协助，才得以兴建各城楼。这其中以居住在西门方向之外艋舺地区的三邑人所捐款兴建的西门最为华丽。至于小南门，则是后来因应新兴崛起的枋桥（今新北市板桥区）聚落，而面对通往其地的路径方向所设。
  • 台北府城以北门为主城门，其正式名称为“承恩门”，乃取其遥望北京方向，承受皇恩之意。该城门外之道路通往士林、北投、淡水方向，建筑样式为台湾城郭建筑中少见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备城堞与枪孔。城门前本有引自河沟口的护城河，于建城过程之中，建材经由淡水河再接护城河以水运之方式到达施工处所。
  • 承恩门虽在日治时期被拆除了瓮城外郭、接官亭等建筑物，但仍是台北城门之中现存最完整者，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定古迹。为此台北市政府还在民国84年（西元1995年）起特地拆除了通往延平南路方向，可能对北门造成破坏的高架桥匝道。另外日治时期当成“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玄关脚踏石的原“岩疆锁钥”石碑，也已在民国87年（西元1998年）回置北门城畔（之前曾放置于台北公园（新公园））。北门侧并立有“接官亭旧址”石碑以为凭吊。
  • 西门亦称宝成门，城外道路通往艋舺，为台北城五个城门里面最华丽的城门。之所以取此名称，应是该城门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籍移民后代，想用雕梁画栋的城楼代表“宝物成就”的好彩头，希望借此维持艋舺商业流通的兴旺景象。然而在日本明治33年（清朝光绪26年、西元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在台北实施市街改正，在计画拆除台北城墙的过程中，因为拆除此门后的民意反弹，致使台湾总督府之后意图拆除其他四座城门的计划叫停，也因此，西门成为了台北城唯一被拆除殆尽的城门。日本昭和10年（民国24年、西元1935年），台湾总督府依《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将四座城门指定为史迹加以保存。为纪念此门，于西门圆环处，设有“宝成门旧址”石碑，2014年更以原宝成门为蓝图，设置城门造型艺术品西门印象。
  • 另外，五城门中的大南门（丽正门）可通往景尾（台北景美）、台北深坑、台北石碇，是台北城最大的城门。与大南门同样位于城池南侧的小南门（重熙门），是通往枋桥（台北板桥）的廊檐式城门。而五门当中居城池东边，可通往锡口（台北松山）、基隆方向的东门（景福门）则和北门相似，亦为重视防卫功能的碉堡式城门。这三座城门之上原本皆为南方闽式建筑的红瓦城楼，然而却在民国55年（西元1966年）被当时的台北市政府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改建成风貌完全不同的仿中国北方样式绿琉璃瓦顶亭阁式建筑。

行政区划

建城120周年

城内重要建筑

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日总统府）建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兴建的官署建筑。此建筑为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造型与结构强烈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历史主义风格与功能的影响。总督府厅舍位于台北旧城内，座西向东，整座建筑是由四条长形长翼围绕，组成封闭式的矩形结构体，这组矩形建筑整体，中央贯穿主轴中翼，将矩形建筑围成两个中庭，建筑物正面主楼中央，有一高达六十公尺的楼塔，与当时当地其他建筑比较，是最高与显著的建筑。台湾总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机构，但同时也代表殖民统治者的执政权威，尤其建筑师尝试利用西式造型来表现建筑物的现代化与高效率外，也同时借用东方建筑空间布置上的中轴理念来突显执政者的权威形象。

台湾总督府建筑的中央级和地方级设计元素

台湾总督府正面设计有西式建筑市政厅的面貌与外表，是地方政府规格，但内部空间以中央纵轴线的组成，却是帝国模式、全国中央级的规格。主要建筑师为森山松之助与长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与穹窿同时设计在一个建筑体内，虽然高塔与穹窿、地方与中央是两种相对立的造型与象征，但总督府却同时拥有高塔与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气派。总督府中央纵轴线上的曲锥穹窿虽然不如其它欧洲穹窿高大，且隐藏在正面楼塔之后，从整栋建筑外表看并不非常显眼，但却是放在整座建筑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厅是整座建筑最华丽气派的部位，以中国建筑中轴线分析，它正符合东方尊卑伦理观念，越在中央越显建筑体地位尊贵，曲锥穹窿因在高塔与四翼之后，所以也有东方宫殿隐密、幽静深远与深不可测的肃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讲究行政效率、办公实用的市政厅官署建筑，内在却隐藏著具有帝国宫殿气派中央级的穹顶。长野宇平治则开创倒“日”字形平面结构在亚洲的使用先例，一九三六年东京国会议事堂直接仿自台湾总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设计，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总督府同时具备地方政府与帝王宫殿的双重性格与特征。在两位优秀建筑师的精心创作下，台湾总督府成为当代稀少的建筑融合体，它把当时艺术、文化、政治的冲突，恰当的化解开来，且把地方精神与中央精神融为一体，反应了整个台日接触的时代精神内涵。

