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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是中國唐朝受佛教變相藝術的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變文有時書寫在變繪上，兩者統稱「變相」。

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鋪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維摩詰經變文》、《金剛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二是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三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變文中多使用佛教語，如「多生」、「羅剎」、「涅槃」、「轉世」、「知識」、「天女」、「天堂」、「帝釋」、「佛國」、「淨土」、「發善願」、「阿耨池」、「五濁惡世」等。

發現

變文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翻譯者蔣孝琬到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大批變文手抄本以後，對於變文的研究才逐漸為人重視。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稱之為「通俗詩」、「通俗小說」；羅振玉則稱「佛曲」。1929年，鄭振鐸第一次採用了「變文」這一名稱，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特色

變文在藝術形式上具有獨特的創造。除了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語言通俗外，體制上韻文與散文相結合是其重要特點。變文的韻句一般用七言詩，間或雜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為淺近的文言和四六駢語，也有使用口語白話的。散文部分和韻文部分的結合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以散文講述故事，而以韻文重複歌唱所講述過的內容，有助於加深聽眾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嘆的藝術效果。另一種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節，而用韻文鋪寫情狀，兩部分內容不相重疊，而有緊密相連、互為補充的好處。變文在表現上較多地繼承了辭賦家敷陳鋪敘的手法，而文筆粗獷，以剛健清新見長。不過它往往缺乏後世小說家那種細膩傳神的描繪，在刻畫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影響

變文對唐代文人創作，特別是傳奇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影響。唐初張鷟的傳奇《遊仙窟》通篇以散文敘事、以韻語對話，便與變文散韻夾雜、唱白並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寫細緻生動，語言通俗易懂，也接近變文的風格。中唐是傳奇繁榮的時期，也是俗講、轉變、說話盛行的時期；這時出現了更多的散韻合體的傳奇，如李朝威的《柳毅傳》、元稹的《崔鶯鶯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等，都明顯地受到變文的影響。此外，從唐傳奇到宋代、金代、元代以後的話本、擬話本等白話小說，它們那種長篇鋪陳敘事的表現手法，也是跟變文相通的。

變文對後代的諸宮調、寶卷、鼓詞、彈詞等講唱文學和雜劇、南戲等戲曲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有些變文，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八相押座文》，頗類似於戲曲的腳本，它們那種講唱間雜的形式，與戲曲的唱白體式已很接近。多樣化的變文題材也為後代戲曲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曾被明代鄭之珍鋪衍至長達百出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變文，後來也被改編成多種戲曲。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是很值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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