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主席的名言警句）
《毛主席语录》（又称《毛泽东语录》，简称《毛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言论摘录。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普遍称为“红宝书”。[1]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 书 名:毛主席语录 又 名:《毛泽东语录》《毛语录》《红宝书》 作 者:毛泽东 ISBN:时间过早，无isbn 类 别:政治哲学 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4年5月1日（第一版） 装 帧:平装 开 本:64开 总印数:五十多亿册 语 言:简体中文、外国语
目录
语录信息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林彪的建议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林彪题词
关于林彪手书这一题词的来历，在湖北当阳曾流传一个说法：据史书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与孙吴交战，败退于临沮，被杀。吴主孙权将其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当阳，后称“关陵”。陵园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名人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录所立的一块石碑，上刻“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当阳附近有一空军机场，林彪之子林立果曾来关陵游览，看到这块碑文后告知林彪，林彪受到启发就写了上述的题词。 [2]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分为30个专题。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共8.8万字。第一版有5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第二版起全部为64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本。在64开本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再版本的题词后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形势变化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部门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多种版本，均在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发出通知，规定在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这三个通知，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
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本语录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过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势发展的变化情况。1967年3月16日下午，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要求修改《毛泽东选集》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答复：现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因没有时间。
毛泽东对《毛选》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布置，对毛主席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风靡全国
《毛主席语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那么，这种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成册的《毛主席语录》，是怎样编辑出版，又是如何风靡全球的呢？
海外传播
观察毛语录的海外传播史，其高潮是在1966—1968年，而这段时期，正是世界左翼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对本国政权和资本主义非常失望，他们视毛主义为灵丹妙药，渴望从中寻求答案和出路。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国家影响很大。文革也溢出国内，红卫兵的造反也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年轻人。
法国等西方国家，就引毛为导师，出现了本国的红卫兵运动。故在这三年，毛语录在法国再版四次，据统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以致法国最大报纸《费加罗报》2006年刊文，鼓励法国人学中文，其中一个理由是“看原版的毛泽东语录”。而在英国，现在的许多老人，在上世纪60年代正值青春，都以拥有一本毛语录为时髦。据说，伦敦最大的华人书店，就是靠卖毛语录起家的。 毛语录的另一畅销地，是第三世界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尚处于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国家和地区，以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毛的斗争精神和反抗列强的意志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的。
海外崇拜
一些世界名流政要还成了“毛主义”的“国际粉丝”。如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等。查韦斯就是毛的崇拜者，他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毛泽东语录背诵如流，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是出自毛选第几卷。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翻译和翻印了大量毛泽东著作。 毛语录的海外传播以文革结束分为两阶段。随着文革终结，中国最后一次发行毛语录是在1976年。但海外还在继续出版发行，不过，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以三类人为主，一类是忠诚的毛主义者，他们人数虽少，却非常狂热，将毛著作视为革命的指导，照单全收。例如，纽约曼哈顿有一家革命书店。这里最畅销的书是英文版毛语录。
一类是对现状不满的左派。如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就有《毛泽东语录》出售，而且据说卖得还火，销售对象不仅有台商群体和精英阶层，还有其他社会阶层。而《毛泽东语录》的出版者，就是台湾的左派，据悉民进党高层对毛语录也很熟。顺便说一下，文革时期，毛语录也曾在台湾出现，不过不是公开出版发行，而是非公开流传。 还有一类是研究者，他们研究中国问题和共产主义，少不了要读毛的书。如哈佛大学附近的几家书店里，就有毛语录的中英文本。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学者，毛的著作也都是必读书目。
当然，在海外毛语录的读者中，也包括一些右派人士以及反毛反共人士。他们也要通过毛的著作来了解毛和中国。
50周年展
美国前年举办了一场名为“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1964-2014”的展览，似乎要为毛语录的海外传播画上一个句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红宝书确实已经过去，但毛和他的著作并未远离我们，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中国和世界，不管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毛去世后曾这样评价：“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毛试图用他的哲学去改造中国乃至某种意义上去改造世界，将中国打上他的烙印，红宝书就是一个证明。它是那个狂热时代的思想见证，因此，从今天来看，毛语录不仅具有收藏价值，更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可替代的珍贵历史资料。[2]
毛主席语录精选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
不打无准备之战。 ——毛泽东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
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泽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 ——毛泽东
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
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毛泽东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
戴高乐上台也有好处，他喜欢跟英美闹别扭 ——毛泽东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毛泽东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毛泽东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谦虚的一句话 ——毛泽东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毛泽东
二十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毛泽东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泽东
妇女要顶半边天 ——毛泽东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毛泽东
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泽东
国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 ——毛泽东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泽东
核战争打不起来 ——毛泽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毛泽东
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 ——毛泽东
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泽东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 ——毛泽东
老人知事百事通 ——毛泽东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毛泽东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
罗斯福将会使美国参加二战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3]
发行数量
总政版《毛泽东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
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北京市革委会于1970年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970年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