台湾总督府建筑对台北现代城市面貌的影响

台湾总督府新厅舍位于台北城的正中心点，符合东方建筑中心轴线思想的理论，它与清末一样，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筑本身采东西横轴向，破除了传统坐南朝北的纵轴线布局与风水观，符合当时日治政府提倡向东，面向阳光，较明亮、采光佳，较现代卫生、空气流通的原则。早在总督府厅舍设计竞图比赛公布（1906年）之前，新厅舍敷地（预定地）的地点、位置、面积及方向都已确定，由一九○五的“台北市区改正计画图”中可看出未来总督府新厅舍正门朝东，位于原来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门面对东门街（今凯达格兰大道），直通东城门，在此新的市区规划中，东城门城墙已拆除，且利用圆环及五条放射星状道路规划，使东城门成为新的重要交通联系点，未来总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点；长野宇平治与森山松之助为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的中轴线正好连接上东城门延伸出来的东西轴线，除了总督府建筑本身外，中轴线正借东西轴道与东侧新市区相连接，由一九○五年十月公告第一九九号公布“台北市区改正计画”中，可预知城东侧新市区东向干道将成为市区街道之主轴，总督府中轴线正是这条新主轴干道（今凯达格兰大道与仁爱路）的起点。总督府的东西向中轴线与面朝东向的规划，预告了未来台北新城向东扩展的趋势，由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区计画街路及公园图”中分析，总督府中轴线的东西走向，的确调和了清末以来单重南北纵向发展的缺失，使纵横轴线交错的棋盘道路网更为周全密集。不管旧城区或新市区的规划，也因加入更多数学理性造型，如圆形、椭圆、半圆、锥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图环、放射星状道路、广场等建筑元素，使方格布局与几何布置结合，原本封闭的城市格局慢慢转变为向四周开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单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现代化、更进步。

外部连结

参考资料

  • 黄昭堂著，《台湾总督府》，2003年。台北市：鸿儒堂出版社。
  • 张省卿著，《德式都市规划经日本殖民政府对台北城官厅及中区之影响》，2008年，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
  • 张省卿，〈台湾总督府厅舍（1912-1919）﹕中央级与地方级官署建筑之探 讨〉，《辅仁历史学报》，第17期，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11月，页285-353。Nov. 2006, Chang, Sheng-Ching.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of the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1912-1919: a study of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architecture”,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no. 17, Taip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Fu Jen University, pp. 285-353.
  • 张省卿，〈以日治官厅台湾总督府（1912-1919）中轴布置论东西建筑交流〉，《辅仁历史学 报》，第19期，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7月，页163-220。July 2007, Chang, Sheng-Ching.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xis alignment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of Taiwan’s governor’s office“,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no.19; Taipei,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Fu Jen University, pp. 163-220.
  • 庄展鹏、王明雪等编，《台北古城深度旅游》，2000。台北市：远流。
  • 庄永明著，《台北老街》，1991年。台北市：时报出版社。
  • 绪方武岁著，《台湾大年表》，1943年，台湾文化出版社。
  • 又吉盛清著，《台湾今昔之旅》，1997年，台北市：前卫出版社。
  • 武内贞义著，《台湾》，1929，台湾刊行会。
  • 日本近现代史辞典编注委员会，《日本近现代史辞典》，1990，东洋经济新报社。
  • 日人市区改正计划

视频

穿越北门 走入历史--抚台街走入台北城 穿越北门--时报周刊1979期
台北城今昔

参考文献

  1. ↑ 【专文】短命的台北城 盖好21年就被拆了，民报，201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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