历史版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在内部发行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共书记处写报告，说这本语录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或毛主席写的用别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建议重编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报告经批准后，由中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人组成编选班子进行工作。最初的设想是编成专题语录，分册出版，田家英等拟定了12个题目，分工进行，后根据胡绳意见改为七本。经过讨论，认为当前群众对语录简编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应先集中力量编出简编本语录，七本专题语录是供干部使用的，可以后一步出，于是决定先编选一本。考虑这本语录和总政版语录的读者对象不同、选材要求不同、内容与公开的不同，在编出的初稿本中，对总政版语录（收427条）删去157条，选用270条。稿本先后反复修改7次，共收语录572条。在编选过程中，田家英曾逐条看过，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审定，于1965年10月初联名报送陆定一并中央书记处审阅。 12月，彭真将语录稿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看到认为编得不好，说“没有体现毛主席的理论体系”，他另外让《红旗》杂志的人重新赶编了一本。
1966年1月18日，中宣部根据彭真的意见，将人民出版社的送审稿、陈伯达让《红旗》编的本子连同总政版语录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审查。邓小平、彭真于1月29日在钓鱼台召集会议，讨论语录问题，陆定一、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参加。经过讨论，邓小平最后确定，在人民出版社送审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会后编选组进行修改和调整，最后定为47个专题，共收语录646条，其中有38条是根据邓小平指示对十分需要而公开文字中没有的语录可从《毛选》五、六卷的文章中少量选用的精神新选的。2月28日，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联名将语录稿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审批。 人民出版社为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学习，还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副题“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约1.5万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样本，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各地大量印刷。文化部已向全国出版部门作了布置，仅某省一省就计划年内出版2000万册。《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用二号楷体字排了四个版面。石西民于15日见到排过的报纸清样后，还建议将副题中的“识字课本”改为“文化课本”，并改正了部分语录所注的出处和个别错字。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还未接到中央定稿通知。这时从人民日报社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给报社打电话，以“主席著作的发表要非常慎重”为由，通知《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将“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提法改写。报社党委在上报送审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这一请示报告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语录问题，会议决定将语录“前言”的署名由原“总政治部”改为“林彪”。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此，这本总政版语录就成为“文革”时期惟一流行的本子，而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都销声匿迹，不为人知。石西民于1966年9月1日写信给人民出版社负责语录工作的梁涛然，说简编本语录经中央批准后，第一批先印500万册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新版上架
2013年9月30日，据南京日报报道，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将于2013年12月上架，新版语录将以24万字、12万字、6万字三个版本发行。其中24万字的版本A4纸大小，宣纸印刷，售价高于2000元。[4]
新版的封面和1960年代出版的“红宝书”一点也不像。自1966年之后，中国官方未再版过《毛泽东语录》。新版毛泽东语录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表示：此次再版语录是民间和学界的行为，没有政治目的，但还在等待官方的审批。新版语录正式的书名未定，但不会叫《毛主席语录》，会使用“毛泽东”这样的称呼以示客观。新版语录内容不同于1960年版《毛主席语录》，1960年版的语录摘自毛泽东的四本选集，新版语录来自1960年代至今出版的58本毛泽东著作，会提及文革。“为避免误会，新版语录的版式不模仿‘红宝书’的样式”。新版为大开本。新版语录由陈宇和其余20人的团队费时2年完成，“这些人有学生、企业家、大学教授、老大妈，从18岁到70多岁。”陈宇说：“我就问他们毛泽东著作中的哪句话对你的人生有启迪，然后摘出20句话。”[5]
2013年10月1日，据新华社报道，经向有关部门了解，网上所谓“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年内出版”纯属误传。 [11-13]
毛主席语录趣谈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毛主席的雨露滋润了我呀，我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这篇耳熟能详的歌曲反映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语录”的普及程度和受到崇拜的情境。
《毛主席语录》于1964年出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在国内外被翻译为50多种文字，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多亿册，被销往亚非拉等150多个国家。当时，全世界共有30多亿人口，人均拥有《毛主席语录》1.5册有余，可以说它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史上不可逾越的纪录。
毛主席语录歌
1966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前夕，“毛主席语录歌”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第一批10首 “毛主席语录歌”。 该报配发的“编者按”指出：“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革命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相信，在革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将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永远大放光芒。”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随后，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3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与此同时，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上，在《解放军歌曲》等专业的歌曲刊物上，在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报刊上，以及在不同红卫兵组织自己办的小报上，也不断发表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都被谱成了语录歌。此后，凡遇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时，各地必有许多语录歌问世。北京音乐舞蹈界还搞了京剧大合唱《老三篇》，就连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如1967年4月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就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由李劫夫创作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在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的一首，这首歌曲被排列在首位，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首先是由选用的语录内容所决定的，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主席语录》中，这段语录就赫然列在第一条。从音乐上看，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毛主席语录歌”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易学、易唱、易记。最后结束时有节奏地反复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这也是语录歌中常用的手法。由中央乐团谱曲的《“造反有理”》，是“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很广的一首语录歌。它所选用的语录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由于符合“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造反的政治需要，这首具有杀气腾腾音调的语录歌受到特别的重视，曾得到广泛传唱。与《“造反有理”》同样充满了火药味的语录歌，是《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这首语录歌所选的语录非常适合“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反映。
1968年12月21日晚7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中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天津音乐学院谱曲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为毛泽东这一最新指示谱写的语录歌。
“文化大革命”中，“语录歌”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放军歌曲》在1967年第五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毛主席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毛主席语录歌声。毛主席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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